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活力水平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地理“大数据”的出现为研究城市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基于兴趣点（POI）和位置服务（LBS）的地理“大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数理统计分析等方法,尝试探讨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活力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活力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武汉、南昌和长沙中心地位突出,城市群边缘形成片状活力“洼地”的空间格局;②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活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耦合关系,低度耦合城市少,较高度耦合和高度耦合城市较多;③高校资源、经济密度、基础设施水平和信息化程度4个因素是影响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活力的主要因素,各因素的影响效应具有空间异质性。     

基于大数据的上海中心城区建成环境与城市活力关系分析

运用大众点评数据、出租车到达数据与文化设施POI数据测度城市活力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维度,在街区和街道层面分析城市活力的空间结构特征,建立计量模型分析城市建成环境对城市活力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①上海中心城区城市活力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主要表现为由中心向四周递减、浦西优于浦东的总体特征;②街区和街道尺度影响城市活力的建成环境因素存在差异;③街区尺度建成环境对城市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力的影响存在差异:提升人口密度对经济活力具有正面影响,过高的人口密度可能不利于社会和文化活力发展;增加POI密度、路网密度和POI混合度有利于城市活力的提升;建筑层数和建筑密度的增加会降低街区的社会活力和文化活力,但会提升街区的经济活力;交通可达性有利于经济活力的提升。     

基于模糊物元模型的城市活力评价

将熵值理论与模糊物元理论相结合,建立了基于熵权的城市活力评价模糊物元模型,并将该模型应用于江苏省沿江15个县级城市的活力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处于苏南地区且靠近上海都市圈的4个县级市的城市活力水平相对领先于其他县级市。究其原因,涉及区位条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影响因素,进而提出经济、制度与空间3方面的沿江城市发展对策,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模糊物元城市活力评价模型的建立为城市活力评价提供了一种考虑多因素的综合方法。     

东北地区收缩城市活力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市辖区人口变化识别2010—2018年东北地区的收缩城市,重新定义城市活力并构建城市活力多指标评价体系,刻画东北地区城市活力时空格局,剖析东北地区收缩城市的城市活力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东北地区现有16个收缩城市和7个增长城市,资源衰竭型城市为典型的收缩城市,整体表现为“收缩与增长并存,收缩集聚性显著”的空间特征。(2)东北地区城市活力水平整体提升,呈现出“核心–边缘”的空间整体格局和“北低南高”的省际空间差异格局。(3)收缩城市的综合活力水平普遍低于增长城市。从不同活力系统看,收缩城市的经济活力水平普遍较低,但个别城市的环境活力、文化活力和社会活力水平表现反而优于增长城市。(4)收缩城市活力系统协调度演变特征不显著,城市的原有活力基础和本底条件对于城市活力水平变化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保持高水平高协调的发展结构对于提升城市活力具有重要影响作用。(5)城市活力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功能混合度、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和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对收缩城市而言,优化建成区环境和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城市空间多样化容纳程度、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是提升城市活力水平的关键。     

建成环境对城市活力影响的时空异质性研究：基于大数据的分析

城市地理与城乡规划一直关注建成环境对城市活力的影响,但鲜有研究揭示该影响的时空异质性。城市活力表现为居民在实体空间上的分布及其活动,并呈现时间动态变化特征。通过采集广州市中心城区新浪微博签到数据以及建成环境大数据,在1 km×1 km方格网、2 h时间段的时空单元上可视化城市活力的时空动态变化特征,基于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GTWR) 揭示区位、功能混合度与密度对城市活力影响的时空异质性,并对比工作日与双休日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广州中心城区城市活力呈现东西带状的“多节点”空间格局,在24 h内经历“分散-集聚-进一步集聚-分散”的时空动态变化。② 区位、功能混合度与密度对城市活力的边际效应表现出空间和时间双重维度的不稳定性。③ 由于居民活动的时空约束不同,城市活力时空特征及其建成环境影响在工作日与双休日存在差异。     

内蒙古的城市活力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活力作为刻画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其定性定量分析已成为研究热点。基于POI数据与夜间灯光遥感数据，运用空间可视化和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对内蒙古城市白天及夜间活力水平、规模、结构及时空耦合进行测度，并深入分析其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内蒙古城市大部分城市活力态势不佳，两极分化明显，活力规模位序转换显著，呈现非均衡化发展特征；(2)活力强度整体上以“扎赉特旗-阿拉善左旗”为分界，形成“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时空耦合强度呈层状由市中心逐渐向外递减扩散；(3)经济密度、三产占比、信息化程度、科技实力4个因素对内蒙古城市活力空间分异格局的影响较为显著，均具有明显的时空依赖特征。依据研究结果，结合内蒙古城市发展实际，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成都市主城区空间形态与街区活力的关联性分析

运用开放数据平台提供的城市基础信息数据和居民日常出行活动的位置签到数据,借助GIS技术建立城市街区空间形态测度体系,引入空间回归模型,揭示成都市主城区658个街区的空间形态与街区活力之间的关联关系,辅助城市街区空间设计和优化,指导精细化的城市规划实践。结果表明:街区空间形态与空间活力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城市空间形态指标和社会经济属性因素可以较大程度地解释街区活力的空间变异特征。其中,功能多样性对街区活力的营造起到的积极促进作用最强,而建筑密度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容积率。     

基于多源数据的城市活力空间特征及建成环境对其影响机制研究

采用城市POI、手机信令数据及夜间灯光遥感数据,以深圳市为例,构建城市活力度量指标分析城市活力的空间特征。构建“5D”指标体系度量城市建成环境,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建成环境对城市活力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深圳市城市综合活力显示出“南强北弱,西强东弱”的空间分异特征,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城市综合活力最主要反映的是社会活力。2）城市综合活力、经济活力、社会活力、文化活力均受到建成环境的显著影响。高POI密度、高建筑密度、高平均建筑层数和高土地利用混合度对城市活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3）居住人口密度与路网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与路网密度等交互作用对城市活力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4）在影响机制中,建筑密度、平均建筑层数为底层支撑因素,POI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为直接驱动因素,居住人口密度为诱发因素,距行政区中心距离、交叉口密度、路网密度、地铁站点密度和公交站点密度为调节因素。     

数字经济发展活力的动态演变及提升路径

数字经济助推高质量发展,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活力不断增强。本文以企业工商登记信息数据为基础,通过定义数字经济企业,计算当年新注册的数字经济企业数量代表数字经济发展活力,基于核密度估计和标准差椭圆探讨数字经济发展活力的时空演变趋势,进而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探讨其提升路径。结果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活力逐渐增强,但呈现出“东高、中及东北次之、西低”的空间格局,各区域内部的活力差异则表现出“中高、东北及西次之,东低”的分布特点。当年新注册的数字经济企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表现出一定的集聚特征,且中心逐渐向西南拓展,同时分布方向由2001年的“东（略偏北）-西（略偏南）”逐渐转变为2020年的“东北（略偏东）-西南（略偏西）”。“经济-行政级别”主导及“经济-数字经济发展环境”主导均会产生高数字经济发展活力。在一、二线城市,实现高数字经济发展活力的途径主要是“经济-行政级别”主导,数字经济发展环境辅助;在三、四、五线城市,实现高数字经济发展活力的途径则主要是“经济-数字经济发展环境”主导。本文旨在明晰各地数字经济发展活力及其演变趋势,并为其提升路径提供一定的借鉴及参考。     

空气污染对城市活力的影响及其建成环境异质性——基于大数据的分析

建设充满活力的城市空间得到地理和城乡规划学者的广泛关注。随着空气污染问题的加剧,空气质量影响居民在城市空间中的活动,但鲜有研究考察空气污染与城市活力的定量关系。基于广州市2019年新浪微博签到记录、日气象和空气质量数据、以及建成环境数据,本研究构建以街道为空间单元、以天为时间单元的面板数据,通过标准差椭圆（SDE）以及面板回归模型测度空气污染对城市活力的抑制效应以及该抑制效应在不同建成环境上的异质性。研究得到以下结论：① 城市活力SDE面积随空气质量指数（AQI）上升而收缩,轻度污染和中度污染的城市活力SDE面积仅为空气质量优的约80%和30%。② 运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控制街道的空间关联性后,空气质量指数（AQI）对城市活力具有明显负向影响,AQI每增加1个单位,日活动强度减少约0.10次/10 km²;当空气质量恶化到中等污染后,AQI每增加1个单位,日活动强度减少约0.14次/10 km²。③ 空气污染对城市活力的抑制效应在不同建成环境上存在异质性,POI密度、离城市中心距离强化空气污染对城市活力的抑制效应,而地铁站密度、道路交叉口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则弱化空气污染对城市活力的抑制效应。本研究有助于更好厘清空气污染、建成环境与城市活力的关系,并为优化建成环境以缓减空气污染对城市活力抑制效应提供分析支撑。     

刍议珠三角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八个关系

珠三角想加快经济发展，恢复昔日雄风，必须要注意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8对关系：产业升级与产业扩充的关系；城市整合与自由竞争的关系；外资经济与内资经济的关系；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关系；扶持大型企业与培育中小型企业的关系；保持优势与再造优势的关系；白创品牌与贴牌生产的关系；珠三角与泛珠三角的关系。     

基于分形的城市体系经济规模等级演变研究

利用区域城市体系经济规模等级分形理论,选取长江三角洲1995~2009期间4个年份的县级以上行政单位经济发展数据,计算了经济规模等级分形维数。以该地区城市体系经济规模等级分形维数的演变特征为载体,探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经济规模等级演变规律。结果表明:①虽然当前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中心城市垄断性仍然较强,但其均匀化趋势明显。②经济规模等级的空间梯度特征明显,经济规模等级的均匀性随着距离区域核心城市距离的扩大而降低。③产业空间布局层次化逐步分明,中心城市的第三产业比重不断提升,区域控制能力不断增强,与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中小城市形成有机整体,区域经济竞争力整体得到提升。     

THE IMPACT OF ECONOMIC REFORMS ON THE URBAN ECONOM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impact of recent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a on Chinese cities has influenced both the rate and spatial pattern of their development. In this research, three groups of cities are analyzed: those in special economic zones, opened coastal cities, and inland provincial level capital cities. Eighteen variables were selected to determine the impact of the reforms. Major conclusions of the research are: (1) current urban reforms deviate sharply from earlier socialist Chinese practice; (2) urban growth has responded strongly and positively to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advocated by the urban reforms (e.g., foreign investment, foreign trade, individual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of a market economy); and (3) urban reforms have resulted in distinctly different spatial impacts among the three types of cities, with those in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d in the coastal areas benefitting more than inland cities.     

珠三角城市旅游经济空间差异与协调发展战略研究

基于珠三角九城市1999-2008年主要旅游经济指标,分析了珠三角城市旅游经济空间差异的基本特征,包括国内旅游收入、海外旅游收入空间差异的总体变化,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与旅游产业地位的分异性,近年来核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在旅游规模位序、旅游发展状态方面的变化特点;最后提出缩小珠三角城际旅游经济差异的协调发展战略,包括深化城际合作,调整旅游发展模式;构建三大旅游圈和八大旅游板块;加快边缘地区的旅游发展步伐;将核心城市的扩散效应与周边城市的自主发展相结合等.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展望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群,其发展和演变对中国城市发展、中国沿海经济乃至亚太地区的发展均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加速,均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展提供难得的机遇与挑战。重点论述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展望。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创新能力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中国28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专利、论文数据测度中国城市创新能力,揭示2001~2014年中国创新格局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分析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中国创新格局刻有明显的经济地带性差异的烙印,呈“东–中–西”逐渐衰减的态势,且随着时间推移,东部的压倒性地位进一步强化。② 基尼系数呈现先增后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反映了整体由极化增长向优化均衡发展的空间过程。东部地区基尼系数维持相对稳定;创新能力较弱的中西部地区,城市间的创新能力差异却在不断缩小。③ 高水平和较高水平的创新城市分布具有很强的经济依赖性,广泛分布于发达城市,而中等水平以上的城市呈集聚分布态势,表现出明显的“集群化”特征,与中国主要城市群的分布高度吻合。④ Moran’s I值均为正,并呈不断上升之势,反映了城市间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而中部和西部省会城市作为区域性的创新极,对周围城市的创新带动效应并不明显,辐射作用有限。⑤ 经济基础、人力资本、教育水平、FDI规模、制度因素、基础设施6方面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的形成。其中经济基础和人力资本因素影响较大,教育水平和制度因素次之,而FDI规模和基础设施水平对区域的创新能力影响相对较小,但仍表现为正向影响。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评价与时空跃迁特征分析

采用“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突变级数法和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6市生态安全状况进行定量测度和定性评价,分析了各城市生态安全空间格局和时空跃迁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2005—2015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市生态安全状况有所好转,但大部分城市处于较不安全和较安全水平区间,总体生态安全水平不高。② 长三角城市群中部和东南部城市生态安全水平的空间结构稳定性更好;南通市具有最大的空间依赖性,而上海市表现出最小的空间依赖性;LISA（Local Indications of Spatial Association）时间路径移动方向的分析则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在生态安全演变上体现出较强的空间整合性。③ Moran’s Ι 的空间凝聚度 $ {K}_{t} $=0.698,即不发生类型跃迁的概率为69.8%,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生态安全水平存在一定的格局变动但自身相对位置不易发生改变。探讨区域生态安全的协同增长机制,可为长三角城市群生态安全问题的诊断与调控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可为其他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长三角城市群重心移动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长三角城市群在整个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深入把握这一地区发展的空间变化态势、更好地指导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实际,在测算和分析1994～2004年间长三角城市群重心位置及其变化趋势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近些年长三角城市群重心移动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994年以来,长三角地区的城市群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了超过20 km,重心所在位置由苏州和嘉兴的交界处移至苏州市中心附近。而从其变化的趋势来看,未来的城市群重心仍将偏向西北方向,落到苏州和无锡的交界地带。这种态势的出现主要是由于长三角内部各城市受到其自然和区位条件、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其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进而驱动了各城市不同程度的发展及其在整个长三角地区地位的转变,并最终致使城市群重心向自然区位条件优越、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西北方向移动。     

长三角地区城市国际化水平研究——基于来华外国人手机国际漫游信令数据

在深入理解城市国际化内涵的基础上,以来华外国人手机国际漫游信令数据为支撑,从外国人人流联系视角构建了城市国际化水平的评价方法框架,包括外国人流动网络中心度、外国人流动联系强度、外国人国籍多样度3个方面.以长三角三省一市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市的国际化水平与城市的规模及等级总体上具有正相关性,但中小城市通...     

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总部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民营企业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分析民营上市企业总部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对了解民营企业发展现状,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2008—2017年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①以长三角为代表的华东地区是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主要集聚区,但所占比重在下降,而以京津冀为代表的华北地区近年来发展较快,全国民营上市企业重心略向北移动。②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占比呈上升趋势,但远低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热点城市明显较少,空间集聚性也较弱;第一产业占比很少,仅在1%左右。③中国民营上市企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存在向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圈的大城市聚集的趋势。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GDP是影响中国民营上市企业营业收入的主要因素,相对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主要影响因素更为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