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经济地域差异分析与类型划分

运用主成分分析的数理统计方法，选择20项指标，对贵州省各地（州、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域差异进行了综合评价和聚类划分。结果表明：贵州省各地（州、市）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其影响因素可概括为工业发展及综合经济实力因素、农业发展因素、农业劳动力转移因素3个层面，累积贡献率达97．453％。在进行区域聚类后可划分为综合经济发达区、中等发达区、欠发达区3种地域经济类型。在此基础上，依托铁路交通的区位优势，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实施“点-轴”开发，建立以贵阳、遵义、都匀为核心的经济三角，带动全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东北三省城市化水平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偏差分析及地域差异

以钱纳里和塞尔昆提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为依据,分别从人均GDP、产业非农化、就业非农化3方面对东北三省城市化水平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间的互动变化进行了偏差分析,认为东北三省城市化偏差的实质在于产业畸形化和就业结构演变的相对滞后.在此基础上,对东北三省城市化与非农化水平地域分异格局进行了分析,并运用UN比方法对不同空间单元城市化与非农化水平的拟合程度进行了比较,划分出5种地域类型,认为东北三省不宜实行统一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而应根据地区实际,因地制宜地促进各地区城市化发展.     

东北地区城市化与产业结构演变的相关分析及地域差异

根据建国以来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变动趋势,对不同时段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之间的变化关系进行相关分析,明确了影响城市化水平阶段性变化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时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之间的互动变化进行了偏差分析,认为东北地区城市化偏差的实质在于工业化的偏差和就业结构演变的相对滞后.最后对东北地区城市化与非农化地域分异格局进行了分析,并运用UN比方法对不同空间单元城市化与非农化的拟合程度进行了比较,划分出5种地域类型,认为东北地区不宜实行统一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而应根据地区实际,因地制宜地促进各地区城市化发展.     

区域城市化水平地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将湖北省近16年的城市化发展分为两个时段，从人口、社会经济、地理环境等角度选取具有代表性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取城市化水平分异的主因子。在此基础上，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析了两个时段湖北省区域城市化水平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其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省区域城市化水平总体上和该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但不同时段影响湖北省区域城市化水平分异的主要因素是不同的。在1994年以前的10年内，社会投资能力、市场发育状况及工业化水平是湖北省城市化水平地区分异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在1995年后，乡镇工业的发展水平对各区城市化水平差异的影响表现得更为明显。     

马尾松树轮宽度与气候因子关系的地域差异——以九岭山和九连山为例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树轮宽度与气候因子关系的地域差异研究,将为预测森林生产力、种群分布等变化提供重要信息。以中国东南地区马尾松为例,利用其分布中心区九岭山和分布南缘九连山两地的树轮样本,分别建立了树轮宽度差值年表,并与两地平均气温、降水量、相对湿度和日照时数4个气候因子做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两地年表均与冬春季(1—3月)平均气温显著正相关,与上一年11月日照时数显著负相关,验证了在中国东南地区利用树轮宽度重建冬春季平均气温的可行性;九岭山年表与上一年气候因子的相关性显著高于九连山地区,表现出气候对分布中心区的马尾松生长产生更为明显的滞后效应,对该差异从两地树轮早材率角度进行了合理的解释;在不区分上一年和当年的前提下,九连山年表与生长季中晚期(7—10月)气温显著负相关,与降水和相对湿度显著正相关,而九岭山年表在该时段内与气温和日照时数显著正相关,与降水和相对湿度显著负相关,这说明生长季中晚期由高温干旱而导致的水分胁迫作用是南界马尾松径向生长的主要气候限制因子,而分布中心区的马尾松径向生长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高湿环境制约。     

城镇化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全球118个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合理有序推进城镇化进程和发展低碳经济是当前全球许多国家面临的重要难题。研究基于2009—2016年全球11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STIRPAT模型探究了整体样本及不同等级城镇化水平国家城镇化发展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1)2009—2016年,研究样本碳排放效率的空间分异特征较为明显,碳排放效率较高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拉丁美洲、欧洲西部及非洲,碳排放效率较低的国家基本位于北美、亚洲及大洋洲;(2)从整体来看,科技创新水平、人均GDP及信息化水平均对碳排放效率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促进作用大小为人均GDP科技创新水平信息化水平,城镇化水平、工业占比及对外开放度均对碳排放效率提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抑制作用大小为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度工业占比;(3)分区域来看,不同等级城镇化水平国家各影响因素对碳排放效率的作用效应呈现明显的异质性。基于实证分析结果,研究提出推进绿色城镇化建设、重视科技创新生态价值、优化对外出口贸易结构等政策建议。     

基于点密度分析与自适应差异检测的点群要素制图综合算法

针对点群要素制图综合的自动选取问题,提出一种基于点密度分析与自适应差异检测的点群要素制图综合算法。该算法首先利用核密度估计法对原始点群进行点密度分析,选取凸包最外侧点和重要性等级较高的点分析其点密度,进而对比两次点密度分析结果的相对密度差异,并找出相对密度差异最大的点加入选中点群中;然后重新对选中点群进行点密度分析,直到选中点数满足制图综合要求。将该算法用于实例点群数据中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该算法能最大限度地保持点群的分布特征和密度对比关系,并且较为简单、灵活。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全球化进程的时空差异分析——基于两省一市的实证研究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包括江苏、浙江和上海全部的25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从经济联系、人员流动、信息交流、政府合作4个方面评估了长三角地区全球化进程的时空差异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依赖性和空间自相关特征,并对不同指标的变化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表明:受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和2010年上海成功举办世博会的积极影响,以及2003年全国非典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该区域全球化程度表现出了不同阶段性的特征。从时间序列来看,2000~2009年,长三角地区全球化发展表现为加速上升、稳步上升和相对平稳的发展过程,但不同指标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征。从空间格局来看,长三角地区的全球化程度从比较集中逐渐向较为合理的均衡方向发展,后进区域提升较快,全球化影响下的城市体系更趋合理。从作用机制分析,市场和行政因素共同推动着城市的全球化进程。     

中国信息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省际层面的实证分析

信息制造业在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中国有着重要的地位。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水平各异,其技术创新能力的区域差异研究显得尤为重要。通过构建信息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综合指标体系,对1999—2007年中国信息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区域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按照信息制造业创新能力的梯度差异可以把我国31个省、市、区初步划分为五大等级;(2)等级之间的差距随着等级强度的增加而增大,等级上各省、市、区的分布大致呈金字塔型;(3)31个省、市、区信息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时间维度变动轨迹显示,1/5以上的省、市、区信息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呈上升态势,1/4以上的省、市、区比较稳定,不到1/3的省、市、区有所下降,而其余省、市、区呈不规则波动。     

基于“城—村—地”三维视角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策略——以江苏省新沂市为例

农村居民点作为当前国土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的重要潜力空间,对其进行调控研究是促进可持续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城镇作为区域社会经济文化中心,村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居民点发展的空间潜力;土地作为农村居民点发展的支撑条件和空间载体,村地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村居民点布局的适宜性及资源利用的协调性。在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背景下,将“城—村—地”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有利于统筹不同空间尺度要素对居民点整理的影响。本研究立足农村行为主体的空间关联性,综合“城—村—地”三级空间对象,提出农村居民点整理策略分析框架;基于对农村居民点地域系统要素构成和结构层次的分析,从城镇发展辐射性、村域布局适宜性、土地利用协调性等三方面构建了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体系,进而探讨了相应的农村居民点整理途径。最后选取江苏省新沂市进行实证分析,将其划分为优先整理区、重点整理区、适度挖潜区、优化调整区及特殊整理区等居民点用地整理类型,提出相应的整理模式及优化路径,以期为农村居民点的整理优化提供有益借鉴,助推可持续的城乡空间重构。     

中国省域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与地区专业化实证分析

中国农地利用的地区专业化水平明显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对其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不足被认为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但是这种观念主要来自于定性分析和经验总结,缺乏针对两者关系的实证检验。本文采用赫芬达尔专业化指数,利用农作物种植面积数据和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数据,在省域尺度上检验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与地区专业化的关系。结果显示,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既不是地区专业化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空间维度上,规模越大的地区,其专业化水平并非越高,各年份两变量的秩相关系数均很小;时间维度上,随着规模的上升（或下降）,其专业化水平不一定随之上升（或下降）,29个省域样本中仅有12个省区两变量的时间序列呈显著正相关。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仅对部分地区的专业化水平有一定影响且与区域优势作物类型有关。结果表明,仅依靠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并不能有效提高地区专业化水平,要提高中国农地利用专业化水平必须寻找其他有效途径。     

城市住宅地价影响因素的定量识别与时空异质性——以武汉市为例

定量测度微观因素对住宅地价影响程度的时空分异特征是有效揭示住宅地价形成机制的重要条件。本文基于武汉市2007-2015年公开出让的住宅地价样点数据,采用广义可行最小二乘法(FGLS)修正的特征价格模型(Hedonic),测度微观影响因素对住宅地价影响程度的时空演变规律。结果显示,各要素对住宅地价影响程度的时序变化特征复杂,空间区域差异明显,具体而言：①2007-2015年间,武汉市住宅地价因素的影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容积率>医院>城市中心>城市副中心>地铁>公园。②在时序上,城市中心对住宅地价的影响程度呈增强趋势;城市副中心对住宅地价影响整体有所减弱;医院对住宅地价的作用程度呈指数式上涨;地铁对住宅地价增值作用主要发生在开通后;公园的影响持续下降;容积率的影响则在时序上先减后增,与住宅用地出让面积呈反向变动关系。③在空间上,在二环内中心区域,公园、容积率等对住宅地价影响程度较高;而在二环以外,与生活便利性相关的地铁、医院对住宅地价的作用更强;城市中心和副中心功能对住宅地价作用在空间上的互补效应明显。基于研究结果,强化景观用地等的宏观配置和保护力度,审慎确定容积率等是当前城市土地管理值得关注的问题。     

重庆丘陵地区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优化——以长寿区海棠镇为例

以农村居民点斑块为研究单元,在分析海棠镇农村居民点斑块综合影响力的基础上,基于不同地貌,制定差异化的空间布局优化策略,并应用加权Voronoi图指导居民点斑块的迁移方向。结果表明:1海棠镇村级影响力居民点斑块面积183.57 hm2(183个);社级影响力居民点斑块面积206.86 hm2(391个);零星居民点斑块面积31.49 hm2(118个),影响力较大的居民点斑块主要分布在海棠镇中东部地势较平缓的区域;2通过布局优化,全镇农村居民点斑块总面积从优化前的421.92 hm2减少到优化后的353.73 hm2,减少了16.16%;居民点斑块密度由优化前的14.74个/km2降低到8.94个/km2,降低幅度达39.35%;居民点斑块平均面积从优化前的0.61 hm2增大到0.84 hm2,增加了37.70%。海棠镇农村居民点"小散乱"的空间分布现状得到较大改善。     

土地整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乡村重构——潜江“华山模式”实证研究

在厘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背景、内涵基础上,运用实地观察法和深度访谈法,探讨如何通过开展土地整治助推乡村重构等问题,并以湖北省潜江的“华山模式”作为实证。结果表明：①需要构建“背景—手段—路径—目标”的土地整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系;②土地整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调结构、去库存、补短板、降成本、促融合五个方面着手,核心在于实现“劳动力、土地、资本、制度、产业、技术”六大要素的合理配置;③“华山模式”实现了土地流转—虾稻共作—镇企共建—市场引导—多方共赢的目标,是土地整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乡村重构的成功样板。建议在实施土地整治时,应贯彻绿色理念、注意全域规划、依托科技支撑、因地制宜发展当地产业、加强制度供给等,确保土地整治助推乡村重构的有效性和持续性。     

跨江通道对滨江副城住宅地价增值效应的测算——以南京市浦口区为例

跨江通道是支持城市跨江发展的重要设施,能有效地突破天然水系阻隔并加速各类生产要素的跨江流动,可有力地促进滨江副城的城市发展与土地增值。本文提出地价趋势分离法,借助GIS空间分析工具,以南京市浦口区为例开展跨江通道对滨江副城住宅地价增值的测算研究。结果表明:单通道各区段的住宅地价梯度及通道贡献值随着与通道节点距离的增加呈现出逐级递减现象,多通道作用下住宅地价的增值效应则呈多中心的波浪推移模式;2020年,各跨江通道节点区域通勤类通道对住宅地价的增值约为一级基准地价的52.54%,过境类通道仅为31.52%,同时可测算到多通道作用下"浦口新城"住宅地价的溢价潜力高达404.76亿元,这将为浦口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筹集大量资金,利于切实贯彻南京市的城市跨江发展战略。     

西南丘陵山地区农村居民点土地整理模式——以重庆渝北区为例

通过对样本区域农村居民点布局及土地利用特点的研究 ,从丘陵山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出发 ,提出两种土地整理模式 :一是农林综合开发整理模式 ,即居民点闲置土地的复垦利用与抛荒地利用结合 ,与山地区退耕还林等生态建设工程结合 ,进行退宅还林 ;二是新村建设整理模式 ,即由政府对新村统一规划 ,供给道路等基础设施 ,引导农民集中建房的“政府引导型”农村居民点整理模式 ,并对重庆市渝北区新春村的新村建设的运作和效益进行了实证分析。     

快速城市化地区农村居住用地布局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深圳市龙岗区为例

基于深圳市龙岗区1996年与2006年土地利用数据,应用GIS技术和基于公里格网的多元统计方法定量探讨了龙岗区农村居住用地的布局特征、变化态势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在城镇空间快速扩张的同时,龙岗区农居用地减少有限,且用地地块逐渐破碎与分散化;农居变化是一个大量新建与消失并存的过程,在1996年农居用地消失42%的同时,亦有相近规模的农居新建而成;城镇化对龙岗区农居用地影响显著,消失农居多布局于邻近深圳主城、城镇化进程显著的西南地区;新建农居倾向避开高速城镇化区域,同时在租金利益下集聚于原有城镇空间附近地域;空间要素对农居布局的影响符合一般规律,其中坡度影响最为显著,陡坡地区农居用地显著减少,而交通干线与水系附近则明显增加。     

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脆弱性影响评估——以广州市花都区为例

本文在分析生态系统脆弱性概念与评价方法基础上,以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改变为影响力指标,以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表征社会经济适应能力指标,构建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脆弱性影响评价和和空间表达方法,将生态系统脆弱性研究拓展到人类(社会)—自然(生态、环境)耦合系统的综合分析与评价,以广州市花都区为例,从花都区、乡镇两个空间尺度上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1)在1980～1990年、1990～2000年和2000～2005年三个时间段,耕地面积的变化对该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影响最为显著;(2)1990～2000年和2000～2005年间,研究区社会经济适应性指数保持为正,两期平均值分别为0.391和0.374;(3)从研究区1990～2000年和2000～2005年两期脆弱性空间分布来看,虽然适应能力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的负向影响,但总体呈现脆弱趋势,且脆弱性严重的乡镇数在时间尺度上呈现增加趋势。     

衡阳南岳区农村居民点用地合理布局分析

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推进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开展给建设用地供给和耕地保护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农 村居民点用地普遍散乱、粗放的现象为挖掘现有建设用地潜力,少占耕地提供了可能。以衡阳南岳区为例,应用GIS 空间分析与景观指数分析等方法,在分析社会经济、自然地理和生产环境三方面的主要因素对南岳区农村居民点 用地布局的影响后,提出引导南岳区农村居民点合理布局的对策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