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基于长三角制造业企业数据和空间计量统计方法,探讨了长三角地区2000年以来制造业的空间格局变化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制造业空间分布呈现出典型的以上海为中心的沿重要交通轴线集聚的特征,且在2000年以后经历了明显的产业扩散,这种扩散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别,技术密集度越高,行业的扩散半径越小。尽管出现制造业扩散趋势,上海市作为长三角中心城市的地位却有所增强。空间计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制造业分布存在典型的空间溢出效应;控制空间溢出效应以后,这一地区的制造业集聚主要受制于区位条件因素,包括到上海市区和到机场的距离以及市辖区区位是影响制造业分布的重要因素,且前两个因素的影响逐渐增强,尚未发现政策因素对制造业分布的显著影响。同时发现制造业集聚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     

肯尼亚交通优势度及其空间分异格局分析

基于2018年肯尼亚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数据,设定交通优势度指数及交通网络连接度指数和交通对外通达度指数2个分指数,采用探索性数据分析法对肯尼亚交通优势度及其空间分异格局进行分析,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发现:①肯尼亚交通优势度空间差异十分显著,以内罗毕、蒙巴萨和基苏木为主要交通节点的铁路沿线地区交通优势度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②肯尼亚交通优势度空间分异格局总体上呈现出较强的非均衡性,交通网络连接度呈现出以内罗毕为核心,以铁路沿线为轴带呈圈层状向四周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而交通对外通达度呈现出北部和西北部较低而南部和东南部较高的空间分异格局。③地形地貌、气候、水文、人口集聚、经济发展等是形成肯尼亚交通优势度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分布进行优化调整,积极引导经济空间合理布局,是推动肯尼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途经。     

蒙古高原NDVI的空间格局及空间分异

基于GIMMS NDVI多年最大值合成数据,采用空间统计学方法,利用Moran’ s I系数分析、半变异函数分析以及分维分析等3种方法,对蒙古高原NDVI空间格局及空间分异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蒙古高原NDVI的空间分布在全局范围内呈现正的空间自相关,相似的NDVI值倾向于聚集在一起,这表明蒙古高原植被具有较好的整体性,地表植被无显著破碎化;(2)蒙古高原NDVI的空间分布虽然同时受到结构性因子和随机性因子的影响,但结构性因子占据绝对控制地位,结构性因子引起的空间变异占系统总变异的88.7%;(3)蒙古高原NDVI存在各向异性的分布特征,具有相似NDVI值的像元主要沿着西北-东南方向展布;全局NDVI空间自相关距离约为1178km,西北-东南方向与东北-西南方向的空间自相关距离比可达2.4 ∶ 1。     

青藏高原耕地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0.51～1.02 m的Google Earth高分影像,目视解译获取2018年青藏高原耕地数据;运用GIS和地理探测器,识别耕地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18年青藏高原有耕地133.73万hm²,呈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的分异特征,其中33.27%聚集在一江两河地区和湟水河流域,76.02%和75.41%分布在距道路1600 m和距河流5 000 m范围内;②受地形、气候影响,耕地以海拔3 500～4 000 m、坡度6°～15°、年均降水量400～600 mm和年均温度0～5℃分布最集中,其它区域面积较少,呈点状分布;③耕地空间格局受地形、气候等自然因子和经济、人口等人文因子共同影响,以生长季日照时数、生长季降水和坡度影响最大,基本决定了青藏高原耕地的空间格局。     

广州市工业用地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定量分析,采用GIS技术,对广州市工业用地空间演变和分异特征进行了研究。分析表明,工业用地拓展以市中心区外围地带强度最大,其时空变化除了深受产业政策和城市发展战略的影响,在空间分异上,工业用地还与行政中心、道路交通和河流水面等因素密切相关,城市和交通的等级和功能不同对工业用地分异的影响不同。     

中国城市居民出游潜力的空间分异格局

基于城市不仅是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也是目前中国主要的旅游客流产生地,以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中的39个城市为空间单元,选取18项指标,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中国城市居民的潜在出游力进行主成分和聚类分析,得到中国城市居民出游潜力的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①城市经济实力、城市规模辐射、城市规模集聚、城市人口素质等是影响城市居民出游潜力的四个主要因子;②中国城市居民潜在出游力的空间分异格局为“四、三、二、四”,即39个城市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存在北京、上海、广深三个极点,沿海与内陆两大城市居民出游潜力空间分异带,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成渝四大游客流产地;③经过与城市居民的实际出游力进行相关分析,模型得到了充分验证。城市居民整体出游力空间分异格局的研究对旅游目的地的营销、各地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黄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机制

以黄河流域9省区441个县域单元为研究区域,采用最邻近点指数、核密度估计、全局莫兰指数等方法分析黄河流域560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格局,并利用地理探测器的分异和交互作用探测影响因素与因子间的耦合互馈关系。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非遗空间分布地区差异显著。在区域分布上,中游非遗最多,下游非遗最少;在省域分布上,山西非遗最多,四川非遗最少;在县域分布上,菏泽市牡丹区非遗最多。（2）黄河流域非遗的最邻近指数为0.78,且置信度为99%,在空间分布上呈明显的集聚分布特征。（3）核密度呈集聚分布态势,形成“多核四带”的空间分布格局。（4）经济社会文化因素比自然因素的影响更显著,其中文化因素的博物馆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子对非遗的空间分布影响最强,经济因素的人口、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化水平因子较强,社会因素的交通和民族因子较弱,自然地理因素的地形地貌、气温、降水量因子的影响力整体最弱,因子间交互作用探测对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解释力更强。     

国际旅游岛建设以来海南省产业空间分异格局及其驱动机制

采用产业区位基尼系数、地理集中率、产业梯度系数和回归分析等方法,从产业整体、三次产业和字母行业3个层面分析国际旅游岛建设以来海南省产业空间分异格局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目前海南省产业整体和多数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与多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异程度高,主要分布于少数沿海非民族市县,呈明显的沿海-内陆、非民族-民族地区与北-南向类似U型的分异格局;产业整体、三次产业与10个字母行业从业人员数空间分异趋于加剧,空间分布趋于向少数市县集中,而产业整体和三次产业增加值与6个字母行业从业人员数空间分异趋于减缓,空间分布基本趋于向北部沿海地区以南分散,意味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带来了旅游相关产业规划所确定的重点产业的空间拓展;海南省产业空间分异格局是要素禀赋作用效应、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分工经济效应、制度诱导效应、空间近邻效应和外部经济效应叠加的结果。结果基本验证了中国产业空间分异的一些研究结论,也表明海南省需要扶持内陆和民族地区发展公共服务业和优势产业,适度引导产业向部分内陆和民族市县集中和分散,以增强产业空间布局的均衡性。     

中华老字号企业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全国1128家中华老字号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平均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不均衡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热点分析等经济地理分析模型,借助ArcGIS软件,对中华老字号的空间分布密度、区域分异特征、均衡态势、空间自相关性进行了计量分析。在此基础上,就中华老字号的行业类型结构特征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揭示了其空异间分异格局与特征。最后,运用地理联系率、矢量数据缓冲区分析、相关性分析等方法揭示了其内在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华老字号的空间分异呈现2个高密度区、1个次级高密度区和多个高集聚区,核心-边缘结构较为明显,老字号企业主要集中在近现代以来经济基础较好、市场开放程度较高的华北、东部沿海地区,多以沿海开放口岸、省会城市、主干路网为核心,呈寄生状集聚。② 中华老字号企业在空间上并非随机性分布,而是呈现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老字号企业在全国的分布呈现“集聚化,纺锤状”的分异格局,极化现象较为突出。③ 中华老字号企业的冷、热点区由长江中下游平原向南北依次呈现为“热点区-次热点区-次冷点区-冷点区”的梯度分异格局。④ 酒类、医药类、餐饮服务类老字号企业分布呈现“地区集聚化,行业集群化”格局,其他类型老字号企业在全国各地区的分布则呈现“地域均衡化,行业多元化”特征。⑤ 中华老字号的空间分异格局、类型结构特征是资源禀赋与发展基础、地域传统与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与消费市场、文化旅游与消费需求等生产与消费多元因素共同作用及影响的结果。基于此,从中华老字号空间管理、统筹发展、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传承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发展建议。     

江苏和浙江制造业地理集聚对比研究

本文利用2004年经济普查的数据,对比了江苏和浙江两位数和三位数制造业在地级市和区县尺度的空间分布模式。发现江苏和浙江两省大多数的制造业地理分布都较为集聚,并且很多地理集聚程度较高的制造业分布都存在较高的空间自相关性。总体上,浙江省制造业地理集中程度总体上高于江苏。对典型产业的分析表明,产业集聚程度越高,往往竞争力越强。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山东省制造业时空分异研究

利用2003~2014年山东省17个地级市制造业27个部门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山东省制造业的时空分异特征,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SDM）探讨了主要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山东省制造业份额呈现出自东向西递减、先东部集聚后向中西部扩散的规律。以2007年为转折点,制造业呈现东部沿海转出、内陆转入的特点,鲁北地区成为份额增长最快的区域。由于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市场规模、交通基础设施、产业规模和人力资本水平均有助于提升本地区制造业份额。因此,应该从地区关联的角度重新审视制造业发展规律并制定相应政策措施。     

中国数字经济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腾讯研究院公布的数字经济指数,运用插值模拟、Zipf位序-规模法则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行分析,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测比较。结果表明：①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分异明显,省域尺度呈现出自东向西梯度递减的特征,但川、渝成为创新发展新极点;城市尺度,城市群地区是数字经济发展高地。② 数字经济各分维度发展的协同性与差异性特征并存,但差异性更为显著。③ 国家层面,政府对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起重要作用;东部地区影响因素相对多样;信息化基础与潜力方面因素对中部地区起主导作用,且各因素交互后作用力显著加强;西部地区受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不存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素;东北地区的影响因素则相对单一。     

中国钢铁工业空间格局的演化及影响机制

钢铁工业作为基础性原材料工业,对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巨大的支撑作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会反作用于钢铁工业,促进其持续发展。由于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钢铁工业的空间格局因而呈现出分异。通过计算1985-2006年的钢产量的变异系数,探讨中国钢铁工业空间格局由集中转向扩散然后再次集聚的演化特征。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早期,中国钢铁工业主要集聚于辽宁、上海和湖北等少数省市;1985-2002年间,中国钢铁工业的空间分布逐渐向华北和华东地区扩散,钢铁工业的非均衡化发展态势有所缓和;2002年以后,这一空间格局逆转为向沿海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和环渤海两大经济区集聚,中国钢铁工业的非均衡化发展态势再次加剧。其次,通过考察钢铁工业的产业集中度,在企业视角下考察中国钢铁工业空间格局的演化。最后,探讨了引导中国钢铁工业空间格局演化的影响机制,分析了市场需求、投资、原材料以及企业发展战略等因素在这一演化过程中的作用。     

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借助Arcgis、GeoDa软件组织和提取空间数据、制图以及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根据1997-2007年浙江省各县(市)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对其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整体上呈南北分异的空间格局,其分布重心总体上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演变;集聚程度很高,但集中指数有逐年减小趋势;2000年前外商直接投资空间自相关性不显著,2000年后具有显著的正自相关性;全省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的空间格局表现出南北差异在扩大、北北差异和南南差异在缩小的趋势,说明长三角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显著。     

江苏文化产业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在明晰相关概念基础上,构建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定量方法分析江苏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及其时空格局,研究表明：江苏文化产业发展过程呈现倒“U”型,发展态势显露转型性,发展水平具有非均衡性,发展格局呈现点轴趋向性,发展机制具有明显的外力驱动性。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强化政府调控,注重政策创新,促进江苏文化产业稳健发展;强化科技人才,注重市场激活,促进江苏文化产业转型发展;实施多元战略,注重因地制宜,实现区域文化产业特色发展;强化区域整合,注重优化布局,实现区域文化产业共同发展。     

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空间集聚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修正的地理集聚指数(EG),并通过构建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等空间计量方法,综合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空间变化趋势与集聚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京津双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扩散特征明显;②资本要素对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有显著促进作用,知识密集度的影响不显著,劳动要素密集度的影响为负;③金融利率高低与制造业集聚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政府干预度和宏观税负对制造业集聚有正向影响效应;④交通基础设施与市场规模与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有正相关性,而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呈现负相关关系。     

中国产业空间格局演化与空间转型发展态势

基于城市层面三次产业的产值数据,应用空间统计标准差椭圆方法全面分析了 2003-2016年中国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与转型发展态势.研究发现,2003-2016年中国三次产业空间中心均向内陆方向移动,且第二产业空间移动距离最大;第一产业空间离散化发展,空间聚集度减小;第二产业正在加快由沿海向内陆地区空间集中化聚集发展,空...     

广州市美丽乡村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广州市已公布的4批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数据为基础，通过最邻近指数、基于Riple’s函数的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核密度分析和叠置分析等方法，探讨了广州市美丽乡村的发展现状、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自2013年起，广州市美丽乡村数量逐年递增且增长率呈现上升趋势；2）广州市美丽乡村空间分布呈明显的集聚型分布；3）Ripley’s函数分析表明美丽乡村要素点空间分布格局随距离变化略有不同，在0.14 km处集聚强度达到最大；4）核密度分析显示美丽乡村高密度区域主要分布在广州南部和西北部，包括番禺－南沙1个热点主核心区和从化、花都－白云2个热点副核心区，密度分布呈现多核心不均衡特点；5）乡村的地形水文、人文历史、交通区位和政策规划为美丽乡村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政策规划因素对“美丽乡村群”空间格局的形成起决定性影响。空间分布特征总体反映出广州市美丽乡村规划建设初见成效，并逐步形成以热点核心区为基础的“美丽乡村群”。最后，在乡村选点、空间优化、价值提升以及乡村治理等方面提出若干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