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与权力：女性主义视角下乡村“家”空间的演变——以成都市明月村为例

立足女性主义视角,以成都明月村为案例进行研究,探究旅游介入下明月村“家”空间演变中女性的成长路径以及性别权力关系的基本架构。研究表明：“权力-资本-人”的作用加速了传统明月村“家”空间的分化与演变,原始化的家庭生活空间被乡村旅游生产挤占,逐渐演变成商业化的生产空间。同时,明月村家庭住宅在不断被功能化和商业化的过程中,现有家庭空间的性别与权力秩序也在发生重构：(1)旅游发展带来的新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拓展了明月村女性的话语空间,女性主体成为家庭供养的重要参与者和直接生产者,逐渐实现家庭话语权从失语向在场、从边缘化向中心化的转移。(2)伴随着女性主体性的成长以及女性话语权的拓展,家庭中的夫妻关系趋于平等化,直接扭转了传统意义上“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家庭权力格局。     

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案例

近年来,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成为乡村旅游空间实践和乡村振兴中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新问题的出现对乡村空间实践中多元主体如何进行理性协商提出了新的诉求。以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村“石头的遭遇”“权力的草坪”“搬迁新寨子”为分析对象,对旅游背景下翁丁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进行了剖析。认为：① 在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双向塑造的地理空间实践中,翁丁正经历着从“地方性空间”向“流动性空间”的转向,以旅游为媒介的流动性力量以及不同主体的空间诉求,正在重塑着翁丁社会文化和关系的空间生产。② 翁丁原生公共空间塑造的秩序具有集体意识,但目前空间意义的叠写带来了地方的差异化认同,地方正在从“自然式认同”转向“分裂式认同”,作为民族团结和认同结构优化的切入点,需要逐步过渡到以主体间性和民族间性为特征的“理解式认同”。③ 空间意义的叠写和地方认同的分裂容易引发多元主体间的价值取向之争和地方意义的虚无主义,为此需要积极形成空间道德实践的价值指引,以避免发生激进的乡村旅游空间实践现象。未来乡村旅游空间实践,应避免以一类主体掩饰另一类主体的情形出现,公共空间的人地关系、空间主体的构成方式、地方的可见性以及不同主体道德规范的协商、妥协与让渡,是新时代乡村旅游空间实践不能忽略的维度。     

旅游发展背景下侨乡地方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以泉州市晋江梧林侨乡为例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泉州市晋江梧林侨乡为例,从地方意义叠写中的实体维度、社会关系、地方价值观3个层面考察侨乡地方意义叠写的建构特征,揭示了旅游发展背景下侨乡地方意义的叠写过程以及由此带来的包括海外华侨在内不同主体的地方认同问题。研究发现：1）人地错位下的意义叠写主要通过想象和旅游系统等传导机制完成,使侨乡呈现出海外华侨“形式上不在场”,但“内容上处处在场”的特征,并且推动梧林向传统与现代杂糅的地方格局转变。2）地方意义的叠写具有关系属性,多元互动是其形成过程中的显著特征。地方意义本质上是人地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当人地关系不再由传统的地缘关系或亲缘关系决定时,人与地方这一对弱纽带关系也并不能够通过地方意义加以巩固,表现为“侨—眷—乡”关系的异化。3）在地方价值观上,侨乡地方意义经历了从家尺度到国家与民族尺度的意义叠写,凸显了旅游背景下权力对地方意义的选择性表征,动态展演了不同主体的空间价值观取向之争和国家主流文化价值观对地方的引领。4）旅游发展背景下侨乡地方意义叠写引发了海外华侨兼具工具性和选择性的“购物车”式认同以及本地居民的差异化认同,不同主体的认同结构充满张力、分异乃至冲突。     

基于行动者网络和共享经济视角的乡村民宿发展及空间重构——以深圳官湖村为例

立足于乡村空间多元分化研究的学术背景,采用深度访谈法,结合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对深圳市官湖村民宿集群旅游空间发展的过程和空间重构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民宿业主和熟人网络是官湖村民宿旅游发展的核心行动者,在其主导推动下实现了乡村物质景观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转型和重构。②官湖村的空间重构过程中,民宿旅游的行动者网络空间随着熟人网络的不断建构和转译而促成越来越多分散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集中并转化为官湖村发展的社会资源。民宿业主和熟人网络共同构成了官湖村发展的非结构性动力主体。③外来行动者构建的新型社会熟人网络,与官湖村传统社会熟人网络因无法完成转译过程和连通,造成官湖村民宿业主等群体和当地村民等群体的社会分化隔离与关系网络的权力斗争,进而引起动力机制从非结构性向二元动力机制转变,带来新的物质空间重构。④在共享经济演进过程中,官湖村形成一种基于社会熟人关系网络,线下为主并与线上相结合的商品共享和服务交易的新型共享经济模式,是一种比互联网中介更加低成本的共享方式。     

民宿文化微空间的游客感知多维分异与地方认同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例

民宿区别于传统酒店的核心价值是其能够结合地域文化资源,满足游客功能性与文化消费两方面需求。当前民宿空间的文化生产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同质化已经严重影响到民宿产业的健康发展。选取携程网和Airbnb平台的网络文本为样本空间,通过词频分析对民宿微空间的游客多重感知进行探索和解构。基于游客地方认同的情感表达,采用多元回归分析识别民宿微空间游客文化感知的内容体系和层次结构,并对游客文化感知与地方认同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 游客文化感知高度依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达地区的文化供给更为充分,游客文化感知和地方认同也愈发明显。② 游客文化感知与地方认同紧密相关。民宿微空间的文化感知包括地域文化、景观建筑、主题氛围、宗教艺术、历史记忆、人物符号六个维度,各维度指标对游客地方认同具有显著影响。③ 游客文化感知维度划分与传导路径为民宿微空间的文化生产以及游客地方认同的正向强化提供了思路启示与实践路径。     

资本循环视角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机制研究——以秦始皇陵为例

中国大遗址名录中80%以上的大遗址位于城郊或郊野地区,遗址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分析大遗址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实现大遗址区乡村振兴的关键。论文以秦始皇陵大遗址区为案例地,探寻资本逻辑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机制。研究发现：① 资本对最优区位的选择产生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分异。由于各村庄的自然环境、交通条件、保护区划的限制条件及其与已开发遗存点距离等因素存在差异,资本的选择性投入产生了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分异。② 村庄生产方式调整是大遗址区社会空间演变的内在动力。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是在文物保护的框架下,由于旅游开发的正外部性促进资本流动影响到村庄生产方式调整,进而影响社会关系转变的过程。③ 政府政策措施对大遗址区资本的引导控制是外部影响因素。大遗址的文物脆弱性决定了展示利用过程中必须保证政府的强干预性,村庄生产方式转变可能产生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因此需要政府权力的介入,进一步导致了村庄生产方式调整。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是一个动态演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政府有效管理、市场与村庄社区合理介入才能保障大遗址区乡村合理发展与转型。     

乡村文化治理视角下当代祠堂空间的再生产——广东案例

随着中国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乡村文明变革成为备受关注的时代议题。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文明变革和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载体，而祠堂是其中传统而典型的类型。论文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质性方法，探究当代祠堂空间的再生产及其映射的乡村文化治理方式。研究发现：(1)当代祠堂的再生产是嵌入在乡村文化治理的情境之中，乡村文化治理的视角为理解当代乡村祠堂的再生产提供了一种共时性的解释力；(2)当代祠堂主要通过空间、主体、实践与价值四位一体的方式实现空间再生产，四者之间相互支持，缺一不可；(3)当代中国乡村文化治理践行“以实化虚”，包括紧紧依托具体的乡村文化公共空间治理载体、合理划分多元治理主体职责、使用经验性治理技术、强调乡村治理目标，以激发乡村文化治理内在活力与效力，实现传统村落的文化振兴，进而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研究结果对中国乡村文明变革具有理论与现实价值。     

“后乡村”语境下成都竹艺村的空间生产研究——基于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视角

政府引导城市资本发展乡村旅游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然而外力介入常导致“后乡村”场域内乡村主体的式微,探究“后乡村”社区的空间演变机制对可持续旅游发展具有参考意义。文章套用空间生产理论,借助多元利益主体分析,建立基于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整体性研究框架。以成都竹艺村为案例,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质性方法,分析“后乡村”多维空间的生产过程和机制。结果表明：1）竹艺村旅游发展通过租赁经营模式和社区治理模式的转换融合实现内外部驱动力量的优势叠加;2）租赁经营模式下乡村表征成为三重空间中的主导,作为权力主体的外部企业通过制度建构引导空间生产、实现旅游构想;3）社区治理模式明确了社区作为日常生活主体在乡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保障了村民和村集体在空间生产中的话语权;4）“后乡村”社区的空间生产主要由乡村振兴政策的地方响应、资本通过下乡实现再循环、现代性流动下的主体行动和消费需求变迁下的视觉营销4种动力驱使。文章进一步拓展了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本土化实证研究,有助于引导大都市郊区乡村旅游社区的健康发展,达到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优化社会生态的双重目的。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与机制——以黄山市卖花渔村为例

基于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视角,以黄山市歙县卖花渔村为例,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制度空间3个维度分析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以来卖花渔村空间转型经历了内生性缓慢转型发展、外源性空间快速扩展、有序化空间品质提升3个阶段。2）随着盆景产业复兴和乡村旅游业兴起,传统村落物质空间分化重塑、社会空间解体重构、制度空间日趋完善,呈现出空间功能复合化、社会关系开放化、空间主体多元化的空间转型特征。3）在社会关系变迁、资本投入、权力干预等共同作用下,社会空间、物质空间及制度空间互动演进,共同推动了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     

社区营造进程中的乡村地方性建构特征与机制 ——以台湾中和社区为例

以台湾中和社区为案例,采用访谈法与介入式观察法,通过社会建构与人文主义两种视角,关注宏观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者两种力量对地方性形成的影响,探讨了社区营造的地方性特征及其建构机制。研究表明：中和社区营造的地方性表现在都市近郊的区位、社区营造实践地点及活动、参与者与观光者的地方感3个方面;中和地方性建构过程则经历3个阶段：首先,弱地方性引起了社区营造参与者与广大社会的反身性;其次,在社区营造政策的推动下,社区营造参与者在日常生活中推动社区营造,促进地方性的生产与再生产;最后,地方性的营造结果吸引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再投入,强化了地方性的持续生产,并创造了进步的地方性,也间接强化了乡村自治能力。     

城市化与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开发研究--以成都邛崃市鹤鸣村为例

城市近郊区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区域。呈现动态变化的过程,其变化受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近年来,乡村旅游在城市郊区、特别是城市近郊的各种旅游中发展十分活跃。但是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该文根据城市化作用下的城市近郊乡村旅游演变的规律和原理,以成都邛崃市鹤鸣村为例,探讨城市化对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的影响,分析城市化影响下鹤鸣村乡村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发展进程,提出鹤鸣村乡村旅游开发的建议。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旅游地乡村社会空间重构研究

在商品经济影响下,乡村社会关系正发生多途径、多层次重构,由于社会关系与空间形态辩证统一,社会关系的异化将引起空间形态的变化。以南京市世凹美丽乡村示范村为案例,从传统社会结构观念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冲突出发,建立研究假设,通过2014年、2016年和2018持续跟踪调查,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揭示乡村经济社会空间交互过程。结果表明：① 所选乡村社会网络发展符合社会资本与市场制度相互作用的发展规律,具有替代效应、挤出效应与互补效应3个明显阶段,符合研究假设;② 网络模式由轮轴模式演化到“结构洞”模式再到合作与分派模式,且分别对应扩散型、分支型与簇群型网络结构,伴随行动者的淘汰与迁出与市场经济规则的增强;③ 空间重构主要表现为土地利用格局重构与乡村空间衰退现象,形成优势经营者区域、原住民的边缘集聚区、外来经营者区域与空间衰退区域。     

领域化视角下的珠三角乡村城市化再思考——以广州市旧水坑村为例

从领域视角看,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自下而上的乡村城市化过程即是乡村地域的重新领域化与再/去领域化过程。以广州市旧水坑村为案例,运用实地调查、访谈的方法,对乡村城市化过程中社会、市场和行政力量等领域化主体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剖析。研究发现,村民代表的社会力量是乡村领域化的设计者,而行政力量、市场力量试图通过在其中构建独立领域以增强话语权。叠置的领域和差异悬殊的空间资源支配能力致使资源争夺加剧及非均衡的空间-权力结构形成,并导致村庄发展管治的混乱。因此,需要尽快构建多元主体有机组合的领域单元及均衡的领域政治体系,以实现乡村地域的可持续发展。     

全球化背景下酒吧的地方性与空间性——以广州为例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广州代表性酒吧为对象,援引第三空间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从消费地理视角解读酒吧的地方性和空间性,重新诠释地方理论以及人地关系认识论。研究表明,广州环市东酒吧的空间建构包括了一种本土对西方、当下本土对历史本土的再结构化过程。在空间实践-空间想象-再现空间三元一体的维度下,酒吧作为地方具有典型的反身性,酒吧影响着主体行为,行为主体构筑的权力话语也成为酒吧空间的意义构成,涉入酒吧消费空间的建构过程。作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消费空间,酒吧具有空间生产、空间消费和空间流动的特质。     

乡村旅游发展的村镇空间结构效应——以武汉市石榴红村为例

传统的空间结构演变理论认为,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要经历以农业为主的阶段、工业化初期、工业化阶段,以及后工业化阶段。通过回顾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石榴红村村镇空间结构在21世纪初期的演变,发现在乡村旅游的推动下,石榴红村在居住空间、产业空间和公共服务空间等方面实现了村镇空间结构的优化。在这种模式下,村镇经济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乡村旅游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多元权力主体实践下民族村寨的旅游空间再生产——以贵州肇兴侗寨为例

以贵州肇兴侗寨为案例地,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采用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结合的方法,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意义空间3个维度审视多元权力主体的“物质－关系－情感”联结以及与旅游发展的自洽性。结果表明：1）物理空间在权力主体的更迭下得以重新规划,有助于劳动力的回流。村寨的原真性在规制的约束下得以维护,但建构的景观符号是对民族村寨的错位表达。2）对于社会空间中的冲突,当地居民采取退让不退出的策略与管理者达成空间错时使用与管理默契。威权人物寨老成为消解分歧、推动社会关系巩固与凝聚的代表。对游客及外来经营户的让渡与周全,体现了当地居民开放包容的待客之道与处事哲学。3）意义空间通过当地居民对节事、文化的情感注入,对文化惯习的传承、对乡约的承继、对怀旧物的回忆与想象得以再生产。对于处在发展上升期的民族村寨而言,多元权力主体会基于利益的共同性与社会关系的粘连性考虑,做出符合当地旅游发展与自身容纳限度的调适与让步,来适应旅游发展带来的空间变化。     

地方政府企业化视角下的半城市化地区社区转型——以东莞市厚街镇赤岭社区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央―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化和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在推动城市与经济的发展中通常表现为企业主义行为,并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经过30 多年的发展,地方政府企业主义是否仍然行之有效？文章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东莞厚街镇的赤岭社区为例,对中国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发生的源头--半城市化地区社区发展与转型进行研究,解析新时期地方政府企业化的特征、作用机制及应对危机的方式。结论认为：1）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半城市化地区社区（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转型,但是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在社区尺度不再行之有效;2）社区（村级）体制改革也是一种城市管治方式,半城市化地区的社区发展适时需要管治的进入;3）全球化是影响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的直接动力;4）在中国的城市管治中,社会力量还相对较弱。在未来地方政府企业主义的研究中,应更多关注来自基层的制度创新。     

虚拟休闲社区的营造与表征:女性网购案例

科技的快速发展促生了虚拟休闲时代的到来。以虚拟休闲为切入点,消费者的网络购物实践为研究对象,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研究方法,分析网络消费实践中所形成的虚拟社区,探索女性消费者参与虚拟休闲社区所塑造的互动关系与社区意义。基于ICTs媒介,研究发现:网络消费会重塑现代女性的休闲实践,消费过程中的每个环节包括购买行为结束后的感受都是其获得休闲体验的重要维度;女性网购者自发营造虚拟休闲社区,在强化自我社会角色的同时实现自我休闲;女性网购者在虚拟空间中所获得的愉悦感是群内成员发展其社区关系的纽带,并通过社区的延伸实现和维持积极的自我价值。虚拟休闲会随着载体虚拟化改变其体验形式,并为消费实践与虚拟空间的关系探索提供新的视角。人文地理学者尤其是社会文化地理学者除了关注“客观存在”的地理空间之外,也应该关注“真实存在”的网络空间,网络空间与地理空间一样具有其独特的空间性特征。同时还提出,虚拟休闲也是地理实在休闲的重要补充,并且在当今社会具有不可替代性。     

全球地方化背景下乡村旅游地治理模式转变与发展要素互动——以四川省成都崇州市竹艺村为例

全球地方化背景下如何通过旅游治理发挥要素优势成为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以四川省竹艺村为例,从发展要素视角探析从LOT（Lease-Operation Tourism）模式到LOT-CBT（Community-Based Tourism）融合模式转变中乡村旅游发展要素的互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旅游治理模式决定了发展要素的互动关系,要素的互动关系亦推进了旅游治理模式的转变,两者之间呈现循环往复的作用路径;② 不同主体对发展要素的利用与整合能力存在差异导致其从旅游业中获益程度不同;③ 不同旅游治理模式融合下竹艺村形成了竹艺村-乡村企业-农户家庭层层嵌套的3层旅游发展层级;④ 社工的进驻推进了模式融合和发展要素的层级间流动,实现了2种模式优势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