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和区域多中心研究进展

在城镇快速扩张和交通通信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许多城市和区域呈现出多中心的趋势;在城市和区域规划实践中,多中心也成为广泛应用的空间政策工具。论文回顾了国内外城市和区域多中心的研究进展,首先从研究尺度和中心重要性的界定出发,辨析了城市内和城市间、形态和功能多中心的内涵;而后分别从新中心的产生和既有中心一体化的角度解析了城市和区域多中心的形成和演化机制;进而总结了实证研究中多中心的识别和测量方法、城市和区域空间结构单中心化与多中心化的分异以及多中心绩效评估等领域的进展与不足。文章最后提出了多中心研究的拓展方向：明晰多中心概念并进行合理测度、比较空间结构演化的分异并剖析内在机制、对多中心的绩效进行多维度系统评估。     

山西省区域中心城市势力圈与行政区域的叠合分析

城市势力圈的划分是城市系统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城市势力圈代表了区域内的社会经济分布力度,划分出中心城市的势力圈,便可直观地了解中心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区域内城市体系分布格局,进而影响区域的开发顺序。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山西省各区域中心城市的综合规模值,以场强公式与断裂点公式确定各中心城市的强影响与弱影响势力圈半径,再以中心地理论为基础,借助GIS划分各城市势力圈的具体范围并与其行政范围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山西省区域中心城市强影响势力圈与其行政范围差异较大,形成以太原为单核心式的势力圈空间结构,各中心城市呈现非均衡状态;山西省区域中心城市势力圈的形成有它特有的规律;通过势力圈与行政区域的叠合分析,得到各城市的势力圈构成和势力圈的跨市域分布特征。研究结论可为山西省城市规划、经济区划、行政区划调整等提供理论基础。     

多中心空间结构经济绩效的研究进展及启示

通过回顾国外多中心经济绩效的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探讨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特别是单中心与多中心绩效的对比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由于城市之间可以通过“互借规模”、发挥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比较优势,加之较小的城市规模可以相对避免集聚不经济的产生,多中心空间结构理论上可以获得同等规模单一城市享有的集聚经济;受城市规模、发展阶段、地理空间尺度、功能联系、行业构成的异质性等因素影响,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经济绩效表现不一。最后提出了深化国内研究的方向以及相关政策启示。     

珠江三角洲地区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特征及演变

多中心城市区域空间结构的研究和判断是制定适宜区域空间政策、推动其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珠三角地区作为我国快速发展的经济核心区和城镇密集区,其空间结构正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以珠三角县级行政单位为基本空间单元,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法,对珠三角地区2000,2005,2010年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及演变进行研究。珠三角地区经历了从"核心—边缘"特征明显的单中心模式到"多中心"结构特征显著的发展历程,其演变模式总体上符合弗里德曼的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理论。但在城市区域的空间尺度,钱皮恩的"离心模式、组合模式和融合模式"对其空间结构演变具有更好的解释力。现阶段,珠三角地区基本实现了经济中心和人口中心的空间耦合,但各中心在职能上仍然有所差别。     

东北地区市域城市人口空间结构与劳动生产率关系研究

以东北地区36个地级行政单元为样本,利用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Meijers等给出的区域城市人口中心度和分散度指标对各市域城市人口空间结构进行测度,同时借鉴Cobb-Douglas生产函数,推导出基于OLS算法的实证回归模型,选取中心度、分散度和首位城市人口规模等指标与劳动生产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首位城市人口规模越大,劳动生产率越高;② 中心度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不明显;③ 分散度对劳动生产率有负的影响,并受到市域人口规模和市域尺度的影响。     

时间异质性视角下对中国城市形态多中心性演化的探究

针对现有文献对于城市内部多中心空间结构演化过程中的时间异质性探讨不足的问题,本研究基于1 km格网人口数据,采用相对最小阈值法测度2005—2015年全国地级市城市内部形态多中心性,使用系统聚类算法对其时序演化模式进行归纳,并通过混合效应模型将时间异质性纳入到城市多中心性演化相关因素的探索中。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多中心结构在2010年前后基本形成;② 共识别了五种多中心的演化模式;③ 多中心性与区位特征、人口特征、经济水平、基础设施和城市规模显著相关;④ 中国城市多中心性演化在时间序列上呈现出差异性,符合扩散-聚合的规律,与经典城市结构理论相契合。研究发现及使用的相应方法有助于推进对于城市多中心性发展规律的进一步理解。     

武汉都市圈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

都市圈空间结构是城市体系中最综合、最富于变化的热点部分。基于武汉都市圈近年来的统计资料,构建经济联系强度模型,定量分析武汉都市圈空间竞争与范围的动态性特征:中心城市对外经济联系存在主要方向,具有时间惯性,空间极化明显;地域空间上经济联系作用强度距离衰减,形成圈层结构分异。从点、线、面组合关系角度,构建节点中心性、通道网络性、范围系统性指标,定量揭示出武汉都市圈经济联系的空间结构等级层次性特征:中心城市中心性等级差异明显,空间分布不均,与交通地理区位紧密相关;主要通道与侍服能力也存在等级层次性,明显形成两城际交通走廊;中心城市腹地范围与自身外向经济联系强度密切相关,受自然地理、行政区划影响明显。     

淮海经济区区域空间结构评价与重构

构建多指标分析模型,利用淮海经济区2011年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计算经济区内20个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对综合指数进行聚类分析并图示聚类结果,发现淮海经济区空间结构具有如下特征:1)离散型的空间结构形态;2)核心区的边缘化;3)行政界线阻碍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这种空间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工业化中期)不相适应,聚集型空间结构是该时期理想的空间结构形态。以建立一个内部连接紧密、聚集型和外向型的经济空间为目标,提出一个经济中心、两条一级轴线、三条二级轴线的网状空间结构模式,并论述了中心城市和轴线的选择依据及轴线上主要节点城市的主导产业类型。在分析区域空间重构的动力和阻力的基础上,指出规划约束、政策引导和聚集牵引是区域空间重构的途径,建立区域重构协调管理机构具有必要性。     

空间重构背景下城市多中心研究进展与规划实践

科学认知城市多中心演化规律和规划实践对理解中国在经济转型期的发展逻辑有重要意义。论文从城市多中心概念与测度、驱动机理、绩效研究,以及中国城市多中心的规划实践等方面梳理了相关进展。研究表明,多中心性的概念涵盖形态、功能和治理3个维度,通常基于中心与次中心的识别从不同维度进行测度;城市多中心是社会经济发展与体制交织、市场力量权衡选择和政府规划干预互馈的空间结果,触发和推动的主导因素既具有趋同性,也存在异质性;多中心发展策略在优化空间组织的同时可能带来一定负外部性,其合理性和有效性应纳入研究范畴;多中心发展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进行空间治理、实现协同发展的关键举措,但规划实施成效有待检验。未来,城市多中心研究应重视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创新,利用多源数据探究不同维度不同尺度的多中心性,重视城市多中心的动态演化模式与动力机制研究,加强对城市多中心多重绩效的系统分析,以及关注多中心规划实践涉及的多层次治理以及治理变革中的整合与冲突。     

中国中心城市的外向功能联系与时空格局

基于城市流的中心城市外向功能联系研究视角,依据全国287个中心城市对外服务能力及其时空的变化,探讨区域空间结构模式的形成与演化过程.研究认为,中心城市外向功能联系构成区域空间结构形成演化的主要动力.我国区域空间结构从西部到中东部、从中部及东北到东部沿海地区,总体上呈现出低水平均衡分布、单核心极化—扩散、多核心极化—扩散、高水平均衡4个演化阶段.中心城市对外服务能力区域差异明显,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湾地区的外向功能较强,城市群的集聚程度和对外服务能力呈现出规模递增趋势.     

都市区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

文章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中国都市区已经进入多中心分散阶段,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存在因果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扩大人口规模,规模增加则导致集聚不经济上升,并促进空间结构多中心化。多中心化后的空间结构由于降低了集聚不经济而进一步提高生产率。因而,传统地理学中关于两者互动发展的描述得到实证支持;同时明确了多中心化的直接动力是人口规模的增加,而不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些发现对于优化当前中国的城市与区域空间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     

城市群研究述评与展望

自从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提出大都市带(Megalopolis)的概念之后,城市群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城市体系,成为城市地理学的核心研究内容。国外学者相继提出半城市化区域、全球城市—区域、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等概念,其研究都建立在都市区基础之上,强调城市之间以及城乡之间密切的功能联系。中国学者提出了都市连绵区、城市群等概念,并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都市连绵区的界定立足于都市区基础之上,亦与国际上相关的研究接轨。但城市群在国内更为流行,且被写进国家五年发展规划纲要之中。城市群作为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战略的重心,发挥着区域经济增长极的作用。国内城市群研究却存在着概念含糊、界定模糊等问题。城市群是都市区之间强烈的相互作用形成的,相关研究必须建立在都市区基础之上,才能避免概念以及空间尺度的混淆。中国官方并未有都市区的界定方案。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加强对都市区和城市群界定的研究,立足于都市连绵区基础之上,开展跨学科研究,深入分析不同空间尺度城市群集聚与扩散模式,建立起中国城市群研究范式。     

城市规模分布的经济绩效——基于中国市域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0年市域数据,定量分析市域范围的城市规模分布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并探索最优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在控制了其它重要的生产要素后,单中心规模分布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② 随着规模由小变大,具有最优经济绩效的城市规模分布形式存在单中心-多中心-单中心的转变;③ 没有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影响最优城市规模分布的明确证据;④ 西部地区城市规模单中心分布更有助于提高经济绩效。     

南京都市区人口空间扩张与多中心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城市化阶段,大城市人口增长和空间演变剧烈,值得进行深入研究。以南京市为研究对象,先采用地理图形分析方法对都市区人口空间扩张过程进行了分析,后又采用数学模型方法对都市区人口分布多中心化趋势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显示:在总人口持续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南京都市区人口高密度空间已延伸到近郊区,且远郊区中的区县政府驻地和一些优先开发区域的人口密度也已很高;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已出现多中心化趋势,除了老城区北部的山西路已发育成除市中心新街口之外的人口次中心以外,郊区人口集聚最强的热点--河西新城区的万达广场也有望发育成另一个人口次中心。     

中印城镇化区域差异及城镇体系空间演化比较

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发展历程较为相似,但发展路径和模式差异较大。两个国家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发展环境等的显著差异已经吸引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将从地理学视角出发,重点关注两国城镇化及城镇体系的区域差异和空间演化过程。以人口普查和联合国城市人口数据为基础,采用空间分析、参数估计、非参数估计等多种方法,对中印两国城镇化和城镇体系的空间特征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化的区域差异由南北差异转变为沿海—内部差异,而印度南北差异的格局则基本稳定;② 从省（邦）级空间尺度来看,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密度和城镇化率都呈现正相关关系,当城镇化率超过50%后,两者的相关性更为显著,但是近年来中国人口密度与城镇化率的相关性不断增强,而印度则呈现降低的趋势;③ 现阶段中印两国以大中城市为主的城镇体系符合位序—规模分布的特征,但是经济改革对于两个国家城镇体系空间演化的影响差异明显,改革使得中国城镇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由地理历史因素向经济系统空间结构转变,而印度城镇发展的驱动力始终是地理历史因素,经济改革甚至降低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对城镇发展的影响。     

经济地理学发展审视与新构思

分析了现今国际经济地理学发展中基于少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基于少数国家地理背景、基于经济学原理的偏颇,提出基于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特殊的政府与社会关系、特殊文化、特殊的学科背景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应侧重经济社会发展、侧重人地和谐,侧重政府的特殊作用、侧重国内区域间关系与全球的影响、侧重与自然地理的关系,在研究中注重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的兼顾。中国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地理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与地区跨越、政府特殊作用下的区域发展、城镇化、信息化、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关系、人地和谐与区域发展、农村聚落格局的演变趋势等,均可作为重要的研究问题。     

四川省旅游区域核心-边缘空间格局演变

核心-边缘理论模型是解释区域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和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模式的一种理论。已有的研究主要是探讨区域内部核心-边缘区旅游经济发展关系的不平等, 而对旅游区域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的形成机理与演变过程鲜有涉及。以旅游资源大省-四川为例, 研究旅游区域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的动态过程、阶段与空间结构形态的演变。实证研究结果显示, 首位分布和规模-位序分布理论能够很好地揭示旅游区域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 目前四川省旅游城市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发育典型, 核心城市-成都首位分布显著, 空间格局的演变以聚集形、非均衡的极化作用为主, 但扩散作用正逐步加强, 核心与边缘城市发展差距悬殊, 次级核心城市尚处于成长过程中; 经相关分析, 交通因素、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城市规模、职能与城市化水平、区位因素是形成这种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的主要因素。本文探索一种核心-边缘空间结构演化过程和阶段的定量研究方法, 并尝试解释其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形成的原因, 不仅拓展了该理论在旅游地理学上的应用, 也丰富了该理论本身的内涵、应用及研究方法。     

基于VIIRS夜间灯光的中国城市中心的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城市多中心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趋势,精准识别城市中心和理解城市中心形成机制对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VIIRS夜间灯光数据设计出城市中心识别方法,对全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城市中心进行识别,从城市中心数和中心发展的均衡度两个方面对城市中心的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在全国286个城市中识别出181个多中心城市,所识别的城市中心与城市规划中心具有很大程度一致性,识别结果具有一定的可靠性。② 城市中心数表现为“东多西少”的空间格局,并随城市规模等级的增加呈现“S”型递增趋势。③ 城市中心发展的均衡度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并随城市规模等级的增加呈现稳定递增,到特大型城市基本保持稳定。④ 河流对市区的分割、市区是否临海以及市区平地占比等自然地理因素对城市中心发展具有影响,但是社会经济因素影响更大;社会经济因素中,轨道交通站点数、市辖区人口数、城市规模等级、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固定资产投资对城市中心发展具有显著影响。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urbanization and spatial evolution of urban system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As two rising great powers, China and India have undergone similar development processes, but they also exhibi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 paths and patterns.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systems, economic systems, and developmental environmen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spatial evolution processes in urbanization and urban system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rom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demographic censuses of both countries and the urban population data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zation and urban systems in China and India using various methods including spatial analysis, parameter estimation, and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Since the 1990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urbanization in China have transformed from south-north differences to coastal-inland differences, whereas the north-south differences in India have been stable. (2) In recent year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urbanization rate kept increasing in China, while such correlation has been decreasing in India. (3) The economic reform pos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the urban systems in the two countries. The economic reform changed the major driving force for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from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 to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economic system. However, in India, the driving forces for urban development have always been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 and the economic reform even decreased the effect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economic system on urban development.     

中印城镇化区域差异及城镇体系空间演化比较（英文）

As two rising great powers, China and India have undergone similar development processes, but they also exhibi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 paths and patterns.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systems, economic systems, and developmental environmen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spatial evolution processes in urbanization and urban system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rom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demographic censuses of both countries and the urban population data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ization and urban systems in China and India using various methods including spatial analysis, parameter estimation, and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1) Since the 1990 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urbanization in China have transformed from south-north differences to coastal-inland differences, whereas the north-south differences in India have been stable.(2) In recent year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density and urbanization rate kept increasing in China, while such correlation has been decreasing in India.(3) The economic reform pos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the urban systems in the two countries. The economic reform changed the major driving force for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from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 to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economic system. However, in India, the driving forces for urban development have always been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 and the economic reform even decreased the effect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economic system on urban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