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企对华投资动机与地方区位要素禀赋耦合关系研判

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是国内外区位条件与企业战略和投资动机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跨国公司投资动机与区位选择的基础理论,初步判断了近期日本对外投资动机的结构特征,对比日企在华投资的主要动机及其演化趋势,并引介物理学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从我国整体要素环境的时序演化和主要省份要素禀赋的空间差异两个层面,讨论日企自述投资动机与我国显示要素禀赋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以此探究日企在华投资动机与我国区位因素的动态耦合协调关系;判别不同省市能否充分发挥自身要素禀赋,吸引相应体量的日资企业入驻。研究发现：①日本对外投资动机持续转型调整,海外生产销售网络构建和市场开拓,仍是日资企业在各地区入驻的首位动机,而以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指向型的OFDI,则让位于架构全球生产销售网络、实现在地内部化并强化区域一体化功能的资本输出。②日本对华投资动机向海外生产销售网络构建、产品设计研发、区域一体化功能提升等方面升级调整,投资动机结构开始向发达国家的结构类型靠拢。日企在中国内部投资动机结构的层级性特征,响应各省市的现实体量和职能结构,投资动机由中心城市向外围呈现由多元化向单一性的过渡。③我国传统生产要素对日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逐渐弱化,价值链顶端环节的要素禀赋对日资的引致作用愈发明显;日企自述投资动机与各省市显示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程度各异,据此将中国15个日资集聚的主要省市划分为拮据协调、拮据勉强协调、拮据濒临失调、拮据失调、低水平耦合失调五种类型,以期为各省市充分发挥显示要素禀赋,多渠道拓展对外开放路径提供参考。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战略分析

区位因素是影响跨国公司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香港、澳门、日本、韩国、美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为代表，分析了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动机及区位选择战略，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入WTO之后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     

日本研发产业的空间集聚与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统计数据考察日本国内3302家R&D企业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现象,发现日本的R&D企业高度集中在三大都市:东京都、大阪府和名古屋市;东京都的R&D企业多属于接近公司总部型,名古屋市的R&D企业则多属于接近工厂型,大阪府的R&D企业则介于总部型+工厂型之间。三大都市的研发产业结构与当地的优势行业基本一致。本文结合美、欧、日等国家关于产业集聚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概括总结了日本研发产业集聚的时空过程、驱动力量和影响因素。经济发展周期和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日本研发产业集聚的形成。而在日本研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政策驱动和市场驱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政策尤其是政府在营建产学合作网络以及区域创新环境方面,极大地激励了日本研发产业的集聚和发展,以大型企业为代表的企业研发机构成为近年来日本研发产业集聚的重要力量。     

全球化背景下在华韩国人族裔聚居区的形成与发展演变——以北京望京为例

随着近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第三大韩国人移居地。在此背景下,运用实地调查和访谈方法,以北京望京为例,分析在华韩国人居住区及其族裔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演变过程。北京望京是迄今为止在华韩国人聚集规模最大的社区,其以1998 年、2003 年为节点,经历了从花家地北移到望京西园,进而以望京西园为中心向外扩张的发展扩散过程。伴随着韩国人居住范围的扩大,面向韩国人的族裔经济也应运而生。当地的韩国人族裔经济多为韩国人和中国朝鲜族共同经营,以自我服务为主,已形成覆盖生产生活各方面的经济体系。相比中国国内的其他族裔聚居区,望京韩国人聚居区由于中国朝鲜族的参与,形成了主动融入、隐性隔离的特征,而这也为北京的移民管理和国际化城市建设带来了新挑战。     

城市内部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模式——以北京、上海为例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对北京和上海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空间分布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区位选择模式差异。研究发现,北京企业集中分布特征明显,热点区主要位于核心城区及近郊的少数地区,并形成以中关村-上地为中心的集聚格局;上海企业表现为集中与扩散并存,热点区在郊环线以里区域零散布局,并形成以漕河泾和张江为双核的联动共生集聚格局;北京和上海企业均存在开发区和交通指向性以及路径依赖,与此同时,上海企业还具有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指向性以及郊区化现象,北京企业则出现逆郊区化。研发密集型制造业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形成以开发区为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和以开发区、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不同行业企业基本符合总体特征,但又呈现一定的特殊性。     

日本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研究

本文运用大量数据和资料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和部门结构的变化、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以及跨国公司海外生产基地的产品、市场结构特征进行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日本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类型以及在不同区位类型下形成的企业内国际分工性质。     

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具有很强的特殊性,较多的受到国家政策及其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资源导向和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特征。在此背景之下,本文基于2002-2012年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2003-2011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金额数据,在经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从"关系"的视角出发,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系统、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模式和区位分布特征。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区位分布、产业分布、投资模式和企业所有制方面都相对集中,但都呈现出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与东道国之间存在密切的政治关系、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与若干经济地理研究议题——基于中国对全球与东盟的投资分析

中国已经步入以"走出去"为鲜明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新阶段。针对国内经济地理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尚较少或刚起步的现状,从全球和东盟区域尺度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类型、区位分布、行业领域和投资来源地等特征。据此围绕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研究的一个争论,结合地理学关注空间差异、地方、嵌入等因素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若干研究议题,包括:1)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2)中国境外企业在东道国的地方嵌入机制——或者说企业克服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差距的模式;3)不同类型(国有/非国有)、不同投资动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差异;4)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简言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地理研究需要同时关注投资"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地理分异现象及其形成机制。     

在华跨国公司功能区位的时空演化研究

基于1979~2012年财富500强外资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数据探讨跨国公司功能区位在中国的时空演化趋势及原因。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多次连续跟进投资,其功能布局及演化与城市等级及区域经济环境变化高度相关。总部和研发集聚在一线城市,生产和销售分布在省会和周边城市。跨国公司在华区位重心出现显著的变化,早期的功能区位在空间上呈现较明显的错位,研发和总部重心集聚在北京,而生产和销售重心集聚在华南地区,随着区域环境的变化,研发功能重心向南偏移,生产和销售重心向北方转移,各功能重心倾向于从空间上集聚在一起。研究表明,区域格局的变化是影响跨国公司功能区位重心演化的重要原因。     

中国城市空间网络分析——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生产网络视角

通过分析国内外城市网络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基于电子信息企业生产网络视角,对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特征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在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和世界500强中,电子信息企业总部集中于以北京、上海和深圳为核心的三大沿海都市圈,以及中西部地区的特大城市和省会城市,其研发机构与总部区位特征具有一定相似性,生产基地分布相对分散。由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所主导的中国城市网络,可划分为地方化和全球化两种类型,均以东部及中西部特大城市为网络核心节点。地方化型城市网络的企业总部节点城市较为分散,网络密度和连接度较小;全球化型城市网络则以北京和上海为核心节点,对外联系程度相对较高。与传统城市等级体系相比,城市网络体系具有更强的包容性,从中可以发现崛起中的专业化城市。     

中国企业R&D国际化:时空格局与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数据和零断尾负二项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1998—2015年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时空格局特征,并从东道国角度分析影响其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中国新建海外R&D机构数量快速扩张;海外R&D投资区域分布广泛,呈现分散和集聚并存的特征;以华为为例分析了典型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的空间布局特征,认为目前华为海外R&D投资呈现集中布局在欧洲,零散分布在亚洲、美洲、非洲的空间特征,主要是由其以全球技术升级和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等R&D国际化的战略动机所决定。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R&D投资的影响因素有共同点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① 现阶段东道国的R&D需求不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的主要因素;② 代表中国与东道国经济往来密切程度的关联要素是影响中国企业R&D投资的重要决策因素;③ 发达国家吸引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主要是因其创新能力强、R&D资源数量多,而政策及制度供给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进行R&D投资的主要因素;④ 地理距离对中国企业R&D“走出去”的阻碍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发展中国家的R&D投资中。     

全球-地方背景下东道国企业研发行为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技术溢出视角的广州市本土制造企业微观实证

以广州市本土制造企业为例,通过半结构式问卷及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从企业微观尺度阐明全球-地方背景下本土企业研发行为的演变,从技术联系、生产联系及劳动力联系3个方面探究跨国资本技术溢出对本土企业研发行为演变的影响与机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本土企业研发行为经历由技术依赖型向自主研发主导下兼有研发内部化与国际化扩张的模式转变。跨国与本土企业技术差距减小、更紧密地嵌入全球产业链、劳动力从跨国向本土企业流动均显著提升本土企业的自主研发强度,国际技术采购则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中部六省R&D经费投入与结构分析

以中部六省为研究对象,对R&D经费投入总量及强度、R&D经费的支出结构与来源结构进行深入分析,并找出与先进地区或国家相比存在的差距。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六省之间,R&D经费投入与结构均存在较大差异。总体而言,中部六省R&D经费投入不足,强度偏低;对原始创新重视程度不够,R&D经费支出在科研机构与高校所占的比例以及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所占的比例偏低;政府对R&D活动支持的力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区位决定因素——基于中国省市数据的空间计量经济研究

研发投资的空间集聚有利于溢出知识、节约成本、降低风险、共享资源。以中国省市为空间样本,采用空间自相关Moran指数及集聚分析的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了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区位决定因素。结果发现,在溢出空间性等集聚内生因素作用下,中国省域跨国公司研发投资行为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交互作用,表现为明显的区域投资集聚现象;在形成空间集聚的各因素中,除市场规模、人才资源等需求和供给因素外,集聚因素本身也有重要影响。     

健康产业集群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借鉴发达国家健康产业集群发展的国际经验,对我国健康产业集群发展尤为重要,本文围绕美国纳什维尔和迪拜两大成熟健康产业集群模式,对其发展经验、产业内部上下游结构,尤其是集群内部研发环节-核心环节-支持环节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1)研发环节-核心环节-支持环节三者相互之间良性循环是健康产业集群发展的关键所在,两大产业集群内部产业体系全面涵盖上述三大环节并且互相支撑,呈现体系化的发展态势。只有这三个环节的定位形成一个彼此协调的发展体系,才能够保证健康产业集聚集群的快速、有序发展。(2)健康产业集群的发展尤其应当重视研发环节的投入,推动产业组织与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研究合作,以及本地区健康产业人才的培养。(3)政府对健康产业的介入应当审慎结合产业发展情况,对于那些原有发展基础已经非常好的地区,政府应当以辅助支撑为主,避免直接干预和市场扭曲;而对于健康产业尚处于培育、转型阶段的地区,政府应当更多进行直接管理和规划,避免市场不良竞争和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城市尺度的面板数据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体呈快速波动增长趋势．2007年已成为我国最大的FDI流入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投向中西部地区甚少。本文主要从城市尺度考察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特征．并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分析了其主要影响因素,发现潜在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和集聚效应等因素基本决定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趋势．特别是其中的基础设施水平和集聚效应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作用。     

高铁影响下的中国区域创新时空演化与效应分解

探究高速铁路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制将深远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运用ESDA、SDM和求偏微分等方法,测算了由高铁开通带来的时空压缩对区域创新产出产生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通过分地区回归对异质性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集聚程度不断增强,“核心-外围”区域基本形成,创新活动具有一定的锁定特征;其中,R&D人员投入、FDI、政府财政科技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是影响区域创新产出的重要因素;高铁开通对创新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R&D人员全时当量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最大,东北和中部地区则同时依赖于R&D人员和R&D资本投入,西部地区并未受到极化影响,反而因时空压缩产生了正向溢出效应。     

Spatial Mismatch and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Firms in Urban China

Studies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ocations in China have been conducted mainly at interregional and interprovincial scales, and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intraurban scale where location decisions of foreign firms can differ from domestic firm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ntraurban locations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firms in Suzhou, a city experiencing rapid globalization. We have found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ICT firms in Suzhou exhibits distinctive spatial patterns characterized by a geographically based, institutionally created spatial mismatch between foreign and domestic firms. Foreign firms are concentrated in national-level development zones—China–Singapore Suzhou Industrial Park in the east and Suzhou New and Hi-Tech District in the west—whereas domestic firms tend to agglomerate in the inner city and the provincial-level development zone in the north. Poisson and negative binomial analyses further reveal that the locations of foreign firms are strongly correlated to development zones, and the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derived from the stock of foreign investment rather than domestic firms. The case of Suzhou highlights the challenges that Chinese cities face i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rough embedding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