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农村空间商品化——以北京市麻峪房村乡村旅游为例

乡村旅游作为农村空间商品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增加农民收入、阻止农村衰退、振兴农村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本文以北京市昌平区麻峪房村的乡村旅游为例,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与演变,并讨论农户在此过程中的参与。麻峪房村在从农民生活空间转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空间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区旅游局、乡旅游公司为关键行动者,并吸纳了多个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所构成的行动者网络。在网络形成的过程中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程度逐渐提高,由此推动了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麻峪房村演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空间后,由于行动者网络发生变化使农村空间商品化发生变化,导致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程度降低。同时新的行动者网络中的各行动者的不对等性明显,各行动者之间存在很多异议,使该网络趋于僵化、丧失活力,不足以支撑麻峪房村乡村旅游继续发展。在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过程中,农户的院落区位、年龄与原有工作等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当农村地区行动者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与行动者利益共通且紧密联系时,其空间商品化就得到强化,反之亦然。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逢简村传统村落空间转型机制解析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顺德区杏坛镇“逢简水乡”的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逢简村的空间转型过程分为旅游型美丽乡村的建设和运营2个阶段。② 美丽乡村建设阶段是以地方政府为关键行动者,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的自上而下征召的行动者网络,实现了乡村环境的综合整治,为运营阶段做准备。③ 运营阶段的行动者网络发生了转变,村集体、村民和其他下层行动者逐渐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强化村民自治经营能力,增加了村内的公共空间建设并推进功能性空间的转化,进入了社区营造和经营阶段。④ 乡村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行动者网络的结构处于时时动态调整的状态,乡村空间转型与重组呈现出一个持续的过程。随着关键行动者目的转变、社区营造机制的引入（征召方式的改变）,网络中的行动者角色发生变化,促成行动者网络转变,进而对乡村空间转型与重构产生作用。     

跨国机构与地方共同作用下的城市全球化——德国波恩的案例研究

城市是一个动态发展系统,外生和内生的行动者通过互动促进城市发展。跨国机构作为重要的外生行动者,在一些城市的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案例城市波恩正是在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和政策安排下,创造了跨国行动者嵌入的制度环境和背景,以联合国机构为主的众多跨国机构通过与政府、企业和居民,以及非人类行动者在建立国际合作的共同诉求下积极转译,产生互动效应,为城市建构了稳固而“无缝”的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的不同目的和行为方式在塑造网络的同时,也重新建构了城市空间,空间成为检验网络构建是否成熟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波恩的城市空间实现了从外交政治功能向国际合作功能的转型;形成以联合国机构为轴心,其他机构点状辐射的轴辐式空间集聚;同时,由于资源、信息和所处地位的不同,波恩不同行动者在网络节点之间产生不均等的权力空间。行动者不断的排斥、冲突、协商和融合的过程,促进了城市空间功能不断完善,也致使以跨国机构为核心的行动者网络逐步成熟。通过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本研究把跨国机构作为重要行动者与城市全球化发展相结合,更深入地解析了城市全球化过程中多重行动者的互动过程。     

珠三角地区典型淘宝村重构过程及其内在逻辑机制

在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多重影响下,乡村地域空间普遍经历空间重构过程。着眼于互联网经济驱动下的乡村重构内在机制剖析,本文选择珠三角地区淘宝交易活跃度居全国之首的淘宝村——广州市番禺区里仁洞村为典型案例,通过半结构式访谈,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分析框架,剖析珠三角大都市地区典型淘宝村重构过程及其内在逻辑机制。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制衣作坊、村委会、电商创业能人、同乡社会网络等关键行动者依其目标愿景和行动逻辑参与村里土地价值的追逐和获取实现,共同演进和建构起淘宝村产业阶段性演替和空间价值积累的行动者网络过程,其历经政府主导的农业去中心化阶段、市场主导的工业化阶段,以及同乡社会网络主导的电子商务化阶段。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构成核心驱动力,通过利益赋予联结到一起,依据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和精英逻辑推动乡村空间重构实践,重构结果引发空间社会关系的变化,触动动力机制的转变,并通过空间的重新塑造和价值改变来实现,从外源动力主导向内生发展动力转变,带来新一轮空间重构过程。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霍尔果斯边境口岸空间转型过程及其机制

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以霍尔果斯口岸为案例地,对比不同时期边境口岸空间转型的过程特征,并剖析其背后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多元异质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诉求前提下围绕阶段性的共同目标连接起来,从而推动边境口岸行动者网络的建构与重构。(2)新时期边境口岸行动者的构成、意图和目标发生改变,且行动者网络从松散状态转变为紧密状态。行政权力主体调动市场资本和社会大众力量参与其中并共同推动边境口岸空间转型发展。本研究以期为中国式现代化边境口岸建设及其与“一带一路”倡议有效衔接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绅士化演化过程与机制解析——以广西巴马盘阳河流域为例

乡村绅士化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背景下乡村转型与振兴的新型路径。基于对广西巴马盘阳河流域乡村绅士化现象的历时性田野调查,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解析乡村绅士化演化的过程、类型与机制。研究表明：在巴马盘阳河流域乡村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草根”行动者与机构行动者共同缔结的行动者网络的转换过程中,伴随关键行动者从“候鸟人”先锋、屯社精英向地方政府、投资开发商的更替,乡村绅士化路径从“草根”绅士化向机构绅士化演替,乡村产业从接待“候鸟人”、发展旅游转向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乡村绅士化类型从单一的舒适移民绅士化向舒适移民、旅游和地产共构的“一地多类”绅士化演化。关键行动者更替及其功能角色转换、绅士化路径变迁和主导产业更替与融合发展、宏观乡村发展制度与地域自然人文环境共同作用于乡村绅士化的阶段演替与类型共生。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方法利于呈现乡村绅士化的阶段演替脉络与共生演化特征,并揭示乡村绅士演化的一般机制与地域机制。     

基于行动者网络和共享经济视角的乡村民宿发展及空间重构——以深圳官湖村为例

立足于乡村空间多元分化研究的学术背景,采用深度访谈法,结合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对深圳市官湖村民宿集群旅游空间发展的过程和空间重构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民宿业主和熟人网络是官湖村民宿旅游发展的核心行动者,在其主导推动下实现了乡村物质景观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转型和重构。②官湖村的空间重构过程中,民宿旅游的行动者网络空间随着熟人网络的不断建构和转译而促成越来越多分散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集中并转化为官湖村发展的社会资源。民宿业主和熟人网络共同构成了官湖村发展的非结构性动力主体。③外来行动者构建的新型社会熟人网络,与官湖村传统社会熟人网络因无法完成转译过程和连通,造成官湖村民宿业主等群体和当地村民等群体的社会分化隔离与关系网络的权力斗争,进而引起动力机制从非结构性向二元动力机制转变,带来新的物质空间重构。④在共享经济演进过程中,官湖村形成一种基于社会熟人关系网络,线下为主并与线上相结合的商品共享和服务交易的新型共享经济模式,是一种比互联网中介更加低成本的共享方式。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电商关系网络与地方营造研究——以广东省五华县为例

当前分享经济迅速扩展,成为发展热点,而农村电商是分享经济渗透到乡村的体现。在分享经济和精准扶贫的背景下,以广东省五华县为案例地,立足其电子商务进驻乡村的机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方法诠释农村电商关系网络的构建及其地方意义的重构。研究发现,农村电商进驻农村引发了当地经济形态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变化,在以农村电商为主体的乡村关系网络中,多元主体重塑了对乡村的地方想象,非人类主体"互联网"亦颠覆了乡村的传统地方意义。农村电商活动带来了流动人口"回乡创业"的热情,亦重塑了地方土地使用的意义。"互联网+农村电商"模式不仅改变了传统地方的生产销售方式,重塑地方关系网络,在此基础上亦有利于贫困乡村精准扶贫的实现,重构乡村地方意义。     

全球价值生产的空间组织：以苹果手机供应链为例

采用2012年与2019年苹果手机全球供应商数据,基于GPN 2.0的相关理论建立分析框架,探索苹果手机全球生产网络中主要行动者类型、行动者策略、进入与退出动态、地理分异性、网络动力机制和战略耦合机制。该网络主要行动者是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省,布局全球生产网络的热点地区在亚洲;网络中有六类行动者,行动者策略是企业间控制与企业间合作,网络产生和演化的动力机制为成本-能力比率、市场需要、金融约束和风险环境,主要行动者通过本土创新、国际合作关系和生产平台战略耦合机制嵌入苹果手机的全球生产网络。最后,从转型创新模式、孵化自主供应链角度对中国行动者产业升级提出对策建议。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的资源型城市动态转型研究——以德国多特蒙德市为例

资源型城市在我国城市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转型是我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现有研究已分析了转型的原因、症结并给出相应对策建议,但对转型战略的实施机制、相关新旧作用者的识别及其动态博弈过程的研究较为欠缺。因此选取成功转型的典例城市多特蒙德,从行动者网络视角分析了其转型背后的人类、非人类行动者之间复杂交互过程,链接其与动态城市转型的关系,并通过访谈获取后转型时期公众对于城市社会文化转型的认识,从而为中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借鉴。研究表明多特蒙德城市转型是多阶段多主体在多种利益驱使下的复杂博弈过程,且前期作用者行为在后期会产生重大影响。多特蒙德新兴产业的成功依托于动态博弈后的新旧企业角色的不断转化、管理机构政策的不断调节以及工会、协会、咨询公司等第三方主体的进入。     

广州鳄鱼公园野生动物旅游中的生命权力运作

自然的社会建构是近年来欧美地理学界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理论思潮之一。本文从自然的社会建构视角出发,以福柯“生命权力”的概念为理论工具,通过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化访谈和文本分析的方法,深入分析野生动物旅游活动中人与动物互动过程及其权力关系的运作,并展示在此过程中景区、野生动物、政府和NGO等组建的行动者网络。研究发现：① 通过标准化、高科技的管治与保育措施,景区中动物种群的性别、健康与数量等方面得以最大程度的调控,并由此形成了与旅游市场相适应的“生命政治”运作模式;② 景区已经能够熟练地规训野生动物参与各项旅游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巧妙地操控游客想要亲近并征服野生动物的双重渴望;③ 不同行动者在协商与制衡中组建的行动者网络,实质上为人对野生动物生命权力的施展提供了合法性与道德性的框架,使其更加紧密地嵌入到社会文化情境之中。研究丰富了野生动物旅游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为人文地理学分析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和尝试。     

广州批发市场的供应物流空间格局及其形成机制

城市批发市场是集商流、物流和信息流于一体的商品集散地,其产生的物流活动属于城市物流的一部分。结合实地调查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广州市批发市场的供应物流空间格局进行研究。首先构建由19 个供应地和21 个接收地组成的2-模矩阵,将其反应的关系信息进行可视化表达,结果显示物流结点呈现出交通指向性、地域集中性以及圈层式布局特点;货物供应以外向型为主,并形成国外、省外城市、珠三角和粤北地区的主要供应流格局;结点集货规模等级差异明显,形成城市内部的反y 形集货格局。然后对物流网络进行中心性分析,通过测量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等指标,得出珠三角、省外城市和白云区是物流网络的核心供应地;流花服装和中大布匹批发市场群是物流网络的核心接收地;南沙区、黄埔茅岗批发市场群等则属于物流网络的边缘结点。最后从城市性质、城市空间发展、产业集群和物流服务等4 方面对供应物流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进行探讨。通过对批发市场货流网络空间的研究,有利于为今后城市物流空间优化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依据。     

行动者网络视域下世界遗产地的空间生产——以广东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例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通过把人与非人的、物质的和社会的要素并置在行动者网络内,为地理学家审视“空间”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理论工具,在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的应用日益增多。文章以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遗产地为研究对象,使用ANT研究了开平碉楼与村落从偏僻乡野向世界遗产地的空间生产过程。研究发现,开平碉楼与村落的行动者主要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国家各级政府、开平碉楼与村落专项基金会、旅游企业、旅游者、碉楼华侨业主、碉楼当地业主、其他非业主居民和开平碉楼与村落环境。开平碉楼与村落所处区域的经济衰落呈现出的行动者集体的问题是行动者转译原因,也是开平碉楼空间再生产的起点;申遗与旅游开发成为行动者利益赋予、征召与动员的过程,也同时阐述了空间再生产过程的机理,由部分业主对网络提出的异议则指涉了新的空间再生产。     

从跨国广告业看全球化和全球城市——以中国广告业为例

本文从广告业的视角出发 ,分析了伴随全球生产者服务业空间布局的扩张而来的区域市场和空间结构的重塑。研究的主要发现为 :(1)在跨国公司的支配下 ,中国广告业在生产组织上逐渐向专业代理演化 ,在行业规范上也逐渐向 4A的主流靠拢 ;(2 )中国广告业在上海、北京、广州三大城市的集中 ,体现了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区域性服务业市场” ;(3)由于市场规模大 ,中国广告业有可能向“前端” (产品定位和沟通策略 )发展 ;(4 )由于中国幅员广大 ,进入区域市场需要不同的媒体计划 ,也使得广告的全球标准化产品产出更多的地方版本。在理论争论方面 ,本文认为全球城市是都市区域全球化制度和空间的中介。     

INTRAMETROPOLITAN LOCATIONS OF KOREAN BUSINESSES: THE CASE OF CHICAGO

Intrametropolitan locations of Korean businesses in the Chicago area are examined in terms of the ethnicity of their major customers: ethnic customers, inner-city minority customers, and White middle-class customers. The study reveals that Korean-owned stores providing important ethnic goods or services are spatially concentrated in Koreatown along Lawrence and Lincoln Avenues and in the northwestern suburbs. Korean businesses that serve inner-city minority customers are located mainly in southside Chicago, providing important necessities such as clothing, shoes, beauty supplies, and general merchandise. Uniquely, Korean entrepreneurs overwhelmingly dominate the dry cleaning business, which serves the White middle-class population and is thus scattered around the entire metropolitan area. Korean entrepreneurs' unusual market diversity comes from their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ethnic resources and their unique linkage with the export-oriented home-country economy in the 1970s and 1980s. As a whole, their entrepreneurship has demonstrated the dynamic and complex nature of immigrant businesses in major American cities.     

市场转向与产业升级路径分析——以珠江三角洲出口导向型家具产业为例

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出现了由以出口为主转向出口和内销并进的发展趋势。然而现有文献较少关注市场转向对制造业企业产业升级的影响。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以珠江三角洲出口导向型家具产业为例,通过以深度访谈为主的定性研究方法,探讨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企业在出口转内销过程中的产业升级路径。结果显示：在与中国国内市场进行战略耦合（strategic coupling）的过程中,家具制造业企业分别通过网络式、企业内部协调式及市场型方式嵌入国内市场导向型的生产网络,并呈现出产业升级（upgrading）和降级（downgrading）等多元化路径。中国市场为家具制造业企业提供了产业升级特别是功能升级的机会,但小部分制造业企业也经历着产品降级的过程。研究市场转向中的产业升级对理解后危机时代新兴市场的崛起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对理解在全球经济背景下中国出口导向型加工制造业转型具有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