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力研究

人居环境系统内部的耦合协调是保证人居环境均衡发展的基础。基于“人类-居住-支撑-自然-社会”5个子系统,构建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将2个系统间的容量耦合模型扩展运用到人居环境5个子系统中,综合熵值法、GIS空间分析以及地理探测器对辽宁省2005~2016年人居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与驱动力进行探讨,阐述人居环境系统内部协调性。研究表明:①2005~2016年辽宁省人居环境系统内部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缓慢浮动上升趋势;②辽宁省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度呈分散格局,并且呈现从中间向两侧递减的“屋脊”式格局和“双核结构”;东西方向上,空间演变趋势由倒U型逐渐向一字型演变,南北方向上由斜线型向“L”型演变。③全省出现了中耦合低协调区、中耦合过渡协调区、高耦合低协调区、高耦合过渡协调区、高耦合高协调区5种类型区。④空间分异驱动力主要包括人的需求、经济发展、住房、互联网发展等。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人居文化环境质量演变驱动机制研究——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将重塑中国现有乡村人居文化环境格局并形成城乡人居文化融合发展的新格局。在科学界定乡村人居文化环境的基础上,侧重解析长江中游城市群乡村人居文化环境的时空基底;并围绕乡村人居文化环境的质量测度,遴选影响人居文化环境变化的关键人类活动因子,构建由目标层、系统指标层、目标分解层与具体指标层所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人地关系理论、复杂系统理论、景观生态理论,借助Delphi及AHP法和ArcGIS平台探析2005~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区的乡村人居文化环境时空演变特征。结果显示：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地区的乡村人居文化环境质量呈现差异化上升的趋势。宜昌、长株潭地区的乡村人居文化环境质量一直处于优良级别,武汉、南昌两大省会所辖乡村地区发展迅速,衡阳市、常德市等传统工业基地已由优良等级逐步降为较差或恶劣等级。② 乡村人居文化环境及子系统质量的演变并非完全同步。人居物质文化是人居文化环境系统演变的基础,直接带动了人居制度文化的优先演变,人居精神文化环境滞后于人居物质、制度文化环境的演变。③ 乡村人居文化环境的时空演变由政府体制机制扶持保障力、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支撑多元主体需求力、农村公共设施服务力“四轮”共同驱动。     

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格局演变研究

基于产业互补性、综合经济质量、经济距离等多角度修正传统引力模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2006~2015年山东半岛城市群17市经济联系空间格局演变特征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① 城市群经济联系强度缓慢增长,经济联系方向逐渐多样化,整体网络逐渐密集;② 城市群网络中心性水平始终偏低,点入点出度差距增大;③ 部分子群构成与行政区划分布不耦合,以济南、青岛为核心的两大经济圈间缺乏资源互通和产业交流。④ 交通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变动、要素资源流动是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     

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空间关系、演变及驱动因子——长江三角洲城市级别体系新认识

以“揭示规律、验证规律”为研究逻辑起点,提出“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数理空间分布模型及其时空演变模型,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为例,系统搜集1995~2014年系列基础数据,探讨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的空间关系及其演变机理。结果表明：① 20 a来长三角地区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的数理空间分布呈三段“金字塔”式结构,城市级别越高,分布数量越少;② 三元空间关系在演变中,1995~2009时期内的三阶段符合演变模型的A线关系趋向,2010~2014阶段呈“核”式分布,旅游对城市规模存在倒逼效应;③ 依据城市4个基本象限类分布,级别高的城市分布在Ⅰ类区,Ⅳ类区与Ⅱ、Ⅲ类区间存在单向转换与演变关系;④ 对驱动因子剖析,政府政策的倾斜、城市规模效应以及旅游的快速发展共同促成三元关系的演变格局。     

东北地区城际高铁网络格局特征与演变趋势

构建城际高铁联系强度模型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探讨东北地区高铁网络格局特征与演变趋势,研究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高铁网络整体关联性相对紧密,小世界效应显著,但仍处于弱连接状态,涵盖长春-四平-沈阳-铁岭-抚顺、大连-辽阳-鞍山-营口-盘锦、松原-白城-乌兰浩特子群,吉林-延吉、齐齐哈尔-大庆、丹东-本溪、锦州-葫芦岛关系对,7片区组织格局成型;② 以哈尔滨为分界线的东南部比西北部的高铁通达联系密切,高铁要素集散呈“一核心、三边缘”格局特征,长春为东北高铁中介运输轴点;③ 辽、吉省内高铁联系紧密,黑、蒙东松散,辽宁省呈沈阳-大连一轴、沈阳-锦州与沈阳-丹东两翼格局,吉林省呈长春-吉林-四平与长春-吉林-延吉三角交叉状格局,黑龙江省呈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轴线状格局,蒙东区呈乌兰浩特孤立化格局;④ 东北地区高铁的运营加快了哈大齐、哈长与长吉图一体化进程,有助于构建辽中南内部哈大、沈丹与丹大高铁三角骨架,同时应依托7片区与4大中俄朝韩主通道搭建东北内外、海陆统筹的铁路网络架构。     

河南“米”字形高铁网构建对可达性及城市空间格局影响

从可达性的视角采用平均旅行时间、经济潜力、日常可达性等指标对河南“米”字形高速铁路网构建对各地市省内和省际可达性及城市空间格局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① “米”字形高速铁路网有助于各地市省内和省际可达性水平提升,郑州的极化与集聚效应进一步增强,边界城市的交通边缘化状况明显改善,“米”字形城镇发展轴带正在形成;② 各地市省内和省际经济潜力大幅度提升,位置居中的高铁沿线城市省内区位优势显著,边界高铁沿线城市在省际联系中的门户区位优势显现;③ 以郑州中心的0.5 h核心圈、1 h紧密圈正在形成,“同城效应”显现,各地市省际2 h交流圈大幅度拓展,以郑州为中心的1.5 h省际合作圈即将形成。高铁网的构建将成为河南城市空间格局演变的重要推动因素和空间结构优化的基础支撑条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人才流动网络结构演化

基于高等学校留学生流动数据,构建加权有向网络模型,对2000~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人才流动网络结构演化进行研究。主要结论如下：① 沿线人才流动网络规模迅速扩大,人才流动的数量和路径在迅速增加。② 沿线人才流动网络呈“由中向西,自南到北”的空间格局特征,中亚地区的留学生主要向西流向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留学生主要向北流向中国内地。③ 沿线人才流动网络分化为独联体社团、中国东盟社团、西亚北非社团、中东欧社团、南亚社团等5个社团。④ 中国内地和俄罗斯处于沿线人才流动网络的核心位置,东南亚、西亚和东欧部分国家处于边缘地带。     

中国旅游经济系统失配度空间格局分异与形成机理分析

将中国省级行政区作为分析单元,以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产业质量、社会系统支持、公共服务投入、生态环境质量五大子系统构建旅游经济系统失配度评价指标体系,对旅游经济失配度进行系统评价和空间格局测度,并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省级行政区旅游经济失配呈现极差化与相对差异较大的特点,广东省为失配度最低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为失配度最高区;② 2015年中国旅游经济失配以低度失配为主,主要影响因素有旅游资源丰富度、旅游劳动生产率、等级公路网密度、互联网普及率、森林覆盖率等;③ 旅游经济系统失配空间分异的主要机制：旅游资源禀赋与开发质量是基础动力,旅游市场经济环境是直接动力,旅游目的地公共服务质量是外在动力。     

中国城市创新网络的时空复杂性及生长机制研究

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转让记录为数据源,采用大数据挖掘与分析技术、空间分析技术、复杂网络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系统描绘了2001~2015年中国城市创新网络的拓扑结构、空间结构和生长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创新网络规模迅速扩张,在两极分化下涌现出显著的小世界性和等级层次性,以北京、上海、深圳为核心的核心-边缘格局不断强化;② 以三角结构为基础的中国城市创新网络的四边形格局逐渐形成,京津、长三角、珠三角是中国城市专利转移的核心三角;③ 中国城市创新网络的生长与城市科技创新实力显著相关,且受到地理距离的阻抗作用,凸显出强烈的地理邻近性,另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度和产业结构相似度也是影响城市创新网络生长的重要因素。     

中国人居环境的地理尺度研究

人居环境是与人居活动、人居文化密切相关的地表空间。总结了国内学者开展人居环境研究的现状,尝试对人居环境研究的地理尺度进行划分,对不同地理尺度下人居环境的内涵、研究内容、研究主体、研究方法以及人居环境与其他学科的相关性研究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① 人居环境的研究方向日益综合化、系统化、微观化;② 人居环境的资料搜集、数据获取、模型方法日益现代化、信息化、虚拟化;③ 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不同地理尺度人居环境的概念并不统一、人居环境的过程与机理研究不足。据此提出了未来不同地理尺度人居环境的研究动向及前瞻趋势。     

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特征与时空差异分析

城市人居环境已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进程,衡量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以社会经济环境、居住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环境、生态环境4个一级指标,28个二级指标构建了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中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在2000年、2003年、2006年和2009年4个时间断面的人居环境质量特征和时空差异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整体在逐步提高,城市之间人居环境质量得分差值缩小,各城市排名基本保持在一定范围;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级别差异明显;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差异显著,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从东部到中、西部依次递减的地带性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南高北低的分布状况,且各地区城市级别分布不均衡;人居环境质量水平较高的城市呈"团"状分布,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城市化战略格局基本吻合;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与城市规模无对应关系。     

武汉市多维度城市公园绿地空间公平性分析

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域,居民建筑为研究单元,基于步行、骑行及公共交通3种出行方式,从城市公园绿地数量、质量及可达性3个维度衡量每个建筑单元的公园绿地空间公平性水平。结果表明：① 3种交通方式下建筑单元的公园绿地公平性分布相差较大,但整体呈现由城中心沿江区域向外围辐射递减的分布特征;② 随着居民出行方式的升级,极限出行时间内居民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因此所享有公园绿地公平性水平逐步提升;③ 城市公园绿地资源与人口分布存在空间失配现象,多数公园绿地分布于城市中部,而南北部城郊区域分布较少,西北和西南部多数区域居民享有公园绿地公平性水平整体较差。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研究

按照"点"→"线"→"面"→"网络"的分析思路,运用分形理论、引力模型、隶属度模型、空间句法模型、时间-空间可达性模型,研究201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的网络空间结构。结果表明:(1)在"点"层次上,长江中游城市群首位城市武汉为超大城市且垄断地位较强,城市体系呈序列型分布,规模结构呈"橄榄状"态势。(2)在"线"层次上,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联系整体偏弱,骨干联系由武汉、长沙、南昌组成,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内部城市间联系较强,3个省会城市与其腹地城市间呈星形结构特征。(3)在"面"层次上,长江中游城市群形成武汉、长沙、南昌3个辐射中心,在西北—东南方向呈现"中间高、两端低"的特征,武汉—南昌辐射连片趋势较明显。(4)在"网络"层次上,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网络的时间、空间可达性格局基本一致,与拓扑可达性存在一定偏差。时间、空间可达性格局中心向南、西北、东北方向沿长江河谷地带出现"波峰",受桐柏山、幕阜山影响在北、东南方向分布"波谷"。在路网的发育方面,武汉城市圈发育最好,长株潭城市群受地形影响最大,环鄱阳湖城市群发育最均衡。     

基于栅格的关中平原城市群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基于自然与人文多重栅格数据,构建人居环境质量综合指数评价模型,分析2015年关中平原城市群人居环境的空间分异格局,并对人口分布与人居环境质量的协同性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人居自然环境呈现出自东向西,由山地、高原向平原、谷地依次递减的空间分布格局,受地形影响最为明显,地形起伏度与人居自然环境呈负相关关系。(2)人居人文环境表现出平原低、山区高,城镇高于乡村的空间分布格局,受城市行政层级影响显著。(3)关中平原城市群人居环境综合质量指数介于0.216~0.716之间,呈现出以关中平原、汾河谷地向外梯级递减的带状空间分布格局。(4)关中平原城市群人口密度与人居环境质量空间分布显著一致,总体呈现出平原高于山地,城市高于乡村的空间分布规律,人居环境质量越高,人口密度越大,土地利用也越充分。     

长江中游城市群潜在增长城市时空演变特征

通过改进引力模型和地缘系数,测算长江中游城市群先行政治、经济增长极的引力,探究潜在增长极的时空演化格局。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潜在发展城市中心性分布不均,湖南、湖北、江西省分别呈“高值均衡化”“双核心化”“单核心化”特征。2）绝对地缘系数区域差异显著,湖南、江西两省具有“中心低、四周高”的特点,3个城市子群内部联系更多,存在省域行政切割现象;最佳地缘系数呈“双峰”型,受城市地缘政治引力影响较大的城市发展情况稍好于受经济引力影响较大的城市。3）潜在增长城市“边缘性”特征明显,集中于城市群周边,重心在西南方。结合城市发展潜力与城市群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明确株洲、襄阳和九江3个一级增长极以及衡阳、宜昌和新余3个二级潜在增长极。     

“双碳”目标下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

生态福利绩效是探析自然生态与人类福利关系、衡量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工具。论文运用Super-SBM模型测度2005—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市域尺度生态福利绩效,在识别其时空演变特征的基础上,运用面板Tobit模型探讨驱动生态福利绩效演变的因子,最后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揭示其演变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 ① 2005—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呈现出“缓慢衰退→波动→快速发展”的演变特征;② 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总体上呈“核心—外围”态势,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交界处“中部塌陷”特征明显;③ 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福利绩效时空演变是在技术进步、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人口集聚、发展共享、对外开放等多因子循环累积和共同推动下形成的,存在内源转化与外源驱动双重作用路径,并且与碳排放强度密切相关。在“双碳”目标下揭示生态福利绩效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有助于厘清自然生态与人类福利的转化机理以及生态福利绩效与碳排放的作用关系,可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空间效率测度研究

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构建空间效率的指标体系,运用DEA模型测度了1994~2013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空间效率及2005年、2009年和2013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地级市的空间效率。基于ESDA空间分析平台,运用局部自相关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效率空间关联格局进行分析。对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效率的评价分析发现,阶段性演变过程呈“W”型波动并在波动中上升的特征。空间效率有效的城市数量在逐渐增加的同时空间分异明显,但城市群内个体城市的空间效率差距在不断缩小。聚类特征表现出空间效率与城市规模、行政等级及区位优势等存在一定相关性,空间效率分布与要素集聚程度高度相关。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效率表现为明显的非均衡趋势,空间分异的集聚程度加剧。     

2000年以来江西省城市规模体系与空间体系的时空演变

基于2001―2012年江西省各县市城市人口数据,结合ArcGIS和SPSS等分析工具,采用城市首位指数、分形等计量分析方法,对2000年以来江西省城市规模体系与空间体系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随着大城市和中等城市数目的增加,城市规模“金字塔”趋于合理;2）城市间人口规模的相对差距在扩大,绝对差距在缩小,城市等级规模趋于合理;3）城市首位度较高,属于典型的首位型城市分布;4）城市规模分维数较小且下降明显,大城市发展快于中小城市,城市发展总体处于集聚效益加速凸显阶段;5）城市规模空间体系演变表现出区域差异性、圈层集聚性以及轴线指向性等特征。最后指出江西省城市规模体系与空间体系存在特大城市数量过少、城市规模偏小、城市人口发育南北差距过大等问题并提出相应优化对策。     

长三角城市群重心移动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长三角城市群在整个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深入把握这一地区发展的空间变化态势、更好地指导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实际,在测算和分析1994～2004年间长三角城市群重心位置及其变化趋势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近些年长三角城市群重心移动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994年以来,长三角地区的城市群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了超过20 km,重心所在位置由苏州和嘉兴的交界处移至苏州市中心附近。而从其变化的趋势来看,未来的城市群重心仍将偏向西北方向,落到苏州和无锡的交界地带。这种态势的出现主要是由于长三角内部各城市受到其自然和区位条件、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其发展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进而驱动了各城市不同程度的发展及其在整个长三角地区地位的转变,并最终致使城市群重心向自然区位条件优越、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西北方向移动。     

巴基斯坦城镇体系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人口普查数据、自然环境、经济产业及交通路网等公开数据,运用城镇体系金字塔、城镇规模基尼系数以及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对巴基斯坦城镇体系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1)规模结构方面,城镇规模分布较集中,表现为"大城市化"与"小城市化"并重的特征,中间级别城市发展滞后,城镇人口金字塔大致呈现沙漏形态;空间结构方面,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