天然矿物的药用价值

雄黄又名"薰黄"、"石黄"、"鸡冠石"等,成书于西汉末年的医书《神农本草经》最早把矿物作为药剂,其中就包括雄黄,书中写道:"雄黄味苦平,主寒热、鼠瘘、恶疮、疽痔、死肌,杀精物、恶鬼、邪气、百虫毒,胜五兵。"由此可见,古人很早就已经知道,作为一种天然产出的矿物,雄黄具有解毒、杀虫、除恶疮的功效,可治疗疮痛、蛇虫咬伤、疟疾寒热等病症。     

黄河兰州段2018年汛期沉积物的磁学特征研究: 对古洪水重建的启示

现代洪水沉积物的沉积学特征研究是开展古洪水重建的一项基础工作.2018年黄河汛期洪水沉积物在兰州体育公园形成了一道天然堤.对该天然堤剖面的岩石磁学研究显示：沉积物中的磁性矿物既有磁铁矿,又有赤铁矿/针铁矿.磁化率、饱和等温剩磁、非磁滞剩磁、S-ratio和L-ratio等参数在剖面上没有明显变化,指示2018年洪水沉积物源区、磁性矿物的种类和含量变化不显著.剖面下部（66~110 cm）沉积物的磁化率各向异性（AMS）椭球最大轴偏角集中分布（K₁-Dec=22.8°±10.3°）,上部（0~64 cm）沉积物的磁化率最大轴偏角在上半平面内随机分布;下部沉积物的磁性矿物粒度指标（χ_ARM/χ和χ_ARM/SIRM）和天然剩磁（NRM）强度低于上部;指示洪水沉积物的下部和上部分别形成于2018年黄河二号和三号洪水期间.由于二号洪水流量及水位陡升陡降、持续时间短,三号洪水水位升降相对缓慢、持续时间长;造成了两次洪水沉积物的AMS特征、χ_ARM/χ、χ_ARM/SIRM以及NRM强度差异.本研究揭示洪水沉积物的磁学参数能够灵敏地响应不同水动力条件和持续时间的洪水期次,从而具有高分辨率区分洪水事件的潜力.

     

应用中国岩石天然剩余磁性研究古地极位置的初步结果

本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华北、中南和西南部分地区各地质年代岩石的天然剩余磁性资料来研究古地极位置,从而提供解决中苏太平洋区域成矿带地质构造问题的一些古地磁资料.我们用无定向磁力仪测定了175块岩石标本的天然剩余磁化强度.这些标本分别属于泥盆纪、石炭纪、二迭纪、三迭纪和侏罗纪五个地质年代.测定的结果是:泥盆纪的地极位置在北大西洋;石炭纪的地极位置比较散乱,这可能跟标本的天然剩余磁性较弱和测量仪器精密度较低有关;二迭纪和三迭纪的地极位置都在北太平洋;侏罗纪的地极位置在印度洋.这些结果跟其他学者分别按照欧美地区岩石天然剩余磁性所获得的结果并不一致.原因何在?目前还不能确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若把中国地质矿藏情况进行检查,在这些年代里的古气候都更接近于赤道这一现象,使我们相信本工作的结果更与实际相符合.     

应用中国岩石天然剩余磁性研究古地极位置的初步结果

本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华北、中南和西南部分地区各地质年代岩石的天然剩余磁性资料来研究古地极位置,从而提供解决中苏太平洋区域成矿带地质构造问题的一些古地磁资料.我们用无定向磁力仪测定了175块岩石标本的天然剩余磁化强度.这些标本分别属于泥盆纪、石炭纪、二迭纪、三迭纪和侏罗纪五个地质年代.测定的结果是:泥盆纪的地极位置在北大西洋;石炭纪的地极位置比较散乱,这可能跟标本的天然剩余磁性较弱和测量仪器精密度较低有关;二迭纪和三迭纪的地极位置都在北太平洋;侏罗纪的地极位置在印度洋.这些结果跟其他学者分别按照欧美地区岩石天然剩余磁性所获得的结果并不一致.原因何在?目前还不能确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但若把中国地质矿藏情况进行检查,在这些年代里的古气候都更接近于赤道这一现象,使我们相信本工作的结果更与实际相符合.     

长城——地球上最伟大的建筑奇观

万里长城是中国西低先民创造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奇观之一,它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成为全世界的宝贵财富。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的文明历史5000多年,而长城从最初的修到其最后的建筑高峰,则持续了2200多年。     

我的脚步，是地球的听诊器……——唐双宁谈地球

“我的脚步,是地球的听诊器……”这是金融家唐双宁诗中的一句话。     

条章备举 轨罔昭然：矿产资源法再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专访国土资源部总工程师、国务院参事张洪涛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是我国矿产资源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中的核心内容,该法1986年颁布实施,1996年又经过了一次重大修改。该法颁布实施25年来,在我国矿产资源管理、矿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矿产资源法也渐渐暴露出在某些方面的局限性。     

黄河下游南四湖地区黄河河道变迁的湖泊沉积响应

黄河下游地区湖泊演化多与黄河河道变迁密切相关,进行高分辨率的湖泊沉积环境的研究,可揭示历史时期黄河下游的河道变迁,本文以南四湖ＤＳ孔为例,探讨河道变迁的湖泊沉响应。     

长江中游洞庭湖地区江湖整治刍议

根据１９９８年洪水之后长江中游洞庭庭湖地区大量实地科学考察资料,结合已有的长期科研积累,对长江中游洞庭湖地区的江湖整治和灾后重建等问题了初步分析,并取得若干认识。主要包括长江中游地区洪水威胁日趋严重的原因;“退田还源     

1993年太湖流域的洪涝灾害及水利工程的作用

1993年汛期太湖最高水位高居建国以来的第3位,仅次于1991年和1954年,达到4.51m(平均水位,下同),局部地区发生了洪涝灾害。本文对1993年太湖流域汛期的雨情和水情做了论述,并对1993、1991、1954年三个典型大水年的降雨和洪水特征作了比较。同时,还对洪涝灾害和水利工程的作用进行分析。太湖流域的雨季一般为5—7月,但是1993年汛期的降雨在时间上的分布有些异常。降雨集中在8月,而河道最高水位则出现在8月下旬。降雨的空间分布有以下3个特征:(1)上游地区的降雨集中在浙西山区;(2)太湖湖区的降雨量很大;(3)下游地区的降雨集中在淀泖和杭嘉湖地区。淀泖和杭嘉湖地区一些水位站的实测河道水位,比发生大洪水的1991年还要高。发生洪涝灾害的原因可归纳为,上游地区洪水来量大,当地的降雨强度高,以及下游河道排水不畅通。为了改进防汛调度和完善治理规划,需要对不同典型洪水年份的降雨和洪水模式做进一步研究。     

鄱阳湖近600年洪水规律的分析

根据鄱阳湖区地方志等史料提供的信息,确定了鄱阳湖历史上无实测资料时期的洪水年份,统计分析了不同时期洪水出现次数和变化特征,揭示了鄱阳湖近600年来洪水出现的规律。     

太湖流域1991年特大洪涝成因与对策探讨

受天地生相互作用影响,1991年大气环流异常,太湖流域出现了两度梅雨,雨期长、降水强度大。由于近数十年来,水域环境发生了变化,洪水出路不畅,6—7月间发生了特大洪涝,其特征是:降水逊于历史,水位超历史;成灾面积不及历史,经济损失远超历史。协调人地关系不善,加剧了这次洪涝灾害。因而,在统一规划下,协调好人地关系,是重要的减灾对策。     

长江全流域大洪水下三峡水库对洞庭湖区防洪贡献分析

基于长江中下游一、二维耦合水动力学模型,以1954和1998年洪水为典型,模拟了三峡水库调蓄前后洞庭湖区的洪水过程,定量分析了三峡水库对洞庭湖区防洪的贡献.结果表明:在长江发生1954和1998年全流域大洪水期间,三峡水库实施兼顾对城陵矶河段的防洪补偿调度,可有效缓解荆南三口河系及湖区的防洪压力,减少荆南三口 1.58...     

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施工和运行对湖区及尾闾洪水动力的影响

鄱阳湖是长江水系中的两大通江湖泊之一,在调节长江水位、涵养水源、改善当地气候和维护周围地区生态平衡等方面都起着巨大的作用。鄱阳湖水利枢纽的修建可能导致湖泊水文情势和水动力的变化。本文基于MIKE 21构建鄱阳湖二维水动力模型,选取1954年和1998年特大洪水年以及1991年长江倒灌年作为运行期的典型年,选取1995年作为施工期典型年,按照规划中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施工及运行调度方案,计算水利枢纽修建前后鄱阳湖水位和流量的变化,定量分析枢纽工程对长江干流、鄱阳湖湖区及尾闾附近洪水动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典型年鄱阳湖水利枢纽对长江干流、湖区及尾闾的洪水动力影响相似,其中洪水期、倒灌期及施工期一期对长江防洪、湖区及尾闾附近的影响较小,施工期二期湖区水位壅高幅度最高达0.237 m,对鄱阳湖湖区及尾闾附近防洪有一定影响;枢纽工程对星子、都昌、康山等湖区水文站水位影响幅度较为接近,且越靠近尾闾,影响越小。整体而言,鄱阳湖水利枢纽的修建会导致洪水年鄱阳湖湖区水位壅高,倒灌期湖区水位降低,湖区流速降低,但变化幅度均较小,故枢纽工程施工期和运行期对汛期行洪影响不大。     

近2000年淮河流域地理环境的变化与洪灾——淮河中游的洪灾与洪泽湖的变化

近2000年来淮河流域的洪涝灾害十分频繁。作者认为淮河中游的洪涝灾害与洪泽湖的演变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洪泽湖本是人工筑堤蓄水而形成的。湖区水位的上升与湖底淤高,势必会引起淮河中游发展溯源加积和洪水位的上升。估计鲁台子-蚌埠河段平均每公里河长加积了约3400×10～4t泥沙,由此造成泄洪不畅,加剧了洪害。     

鄱阳湖退田还湖区避洪农业模式的探讨

以洪灾风险为主要风险确定了鄱阳湖退田还湖区内各种避洪农业模式的风险度量指标,并依此对各种可能模式的效益与风险作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以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为目标函数,建立了退田还湖区综合避洪农业模式的多目标优化模型,采用加权法求出非劣解,并通过收益-风险的综合分析,为退田还湖区避洪农业发展的风险决策提供客观依据.     

Changes in flow conveyance and implication for flood protection,Sava River,Zagreb

A low‐lying part of the Croatian capital, Zagreb, is exposed to flood risk from the Sava River. The biggest flood to data, with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 occurred on 26 November 1964. To protect Zagreb from the Sava River floods, a flood control system was built and set in operation at the end of 1978. The Sava River's flood response changed over time as a result of this constructed system, as well as other anthropogenic and natural influences. The series of maximum annual Sava River stages and discharges measured at the Zagreb gauging station from 1926 to 2004 were analysed. Hydrological methods were used in order to assess Zagreb safety from the Sava River floods in the new conditions. This paper detects changes in high water occurrence in the Sava River near Zagreb. Long‐term stages and linear trends in discharges were examined. A simple technique for the conversion of stages to actual river channel morphology conditions was used. The technique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enabled the recalculation of flood probabilities. It is stressed that for a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floods, an examination should include the study of parameters of both maximum stages and maximum discharges. Copyright © 2007 John Wiley & Sons, 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