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部湾养殖牡蛎体内异养细菌数量及其耐药性研究

为了探究北部湾养殖区域香港牡蛎(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体内的异养细菌和弧菌数量及其耐药概况变化, 对不同养殖场牡蛎体内的异养细菌进行分离培养, 并统计其数量, 通过药敏纸片扩散等方法研究了细菌的耐药状况。结果显示: 牡蛎在高死亡率养殖环境中体内的异养细菌[(8.6±0.4)×10⁶CFU·g^-1]和弧菌[(9.5±0.4)×10⁵CFU·g^-1]数量较高, 在中死亡率环境中体内的异养细菌[(6.9±0.2)×10⁶CFU·g^-1]和弧菌[(4.5±0.6)×10⁵CFU·g^-1]数量次之, 在低死亡率养殖环境中体内的异养细菌[(3.3±0.1)×10⁶CFU·g^-1]和弧菌[(2.5±0.6)×10⁵CFU·g^-1]数量最低。耐药细菌主要为革兰氏阴性菌, 对β-内酰胺类(青霉素)、糖肽类(万古霉素)的耐药率较高, 对四环素类(四环素、多西环素)的耐药率次之, 对氨基糖苷类(链霉素、庆大霉素、妥布霉素、新霉素)、大环内酯类(红霉素)、喹诺酮类(诺氟沙星、环丙沙星、氧氟沙星、恩诺沙星)的耐药率较低。在高死亡率环境中牡蛎体内的多重耐药菌占79.7%, 其耐药谱型(48种)较广; 在中度死亡率环境中牡蛎体内的多重耐药菌占66.2%, 其耐药谱型为30种; 在低死亡率环境中牡蛎体内的多重耐药菌占58.4%, 其耐药谱型为17种。本文探究了牡蛎死亡率与其体内异养细菌数量和细菌耐药性的关系, 结果显示牡蛎在高死亡率环境中体内的耐药细菌数量多、耐药谱型较广, 低死亡率环境中牡蛎体内的耐药细菌数量较少, 异养细菌数量与牡蛎死亡率呈正相关关系, 两者相关系数为0.996。     

牡蛎体内及其养殖水体中细菌耐药性研究

为进一步了解牡蛎体内外细菌的耐药性，对分离自阳江的香港牡蛎（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养殖水体及其内脏团的637个异养细菌进行了10种抗生素的药敏试验。采用纸片扩散法（Kirby-Bauer，简称K-B），参照NCCLS抗生素敏感试验操作标准，研究细菌的耐药概况。结果显示：健康牡蛎体内细菌对恩诺沙星和庆大霉素耐药率较低，发病牡蛎体内细菌对庆大霉素耐药率最低，次之为复合磺胺和恩诺沙星；水体细菌对氯霉素、恩诺沙星、环丙沙星耐药率较低，水体及体内细菌对呋喃唑酮耐药率最高，而对卡那霉素及青霉素耐药率则波动较大。结果还显示，不同来源的受试菌株多重耐药状况严重，来源于健康和病牡蛎的菌株在7月份的多重耐药率达到峰值，分别为66.7%和64.3%，养殖水体细菌多重耐药率峰值出现在4月份，最高达76.7%。总体来看，源于牡蛎养殖环境水体及其牡蛎体内的异养菌多重耐药比例较高，值得引起注意。而受试菌株对不同药物的抗性存在较大差异，且异养细菌对呋喃唑酮的耐药率明显高于对其它受测抗生素的耐药率。从时间动态上看，水体菌耐药率峰值出现于4月份，而牡蛎体内菌群耐药率峰值出现于7月份。     

广东雷州半岛东部沿岸潮间带常见牡蛎的种类及其分布

在形态分类的基础上,采用多重PCR(Multiplex Species-Specific PCR)和DNA序列分析,基于细胞色素氧化酶Ⅰ(cytochromeoxidaseI,COI)基因构建系统进化树鉴定牡蛎种类及确定其分类地位,研究了广东雷州半岛东部沿岸牡蛎科(Ostreidae)常见牡蛎的种类及分布。本次研究从雷州半岛东部沿岸的11个地点采集了363个野生牡蛎样品,并对全部样品进行了形态分析和多重PCR的鉴定,对未鉴定出来的114个样品进行COI基因的扩增并测序,构建系统进化树进行种类分析,共检测出3属5种牡蛎。巨蛎属(Crassostrea)有两种,分别为熊本牡蛎(C.sikamea)185个和福建牡蛎(C.gigas angulata)109个;小蛎属(Saccostrea)有两种,棘刺牡蛎(S.echinata)48个和团聚牡蛎(S.malabonensis)19个,牡蛎属未定种Ostreasp.1有2个。结果表明,雷州半岛东部沿岸牡蛎种类丰富,至少有5种牡蛎分布于潮间带,其中优势种为熊本牡蛎和福建牡蛎,分布范围比较广。小蛎属和牡蛎属牡蛎数量较少,分布比较集中。     

异养细菌与虾病关系的研究

对对虾养殖池海水、底质、虾池进水及其邻近水域海水中的异养细菌和弧菌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在对虾养殖环境中,异养细菌菌群结构和各类群属细菌数量变化异常.弧菌成为优势菌属,并显示了喜欢在营养丰富的环境中生长的特点.弧菌可作为有机污染的指示菌.弧菌的数量与对虾发病有一定关系.     

东海大陆架异养细菌的生态分布

从海洋物质循环的观点来看,异养细菌在分解有机物质和无机化过程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从海洋食物链的角度来看,分解各种类型有机物而得以增殖的异养细菌自身也是海洋原生动物、浮游动物及底栖动物的营养源。异养细菌在海洋生态系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对海洋中某些细菌的代谢活动与其他海洋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日益受到普遍的重视。 海洋异养细菌的生态分布资料已有不少报道。但至今尚未有人发表过东海大陆架海域海洋微生物生态调查的报告。东海大陆架海域江河交汇人海,大陆对海洋的影响极为突出,水文和底质情况复杂,水产资源丰富,因而特别富有多样化的有机物来源。调查和了解这一海域中异养细薗生态分布规律,并研究其参与物质转化过程的特异性,不仅有助于深入研究海洋生态学问题,而且对于阐述东海大陆架的特点也极有价值。本文着重讨论异养细菌在东海大陆架的生态分布特征及菌群组成的特点。     

海洋异养细菌生物量与生产力的研究方法

随着人类对海洋生态系统的不断研究和探索,海洋异养细菌在海洋生态系统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及维持海洋生态系统多样性与稳定性方面的重要性被人们广泛认可并展开深入研究。国际领域的一些有关海洋与全球变化的重大研究项目如:全球海洋生态系统动力学研究、全球海洋通量联合研究及     

珠江口异养细菌时空分布特征及其调控机制

河口是海陆相互作用的重要地带, 往往呈现出独特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 是研究碳循环过程的重要场所。在春季(2015年5月)、夏季(2015年8月)和冬季(2016年1月)分别对珠江口海域异养附生细菌和游离细菌时空分布及其各自高核酸(HNA)、低核酸(LNA)类群的相对贡献进行了调查研究, 并对其调控因子进行了相应探讨。结果表明, 珠江口异养细菌分布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空间分布上, 珠江口异养细菌丰度自河口上游至下游呈递减趋势, 主要与上游污水输入以及珠江径流与高盐外海水在河口内的混合有关; 在雨季, 河口中下游盐度锋面区出现异养细菌丰度和叶绿素a质量浓度的高值区, 锋面区使营养物质停留时间增加, 促进浮游生物生长。垂直方向上, 表层异养细菌丰度略高于底层。时间尺度上, 异养细菌总丰度在春季最高(表层均值为2.94±1.23×10⁹个 •L^-1, 底层为2.81±1.50×10⁹个 •L^-1), 夏季次之(表层均值为2.32±0.43×10⁹个 •L^-1, 底层为1.90±0.50×10⁹个 •L^-1), 冬季最低(表层均值为1.06±0.33×10⁹个 •L^-1, 底层为9.76± 3.44×10⁸个 •L^-1)。珠江口海域异养细菌以附生细菌为主, 占异养细菌总丰度的16.56%~96.19%, 整体分布较稳定, 冬季最高(平均78.65%)、夏季(70.32%)与春季相近(68.17%)。附生细菌以代谢活跃的HNA类群为主, 游离细菌则主要以LNA类群为主, 代谢活性整体相对较低。     

香港巨牡蛎♀×太平洋牡蛎♂异源三倍体的初步研究

本文以香港巨牡蛎(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和太平洋牡蛎(C.gigas)为研究对象,进行牡蛎异源三倍体研究试验。在水温25℃条件下,香港巨牡蛎剥离卵子于海水中浸泡促熟1.5h后,与太平洋牡蛎精子受精,获得最高卵裂率为(24.40±3.79)%。受精后20min,采用盐度为10的低渗海水处理杂交受精卵25min,可获得68.65%的异源三倍体幼虫,孵化率为12.71%。异源三倍体幼虫的存活率和生长率均未表现出优势。受精后第9天,异源三倍体幼虫的存活率仅为(0.116±0.023)%,平均壳长为(103.50±0.85)(m;对照组的存活率和壳长分别为(42.17±2.74)%和(123.25±8.60)μm。幼虫在附着变态前死亡。     

苗期中国对虾幼体异养细菌区系及其变化与病害发生的关系

研究了2个育苗场不同发育期的中国对虾(Penaeus chinensis)幼体的异养菌和弧菌种群变化的动态过程。以典型特征法、BIOLOGGN法和数值分类法对菌株进行鉴定。结果表明，对虾幼体样品中所分离的细菌，大多是革兰氏阴性杆菌。鉴定为假单胞菌属(Pseudomonas)、气单胞菌属(Aeromonas)和弧菌属(Vibrio)。弧菌属主要为溶藻弧菌(Vibrioal-ginozyticus)和哈维氏弧菌(Vibrio harveyi)。在对虾幼体发育早期，假单胞菌(Pseudomonas)和气单胞菌(Aeromonas)占优势，随着对虾幼体的发育，弧菌(Vibrio)渐成为优势，其中溶藻弧菌(Vibrio alginolyticus)和哈维氏弧菌(Vibrio harveyi)优势明显。二者的消长与苗期病害的发生相关，溶藻弧菌总是在虾幼体健康时出现或成为优势，而哈维氏弧菌成为优势时，苗期病害容易发生。     

虾池底质中NH^＋4—N,S^2—和异养细菌含量的变化及其相关性研究

随着养殖进程，底质中ＮＨ＾＋４－Ｎ，Ｓ＾２－和异养细菌的含量一直呈升高之势，其变化主要受控于底质中有机质含量的多寡，水温只是其影响因素之一。虾池底质中ＮＨ＾＋４－Ｎ，Ｓ＾２－和异养细胞的含量分布：沟泥－滩泥－池水，异养细菌和ＮＨ＾＋４－Ｎ，Ｓ＾２－含量呈正相关。     

响应面法优化香港巨牡蛎蛋白酶解工艺的研究

以水解度为指标,比较了6种蛋白酶对香港巨牡蛎(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的水解效果。在单因素考察实验的基础上,采用Box-Behnken模型响应面设计,建立香港巨牡蛎蛋白酶解的二次回归模型,确定最佳的水解条件。实验结果表明,海产品专用蛋白酶对香港巨牡蛎蛋白的水解效果优于其他蛋白酶,该酶的最佳水解条件为:酶与底物比为5.93%,酶解时间为4.07 h,酶解温度为54.6℃。在此条件下,海产品专用蛋白酶酶解香港巨牡蛎蛋白的水解度达到25.73%±2.39%。本研究为香港巨牡蛎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香港巨牡蛎ISSR-PCR反应体系的建立及优化

以香港巨牡蛎（Crassostreahongkongensis）基因组DNA为模板,采用正交设计及单因素比较试验,分别对Mg^2＋、dNTPs、引物、TaqDNA聚合酶和DNA模板浓度的PCR原料进行优化,并通过温度梯度PCR,筛选适宜的退火温度。确立了香港巨牡蛎的最适ISSR—PCR反应体系：25μL反应体系中含PC...     

香港牡蛎二倍体及三倍体幼虫生物学特征比较

为了评估香港牡蛎二倍体及三倍体幼虫生物学特征,于2013～2015年,在湛江和北海两地比较了二倍体及三倍体幼虫生长、存活及变态差异,计算了三倍体优势率,评估了倍性与环境效应互作对其表型性状的影响。结果表明:三倍体D形幼虫显著大于二倍体幼虫,之后,伴随着个体增长,生长优势逐渐增大,15日龄时的三倍体优势率为8.9%～9.1%。三倍体幼虫存活力与二倍体相当,未出现大量致死现象。三倍体变态规格显著大于二倍体,其优势率为5.1%～5.3%;三倍体变态时间显著低于二倍体,但其变态率与二倍体相当,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经过双因子分析模型的方差分析检测,发现倍性和环境效应都会对香港牡蛎幼虫生长产生显著影响(p<0.001),环境是影响幼虫存活率及变态的主要因子(p<0.05)。     

近江牡蛎鳃细胞的原代培养

采用改良的DMEM(HG)培养基,建立了近江牡蛎(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鳃细胞体外培养技术,包括鳃组织块培养法和胰酶消化培养法。结果表明,组织块培养法接种6 h后,细胞开始从组织块中迁出,细胞形态较小,呈圆形、椭圆形或多边形,直径3～6μm。培养至3 d时,细胞在组织块周围形成生长晕。培养至6 d时可进行细胞传代,本次实验细胞已传至第6代。胰酶消化法接种约2 h后,细胞逐渐贴壁,从形态上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小型细胞,形态为圆形、椭圆形或多边形,直径3～6μm,数量多,增殖速度较快;另一类为大型细胞,形态为圆形、椭圆形或多边形,直径10～20μm,部分细胞内部含有颗粒,数量较少,增殖速度较慢。培养至2 d时可进行细胞传代,传代培养物中的优势细胞皆为小型细胞。本次实验细胞已传至第6代。     

香港巨牡蛎对3种微藻的选择性摄食研究

从微藻粒径大小、饵料密度以及营养价值角度,选取牟氏角毛藻（Chaetoceros muelleri）、亚心形扁藻（Platymonas subcordiformis）、球等鞭金藻（Isochrysis galbana）分别作为硅藻、绿藻和金藻的代表,开展了不同规格的香港巨牡蛎对3种微藻在同等密度、同等生物量混合条件下的摄食选择性研究。结果显示,香港巨牡蛎在两种不同混合藻条件下对3种不同微藻摄食选择性有显著性差异（P<0.01）。3种藻相同密度混合条件下,大、中、小3种规格香港巨牡蛎更倾向摄食粒径较大的亚心形扁藻,且贝类规格越大选择倾向性越低,摄食选择效率分别为0.32、0.35、0.48,对球等鞭金藻无明显选择性。3种藻等生物量混合条件下,香港巨牡蛎对亚心形扁藻和球等鞭金藻的摄食有选择性,且规格大小对选择效率影响显著（P<0.01）,个体越小选择性越强,小规格香港巨牡蛎倾向滤食亚心形扁藻（P<0.01）,大、中规格更倾向摄食粒径较小的球等鞭金藻。两种混合条件下,香港巨牡蛎都对牟氏角毛藻都有负的选择效率,而且牟氏角毛藻密度越高负值绝对值越大。微藻的细胞大小、形状、营养价值以及香港巨牡蛎的个体大小都对摄食选择性有着明显的影响,香港巨牡蛎的摄食选择性在现场海区中还明显受到生境及食物条件的限制。     

浴场海水中大肠杆菌耐药性及其耐药基因研究

为了解海水浴场中大肠杆菌耐药性状况及其耐药基因分布,以大连星海浴场近岸海水样品为研究对象,分离鉴定得到41株大肠杆菌,采用K-B药敏纸片法检测其对9种常用抗生素的耐药性,并对耐药菌株中的耐药基因进行检测。结果表明:41株受试大肠杆菌菌株对四环素的耐药率最高(46%),而对氨曲南的耐药率最低(5%),大肠杆菌的多重耐药率达到34%。采用PCR方法对41株分离菌株进行四环素耐药基因检测,结果显示,仅四环素耐药基因tetA和tetB被检出,其他4种类型四环素耐药基因未被检出。大肠杆菌基因组与质粒DNA中tetA的检出率分别为34%和29%;tetB的检出率分别为2%和12%。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大肠杆菌的四环素耐药表型与四环素耐药基因的阳性检出率显著相关。     

温度与盐度对福建牡蛎与长牡蛎、熊本牡蛎、香港巨牡蛎种间杂交子代孵化及其早期生长成活的影响

本研究以野生福建牡蛎(A)为亲本一方, 分别与野生长牡蛎(G)、熊本牡蛎(S)、香港巨牡蛎(H)进行杂交, 除A♀×S♂、A♀×H♂两组杂交不育外, 共得到AG(A♀×G♂)、GA(G♀×A♂)、SA(S♀×A♂)、HA(H♀×A♂)、AA(A♀×A♂)5个不同组合, 并研究不同盐度与温度对其幼虫孵化率、早期生长及成活率的影响。结果表明, 盐度25时AG、GA、SA、HA、AA五组孵化率分别达到最大值78.33%、75.00%、63.33%、55.00%、71.67%; 温度低于25℃时, GA孵化率高于其他组, 温度高于25℃时AG孵化率最大, 其中25℃时达到最大孵化率83.33%; 不同盐度条件下D型幼虫经过7 d培育, HA在盐度20时壳高达到最大值97.8 µm, 成活率46.67%, 在盐度为35时第5天全部死亡。AG、GA、SA、AA四组在盐度为25时壳高有最大值, 分别为124.7 µm、121.2 µm、93.7 µm, 111.8 µm; 不同温度条件下D型幼虫经过7 d培育, 在温度为25℃时各组壳高和成活率均有最大值, 大小排列依次为AG>GA>AA>HA>SA, 各组成活率随温度升高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趋势, AG在25℃时成活率在所有组中最高, 为88.89%; 孵化后在适宜温度盐度条件下连续培养16 d, 不同组之间壳高表现为: AG > GA> AA > HA > SA, AG壳高、壳高SGR及成活率始终大于其他组, 而SA、HA两组壳高、壳高SGR及成活率始终小于自交组AA。研究表明, 相较于福建牡蛎与熊本牡蛎、香港巨牡蛎的杂交, 以及福建牡蛎的自交, 福建牡蛎与长牡蛎的杂交子代表现出明显的生长及存活优势, 生长潜力较好, 且AG优于GA; AG组在盐度25、水温25℃条件下生长速率最大, 成活率最高。研究结果可为福建牡蛎育苗行业良种选育提供参考依据。     

香港巨牡蛎对3种浮游植物摄食率和滤清率的研究

本文在室内条件下研究了大、中、小3种规格的香港巨牡蛎（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对牟氏角毛藻（Chaetoceros muelleri）、亚心形扁藻（Platymonas subcordiformis）、球等鞭藻（Isochrysis galbana）3种浮游植物在同等密度、同等生物量条件下的摄食率和滤清率,探讨了香港巨牡蛎对3种浮游植物的摄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28℃水温条件下,香港巨牡蛎的单位个体滤清率和单位体质量滤清率分别为1.40~8.94 L/（ind·h）和0.86~3.17 L/（g·h）,等密度和等生物量浮游植物条件下香港巨牡蛎均表现出单位个体滤清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大规格、中规格、小规格;不同规格香港巨牡蛎的单位体质量滤清率相近。相同藻类密度条件下,香港巨牡蛎的单位体质量滤清率由高到低依次为:亚心形扁藻、球等鞭金藻、牟氏角毛藻;相同生物量条件下,香港巨牡蛎对3种浮游植物单位体质量滤清率由高到低依次为:球等鞭金藻、亚心形扁藻、牟氏角毛藻。香港巨牡蛎对不同浮游植物种类和密度的滤清率、摄食率差异主要是受饵料的大小、营养质量和密度等因素影响。     

单体牡蛎诱导变态的研究

为了得到壳型规则、大小均一的单体牡蛎,作者以葡萄牙牡蛎(Crassostrea angulata)和长牡蛎(Crassostrea gigas)眼点幼虫为材料,从肾上腺素(EPI)浓度梯度、处理时间梯度和眼点幼虫密度梯度3个因素诱导产生不固着变态的单体牡蛎。结果表明,葡萄牙牡蛎用EPI处理24 h的最适浓度为5×10–4 mol/L,不固着变态率为72.8%,在该最适浓度下,最佳处理时间为12 h,不固着变态率为82.7%。长牡蛎用EPI处理6 h的最适浓度为5×10–5 mol/L,不固着变态率为53.2%,在该最适浓度下,最佳处理时间为8h,不固着变态率为56.8%,眼点幼虫密度在80个/m L以下EPI处理效果没有显著性差异。对长牡蛎幼虫进行后续生长测定,结果显示EPI处理组幼虫的壳长、壳高和存活率要高于对照组,表明EPI可能促进牡蛎幼虫变态长出次生壳并提高其生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