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达地区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时空分异与调控策略——以福建省泉州市为例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作为人地耦合系统的多种存在形式之一,具有脆弱性。脆弱性是研究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选择泉州市为研究对象,以2010—2020年为研究时段,采用VSD评估框架构建泉州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指标评价体系,分析其时空分异特征,对脆弱性类型进行划分,找出主要致脆因子,进而提出调控策略。结果表明：1)泉州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暴露度呈“东南和西部高,北部和中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波动上升趋势。敏感性呈“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小幅上升趋势。适应能力呈“中部高,东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不断上升趋势。脆弱性呈“东南和西部高,北部和中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不断下降趋势。2)脆弱性类型可划分为适应性脆弱型、暴露-敏感脆弱型、暴露-适应脆弱型、强综合脆弱型和弱综合脆弱型,并针对不同类型脆弱区找出其主要致脆因子。3)按照“绿色发展-重点突出-分区调控”的原则,提出降脆策略,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新思路。     

乡村振兴背景下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乡村性空间格局——以浙江省为例

在总结乡村及乡村性概念的基础上,从经济基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社会发展4个方面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从乡镇域尺度对浙江省1218个乡镇（街道）单元的乡村性进行评价,揭示其空间分异特征,基于评价结果划分出浙江乡村发展类型。结果表明：① 经济基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社会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均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经济基础、土地利用指数空间差异相对显著,基础设施、社会发展指数空间差异较小。② 乡村性指数整体较低,分布格局呈现由东北向西南、中心城区向外围地带逐渐增强的特征。③ 乡村性指数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浙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乡村性指数低值聚类区域,浙西南地区出现乡村性指数高值聚类区域。④ 全省乡村可以划分为都市辐射型、传统农业型、生态旅游型、综合发展型四大类乡村,进而提出不同类型乡村的发展路径,以期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乡村地区健康发展。     

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台商“西进”的空间路径演变——以福建省为例

本研究以西进参与福建省乡村产业振兴的2980家乡村台企为研究对象,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和空间扩散模型,揭示台商“西进”的空间路径演变。研究发现：① 国际经济形势和海峡两岸政治关系变化促成了泉州的晋江市和石狮市、厦门的海沧区和同安区、漳州的龙海市形成台商“西进”的高密度聚集区,以及福州的闽侯县和福清市、莆田的涵江区形成中密度聚集区;② 在企业内部因素的主导下,台商“西进”轨迹呈现近“S”形增长态势,并形成以沿海福州和厦门城市群的郊区县（市）为核心,向内陆地区扩展扩散的格局;③ 空间扩散路径模拟显示,当前台商“西进”已达到数量扩散的阈值,未来台商“西进”路径将由反“E”字型向“日”字形转变,沿海地区仍是空间扩散的主要方向。     

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以南京市后圩村为例

乡村旅游是推动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驱动力,探究其重构乡村空间的内在机制有利于完善乡村振兴的科学体系。本文以南京市后圩村为例,从“物质-关系-文化”三维视角剖析了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过程,并结合政府力、市场力、社会力互动作用逻辑分析其重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后圩村物质空间重构以土地利用集中化和空间功能复合化为主要特征;关系空间重构呈现出空间主体多元化,关系网络复杂化,组织形式集中化,权属关系明晰化等特征;文化空间重构表现出空间内涵多样化和乡风文明规范化等特征。(2)政府力、市场力、社会力相互作用构成了驱动后圩村空间重构的核心动力,促进乡村“物质-关系-文化”空间的协同演进,共同推动乡村空间重构。乡村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多元力量作用程度和方式存在显著差异。乡村旅游起步发展阶段社会力量主导空间重构,乡村旅游快速发展阶段多元力量合作博弈推动空间价值提升,乡村旅游转型升级阶段多元力量协同共治落实空间有序重构。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内在机制可为优化乡村振兴政策提供参考。     

郊区化背景下居民健身活动时空约束对心理健康影响——以广州为例

本文从健康地理跨学科的视角入手,以广州市典型郊区的102个样本为研究对象,并选择10个城区街道的927个样本作为参照组进行对比研究,重点探讨中国式快速郊区化背景下,郊区居民健身活动时空约束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微观层面探讨居民城市建成环境、健身行为和心理健康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基于WHO-5反映心理健康量表的评分,郊区样本心理健康状况平均分值只有8.411分,远低于城区样本的平均12.788分,郊区居民的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引起重视。相对于城区居民,郊区居民健身活动受长距离的通勤及不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的时空约束更为明显,健身活动频率更低、时间更短、空间上主要集中在住宅附近。这种差异除了受个人经济社会属性、邻里社区融入等因素影响外,还明显受到建成环境因素的影响。研究结论对弥补过度市场化逐利下造成的城市公共性缺失,维护社会空间公平,完善中国式郊区化下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体系,改善郊区居民心理健康状况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可为郊区规划及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时空分异与差异化调控

脆弱性作为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重要属性,是探讨系统易受负面影响或损害程度的有效度量、解析系统可持续发展趋势的有效途径。以重庆市为研究区,以2007—2017年为研究时段,建立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以定量测度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揭示其时空分异特征,进而划分脆弱性类型并提出差异化调控策略。结果表明:①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是系统运行状态的综合度量,包含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3个要素,其体现了以“人”为核心的乡村多元主体与以“地”为核心的乡村生产空间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互动制衡关系。②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暴露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及“局部突出、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特征;敏感性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及“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特征;适应能力总体呈快速上升趋势及“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特征;脆弱性总体呈下降趋势及“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特征。③ 将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划分为适应能力脆弱型、暴露—敏感脆弱型、敏感—适应脆弱型和强综合脆弱型4种类型,并按照“生态优先—分类调控—重点突出—因地施策”原则针对不同类型提出差异化“降脆”策略,以引导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可持续发展。     

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化及乡村振兴对策

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预期寿命延长以及生育率下降使得乡村人口老龄化形势愈发严峻,因此科学认知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演化及其机理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采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多元线性回归等分析方法,本文揭示了中国县域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格局及其形成机制,探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乡村振兴对策。结果显示：① 2000—2010年,中国农村老龄人口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一侧,在空间分布上保持“东北-西南”格局。② 2000年全国有48.26%的区县农村尚未步入老龄化,主要分布在西部、东北地区和中部的江西和湖北东部;到2010年,仅有17.54%的区县农村未进入老龄化,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西北一侧及大兴安岭地区。③ 植被覆盖指数、死亡率、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受教育水平、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呈现正相关关系,人口净流出率、出生率、城镇化率、少数民族人口占比、海拔、人均GDP则呈现负相关关系。老龄化背景下,应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县域经济发展,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机制,同时逐步放开生育限制,降低人口的风险暴露,进而减缓人口老龄化发展,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论中国乡村空间都市消费化转型与乡村振兴

伴随着消费文化的蔓延以及城市空间的拓展,乡村空间功能形态、组织关系和运行逻辑的都市消费化转型趋势日益显著。本文在厘清乡村空间都市消费化转型概念内涵的基础上,搭建了中国乡村空间都市消费化转型的分析框架及其与乡村振兴的衔接逻辑,并以典型乡村为例剖析其空间转型过程及振兴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乡村空间都市消费化转型是在全球化、城镇化和消费化背景下,乡村空间从侧重物质生产功能转向侧重非物质生产和消费功能的过程,表现为城市元素注入与消费倾向加深,包括物质空间的消费化与商品化、空间主体的多元化与现代化、外部资本运作与文化介入、空间组织的制度化与市场化。(2)中国乡村空间的都市消费化转型与乡村振兴的衔接逻辑体现在物质空间再造与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外部群体介入与乡村发展主体强化、城市资本运作与乡村社会结构优化、空间组织转变与乡村治理现代化4个方面。(3)典型案例乡村的实证表明,乡村空间都市消费化转型伴随着乡村产业转型和业态多元、发展主体强化、社会活力增强和治理效果提升。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组织关系和制度体系等方面的变革与重塑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城市资本和主体是推动乡村空间转型的关键。对乡村...     

农业生产转型类型诊断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以黄淮海地区为例

城乡转型发展背景下,农业生产转型成为解析区域乡村人地关系演变的重要窗口。科学诊断中国传统农区农业生产转型的类型及其存在的核心问题,可为调控农业生产政策和完善乡村发展战略提供参考。论文以中国传统农区黄淮海地区为例,以农业生产转型的类型划分为突破口,系统诊断不同农业生产转型类型面临的困境及其破解方案。研究发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多尺度分析法是分析农业生产转型阶段差异的有效手段;空间弹性视角下,黄淮海地区农业生产转型类型可以划分为传统农耕型、现代市场型和城郊休闲型3类;传统农耕型地区耕地利用转型与农业劳动力转型的失调、缺乏核心产业支撑及实际城镇化率较低是限制乡村有序转型的关键问题;现代市场型地区不合理的土地利用状态和小农户的有效组织是当前亟需突破的难题;城郊休闲型地区完善农户的市场参与方式和降低资本风险是当前必须考虑的问题;针对各转型类型的差异化问题因地制宜科学施策,有利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要素作用关系视域下的产业振兴路径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是实施乡村产业振兴的空间集合体,系统各要素间的作用关系与强度直接关乎系统运行,稳定有序的系统是实现产业振兴的基础保障。论文在充分解析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各要素作用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文献梳理寻求共性指标、政策文本分析寻求个性指标,共性和个性2个维度相结合构建指标体系,分析系统各要素的空间表征,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系统要素间的作用关系和强度,同时以重庆市为研究区域予以检验并因地施策提出其产业振兴路径。结果表明：从共性和个性2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可实践性;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要素间的作用关系与强度各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要素的空间表征呈“圈层”分异;从夯实产业基础设施、构建产业振兴人才培育体系、产业升级增效3个层面提出了推动重庆市产业振兴的路径。     

大都市区农村土地非农化空间特征及机理——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以及新型城镇化、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提出,农村聚落的内容再次成为地理学的研究热点。大都市区作为快速城镇化和生产生活要素集聚的重点区域,其农村聚落的用地变化快速且复杂,成为了农村聚落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利用农村土地非农化指数,将2013年广州市农村聚落分为农耕型农村聚落、非农化起步型农村聚落、非农化发展型农村聚落、非农化主导型农村聚落、非农化型农村聚落五种。结合GIS空间分析,对广州市农村土地非农化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从市域角度,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总体呈现出围绕大都市内核随距离增加而衰减,由外向内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程度逐步升高。②从各区层面,农村土地非农化程度受副中心城镇化发展水平影响显著,近郊区域呈现面状圈层化分布,远郊则表现出沿道路的线状分布特点。③从局部尺度,重大基础设施对周边农村聚落的土地非农化发展有较大拉动作用,导致高土地非农化农村聚落点状出现。随后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确定村内路网密度、与主城距离、流动人口、村集体收入、村民人均收入为影响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分析各因子对大都市区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的影响机制。本文对如何利用农村非农化进程促进城市发展、优化调控农村土地利用和规划村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基于乡村多功能理论的贫困村域演变特征与振兴路径探讨——以海南省什寒村为例

对于多数农村地区而言,贫困是制约乡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摆脱对农业的过度依赖和单一生产功能,乡村多功能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并日渐受到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多功能路径有助于减少贫困发生率,并提高农村社区和家庭面对生存压力的能力。论文立足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在阐释乡村多功能概念内涵的基础上,采用实地调研和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基于多功能视角剖析贫困村域乡村发展的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总结提炼其创新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贫困村域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结果表明：① 在内外部驱动力的作用下,海南省什寒村实现了从弱势的贫困农村向产品多样化的多功能乡村转变;② 乡村农业生产、就业与社会保障、生态保育及文化传承等多项功能的协调发展,对于提高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增强乡村弹性具有积极意义;③ 驱动乡村多功能演化的因素包含政策支持、市场需求、自然本底、资金技术、行为主体和文化特质等多个方面;④ 针对贫困村域乡村发展存在的制约因素,提出从宏观层面提供乡村振兴外援力、从中观层面促进乡村振兴交互力、从微观层面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力,通过总体谋划、各个击破以实现乡村振兴。最后从多功能视角,对乡村振兴发展的困境与出路进行了探讨。     

江苏省乡村地域功能与振兴路径选择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探索乡村振兴的差异化路径成为研究热点。乡村地域功能具有空间的差异性,明晰乡村地域功能的空间格局对于准确定位乡村发展模式、实施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江苏省为例,采用定量评价方法,构建了包含生产发展、生活保障和生态保育为核心的乡村地域多维功能评价指标体系,以县级尺度识别了乡村地域功能的空间格局和地域类型,在此基础上探索各类型区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结果表明：江苏省乡村生产发展功能尚需完善、空间集聚程度低;生活保障功能空间格局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带性规律基本一致,呈现由苏南向苏北渐进衰退的趋势;生态保育功能高值区的区县数量较少,大部分区县的生态保育功能还有待加强;乡村地域总体功能由苏南向苏北呈现先行发展区、优化升级区、转型提升区和滞后欠发达区四种地域类型。此外,根据乡村地域总体功能呈现的差异化地域类型分别提出了相应的乡村振兴路径。     

转型时期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析

通过构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综合公平指数模型,借助三维模拟及GIS空间自相关技术,探讨了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格局、公平性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呈核心-边缘格局,区域供给规模差异大且与人口分布不相协调,区际及不同类型设施的空间聚集水平差异显著;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综合公平...     

快速城市化地区农村产业空间发展评价——以广州市为例

快速城市化地区农村产业发展相对活跃,传统的以第一产业为主研究评价农村产业的方法已经不能完全适用,构建一套适合农村三次产业综合发展的评价体系极其有必要。以广州为例,在建立农村产业用地分类体系的基础上,从产业集聚程度、景观格局和经济发展水平三方面构建农村产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并计算综合得分。研究结果表明:非农产业的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快速城市化地区农村产业综合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农村产业已经趋于非农化、多元化;在非农产业的作用下,农村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由区域核心向边缘递减的圈层结构,区位作用凸显。     

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脆弱性影响评估——以广州市花都区为例

本文在分析生态系统脆弱性概念与评价方法基础上,以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改变为影响力指标,以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表征社会经济适应能力指标,构建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脆弱性影响评价和和空间表达方法,将生态系统脆弱性研究拓展到人类(社会)—自然(生态、环境)耦合系统的综合分析与评价,以广州市花都区为例,从花都区、乡镇两个空间尺度上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1)在1980～1990年、1990～2000年和2000～2005年三个时间段,耕地面积的变化对该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影响最为显著;(2)1990～2000年和2000～2005年间,研究区社会经济适应性指数保持为正,两期平均值分别为0.391和0.374;(3)从研究区1990～2000年和2000～2005年两期脆弱性空间分布来看,虽然适应能力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的负向影响,但总体呈现脆弱趋势,且脆弱性严重的乡镇数在时间尺度上呈现增加趋势。     

城市内部居住迁移对个体健康的影响——以广州市为例

居住迁移作为城市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对个体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受到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关注,但鲜有从迁移所涉及的居住环境、迁移方向、距离等地理角度展开系统研究。本文以广州市为例,利用2016年入户调研问卷数据,运用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并结合深度访谈法,分析居住迁移的时间特征、空间特征等因素对个体自评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住迁移对个体健康的影响包括长期累积效应与短期效应。前者体现为个体18岁前频繁的居住迁移对生理和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后者为短时间内居住迁移对心理健康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此外,在最近一次居住迁移中,主动迁居对生理健康有显著正向影响,离心性迁移方向对心理健康亦有显著正向影响;长距离迁移对心理健康则为负向影响。研究结果对于个体择居、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发达地区乡村空间商品化的过程与机制解析——以苏州市西巷村为例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乡村经历着剧烈的转型与重构,乡村地区的建筑民居、生态景观、文化遗产等物质与非物质空间要素的潜在价值逐步显化,乡村空间商品化的态势逐渐显现。论文以苏州市吴中区西巷自然村为案例,采用田野调查、非结构化访谈等方式,开展发达地区乡村空间商品化的过程与机制研究。研究发现：乡村空间商品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空间本身逐渐成为商品被“销售”,进而获取一定利润的过程,该过程的空间内涵体现在空间表征与空间实践2个层面。从空间表征来看,西巷村空间商品化由乡村空间中农产品的商品化扩展到乡村空间本身的商品化,并且伴随着由单一的农业生产空间向生产与消费相结合的多功能空间转变,更加注重营销空间品质与体验等非实体产品。从空间实践来看,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西巷村空间商品化是由村庄内外部多元异质主体的一系列实践推动,各行动者能获取共同利益是其得以联结形成网络的基础条件,网络中非人类行动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需要得到充分重视。     

乡村旅游融合性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大别山区潜山市为例

融合型乡村旅游以实现乡村地域可持续发展为目的,提高乡村旅游融合性对乡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振兴意义深远。论文基于融合型乡村旅游研究的西方逻辑与框架,结合国内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与乡村发展实际,构建涵盖网络、规模、赋权、内生性、嵌入性与互补性6个维度29项指标组成的乡村旅游融合性评价指标体系,以大别山区潜山市为例,运用ArcGIS空间可视化、地理加权回归分析,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潜山市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存在明显空间差异,潜山南部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明显优于北部,各村域单元乡村旅游融合性提升潜力较大;② 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联结较弱,“美丽空心村”现象是潜山市提高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的瓶颈;③ 旅游开发时段、资源依托类型与乡村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潜山市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各影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会增强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的空间分异。融合型乡村旅游是实现价值共创与综合效益的乡村旅游模式,上述研究成果可为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借鉴,同时促进融合型乡村旅游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