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空间耦合态势研究

本文选择云南省为研究对象,从路网密度、交通设施影响度和交通可达性三方面构建交通优势度评价指标体系,并对2011年云南省各市州交通优势度进行评价与比较;在运用熵值法测算云南旅游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基础之上,构建了旅游产业与区域交通发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云南省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进行耦合及协调度测度研究,对其耦合—协调类型区进行了划分。研究表明:云南省交通优势度区域差异明显,呈现出以主要政治经济中心及邻接县市为核心向外围市州县递减的圈层状空间格局;云南省旅游产业发展极化态势明显,旅游产业的发展受到交通区位和地形条件制约;云南省区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空间耦合协调性一般,交通对区域旅游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     

青藏高原市域综合交通优势度评价及空间特征——以林芝市为例

青藏高原的特殊性长期约束着交通设施的建设与功能,科学评价其交通状况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林芝市为例,考虑自然特征、多种交通方式及交通稳定性,构建综合交通优势度评价体系进行实证探讨。研究发现：① 综合交通优势度以巴宜区、米林县、工布江达县得分较高,其中中心乡镇尤其明显,分别在内部交通功能、对外交通功能、区位优势度方面具有优势,察隅县、墨脱县综合交通优势度及各分项得分均较低,G318、林拉公路、米林机场等重点交通设施影响突出;② 林芝市综合交通优势度的县域差距及空间极化效应趋于增强,但中心—外围结构的空间完整性被地形等因素隔离破坏,边境地区成为林芝市综合交通优势度最为薄弱的环节;③ 综合交通优势度与人口分布具有一定匹配性,多数乡镇二者之间呈协调水平,但以初、中级协调为主,边境和自然条件约束明显的地区尚需考虑优化。根据林芝市特点,改进后的综合交通优势度评价更好地揭示了区域交通薄弱地区,对青藏高原或其他类似特殊地域单元的交通设施评价具有参考意义。     

基于投影寻踪模型的河南县域交通与经济协调性评价

通过建构县域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投影寻踪模型对2003 年和2008 年河南省各县域单元的交通优势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与比较。进而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河南县域交通优势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性进行评价、比较与分类。研究表明,2003-2008 年期间河南省各县市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均获得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区域分异现象还较为突出。县域交通优势度由2003 年的沿主要交通干线带状分布向团块状连片分布态势演进,中原城市群地区县市交通优势度高于外围地区,平原地区县市交通优势度高于山区县市;而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西部普遍高于东部,山区资源县市高于平原农业县市。交通优势度与县域经济耦合作用强度普遍较高,并呈明显的增强态势,但多数地区交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度还有待提升,大多数县市交通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如何在既有的交通优势条件下推进河南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实现河南交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问题。     

西南边疆山区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空间耦合态势研究

本文选择云南具有代表性的西南边疆山区为研究对象,从路网密度、交通设施影响度和交通可达性三方面构建交通优势度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云南省2011年各地州交通优势度进行评价与比较;运用熵值法测算了云南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构建了旅游产业与区域交通发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云南省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进行耦合及协调发展度测度研究,并进行耦合—协调类型区划分。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云南省交通优势度区域差异明显,呈现出以主要政治经济中心辖区及邻接县市为核心向外围地市递减的圈层状空间格局;云南省旅游产业发展极化态势明显,旅游产业的发展受到交通区位和地形条件制约;区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空间耦合协调性一般,交通对区域旅游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     

县域交通优势度与经济潜能测度及空间格局演变研究

县域交通优势度与经济潜能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客观评价甘肃省县域交通优势度与经济潜能,有利于促进二者协调发展。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县域交通优势度与经济潜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2005—2012年甘肃省87个县域进行评价,并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讨二者之间的空间相关关系。结果显示:1受地形的影响,甘肃县域交通优势度呈现出"核心—外围"模式,核心区以兰州为主向外围逐渐递减。2县域交通优势度差异显著,其中陇中地区的交通优势度最高,并且交通优势度受交通线路的影响较大。3县域经济潜能空间上也呈现出明显的"核心—外围"模式,研究期间,各县域经济潜能值有很大的提高,但"核心—边缘"模式总体格局没有发生变化。4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显示交通优势度与经济潜能呈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空间上呈现出由中部向西北、东南2个方向递减。据此提出各地区应充分利用交通优势,规避区域交通劣势,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基于交通网络的区域旅游空间合作效率评价与差异变化分析——以湘西地区为例

分析旅游合作效率指标的基础上,通过前提假设构建了交通网络结构下湘西地区区域旅游合作效率评价模型,并运用综合评价法及层次分析法对湘西地区2004~2014年旅游合作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由于交通网的逐步完善,湘西地区区域旅游合作效率不断上升,从2004年的0.07到2014年的0.75,区域旅游合作效率与地区交通网络密度以及交通网络优势度呈现协调增长的关系。同时,由于地区间交通质量差异、交通配套设施差异及交通通达度和连接度影响旅游合作效率,导致区域内各州市之间旅游合作效率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     

“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城镇交通优势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分析北大核心CSCD

交通与经济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动力机制,其协调发展有利于战略推动。以新疆86个县级及以上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构建出区域交通优势度综合评价数理模型,并以三方面12个主要经济指标定量分析出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另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北、中、南三通道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特点及空间结构规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新疆交通优势度两级分化严重,较好城镇个数占总体的33.48%,并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向南北疆递减,呈现"中心-外围"的格局;新疆区域经济格局在空间上东西分异明显,东部地区总体优于西部,乌鲁木齐及其毗邻的东部地区优势较高;全区内地理交通与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吻合度偏低,但耦合程度良好;北、中、南三通道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程度受到区位与地形条件的限制表现为高耦合低协调性,交通对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     

“一带一路”背景下新疆城镇交通优势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分析

交通与经济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主要动力机制,其协调发展有利于战略推动。以新疆86个县级及以上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构建出区域交通优势度综合评价数理模型,并以三方面12个主要经济指标定量分析出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另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新疆北、中、南三通道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特点及空间结构规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新疆交通优势度两级分化严重,较好城镇个数占总体的33.48%,并以乌鲁木齐为中心向南北疆递减,呈现"中心-外围"的格局;新疆区域经济格局在空间上东西分异明显,东部地区总体优于西部,乌鲁木齐及其毗邻的东部地区优势较高;全区内地理交通与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吻合度偏低,但耦合程度良好;北、中、南三通道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程度受到区位与地形条件的限制表现为高耦合低协调性,交通对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     

肯尼亚交通优势度及其空间分异格局分析

基于2018年肯尼亚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数据,设定交通优势度指数及交通网络连接度指数和交通对外通达度指数2个分指数,采用探索性数据分析法对肯尼亚交通优势度及其空间分异格局进行分析,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发现：① 肯尼亚交通优势度空间差异十分显著,以内罗毕、蒙巴萨和基苏木为主要交通节点的铁路沿线地区交通优势度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② 肯尼亚交通优势度空间分异格局总体上呈现出较强的非均衡性,交通网络连接度呈现出以内罗毕为核心,以铁路沿线为轴带呈圈层状向四周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而交通对外通达度呈现出北部和西北部较低而南部和东南部较高的空间分异格局。③ 地形地貌、气候、水文、人口集聚、经济发展等是形成肯尼亚交通优势度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分布进行优化调整,积极引导经济空间合理布局,是推动肯尼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途经。     

旅游地快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流强度的空间耦合分析

以典型旅游地—云南省为研究案例,以高德交通大数据、统计数据等多源数据为基础,依据“路网及站点密度+通行规模+通行功能+区位优势度+换乘便捷度”的思路,构建快速交通优势度模型;基于旅游流“规模→消费→效益→效应”的历时性维度构建旅游流强度模型;采用加权TOPSIS法对二者评价值进行测算,并运用耦合四象限模型对两者耦合类型进行划分。结果发现：① 快速交通与旅游流耦合存在显著空间差异性。昆明、红河和丽江呈现良性耦合协调,耦合类型表现为“高旅游流-高快速交通优势”,而旅游化水平低、远离交通枢纽和主要交通干线的边缘地区,旅游流与快速交通耦合效应则表现为“低旅游流-低快速交通优势”。② 快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流强度呈正相关关系,不同快速交通方式与旅游流强度的拟合优度表现为“航空运输>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特征。③ 云南省快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流强度耦合水平总体偏低,快速交通发展的主导模式为协调互补模式,且缘于快速交通的“时间-空间收敛”效应和“组织-空间协同”效应,快速交通组合类型多样化与旅游流强度存在正相关关系。不同快速交通发展模式对旅游流强度的贡献效应表现出“多元共生模式>协调互补模式>单类孤立模式>低速交通维持模式”的特征。     

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时空协同性演化分析

运用ArcGIS空间分析、交通优势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对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时空协同性演化特征进行系统分析。研究表明：① 城镇化与交通基础设施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存在正负双向反馈;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城市空间无序蔓延是导致两者耦合协调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② 2000~2014年云南省整体县域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约90%的县域处于城镇化起步阶段。③ 云南省县域交通优势度整体水平逐年提升,但空间分异特征显著。④ 2000~2014年期间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耦合协调水平虽大幅提升,但整体协调度仍然偏低、空间分异特征依然突出。     

中国区域交通优势的甄别方法及应用分析

一个区域的交通优势反映在“质”、“量”和“势”三个方面, 每个方面具有相对独立而具体的内涵, 对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同的作用, 其中任一方面的刻画和评价仅仅反映区域交通优劣的一个侧面, 只有三方面的综合集成刻画与评价才能真正反映一个区域交通环境的优劣。基于交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 界定了交通优势度的基本概念, 并建立了交通优势度的基本表述结构, 包括交通网络密度、交通干线影响度和区位优势度; 同时基于GIS 技术, 从分项和综合集成两个角度构筑了交通优势度评价的空间数理模型。以我国2365 个地域 单元为样本的实证分析发现, 我国的区域交通优势度呈“偏正态”分布特征, 极少数的地域 (比例为1.4%) 具有非常突出的交通优势, 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非常优越的交通环境; 大约1/8 的地域(12.4%) 交通条件处于非常明显的劣势, 交通环境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利条件; 大约70%地域处于评价样本的中游或中游偏上水平。从区域上看, 交通优势大致由沿海逐渐向内陆依次递减; 长江三角洲、京津冀、珠江三角洲三大城镇密集区有着明显的交通优势, 覆盖范围广; 成渝地区和武汉都市圈也有较好的交通优势, 但尚未连续成面或覆盖范围较小, 其他城镇密集区和省会城市周边地区有相对较高的交通优势, 但覆盖地域较小。从经济发展措施看, 利用交通优势和规避交通劣势, 应是进行经济活动和产业选择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山东半岛城市群高速交通优势度与土地利用效率的空间关系（英文）

Land-use efficiency is low for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of China. High-speed transportation construction has been an important factor driving land use change. It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gh-speed transportation superiority degree and land-use efficiency. We built a model to evaluate the benefits of convenient high-speed transportation using the relative density of highways and the distance from high-speed rail stations and airports as a metric. We used 42 counties of the Shandong Peninsula urban agglomeration as an example. Land-use efficiency was calculated by a DEA model with capital, labor, economic benefits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as input and output factors. We examined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high-speed transport superiority degree and land-use efficiency and obtain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First, there are significant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high-speed transportation superiority degree and land-use efficiency. Taking the two major cities of Jinan and Qingdao as the hubs, the core surrounding counties show significant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use efficiency and the high-speed transportation superiority degree. Spatial correlation declines as the distance from the hubs increases. Land-use efficiency is less than high-speed transportation convenience in areas along the transportation trunks that are distant from the hub cities. Correlation is low in areas that are away from both hub cities and transportation trunk routes. Second, high-speed transportation ha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land-use efficiency due to the mechanism of element agglomeration exogenous growth. Third, high-speed transportation facilitates the flow of goods, services and technologies between core cities and peripheral cities as space spillover(the hub effect). This alters the spatial pattern of regional land-use efficiency. Finally, the short-board effect caused by decreased high-speed transport construction can be balanced by highway construction and the proper node layouts of high-speed rail stations and airports, resulting in a well-balanced spatial pattern of land-use efficiency.     

中国县域城镇化的道路交通影响因素识别及空间协同性解析

本文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和路网数据,利用空间滞后回归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等,对中国县域城镇化率的道路交通影响及其空间耦合协同性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中国县域低城镇化水平的县(区)主要集中在传统农区、集中连片贫困山区、高寒经济欠发达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力资源空间上的错位,致使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倒挂,异地城市化特征显著;②中国县(区)道路交通优势度宏观上呈现出东西部区域差异和交通枢纽与外围区域的差异,“点—轴”地域结构特征显著,县域道路交通优势度数值呈现偏正态分布;③道路交通是城镇间和城镇与区域间联系的核心纽带和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传输廊道,开放式的道路系统增强了农村生产要素非农化转型的市场可介入性,对县域城镇化发展有积极作用。高速公路出口、火车站的布局对城镇化影响和带动农村要素非农化作用较为明显;④中国县域交通优势度与城镇化率耦合协调度分级分布为偏正态分布,城镇化发展与交通优势度相互影响显著,呈一定的双向耦合性。     

山东半岛城市群高速交通优势度与土地利用效率的空间关系

中国城市群正面临着土地利用效率偏低的问题,而高速交通建设是驱动土地利用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探究高速交通建设与土地利用效率的空间关系将是一个重要议题。以山东半岛城市群42个陆域县级单元为例,采用高速公路相对密度、与高铁站点及机场的空间距离等指标,构建高速交通优势度评价模型,并以土地、资本、劳动力及经济、环境效益作为土地投入产出要素,采用DEA模型测算土地利用效率。通过分析高速交通优势度和土地利用效率的空间关系,结果发现：① 两者之间的协调性存在空间差异性,以济南、青岛两大枢纽为中心,枢纽圈层（另含青州、威海次级枢纽）呈现显著的空间协调性,而随着与枢纽城市距离的增大,空间协调性呈现衰减态势,其中潍坊、海阳等远离枢纽城市的交通干线沿线地区土地利用效率滞后于高速交通优势度,而利津、垦利和五莲等远离枢纽城市和交通干线的欠发达地区呈现低水平的空间协调性;② 缘于要素集聚与内生增长机制,高速交通类型多样性与土地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③ 高速交通可通过枢纽效应促进优势要素与技术以空间外溢的形式在核心城市与一般城市之间传递,进而重构区域土地利用效率空间格局;④ 高速公路的均衡建设促使山东半岛城市群破除了高速交通建设的短板效应制约,土地利用效率空间格局整体呈现均衡态势,加之高铁站点、机场节点式布局明显,导致土地利用效率呈现宏观上高效集约、微观上团-轴凸显的空间格局。     

中国典型农区县域社会不平等空间模式与地域差异——以河南省为例

以河南省为例,从社会剥夺视角系统检测了传统农区粮食连增背景下县域社会不平等空间模式、地域差异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河南省县域社会不平等强度整体较高,社会发展水平呈西高东低格局,总体上形成核心—边缘半环形空间结构。河南省县域社会不平等地域差异特征显著,中原城市群社会发展水平最高,但县区间差距最大;豫东地区县域社会发展呈较低水平空间均衡,粮食主产县区的“粮财倒挂”和“粮食与民生倒挂”现象并存;农村县域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滞后于城市辖区,但其县区间差距更大,约为城市辖区的2倍。河南省县域社会不平等空间格局受区域经济发展、社会政策、空间战略及历史发展路径依赖等因素共同影响,有着显著社会经济综合转型的结构性特征。     

中国县域交通优势度与农村发展的空间协同性及影响机制解析

利用综合评价、耦合协调度、空间滞后模型（SLR）等模型,对2000~2010年的中国分县农村综合发展水平及2010年的分县道路交通优势度进行综合测度,解析其两者的空间耦合协同特征,并探索道路交通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0~2010年,中国分县的农村综合发展水平的东、中、西差异格局未突破,农村综合发展水平整体提升了33.20%。东部地区的农村发展进入优化整合提升阶段,中、西部地区在政策、产业转移、城镇化、工业化等驱动下农村综合水平提升较快,乡村多维空间历经转型重构。② 2010年,县域道路交通优势度呈现出典型的“点-轴”的地域结构特征,存在东、中、西部和交通枢纽中心地与外围地区之间的地域差异,其与农村发展水平耦合协同性整体较差,处于轻度失调以下状态占县（区）总数的88.25%,西部地区协调度普遍低于0.40,交通发展与农村发展协同性较好地域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域和道路交通优势极核及轴带的县（区）。 ③ 道路交通等级、密度、可介入性等影响农村综合发展。道路密度对农村发展正向影响较大,国道、省道、县道沿途邻近可进入性强,对农村综合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高速公路和铁路有景观生态学“廓道”性质,空间上起连通作用,结构的不可穿越性,封闭性影响可介入性,高速公路的出入口和火车站空间布局对农村发展影响显得尤为重要。④ 地级市交通中心地对农村发展带动影响明显,大城市的强聚集能力易促成周边县区的农村发展“灯下黑”的地域结构特征。道路交通设施建设的等级、阶段对农村发展的传导效应及区域交通建设的超前或滞后的科学判断核心理论,将是人文经济地理学及乡村地理学亟待关注的重要领域。     

中国中心城市公路客运联系及其空间格局

依托中国地级中心城市间的公路长途客运联系数据,运用GIS空间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国公路客运联系网络结构及其分布格局进行清晰的空间解构。研究显示：公路客运联系强弱与城市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相关性较强,而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关性;中国人口经济密集分布的东中部地区中心城市间的公路客运联系密切,呈现区域性集聚的分布格局;最为密集的区域为长三角、珠三角两地,而京津冀、山东省、河南省和成渝地区的集聚程度也相对突出。总体上,中国公路客运联系以各省份的省会及区域中心城市为联系中心,以区内其他城市为联系对象,在中短途客运距离内形成自成一体的区域性空间集聚。研究表明：中国公路长途客运联系的适宜空间距离应在500 km以内,最佳客运距离为100~300 km左右;中国公路长途客运联系在200 km内是随着距离增大而增加,之后则呈现二次曲线型的距离衰减趋势;细分各距离区段内的公路客运联系可以清晰识别城市群内、省域内、省际间及大区域间等不同空间尺度下区域交通联系的结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