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城市建设用地空间格局特征及其演化

基于1979年、1994年、2003年、2008年徐州城市土地利用现状图,构建研究区居住、工业和商业及公共服务（商服）用地图层,在此基础上运用基于矢量单元的圈层分析、扇形分析和基于栅格单元的空间韵律分析技术,分别从距离、方位和空间格局关系等方面分析了徐州城市建设功能用地空间格局。研究表明：（1）工业和居住用地的波峰位置...     

长株潭都市圈建设用地增长格局及驱动因素研究

采取扩张强度指数、等扇形法、空间自相关、PCA-STIRPAT模型⁽(1))、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定量揭示1990—2018年长株潭都市圈建设用地增长格局特征及时空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长株潭都市圈建设用地1990—1999年间扩张缓慢，2000—2009年迅速扩张，2010—2018年缓速扩张。这三个阶段长株潭都市圈建设用地主要扩张方向不同，长沙都市区为东北-正东-西南，株洲都市区为西南-西南-正西，湘潭都市区为正南-东南-正北，可见受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建设的影响，三市的扩张方向有向中心交汇地靠拢的趋势。(2)1990—2018年长株潭都市圈建设用地扩张整体呈集聚态势，长沙市望城区和长沙县是建设用地增长的热点区，株洲市渌口区与湘潭市湘潭县是建设用地增长的极冷点区。(3)建设用地扩张的时间演化驱动因子是地方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公路客运量、总人口、职工数量和专利授权数。综合来看，社会经济投资、人口增长和科技进步是驱动建设用地扩张的重要动力，人口和GDP是建成空间扩张的主导空间驱动因子。     

广州市花都区建设用地扩展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

应用RS/GIS相结合的方法,获取1990-2008年间5期的TM影像,从而获取相应时间的土地利用数据.通过对扩展速度与强度、扩展弹性、空间自相关等的分析,总结广州市花都区建设用地扩展特征,从不同方面探讨建设用地扩展的驱动力.结果表明:研究区域建设用地总体快速增长,各阶段增长速度、强度及弹性不同,其中在2000-2005年建设用地扩展速度最快,年平均达23.39％,而2005-2008年建设用地扩展强度最大,扩展方向以向东、向北为主;经济发展、交通建设、城市规划、人口扩散和自然地理环境是花都区建设用地扩展     

东北地区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格局演变的空间分异机制

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是区域建设用地开发利用程度及其对区域人口和经济社会承载强度的综合反映。本文以东北地区179个县域空间为基本研究单元,应用冷热点、空间变差函数、GWR模型等定量方法对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时空分异格局演变及分异机制进行了探讨,得出以下结论：① 2000-2015年东北地区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总体呈现出增长态势,但空间分异显著,各单元间建设用地开发强度高低的相互作用及联动效应较为明显,但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空间分布逐渐趋于非均衡,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的冷热点分布格局与全局分异变化及空间异质性态势基本吻合;② 2000年东北地区开发强度格局分异由政府财政投入力度、用地投资强度和产业结构水平共同影响,到2005-2015年发展演化为政府财政投入力度、用地投资强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共同影响;③ 2000-2015年政府财政投入力度、用地投资强度、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与东北地区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格局分布态势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在不同区域呈现出影响程度的差异性。     

城镇建设用地与经济发展空间格局耦合特征与驱动机制——以福建省为例

基于Theil指数、重心模型、空间耦合指数和局域Moran′s I指数,分析了福建省城镇建设用地与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耦合特征;采用最小二乘法、虚拟变量和面板回归模型,探讨了两者空间格局耦合的驱动机制。结果显示:1)建设用地和经济发展在空间集中度上都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建设用地偏向于集中在行政等级较高的市辖区,而经济发展倾向于在沿海都市连绵区集聚,两者重心都有向东南偏移趋势(建设用地重心南移明显),两者空间格局耦合呈现东西分异和"中心-外围"结构。2)第二产业GDP占比、县域总人口、集体企业从业人口、企业利润和社会消费是影响两者空间格局耦合的主要因素;两者的耦合机制存在显著的东西差异和行政单元间的个体差异。最后,提出了引导建设用地与经济发展空间耦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地形梯度视角下郑州城镇建设用地扩张格局时空动态特征

基于4期Landsat影像和12.5 m ALOS高程数据,采用地形域分级和扩张过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1995—2020年郑州城镇建设用地扩张格局在不同地形域梯度上的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1995—2020年郑州城镇建设用地扩张了2.5倍。郑州扩张的城镇建设用地集中分布在地势平坦、坡度平缓的平原平坡型和丘陵平坡型地形域内,具有显著的梯度变化特征,坡度的约束作用较明显。（2）平原平坡型地域内的城镇建设用地景观破碎度较低,分布更加集聚,空间形态更复杂,而受自然地形的阻隔与限制,丘陵和山区的城镇建设用地分布较分散,空间形态较简单。（3）充分利用自然地形打造山城相依的城乡空间格局和重视城市竖向规划可能是郑州大都市区突破地形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平行岭谷区建设用地格局演变扩展的通道与低山阻隔效应

以位于四川盆地东部平行岭谷区低山丘陵地区的重庆市主城区为例,将研究区平行岭谷形成的近南北向低山条带分成5个区,以1978年MSS、1986年、1995年、2000年TM和2006年中巴影像数据为基础数据源,通过对比分析研究区各分区条带内城镇用地格局演变模式和分区条带中城镇用地面积所占比例,探讨建设用地格局扩展演变的通道与低山阻隔效应。1978~2000年研究区除歌乐山-铜锣山之间外其余各区相对缓慢的城镇化过程,较充分地体现出了低山的阻隔效应。2000~2006年时段随研究区绕城高速、横穿南北向条带低山的隧道、跨江大桥和多条辐射状高速公路的逐步完善,歌乐山以西、铜锣山以东的城镇动态扩展度分别为601.32%、143.22%,人为通道对研究区建设用地的跳跃式空间扩散起着显著作用,充分体现了道路网络的通道效应。进一步分析研究区通道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可能范围,对研究区建设用地格局优化很有必要。     

中国建设用地扩张对景观格局演化的影响

探索建设用地扩张对景观格局变化的影响机理是理解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功能、格局和过程变化影响机制的关键。但中国全国尺度建设用地扩张过程对景观格局演化的影响研究明显不足。基于此,突破传统行政区划单元的分析方法,以覆盖全国的10 km格网为基本单元,基于1975-2014年建成区比率数据来表征建设用地扩张水平,运用同期土地利用数据计算相应的景观指数,定量刻画了建设用地扩张及景观格局的时空演化过程,并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定量解析了建设用地扩张过程对景观格局演化的影响效应。同时,基于全样本、不同时间点、不同规模城市和不同区域城市的对比揭示建设用地扩张过程对景观格局演化影响的时空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40年间建成区比率值增长了3倍,高于同期的人口城镇化增长水平,东、中和西部间呈现出显著的梯度差异性,而且差异程度逐步增加,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差异也较为显著。1975-1990年、1990-2000年和2000-2014年3个时间段的年均增速分别为5.87%、2.32%和2.32%。景观格局总体上也经历了显著变化,优势景观类型的主导性逐步降低,景观格局趋于破碎化,复杂度增强,邻近度趋于离散,聚集度逐步降低,结合度渐高,景观多样性和均匀度均有所提高。随着建设用地扩张水平的提高,景观越来越趋于破碎化,人类活动对景观的干扰强度和频率也不断增强。例如,建设用地扩张水平每提高1%将导致景观斑块数量提高0.45%左右。但是建设用地扩张水平与景观复杂度的变化在空间上存在错位。建设用地扩张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使同类型斑块间的距离变近,景观聚集度出现降低趋势,景观越来越呈现多种要素的密集格局,斑块聚合和集群性增强,相应的结合度也越来越高,景观均衡化趋势和均匀分布越来越明显。同时发现,不同规模城市和不同区域的影响差异显著,除地理区位因素差异性不显著外,其他控制要素也对景观格局演化具有差别化的影响。     

中国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演进分析

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如何有效协调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有限建设用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该文通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运用多种空间分析方法,对2009年和2018年中国市域尺度下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演进及耦合特征进行分析.结论如下:1)从空间分异格局看,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均以北京、上海为双核心形成高值凸显区;中值区分布在中部郑州、武汉等高城镇化地带;低值区连绵分布在西部地区.显著H-H区以北京—上海—广州一线为主要发展轴,显著L-L区集聚在胡焕庸线西侧,形成大面积的低值塌陷区.2)从双变量全局空间自相关看,二者存在正向相关作用且集聚现象显著.从局部空间自相关看,显著H-H区主要集聚在京津冀、山东半岛、长三角城市群,但集聚范围逐渐缩减;显著L-L区主要分布在西北及青藏高原地区,东北地区的低值集聚现象凸显;显著L-H区主要集聚在中部河南和山西等省;显著H-L区以拉萨为中心,且其极化效应有所加强.3)从内部耦合协调特征看,高度耦合协调区多分布在中东部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其数量在2018年有所缩减;良性耦合协调区多分布在中原城市群核心区,该类型城市数量在2018年显著下降;一般耦合协调区主要分布在中部及东北地区,2018年城市数量显著提升;低度耦合协调区覆盖西北及青藏高原地区,且集聚范围逐渐向东延伸.最后结合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演进状态和现实发展阶段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STIRPAT模型的安徽省池州市建设用地扩展驱动因子测度

针对安徽省池州市建设用地快速扩展的现状, 运用空间分析模型、STIRPAT模型, 采用文献分析、对比分析、偏最小二乘回归数理分析方法, 对建设用地扩展特征进行了动态分析, 并对其驱动因子进行了定量测度。结果表明:①2000-2010 年, 池州市建设用地年平均扩展速率为3.36%;2000-2005 年为1.70%;2006-2010 年为4.62%。②人口、人均GDP、第二产业贡献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人均绿地面积、城镇化水平、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对建设用地扩展的边际弹性系数分别为0.1835、0.0779、0.1320、0.5821、0.3419、0.1939、0.0415。制定土地利用规划, 强化土地利用功能分区, 严控房地产和工业经济建设用地, 明晰发展思路, 优化经济结构, 适度控制景观用地及城镇化水平, 强化政府土地监管是减缓池州市建设用地扩展的主要举措。     

中国建设用地扩张未来情景模拟及其对景观格局演化的影响

对中国建设用地的未来扩张趋势及时空格局进行模拟预测,可为科学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和合理调控城乡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对未来30年中国建设用地扩张进行多情景模拟预测,并分析不同区域建设用地扩张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对景观格局演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基于斑块生成土地利用模拟模型（Patch-generating Land Use Simulation,PLUS）可以获得较高的模拟精度,各分区Kappa系数均高于0.92,总体精度均高于95%,FoM值均高于0.40,表明PLUS模型适用于全国尺度和大区域尺度的土地利用模拟。(2)影响中国建设用地扩张最主要的因素为人口、坡度和年均降水量,存在区域性差异。(3)自然发展、耕地保护、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四种情景下模拟预测的未来土地利用的结构和特征具有明显差异,在可持续发展情景下建设用地扩张主要占用非重点保护的耕地和生态用地以及未利用地,可满足经济发展对于建设用地指标的刚性需求,有助于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4)建设用地扩张对景观格局产生显著影响,在可持续发展情景下,与2020年相比,2030年、2040年和2050年建设用地预计增长分别为-0....     

1985-2015年京津冀地区城市建设用地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长期以来土地利用/覆被变化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热点话题,研究城市建设用地时空演变特征,准确定位城市功能是促进城市科学、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以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1985-2015年的城市建设用地为研究对象,运用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分析城市建设用地时空演变特征;利用多元线性回归、通径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诊断城市建设用地时间演化过程与空间演变格局分异的主导驱动因子,通过深入分析各主导因子的驱动机制,对京津冀的城市发展进行功能定位。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规模、速率、方向和稳定性等存在明显的差异,将城市类型分为协调稳定型、协调波动型、不协调稳定型、不协调波动型;② 城市建设用地时间演化过程的主导驱动因子包括GDP指数、人口密度指数、财政收入指数,空间演变格局差异的主导因子包括到城市中心距离、到主要河流距离、到主要公路距离;③ 根据分析结果,将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规划为核心经济引领城市、重点经济拓展城市和稳定经济涵养城市,对促进京津冀地区协调统筹和一体化发展具有参考价值。     

高速公路建设对山地景观格局的影响--以云南省澜沧江流域为例

以云南省土地利用图为基本图件,借助地理信息系统软件,运用景观生态学原理和方法研究云南省国际大通道建设对山地景观格局的影响,选择了澜沧江流域中下游两个典型区公路段,通过计算不同缓冲区景观格局指数的变化来定量化研究公路建设对景观格局影响规律。结果表明,道路修建直接导致景观格局改变,斑块数目、斑块密度、边缘密度和分维数增加,景观异质性增加;进一步研究表明,道路建设对缓冲区200 m内的景观格局直接影响最大,200 m外的影响趋于缓和;而多样性指数和均匀度指数在不同缓冲区变化不是很大;分析结果也表明,澜沧江中下游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异和地貌差异也导致道路建设对景观格局影响不同。     

环渤海“C型”经济区经济格局的空间演变研究

利用空间自相关指数、经济平均增长指数和空间变差函数,分析1990年以来环渤海“C型”经济区经济格局的空间演变特征。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呈现显著空间自相关,高-高、低-低集聚度不断提高,京津唐都市圈、沈大经济带和山东半岛城市群成为经济发展的热点集中区,其他内陆县市和省际邻接地区是冷点集中区;经济增长空间集聚,高增长率转化快,热点区跃迁特征明显,1990~2000年呈不规则的团块状零散分布,2000~2010年呈带状集中分布于辽西北,省内经济差异不断缩小,而省际经济差异逐渐增大;经济发展的结构化分异显著,空间自组织性增强,大城市的辐射作用减弱,以东部沿海为中心,向周边多峰值递减,西南与西北内陆始终处于低谷。最后,从区域战略政策、经济产业基础、区位与交通条件探讨经济格局演化的驱动机制。     

地理区位因子对建设用地扩展的影响分析——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研究对象,利用1988,1998,2006年3个时相的建设用地解译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手段,定量分析了地理区位因子对建设用地扩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地理区位因子,包括离城市中心距离、离干线公路距离、离海岸线距离以及地形等因素会对建设用地扩展的方向、规模、强度等产生重要影响.地理区位因子对建设用地扩展具有明显的空间指向作用,受中心城市集聚与扩散作用以及交通可达性的影响,建设用地扩展围绕城市中心呈现距离递变规律,并向郊区、临路、临海以及平原区等优势区位集聚,从而使建设用地扩展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指向性,即郊区指向、道路指向、海洋指向和平原区指向.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重庆与东盟国家贸易格局演变和影响因素分析

“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重庆作为中国西部地区内陆开放高地,贸易发展优势明显。运用贸易强度指数和HM指数,分析2001—2017年重庆与东盟国家贸易格局和贸易依赖程度,并分析影响重庆与东盟国家贸易格局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重庆与东盟国家贸易联系紧密,增长速度快,贸易总额在“一带一路”沿线六大区域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②马来西亚和泰国成为重庆与东盟国家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越南、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紧随其后,而与缅甸、柬埔寨、老挝和文莱的贸易总额较少;③在进口方面,形成以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为首的多元进口格局,泰国和越南进口伙伴地位上升。在出口方面,形成以马来西亚为首的多元出口新格局,越南出口地位下降;④在市场相互依赖程度方面,重庆出口对东盟国家特别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贸易市场的重要性程度上升,而对东盟国家市场依赖程度较小;⑤产业结构、贸易通道、文化交流和政策等是影响重庆与东盟国家贸易格局的重要影响因素。     

基于Logistic回归的沿海经济区建设用地演变驱动因素研究——以大连市新市区为例

沿海经济区空间演变与其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探索用地演变的驱动机制,对区域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临港产业高度集聚发展的典型沿海经济区——大连市新市区为例,基于TM遥感影像和DEM空间数据,通过随机选取2 000个采样点,构建了描述用地空间演变过程的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沿海经济区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的空间变量,重点研究驱动因素构成,各因素参与程度、影响效果和作用,各时段因素间的关联性及传导性等内容。研究发现,在1990~2010年的20 a间,大连市新市区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近30倍,其空间驱动变量除了包含与城市CBD、邻近区县、乡镇中心的距离外,还与到主要港区、沿海岸线、邻近临港工业区距离等因素密切相关,这一系列城镇空间分布与港口相关变量构成了用地空间演变的驱动因素体系,共同塑造了沿海经济区的空间格局。文章所建空间模型通过Logistic回归检验,能够较好地揭示沿海经济区空间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理,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陕西省“三生”空间格局演变与驱动机制研究

陕西省作为我国承东启西的重要省份,其土地利用的合理规划对于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以土地功能为视角,运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等模型,探究2000—2020年陕西省“三生”空间的数量及分布特征和变化趋势,最终分析不同尺度分布变化的内在原因。结果表明：(1)“三生”空间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在0.2%波动,期间有2次速率增长,首次是生活空间扩张导致,其次与生态空间增长相关。单一动态度中,生活空间的数值最大,多为正值;生产空间速率次之,多为负值;生态空间多为正值,稳定在0.1%。(2)2000—2020年生产空间变化最大,总面积减小2913 km²,其余类型增加,生态空间增长更多;二级分类中,生产生态空间减少4036 km²,变化最大,其余类型除潜在生态空间外均为增加,绿色生态空间扩大2025 km²,增加最多。(3)“三生”空间分布与地形地貌相关,其整体以生态空间为主,多分布于省域南部,生产空间主要位于省域中部,生活空间多分布于西安都市圈一带,面积最小,但逐年向外扩张。(4)因子探测中,人口要素对陕西省“三生”空间演化起主导作用...     

江西省县域“三化”协调发展度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障碍因子诊断

以县域单元为研究对象,从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3个方面构建“三化”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利用ESDA和GIS技术,揭示2000—2012年江西省县域“三化”协调发展度的空间格局演变过程,并采用障碍因子诊断模型找出阻碍江西省县域“三化”协调发展度提升的障碍因子。结果表明：江西省县域“三化”协调发展水平较低,提升潜力大;在总体空间格局上,江西省县域“三化”协调发展度水平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相似地区集聚分布,热点区沿浙赣线和京九线（江西段）北段成带状集聚,冷点区主要向赣东南地区集聚,鄱阳湖周边地区的冷点区逐渐消失;阻碍江西省县域“三化”协调发展度提升的障碍因子主要表现为地均工业增加值、工业化率、城镇化率、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人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5个方面,地均工业增加值历来是主要的障碍因子。     

基于“一带一路”的拉丁美洲地缘风险空间分异格局及驱动因素

以拉丁美洲33个主权国家为研究对象,从国际、区域、国内3个尺度出发,构建了基于“一带一路”的拉丁美洲地缘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对其地缘风险予以评价,利用地理探测器对拉丁美洲三大地理区域的地缘风险空间分异格局驱动因子群予以精准识别。结果表明：1）基于“一带一路”的拉丁美洲地缘风险空间异质性显著,地缘风险指数、国际地缘风险、区域地缘风险以及国内地缘风险下的政治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均表现为南美洲地区最高,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次之,加勒比地区最低的空间格局;国内地缘风险表现为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高,南美洲地区次之,加勒比地区最低;经济风险表现为南美洲地区最高,加勒比地区次之,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低;社会风险表现为加勒比地区最高,南美洲地区次之,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低;双边关系风险表现为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最高,加勒比地区次之,南美洲地区最低。2）各因子群对三大地理区域地缘风险空间分异格局的作用力各不相同。对南美洲地区作用力显著的因子群主要有政治风险、国际地缘风险和社会风险等;对墨西哥及中美洲地区作用力显著的因子群主要有经济风险、双边关系风险、国际地缘风险、政治风险等;对加勒比地区作用力较大的因子群主要有社会风险、国际地缘风险、政治风险、双边关系风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