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旅游的慢生活体验研究——基于丽江古城游记的扎根理论分析

现代社会的加速发展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消极影响,通过旅游减速实现体能恢复和精神重塑成为生活潮流,但理论上在旅游情境中消费者如何体验和实现时间的减速尚未得到研究。文章选取在旅游者眼中独具慢生活体验魅力的丽江古城为案例地,结合网络游记和访谈的文本材料,采用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对慢生活体验的内涵和发生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古城旅游慢生活体验是旅游者在解脱需求、记忆和情感的唤起下前往古城旅游目的地,享受时间流逝的沉浸式体验过程;2）时间实践、空间实践和意义赋予是古城旅游慢生活体验的主要方式,贯穿旅游者慢生活在场体验的全过程;3）古城旅游慢生活体验包括精神唤起、状态松弛、生活沉浸和价值实现4个阶段,各阶段相互联系共同推动旅游者减速体验的实现。文章从微观层面的旅游者出发,构建了古城旅游情境下的慢生活体验模型,为深入理解旅游者的减速体验提供了新的思考,同时回应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旅游的对接。     

基于旅游影响感知的丽江古城居民类型划分

快速的旅游发展对旅游地居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利用实证研究和统计分析的方法，作者对世界遗产地丽江古城居民就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进行了实地调查，采用快速聚类法将旅游地居民被调查居民被分为一定程度的憎恨者、积极的支持者和谨慎的支持者三种类型。居民中年长者、本地出生者多为一定程度的憎恨者；与旅游联系少、对旅游业依赖小的居民多为一定程度的憎恨者和谨慎的支持者；而在职的、与旅游业联系紧密、依赖大的居民多为积极的支持者。     

商业化大潮中丽江古城的文化特质分析

丽江旅游开发30年呈现表象的商业化与内在的文化自觉两条线索.基于访谈样本,认为丽江古城独特的地方智慧是吸引游客的主要原因,这使其呈现世界休闲古都的文化意象.最后进行两点学术讨论：（1）丽江古城遗产保护,应该兼顾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2）丽江古城作为茶马古道的重镇,其未来的发展不应该摒弃纳西族文化、马帮文化、人-水-城-大环境四合一的中庸文化等特质,高品质的深度旅游和文化传承才是符合世界遗产旅游的潮流和可持续的.     

旅游业的发展对丽江古城社会文化的影响

旅游业的发展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丽江古城也遭受着同样的命运,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丽江古城功能的转变、社会网络的变迁和文化的涵化.这些影响都是由于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引起的,而且还在加深.只有认识到以上的影响才能为下一步采取措施来控制这些影响提供前提保障.     

中外游客对我国民族地区古城镇的复合意象对比研究——以丽江古城为例

了解中外游客对我国民族地区古城镇的复合意象对这类旅游地的经营管理非常重要。该文以丽江古城为案例,以现实游客在网上发表的旅游地评论为素材,借助内容分析法对比了中外游客对我国民族地区古城镇的复合意象。发现在高强度旅游开发背景下,国内游客对丽江古城的整体印象优于外国游客,其重要原因是外国游客对古城镇现代化、商业化、拥挤的容忍度更低;另一个重要发现是,中外游客对丽江古城民族风情与乡土文化的印象远弱于对其古城风貌的印象。基于研究结论,就民族地区古城镇旅游经营管理提出了相关建议。     

基于TSL模型构建的活态遗产地连续性空间生产研究——以丽江古城为例

活态遗产地演变发展是连续性空间生产过程,揭示其特征与逻辑对于活态遗产地的保护、利用与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将表达遗产地活态性的3个要素——传统、地点、生活与“空间三元辩证法”相耦合构建TSL（Tradition-Site-Living）模型,并以丽江古城为例,探讨活态遗产地持续变化的一般规律。结果发现：1）古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空间生产,即政治功能主导下的“空间中的消费”,工商功能主导下的“空间中的生产”,旅游功能主导下的“空间的生产和消费”;2）外部环境因素变化促使古城核心使用功能演替,引发生活、地点、传统相互作用,从而实现各个阶段的空间生产过程;3）活态遗产地连续性空间生产是外部因素驱动内生机制运行的结果,遵循时空延续变化、外部环境因素驱动、内部活态要素运作三大逻辑。活态遗产地是由时间、环境、空间叠合而成的时空连续体,TSL模型为揭示活态遗产地持续变化的基本规律提供了理论框架。     

拉萨古城居民地方依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拉萨为案例,对古城区居民地方依恋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解读。研究发现:居民地方依恋水平整体较高,居民对古城的情感性依恋要大于功能性依恋;但由于依赖类型、居住时间、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以及"家"的归属感不同,原住居民的地方依恋水平要高于非原住居民;从地方因素来看,宗教信仰、环境状况、活动参与和社交关系是影响居民地方依恋的关键因素,原住居民排在第一位的影响因素是环境状况,而非原住居民排在第一位的则是宗教信仰,这为提升拉萨古城居民地方依恋水平提供了科学依据。     

旅游城市化背景下公交网络与旅游休闲业态格局的空间耦合——以云南丽江主城区为例

识别旅游城市化背景下城市公共交通网络与旅游休闲业态格局的空间耦合特征,对于优化旅游城市功能空间结构和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云南省丽江主城区为案例,运用复杂网络理论构建公交网络拓扑模型,利用多种空间数据分析手段,探究其公共交通网络中心性和旅游休闲业态格局各自的空间分布规律及二者的耦合特征。研究表明：1）公交网络中心性在空间上整体呈现以丽江古城为中心的“核心—边缘”十字型单核结构,市郊形成相对分散独立的块状结构,符合距离衰减规律。2）丽江主城区旅游休闲业态整体上形成块状聚集、南北轴向延伸、多中心集聚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以古镇景区为核心并带动周边旅游休闲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3）旅游休闲业态与公交网络中心性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受古镇旅游商业模式的影响,住宿与景点两类业态空间分布高度依赖古镇,设施资源的高度集中导致其与公交网络中心性耦合程度整体上要低于餐饮、购物、娱乐3类业态。4）局部空间耦合以高—高聚集与低—低聚集为主,古城及其周边是高—高聚集区的典型代表,该区域既是旅游休闲业态要素的重要承载空间,也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网络的枢纽区域,反映了旅游城市化背景下公交资源配置的指向性。5）旅游休闲业态空间格局与城市公共交通网络的空间耦合关系是旅游城市化进程中要素集聚与功能外溢作用的结果,二者的相互作用规律正是旅游城市化作用下耦合子系统空间涌现性的体现。     

怀旧消费空间地方建构的比较研究——以广州怀旧餐厅为例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都市怀旧消费风潮已渗透至社会文化生活诸多领域。许多怀旧餐厅也应运而生,形成以城市怀旧为主题的特殊消费空间和文化空间。全球与地方在消费文化转化中相互促进,地方文化形态正在发生变化,不同怀旧消费空间的地方建构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选择广州太平馆、巴打怀旧茶餐厅两个不同特点的怀旧餐厅为案例,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和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收集相关媒体报道和网上讨论作为研究的文本资料。从物质空间和情感空间两个方面对比分析了怀旧餐厅的地方建构和认同。研究表明,透过记忆的呈现和展示,记忆凝视下的传统再造和怀旧消费导向下的再造传统都是适应全球文化潮流过程中不同的消费物质空间建构形式。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怀旧地方又是其情感空间的建构和地方记忆的再生产,表现在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等方面。由于怀旧地方建构中"真实地方"和"构想地方"交集的差异,其地方认同感也存在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根植性、市场机制和后现代消费特征等因素的影响。本文有助于从新文化地理学视角理解怀旧消费空间的地方建构,对指导怀旧消费空间生产和实践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海岛旅游开发对地方文化影响——以舟山普陀山与三亚槟榔谷为例

以中国海岛旅游的先驱（舟山普陀）与后起之秀（三亚槟榔谷）为研究区域,采用问卷调查等质性方法调查、解析旅游开发对普陀山与槟榔谷的饮食文化、特色文化及日常生活方式等的影响。研究发现：（1）两地饮食文化受旅游开发影响深远,集中表现为利用具有文化价值的佛教或黎族饮食开发旅游商品,成为两地居民就业与参与旅游发展的重要载体;（2）佛教、黎族文化分别作为普陀山、槟榔谷的地方特色文化,旅游开发使它们日益商业化与世俗化,但是日益重视地方居民的参与效益的分享;（3）两地旅游发展成熟度存在较大差异,但已经对当地居民日常物质生活产生积极影响,但居民精神生活与行为方式等影响存在争议;（4）海岛旅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与保护了两地民间工艺等。     

旅游城镇化背景下古镇用地格局演变及其驱动机制——以周庄为例

在旅游城镇化背景下,古镇用地的城镇化尤其是用地格局的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问题,是古镇旅游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综合运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GIS空间分析和田野调查等技术与方法,对周庄旅游古镇2002-2012年用地格局演变及其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十年间土地转移量明显增多,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旅游业的转型升级推动了农林地转化成旅游与公管服务等建设用地的进程;2除农林地与水域外,其余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均为正,旅游用地、公管与公服用地和工业用地的动态度较大;3旅游引导下的古镇用地类型在空间上呈现出以古镇景区为核心,不断向周边外围拓展的演变态势,用地结构表现为"同心圆+扇形"模式;4在自然地理环境约束、政府行为与政策引导、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社会生产方式转变等内外双重驱动下共同导致了用地格局的空间转换。加强古镇用地格局的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有助于处理好古镇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节约与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引导古镇旅游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古村镇保护与旅游发展路径选择——以萱洲古镇为例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古村镇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新型城镇化不是“去乡村化”,而是要在“记得住乡愁”的理念下,加强对整体文化生态的保护,传承历史文脉和地方文化基因,创建历史与现实融合、文化与生态映辉的舒适、温馨、宜居的新型家园。城镇化建设难免对古村镇保护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只要注重古村镇的整体性保护、原真性保护和地方文化基因保护,就一定能够留住乡愁,传承文脉。在体现“保护优先”原则下的古村镇旅游发展,不仅可以因地制宜地解决当地农民利用本土资源就近就业创业的问题,而且能推动古村镇及其周边地区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基于新型城镇化的古村镇旅游地规划可以在“景观信息链”理论的框架下有序进行,真正体现古村镇文化基因的挖掘和彰显。传统乡村旅游吸引物不外乎“村、景、人、物”四大要素,共同组合成有地方特色的村落景观,湖南萱洲古镇的保护与旅游规划就是典型的例子。适应信息化和智能化社会发展趋势,开展古村镇的三维虚拟景观呈现（VR）,推动新型文旅产业——网络虚拟旅游产业的崛起,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基于旅游生态足迹模型的旅游区可持续发展度量——以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为例

在生态足迹模型的基础上,构建由餐饮、住宿、交通、游览和购物五个子系统组成的旅游生态足迹模型,将旅游生态足迹和当地居民生态足迹结合以综合评价旅游区可持续发展状态。评价系统将旅游区的可持续发展划分为5种状态。将该方法应用于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结果表明:①旅游生态足迹和当地居民生态足迹均小于区域生态承载力,两者所构成的区域总生态足迹也处在生态承载力范围之内,说明旅游区社会经济发展处在可持续发展状态;②在旅游生态足迹各子系统所表征的旅游活动中,交通和购物对生态环境影响最大;③旅游活动和当地居民日常生产生活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机制具有显著差异。     

传统民居旅游开发研究——以平遥古城为案例

传统民居的旅游开发具有广阔的前景。文章以世界文化遗产——山西平遥为典型个案探讨传统民居的旅游开发建设问题。在分析平遥传统民居现状及存在问题之后,根据其建筑特点及其共生的文化环境评价了它们的旅游价值,并在强调“有效保护、可持续利用”的基础上,给出了开发原则及开发方式。最后,对平遥传统民居进行旅游功能分区,配置相应的旅游开发项目,并提出旅游开发的融资和组织管理措施。     

古村落旅游地旅游环境容量初探--以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古村落为例

作为传统历史文化旅游地,古村落正备受关注,旅游发展势头迅猛。近年来由于游客量增长迅猛、客流时间分布极不均匀以及古民居容纳能力有限等原因,造成景区超载、旅游污染现象日益严重,对古村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压力逐渐增大,古村落旅游环境容量问题日益凸现。本文以世界文化遗产西递古村落为研究案例,进行了实地调研工作,在旅游环境容量静态模型的基础上,对西递景区旅游环境容量状态展开分析,计算了西递景区不同季节旅游环境容量值,最后提出了古村落旅游环境容量调控的基本对策。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类型、格局与机理研究——以苏州东山镇为例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地文化日益受到冲击,并表现出衰落的现象已是客观不争的事实。紧跟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和文旅融合发展趋势,综合运用质性研究和空间计量方法,以苏州东山镇为例,探索了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类型、格局与机理,结果表明：①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量表包含23个题项、5个维度,即“自然景观文化胁迫”“聚落景观文化胁迫”“生产生活文化胁迫”“人际交往文化胁迫”“精神仪式文化胁迫”;② 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多呈沿街、邻水分布,各维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分布差异较大。乡村文化胁迫空间总体上呈显著集聚,其中生产生活文化最易受到旅游开发胁迫而表现出空间受胁症状;③ 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具有多集核分级分布的核心-外围分布模式,且随着旅游开发程度的提高其空间集聚程度显著提升,各维乡村文化胁迫空间集聚特征差异较大,其中聚落景观文化胁迫具有“大聚集、小分散”的空间特征,且与总体最为类似;④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个体和整体两个层面,个体层面的社会属性和观念认知差异,以及整体层面的基础条件、社会发展和政策宣传共同作用着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的产生和发展。     

灾难地居民集体记忆、地方认同、地方保护意愿关系研究——以汶川地震北川老县城为例

从记忆地理和地方感角度,探讨2008年汶川地震重灾区北川老县城的人地关系。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灾后居民集体记忆的维度,探讨了灾后集体记忆、地方认同、地方保护意愿的特征。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灾后集体记忆（灾难记忆、创伤情感、抗灾记忆、观念启示、怀旧记忆）、地方认同、地方保护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灾后积极的抗灾记忆、观念启示、怀旧记忆对于提升地方认同具有显著影响,而地方认同对于提升地方保护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结果对于了解居民灾难心理、地方感、灾后行为有一定帮助,对于灾后遗址保护有一定借鉴意义。     

旅游发展对古村落村民公民性建构的影响——以开平古碉楼群为例

中国古村落是一个相对稳定和封闭的微社会,但当古村落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得到旅游开发后,新的经济方式的介入以及大量游客的进入,对古村落村民的思想、生活等产生了重大冲击。研究发现,世界文化遗产地开平碉楼群随着旅游开发程度的不同,所在地村民呈现出公民性的差异。研究借助所建构的“公民性”指标,在证明旅游作为3个已开发古村落的主要经济驱动力的情况下,指出旅游开发越充分的古村落,村民的公民性越强。从而揭示出旅游作为一种改变古村落经济模式的主要驱动力,在中国3个地理位置毗邻、治理模式一致、风土民情相似的古村落中,因其发展带来了“公民性”普世伦理的出现。该研究回答了“公民性”这一普世的人类文明标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产生的过程和机制,研究价值层面或对中国尚显薄弱的道德地理学的发展具有一定裨益。     

1986-2010年成长型旅游小镇用地演变格局——河北省野三坡旅游区三坡镇的案例实证

旅游小镇是近年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热点和乡村城镇化的主要方向之一。研究采取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和高清遥感图像相结合的方法,反演了1986-2010年旅游城镇三坡镇土地利用的演变过程。结果显示:其土地利用在空间上表现为离心扩散和向心集聚交替,集约程度不断提高;扩张速度经过了缓慢增长(1986-1995年),快速扩展(1995-2005年),稳定发展(2005-2010年)3个阶段;在功能变化上,由传统城镇的单一功能向多元旅游功能转变。以旅游住宿、餐饮、购物、娱乐用地不断扩展为核心,旅游企业空间集聚成为旅游城镇成长的主要形式。在驱动机制上,以自然地理环境约束为基础,外部旅游市场需求拉动,市场主体的理性选择和政府干预与调控等成为旅游城镇用地演变的主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