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认知与意愿——基于江西省254户农户调查

作为农村宅基地的使用主体,农户在农村宅基地流转决策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他们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认知与意愿对规范农村宅基地流转起着关键作用。文章通过对“江西省农村宅基地流转”专题调研,以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分析江西省当前农户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认知与意愿,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农村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表明：农民对于国家农村宅基地的相关政策了解程度一般,对于构建规范有效的农村宅基地流转机制期望较高,但反映出普遍担心农村宅基地入市后的高房价和投机行为的发生;户主年龄、家庭年收入、家庭农村宅基地面积及个数对农户农村宅基地流转的影响最大。最后,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不同类型农户撂荒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重庆市12 个典型村为例

近年来,耕地撂荒因与耕地流失及粮食安全紧密联系而备受关注。反映撂荒现状并揭示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政府制定科学的政策、规划和计划。现有的研究多将农户作为一个整体,较少考虑到不同类型农户撂荒的差异。以重庆市12 个典型村为例,在农户类型划分的基础上,分析不同类型农户撂荒的差异,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不同类型农户撂荒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不同类型农户撂荒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撂荒户数比重、户均撂荒面积、撂荒面积占承包地面积比重随耕作半径的变化情况、撂荒地现状及不同时间段撂荒面积;② 野生动物影响和人均耕地面积是影响不同类型农户撂荒的共同原因。此外,影响基本型农户的因素包括户主外出经历、耕作半径和房屋离集镇距离;影响自然资产型农户的因素包括农业劳动力比重、户主外出经历、地块平均面积和耕地收益;影响人力资产型农户的因素包括家庭人口、非农收入、耕地转出面积和耕作半径。     

论中部农区农户打工区位选择影响因素——以河南省三个样本村为例

对农户打工区位的研究是认识农民工流动空间规律的基础。通过对河南省南阳市三个不同类型样本村的实证研究,发现打工者不同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对其打工地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其中,个人特征中的性别对打工空间、年龄对打工距离及打工空间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特征中的家庭类型对打工距离、家庭代数和家庭上学子女数量对打工距离和打工空间具有显著影响;社区特征中的村经济发展水平、村地形对打工空间具有显著影响,农户关系网络对打工地的选择具有关键作用。农户对打工地的选择是在能够预期取得一定收入的前提下,综合考虑个人、家庭和社区因素的结果,地理环境因素对打工地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     

山区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影响因素——以重庆市12个典型村为例

耕地利用集约度对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和耕地保护有深刻影响。利用重庆市酉阳县、武隆县、巫山县3个县12个典型村972份有效农户调查样本,基于货币额衡量生产成本,对比分析不同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差异,同时综合价值形态指标与实物形态指标对其内部结构进行分析比较,然后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不同类型农户内部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政府制定山区农业发展政策与措施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1不同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内部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劳动集约度、资本集约度与耕地利用集约度基本呈现自然资产型人力资产型基本型缺失型的关系;2研究区正经历着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过程,农户生计多样化显著,但生计多样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耕地集约度的降低;3农业生产补贴和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对自然资产型农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故农业发展政策应集中在提高农业生产补贴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方面,前提是继续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农村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立农业发展的平台。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县域土地利用 程度时空变异分析 ——以河北省曲周县为例

本文基于多元统计的因子分析法,以河北省曲周县为例,对县域尺度下土地利用程度进行时空变异分析。通过对1985、1995和2000年三个时间点的研究,表明：(1)1985～2000十五年间,曲周县的土地利用程度得到明显提高,其中以槐桥乡最为显著;(2)曲周土地利用程度具有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中东部、西部地区明显高于南部及东南部地区。最后,文章结合区域实际,从自然、社会、经济、区位特征和科学技术五个方面对曲周县土地利用程度的时空变异进行驱动力分析,为调控区域土地利用提供借鉴。     

基于农户利用目标的集约化农区土地利用 驱动机制分析——以河北省曲周县为例

发展经济学和农户微观行为理论对农户土地利用目标的机理分析表明,农户在不同阶段土地利用目标的差异,其发展必然经历追求粮食产量最大化、产量与利润最佳化、利润最大化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土地利用变化的形式表现为土地的用途转换,既边际土地向耕地转移,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但是土地产出能力却很低。第二个阶段,农户对土地的利用目标,既考虑家庭需要,又考虑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此时表现在土地利用上,就是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寻求利润最大化,土地利用就会向高效益的经济作物转移,促进种植结构的调整。第三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劳动力机会成本增加,土地向利润最大化转移。在耕地内部,粮食生产如果没有规模,轻者会导致投入的降低,重者会导致土地的荒芜。实证分析表明曲周目前处在第二个阶段,表现为粮食产量的提高和大量物质投入的增加,随着追求利润的阶段发展,投入比重必然会向经济作物转移。     

限制开发区域农户薪柴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以云南省怒江州为例

本文以位于国家限制开发区域的云南省怒江州为例,利用654份农户调查问卷和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户薪柴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薪柴消费与家庭总人口、是否外出打工、所在行政村是否在自然保护区、所在行政村海拔是否大于2000米、所在行政村到县城的距离正相关,与上年现金支出、是否有现金补贴、住房条件负相关。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前提下,所在行政村海拔大于2000米的农户使用薪柴的概率比海拔在2000米以下的农户高64.70%;在自然保护区的农户消费薪柴的概率是自然保护区外农户的3.26倍;所在行政村到最近县城的距离每增加1公里,农户使用薪柴的概率增加6.12%;对农户进行现金补贴会使薪柴消费概率下降38.39%。在此基础上,对限制开发区域的环保政策、财政政策、人口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调整建议。     

农村居民点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宁波市象山县为例

分析农村居民点时空变迁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了解农村居民点变化的内在机理,加快新农村建设、改造和乡村振兴的步伐。本文基于象山县1990—2015年6期土地利用数据,利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景观格局指数、平均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模型方法,探析象山县农村居民点的时空变化特征和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农村居民点面积不断增长,其速度先下降后增加,农村居民点扩展以块状扩展为主,其次为分散扩展、条带状扩展。(2)农村居民点向耕地和其他建设用地转移,耕地作为主要补充来源。农村居民点形态趋于规则,其平均斑块形状指数和分维数值呈波动下降趋势,聚集度值增加了2.62%。(3)农村居民点集聚趋势明显,其核密度最高值上升,高值区域靠近城镇。核密度空间分布随时间变化较小,都呈现中部高南北低的特征,且南部地区核密度略高于北部地区。(4)农村居民点趋向于布局在高程和坡度较小、靠近城镇中心,并有相应道路联系的区域,其他影响农村居民点布局的因素还包括农村人口和农村政策等。     

黄土高原地区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响应与影响因素——以甘肃定西大牛流域为例

以甘肃省退耕还林(草)重点实施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定量回归分析,研究农户对退耕还林(草)工程的认识和态度。总体上农民有较高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对退耕还林(草)政策的认识基本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劳动力数量、人均耕地数量、退耕还林(草)面积是影响农户环保意识和对退耕还林(草)态度的主要因素,农业和非农业农户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基于农户生计资本的农村宅基地整治满意度分析——以湖南省岳阳市为例

基于湖南省岳阳市407个样本的微观农户实地调研数据,运用有序离散Probit模型检验生计资本对农户宅基地整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以及不同资本结构的差异性作用规律。结果表明：(1)农户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均对农户宅基地整治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作用强度较大的因素主要有家庭干部数量、家庭收入来源、邻里关系、家庭党员数量、家庭总人口、距耕地距离等;(2)不同资本类型农户对宅基地整治行为表现出不同的满意度,资本合理型农户的满意度更高;(3)在不同资本类型农户的满意度影响因素中,资本合理型农户更倾向于宅基地整治带来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提高,资本缺乏型农户更倾向于金融资本、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提高。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进城落户意愿影响因素——以河南省郸城县为例

基于“推—拉”理论、新经济学劳动力流动理论,剖析了农民进城落户意愿的城乡作用力、农民进城落户的内部影响因素,并结合郸城县169 份农户有效问卷和村干部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农民进城落户意愿可用“推力—拉力”范式解释,包括生活便捷程度、子女的受教育环境、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保障水平、家庭收入和非农就业、消费和生活成本,其中,便捷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子女受教育环境是最大的城镇拉力,没有稳定的非农工作是最大的城镇推力.②农民进城落户决策的影响因素涉及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村庄因素三个层面.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生活水平、亲朋好友是否进城落户、村庄医疗卫生条件是影响郸城县农民进城落户决策的主要因素,其中文化程度、亲朋好友是否迁户的影响效应为正,年龄、家庭生活水平及村医疗卫生条件的影响效应为负.     

农村居民点功能演变的微尺度分析——山东省沂水县核桃园村的实证

从微尺度考察农村居民点演变为解决当前农村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重要视角。构建农村居民点功能演变的分析框架,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与遥感影像相结合方法,以山东省沂水县核桃园村为例进行实证。结果表明,农业生产功能一直是农村居民点生产功能的主导,但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农业生计主导阶段（1949~1977年）,农户以种植业为主要生计来源,利用庭院及房前屋后种植蔬菜;生计多样化阶段（1978~1999年）,农户生计策略演变为种植、养殖和外出务工相结合,农户在宅基地内修建猪圈养猪,在庭院内散养家禽;生计非农转化阶段（2000~2012年）,农户以种植和外出务工相结合为生计策略,将庭院硬化用来晾晒粮食、猪圈改造为储物间存放粮食和农机具。农村居民点用地一直以宅基地为主导,缺乏非农生产用地;随着生计成果的逐渐丰富,农户对农村居民点生活功能追求不断强化,表现在对住宅建筑材料的优化、居住空间的扩展及旧住宅的翻新。农村居民点内部土地利用结构及其功能承载状况是与农户生计需求相适应的,农村居民点整理应充分尊重这一客观事实。     

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广东省云浮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经济快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正逐渐从单向转变为城乡双向流动的格局,这一变化无疑将深刻影响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前景.文中采用对广东省云浮市农户的调查数据,通过构建Logistic模型,从农村外出劳动力个体行为决策的视角探讨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较低,年龄偏大,家庭儿童数量较多、老人数量较少和已婚的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可能性较大;而外出务工时间对回流概率的影响呈倒U型分布;家乡的非农就业机会与村庄的区位因素也显     

旅游小企业成长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宏村为例

借鉴经济学和管理学中企业成长的概念,以宏村为案例地,采用深度访谈和非参与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分析了旅游小企业成长的量和质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宏村旅游小企业经过近40年的发展,总体上是量的增长和质的改善不断优化的过程,实现了其在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成长。2)旅游市场环境、景区管理体制、企业家精神、地方传统文化、企业成长战略和企业竞合互动共同促进了宏村旅游小企业的创办和成长。宏村游客数量的快速增长和旅游需求的提升,旅游公司和地方政府对景区的管理和建设,本地企业主的始创和模仿创新精神,外地企业主的个人特质和改革创新精神,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旅游小企业成长;传统的徽商文化、宗族文化和邻里文化等是旅游小企业成长的社会文化支撑,并强化了旅游小企业在成长过程中的稳定性和抵御外界风险的能力;模仿创新、连锁扩张和抱团发展等企业成长战略,促进了旅游小企业的一体化、多元化和联合成长。同时,低层次的产品同质竞争促进了旅游小企业更高层次的质的成长,多群体旅游小企业主之间的合作交流,强化了企业间信息交换、资源共享,极大地推动着旅游小企业成长。     

农村宅基地功能转型分析——以江西省鄱阳县为例

农村宅基地是农村土地系统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农村衰落、农村空心化等各种问题表征的重要载体。农村地区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农村宅基地也发生着深刻的转型。本研究在总结国内外对于农村宅基地多功能分类的基础上,根据实地调查问卷,从宅基地功能提升的角度划分并界定了宅基地的人口承载功能、资产以及居住功能。通过协调转型度模型对农村宅基地的功能及协调转型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17年鄱阳县农村宅基地功能转型度在整体上有了明显提升。(2)北部山地丘陵区及环鄱阳湖区主要分布着协调转型度的高值区,近县城的平原区主要分布着协调转型度的低值区。(3)区位条件与资源禀赋较好的区域,人口、资本等要素非农化的支撑条件也比较好,相应的非农化趋势也更为明显。应根据不同区域农村宅基地转型的差异化情况提出针对性的发展建议。     

成都平原传统场镇与林盘居民点的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成都郫县为例

基于近现代地图与相关地理信息,结合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通过GIS空间分析、核密度估算、欧氏距离、基尼系数等方法,以传统林盘聚落的核心区成都郫县为例,定量揭示了1947、1970、1985、2000与2018年郫县林盘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场镇分布关系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不同时期林盘居民点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在改革开放前,林盘居民点的分布极易受到政治经济中心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后,其具有均质化快速发展的特点,但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从根本上改变了林盘居民点的散居特征,其聚集程度明显增高。林盘居民点高密度区始终具有围绕传统场镇及城镇建成区分布的特点。2）传统场镇的市场半径大致为3 km,交通条件是其选址的首要因素,民国时期场镇选址主要受水路交通影响,建国后水路交通为场镇带来的交通便利逐渐被陆路交通所取代。3）传统场镇的分布会随着林盘居民的自组织行为与相关政策的调控而不断趋于均衡状态,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场镇由乡村市场驱动的自由放任式发展转变为地方政府驱动下的固定场所。4）林盘居民点具有沿河流水系分布的特点;传统时期林盘居民点与主要道路之间的关联性较低,但当前其具有沿道路分布的特点。     

河北省休闲农业的空间分布及影响机制

以河北省436家休闲农业品牌主体为研究样本,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算、近邻分析等方法,对其空间分布类型、空间结构演化、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地理探测器量化分析了不同因素对休闲农业空间分布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河北休闲农业品牌总体呈显著的聚集型空间分布,并逐步演化为南部聚集连片、北部环绕京津、局部组团化聚集的高密度空间分布格局;休闲农业品牌呈现“沿路”“傍水”“环城”“近景”“依产”分布特征;休闲农业品牌的空间分布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影响,旅游市场条件是影响休闲农业空间分布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其次为交通条件和自然资源。针对河北省休闲农业提出发展建议。     

西南山区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以云南省昭通市为例

能源是贫困地区农户赖以生产和发展的基本生计资产,过度采伐薪柴的能源消费行为是加剧生态脆弱地区水土流失、土壤侵蚀、森林植被破坏的重要因素。西南山区既是我国贫困地区,又是生态环境脆弱地区,本文选取在西南山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脆弱性都具有代表性的云南省昭通市为案例,基于946 份调查问卷,采用Tobit 模型对非商品性能源和商品性能源的消费比例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① 地形特征对西南山区农村能源消费结构影响显著,薪柴和秸秆等非商品性能源受资源禀赋影响显著,而煤炭等商品性能源更多的是受市场距离影响。② 随着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非商品性能源消费比例将下降,煤炭和电力等商品性能源消费比例将上升,但是西南贫困地区由于农户生计资产有限,收入增长缓慢,能源消费结构升级艰难。③ 家庭人均教育程度的提高、从事非农产业有助于西南山区农户增加商品性能源的消费比例,从而提升能源消费结构。     

煤炭资源富集区农户收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陕西省神木县为例

以农户为细胞单元,通过对典型乡镇农户收入的差异分析来探讨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选取陕西省神木县12个乡镇典型村域进行农户调查和定量评价,运用多元回归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各乡镇间人均纯收入差距显著,基尼系数均在0.20以上,67%的乡镇基尼系数大于0.30,其中解家堡、乔岔滩、花石崖的基尼系数更是超过了国际警戒线0.40;乡镇内部农户间的收入差距也十分明显。回归结果显示:耕地面积、第一产业支出是低收入家庭农户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户主受教育程度、非农就业等显著影响着中等收入家庭农户收入;而经济潜力、家庭教育负担、区位因素对高收入家庭农户收入影响显著。研究表明,要增加农户家庭的收入,除了发展个体经济、提升兼业比重外,还应重视农户自身素质的提高,大力发展农村的经济合作。     

华北平原地下水动态及其对不同开采量响应的计算--以河北省栾城县为例

自从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开采地下水以来,栾城县的地下水位以每年大约0.65 m的速度下降.降雨量的减少、农业产量的大幅度提高、种植结构的变化以及上游水利工程的修建,都与地下水位的下降有着密切联系.利用Visual Modflow软件,在分析该县水文地质条件与水资源利用的前提下,运用三维地下水流模型,通过有限差分方法对栾城县的地下水系统进行了模拟,结果表明:5个观测孔的地下水位计算值与实测值拟合程度很好,模拟出的地下水流场与实际情况基本一致.利用掌握的水文地质资料,进行参数分区,通过实测资料的校正、调参,模拟出各分区参数值.利用校正后的数学模型,对栾城县地下水对不同开采量的响应进行了计算,结果如下:在现状农业开采量1.01×108m3基础上分别减少14%(0.14×108m3)、29%(0.29×108m3)和增加29%(0.29×108m3)的情况下,到12月份5个观测孔的平均地下水位分别比现状地下水位上升了0.33 m,0.64 m和下降了0.45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