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与中国出口产品升级

随着技术进步和贸易自由化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的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迅速发展并不断深化。全球生产网络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契机。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出口贸易的发展方式亟待转变,对出口产品升级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而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可能是中国出口产品升级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进行了测算,并以此为基础衡量出口产品升级。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有波动上升迹象,东中西区域产品质量基本呈现递减趋势。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直接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升级,尤其是深入融合到价值链中对出口产品质量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的研发投入能够促进出口质量升级,但研发投入不能通过提高垂直专业化的程度来提升质量,印证了出口企业提升价值链地位能力的不足。地区财政自主权在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地方政府倾向于支持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升级。     

基于期刊论文的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知识专业化研究

将287个地级以上城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作为研究对象,以中国知网发布的168个学科领域期刊论文数量为数据来源,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知识专业化水平、影响因素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①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专业化水平总体偏低,多样化水平较为明显;知识专业化水平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随城市行政等级依次升高,即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普通地级市。具有资源优势的城市,其知识专业化领域高度集中在以资源为基础的领域;中小城市的知识专业化领域相对较少,专业化程度高;大中城市知识专业化领域多,多样化趋势明显,但各领域的知识专业化程度相对较低。从城市等级上来看,知识专业化程度表现为五线城市>四线城市>三线城市>二线城市>一线城市。② 知识专业化水平主要受科教经济因素、人才潜力和服务业因素、工业基础因素、人口规模因素四大因素影响。③ 知识专业化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整体呈现倒U形关系;但各区域随发展阶段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可以分为U形、倒U形、M形和W形4种大类型。     

云南省制造业的地区专业化研究

长期以来,制造业是云南省新型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升生产效率、改进产业结构的专业化分工将是云南省进一步推进"桥头堡"建设下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式。文章运用云南省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选用樊福卓的地区专业化系数,从地区和行业两个角度研究云南省制造业的地区专业化状况。结果表明,云南省制造业整体的地区专业化水平较低,制造业发达州市的地区专业化水平低,欠发达州市的地区专业化水平高;区位条件、行业规模与特征是影响地区专业化水平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根据各州市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城市规模给出相应的制造业专业化分工方式,以期为云南省新型工业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演化经济地理视角下的经济复杂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进展

经济复杂度是近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议题之一,其关注产业结构转型和内生增长路径,有助于理解区域经济结构转型过程,对经济地理学、发展经济学等理论深化具有重要作用。论文介绍了经济复杂度的理论背景,梳理了演化经济地理视角下经济复杂度的内涵、概念及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回顾了经济复杂度的主流测度方法,并基于产业多样化与产品空间理论探究了经济复杂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进而回顾了经济复杂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区域收入差异和创新等方面的实证研究进展,发现绝大多数文献证明了经济复杂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区域可以从提升产品空间密度的思路出发,通过提升产业生产和创新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复杂度提升。中国经济复杂度高于相同收入水平的其他国家,发展路径具有一定特殊性,这为经济复杂度理论研究提供了案例,且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     

中国城市出口产品演化

区域产业不断演化与升级推动区域的持续发展。演化经济地理学强调内生发展过程中路径依赖的作用,却忽视了外生因素以及制度因素等所带来的路径突破和创造的机会。利用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研究中国城市出口产品的演化路径。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城市出口产品演化发展受到原有产品结构的影响,表现为路径依赖。然而,这种路径依赖发展模式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具体而言,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出口产品演化受到产品关联的影响最大,更多的是扩展与本地具有技术关联的产品;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对技术关联的依赖相对较弱。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对外联系、技术关联集聚经济和制度环境均有利于削弱对城市现有产品结构的依赖,有助于创造新路径。     

中部省区制造业区域专业化分工与竞合关系演进

采用克鲁格曼区域分工指数和专业化指数对中部省区2000年,2004年和2008年的制造业区域专业化分工水平进行测度;进而通过构建竞合关系模型结合马尔可夫状态转移概率矩阵对中部省区间的竞合关系进行判断并对其演进态势进行探讨。中部省区间制造业专业化分工水平不断提升,但省际间区域分工的非均衡性较为显著,山西与各省区间的分工程度较高,提升速度较快;竞合关系分析显示山西与其它省区主要表现为强互补合作关系,而其它省区间则主要表现为竞争型区域经济关系,且竞合关系演进的两极分化态势明显。由此认为,优化区域产业分工格局,建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是加强中部地区经济合作,实现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重要举措。     

京津冀地区与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区域专业化特征分析

国内外有关区域专业化研究大多关于一个国家省区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对于一国之内经济区内部的区域专业化研究较少.然而,经济区内部分工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热点问题,也是包括经济地理学在内的很多学科着力解释的重大议题.这里运用较为成熟的测度方法,以国家图书馆所能查到的最近的2003年各地市制造业分行业就业人口数据为数据源,测度描述区域专业化的区位基尼系数、区域专业化指数、区域分工指数等,综合全面地刻画"十一五"规划界定的京津冀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区域专业化的行业特征和区域特征.另外,还比较了两个区域在专业化水平上的差异.     

中国产业地理集聚与区域出口经济复杂度

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节点上,探究中国出口经济复杂度的影响因素对制定下一阶段的产业政策有深刻影响。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在三种主流复杂度指标计算基础上,深入分析中国城市产业地理集聚与出口经济复杂度发展演化,并运用计量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 全国城市产业地理集聚程度基本呈现东部高、中西部点状起伏的空间格局,且城市间产业集聚水平差异逐渐缩小。② 城市出口经济复杂度空间分布格局与产业地理集聚分布具有一致性,高复杂度地区主要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以及中西部中心城市,城市间发展差距随时间缩小。③ 主流经济复杂度测算方法中的经济复杂度指数并不适用于中国城市尺度,而适应性复杂度和新经济复杂度的测算效果更好。④ 模型研究结果显示,产业地理集聚通过知识溢出和生产要素共享产生的积极影响超过了竞争拥挤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了出口经济复杂度提升;且通过促进高复杂度产业进入与低复杂度产业退出有效推动了城市产业升级。     

风险扰动下的城市经济韧性多维测度与分析——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随着城市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风险扰动对城市的经济韧性发展有着较大的冲击影响,深入研究城市经济韧性对于城市经济良性发展和提升经济抵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选取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两次典型的经济风险扰动,以长三角城市为研究对象,以产业相对多样化、产业相对专业化、区域经济联系强度和地区经济敏感度的多维综合评价法对长三角城市经济韧性进行了测度,并对其时空格局的演化、特征及成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内大部分城市的产业相对多样化指数呈不断下滑趋势,相对专业化整体态势稳定上升,有利于区域产业分工和一体化发展,应对风险扰动的经济韧性能力强,而安徽省内部分城市专业化指数过高且存在产业同构化现象;② 城市产业相对专业化指数区域差距不断增加,与其主导产业结构有显著关系;③ 核心城市与各城市间的联系总量占比逐年降低,核心城市上海的集聚能力仍较高,致使城市间差距增加,不利于城市经济韧性的整体协同;④ 城市抵抗力和恢复力与其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经济风险扰动对不同城市的经济增长,存在由沿海城市向内部城市的地域先后性影响。论文有助于弥补已有研究在城市群地区尺度经济韧性研究方面的不足,以期为中国城市经济可持续和区域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方法指导。     

中国城市专业化发展变化及分析

城市专业化包括产业专业化和功能专业化,其分工特点分别是在不同产业之间进行,和按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工序、模块进行。不同的分工体系势必对城市专业化的刻画产生明显分异。基于2000年五普、2010年六普两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利用城市产业专业化指数、城市功能专业化指数、区位商指数研究了中国不同规模的城市的专业化水平以及专业化部门的格局与变化。结果表明:城市产业专业化方面,规模较大的城市产业专业化水平较低且呈下降趋势,更专业化于制造业、金融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等产业部门;规模较小的城市产业专业化较高且呈上升趋势,更专业化于能源生产与采掘业、建筑业、交通邮政业等产业部门。城市功能专业化方面,规模较大的城市功能专业化水平较高并有继续升高的趋势,管理控制、技术研发、公共服务功能的专业化水平呈现出不断升高的趋势;规模较小的城市功能专业化水平较低并呈现继续降低的趋势,更加专业化于商业服务和生产操作功能。     

中国对外贸易产品空间路径演化

地区经济发展与其生产结构紧密相联。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地区生产结构的演化受技术关联的影响,是一个路径依赖过程;一些研究也认为产业和区域政策等因素可能创造新路径,实现路径突破。本文沿用Hidalgo等定义的贸易产品空间方法,基于2001-2013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产品贸易数据,对中国出口产品空间（Product Space）的演化路径进行探讨。结果发现：中国四大区域—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出口产品经历了较为明显的结构转型,不同区域的转型方向与路径各异。在2001-2007年间,四大区域的出口产品空间演化受到技术关联的显著影响,体现为路径依赖的过程。在2008-2013年间,东部、中部与东北地区的产品空间演化仍受技术关联的影响,而西部地区则更多受到产业和区域政策的推动,体现了路径突破的演化过程。本文研究启示,虽然中国区域生产结构演化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现有区域能力、技术和知识积累,但是区域性制度政策创新可以突破原有路径,为区域发展创造新的机会。     

自主探索还是追随前沿?——中国高技术出口产业地理演化路径辨析

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地方产业演化是路径依赖的,新的产业从本地现有关联产业中衍生出来。这个理论以地方具备同等优势的创造能力为前提,而创造能力本身对地方条件有着较高的要求。现实条件下,发展中地区开发先进工业,相比依赖本地现有产业基础自主创造的发展路径,紧密跟随并积极参与发达经济体开辟的先进制造业产品市场、主动吸收知识溢出、进行学习合作型创造或是一条更可行的道路。以2000—2015年中国561个海关报关国内地区代码划分的地区行政单元高技术出口产业地理演化为研究对象,验证了这一假设。结论显示：本地技术关联水平对地方高技术产业地理演化主要在近期产生影响,进口产品的知识溢出表现出中长期的促进作用,且地方技术水平的差异对地方利用知识溢出效果并无显著影响。这一结论证明发展中地区可以通过紧随前沿、学习合作打破本地路径锁定,实现路径跳跃。     

中国大都市区高新技术产业分叉过程及动力机制——以武汉生物产业为例

以演化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综合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等相关研究成果,认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是本地要素与全球力量、历史条件与现实努力、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并构建了基于多尺度、多要素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分叉动力机制分析框架。同时,以武汉市作为案例区,通过梳理武汉市生物产业形成和演化历程,总结影响其生物产业发展的要素和作用形式。研究发现：生物产业与本地光电子产业之间的技术联系、高校和研究所、以及企业本身仅仅是决定生物产业在武汉市形成的一部分因素,地方政府、跨国公司和留学归国人员等主体也是促成生物产业“生根发芽”的重要主体,它们在武汉生物产业发展的各个阶段,作用程度是不同的。这一点是区别于欧美发达国家以技术为核心的产业分叉研究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目前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仍然停留在“量的扩张”阶段,与欧美发达国家以“质的提升”为主的发展本质有所不同。     

技术关联与城市产业增长研究

动态外部性对于城市产业增长具有显著影响,考察技术关联与城市产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并结合产业特征和区域特征构建产业—空间新增长模型,探讨技术关联对城市产业增长的影响机制。采用1998-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数据,研究发现产业特征和区域特征与技术关联存在相互作用,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关联显著促进产业增长,此外东部地区技术关联越高,产业增长越迅速。研究表明,技术关联对城市产业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不同产业内部和不同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     

多尺度知识溢出研究——以进出口互动效应为例

知识溢出是地理学探究的重点话题。知识可以在不同的地理尺度上溢出,其效应具有差异化的表现。本文选择进出口互动效应作为知识溢出成果的表征,并基于2002—2015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实证测度了企业从进口侧所导入的知识在企业内部、区域内部以及区域之间三个地理尺度上的溢出对企业出口所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全国范围内,企业自身和企业所在的区域进口新品种的产品,能显著促进企业出口新品种的产品,且前者的促进效应更强。同时,企业邻近区域进口新产品,对本地企业出口新产品存在负向影响。然而,该影响在发达地区中表现为负,在欠发达地区表现为正。文章结果反映了不同地理尺度上的知识溢出具有差异化的表现,溢出效应存在距离衰减特征。本文丰富了地理学对于知识溢出话题的认知,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2007年中日贸易的经济效应和碳排放效应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对具有不同专业化分工的国家影响有所差异,对此进行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基于此,以产业分工存在显著差异的中日两国为研究对象,在2007年中日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引入TiVA及TiCE指标,对比分析中日贸易的经济效应与碳排放效应。结果显示：① 日本经济的价值创造能力要明显强于中国,尤其是制造业部门;中日两国经济增长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劳动者报酬及固定资产折旧对中国增加值贡献率较低;垂直分工水平越高的行业,中日两国的增加值系数越低且两者差距越大。② 中国多数行业的CO₂直接排放系数均高于日本,生产技术水平相对较低。③ 在产业分工中,日本主要负责核心零部件的生产,而中国承担了大量处于产业链下游的组装加工环节及一些资源密集型活动,因此总体上双方贸易对日本的经济效应更高,但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更大;且对于分工越精细、产业链越长、资本与技术越密集的行业,如装备制造业等,中国的增加值出口优势就越不明显。基于上述研究,对国际碳排放责任的界定进行了初步探讨,并对未来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及工作重点提出了建议。     

贸易保护、出口溢出效应与中国出口市场拓展

在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厘清贸易保护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议题。既有演化经济地理学框架主要从供给视角出发,认为出口产品路径演化过程呈现依赖技术知识溢出的特征,忽略了需求视角的影响。基于中国海关库2002—2016年的数据,以中国出口产品进入新市场的演化路径为研究对象,本文将供需视角纳入同一解释框架,补充需求视角下的外部市场关联以及需求市场的贸易壁垒措施作为外部力量,试图探究贸易保护、出口溢出效应如何作用于中国出口市场拓展过程。研究发现：① 在出口产品结构升级的同时,中国出口目的地结构也在不断地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拓展。其中,东部与中部地区是出口拓展的主力区域,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品是出口拓展的主要产品类型。② 中国出口市场的拓展进程呈现出典型的路径依赖特征,包括供给视角下基于本地技术知识溢出的路径依赖与需求视角下基于目的地市场信息溢出的路径依赖。其中后者被长期忽视,但在中国出口市场拓展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③ 贸易保护作为一种外部冲击,可有效地削弱基于本地技术知识溢出和外部市场信息溢出的路径依赖。采用投资、区域合作等方式绕开贸易壁垒,实现出口产品与市场结构的多元化,是应对外部冲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