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年人贫困脆弱性时空变化及障碍因子分析

综合老年人贫困与脆弱性的现有研究成果较少,该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以中国28个省(市、区)为研究区域,从暴露风险、敏感性和应对能力维度构建中国老年人贫困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空间自相关、时空跃迁等方法分析2011—2018年中国老年人贫困脆弱性时空变化特征,并运用障碍度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1—2018年老年人贫困脆弱性得到实质性改善,区域间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逐年递减;(2)老年人贫困脆弱性在空间上整体呈现“东—中—西”阶梯式递增特征,具有较强的转移惰性,并受周边区域影响较大;(3)影响老年人贫困暴露风险的主要障碍因子分别为慢性病、房屋结构和居住方式,妇女人口、农村人口和经济支持是影响老年人贫困敏感性的主要因素,制约老年人应对贫困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为住房资产、土地资产和社交活动。     

城市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以广州市和深圳市为例

以珠三角核心城市广州市和深圳市为例,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个体问卷数据（CLDS-2016）并运用线性回归模型,旨在解析城市流动人口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并对比广州市和深圳市流动人口心理健康影响机制的差异。研究发现：1）工作环境特征、社会交往特征、生理健康特征和社会人口特征均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其中,工作环境特征中的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与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呈显著相关,社会交往特征中的社区信任以及生理健康特征中的自评健康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影响。2）对于广州市而言,工作环境特征（工作压力）、社会交往特征（社区信任）、生理健康特征（自评健康、饮酒历史、日常锻炼、因伤救治）对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影响显著。3）对于深圳市而言,其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仅体现为工作环境特征（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和生理健康特征（自评健康、因伤救治）。实证研究表明,相同因素对于不同城市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作用机理存在差异,广州城市规划与治理中应注重打造优质社区并完善休闲健康设施配套,而深圳市则应注重通过改善工作环境来提升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     

城市居民超重的居住分异

基于广州25个典型社区（4种居住类型）的962份调查问卷,采用卡方分析和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探讨了居民的超重特征。结果发现,不同居住类型具有不同的超重水平和超重分层特征。1）居民超重率为历史街区＞保障性住房＞单位社区＞商品房社区。商品房社区居民超重水平最低,与其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带来更好的健康知识和社区资源获取能力有关;单位社区和历史街区超重水平较高,与其长期的住房环境隔离聚集了大量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都较低的居民有关;此外,历史街区较大比例的高龄人群也使超重率提高;保障性住房居民较高的超重率与其较差的社区环境,以及具有高比例资源获取能力差的低收入人群相关。2）对所有居住类型来说,老年人和已婚人口都是容易超重的人群。保障性住房和单位社区居民收入的提高可能增加额外的社区资源可获得性,而产生超重分层。历史街区居民整体教育水平偏低,相比之下,高教育水平居民可能因其具有更多的健康知识而降低超重水平。商品房社区产生超重分层与其高收入居民具有的不健康工作生活方式有关。     

蓝绿空间暴露对老年人健康的邻里影响

利用2018年广州社区问卷数据、遥感影像、城市街景、环境污染等多元数据,提取多种蓝绿空间指标,并使用多层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倾向值匹配法,探讨中国城市背景下蓝绿空间暴露影响老年人健康的“生物?心理?社会”邻里影响路径和机制,以及对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差异。研究发现,社区层面的蓝绿空间暴露与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均存在显著相关;周围蓝绿空间程度通过促进体育锻炼、缓解压力提升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可达性通过促进社会交往提升老年人的心理健康;蓝绿空间暴露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在不同阶层间存在差异。为健康老龄化、健康城市建设提供科学参考。     

广州社区绿化环境对居民自评健康的邻里影响

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有益于居民的健康福祉。至今鲜有研究阐明绿化环境对中国城市居民健康的心理—社会—行为机制。本文运用广州调查问卷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和百度街景数据,提取多种社区绿化指标,并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技术,阐明社区绿化环境影响居民自评健康的路径和机制,定量测度社区绿化环境的健康效应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社区绿化水平与居民的自评健康水平存在显著关联;② 社区绿化通过缓解心理压力提升居民的自评健康水平;③ 社区绿化的健康效应在不同收入群体和不同性别群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社区绿化水平与健身时长和心理压力的关系,中低收入群体强于高收入群体,女性群体强于男性群体。本文以期丰富健康地理学视角下的绿化环境与公共健康的实证研究,并为健康社区建设和人居环境提升提供科学依据。     

广州老年人小病慢病“旁路”就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广州13个社区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老年人“旁路”就医距离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广州老年人小病及慢性病旁路就医距离以1 km为“就地—旁路”临界点,以5 km为“近旁路—远旁路”临界点,形成核心—边缘旁路就医圈层;2）男性老年人比女性老年人旁路就医距离更远;3）居住社区类型是影响旁路就医距离的关键因素,医疗级配不均对旁路就医距离远近影响较大,也是城乡社区老年人旁路就医距离差异化的重要原因;4）对社区越满意的老年人更倾向选择社区内就地就医。倾向特征、使能资源和医疗需求共同影响老年人旁路就医行为的距离远近,进而影响老年人健康公平结果。     

中国城镇化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和夜间灯光数据等,运用多层级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关联,分析城镇化健康效应在不同老年人群体间的差异,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自选择”机制对分析结果的干扰。结果表明：1）中国县区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与老年人自评健康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居住于城镇化水平中等和城镇化速度较快县区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评为健康;2）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关系在不同受教育程度和户口状态的老年人群体间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化水平和速度对受教育程度较低、持有本地户口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提升效益更大;3）控制了老年人居住“自选择”的干扰后,县区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的正向关联依然稳健,表明“自选择偏误”对中国县区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关系没有显著的影响。     

城市居民超重的居住分异——以广州市为例

基于广州25个典型社区(4种居住类型)的962份调查问卷,采用卡方分析和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探讨了居民的超重特征。结果发现,不同居住类型具有不同的超重水平和超重分层特征。1)居民超重率为历史街区保障性住房单位社区商品房社区。商品房社区居民超重水平最低,与其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带来更好的健康知识和社区资源获取能力有关;单位社区和历史街区超重水平较高,与其长期的住房环境隔离聚集了大量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都较低的居民有关;此外,历史街区较大比例的高龄人群也使超重率提高;保障性住房居民较高的超重率与其较差的社区环境,以及具有高比例资源获取能力差的低收入人群相关。2)对所有居住类型来说,老年人和已婚人口都是容易超重的人群。保障性住房和单位社区居民收入的提高可能增加额外的社区资源可获得性,而产生超重分层。历史街区居民整体教育水平偏低,相比之下,高教育水平居民可能因其具有更多的健康知识而降低超重水平。商品房社区产生超重分层与其高收入居民具有的不健康工作生活方式有关。     

江苏省人口老龄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从全省及市域层面,通过老龄化系数与人均GDP间的Pearson相关性检验以及数学四象限图,分析2000-2012年江苏省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及差异性.结果表明:全省老龄化系数与人均GDP相关性明显(相关性系数为0.923),但各市差异较大,可分为高度相关型、较高相关型、中度相关型和不相关型4种类型;各市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也可划分为“高-高型”、“高-中型”、“中-高型”和“低-低型”4种类型.其中:高度相关型对应于“高-高型”和“高-中型”,表明这些地区经济是影响老龄化发展的主要因素;较高相关型对应于“中-高型”和“低-低型”,表明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有-定关系,但生育观念、人口迁移等因素也有重要影响;较低相关型和不相关型对应于“低-低型”,表明在经济水平较低阶段与老龄化相关性较小,生育观念、人口迁移等是影响老龄化的主要因素.     

中国城镇化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基于全国2805个县区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和夜间灯光数据等,运用多层级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关联,分析城镇化健康效应在不同老年人群体间的差异,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自选择"机制对分析结果的干扰。结果表明:1)中国县区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与老年人自评健康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居住于城镇化水平中等和城镇化速度较快县区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评为健康;2)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关系在不同受教育程度和户口状态的老年人群体间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化水平和速度对受教育程度较低、持有本地户口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提升效益更大;3)控制了老年人居住"自选择"的干扰后,县区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的正向关联依然稳健,表明"自选择偏误"对中国县区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关系没有显著的影响。     

社区环境对老年人行为与健康的影响研究——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的群组比较

居家养老是中国老年人最主要的养老模式,社区环境成为影响老年人健康的重要因素。基于复旦大学2014年“社区老年人健康邻里调查”数据,探讨了社区环境、步行行为与老年人健康的关系。研究发现：良好的社区休闲环境对所有老年人的健康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从低龄到高龄,社区交往环境与步行对老年健康的影响路径呈现出从个体步行行为向社区人际交往转移的特征,社区交往环境对高龄老年人的健康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步行的减少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龄老年人的健康水平,高龄老年人在较低的社区交往环境的压抑效应下进一步降低了健康水平。重视社区休闲环境与交往空间的优化建设,增加社区交往活动的组织等将对中国老年人健康起到极为重要的改善作用。     

北京城市老年人居住环境及生活满意度分析

本文以北京60岁及以上的老年群体为研究对象,使用第六次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通过统计和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北京城市老年人的居住环境及生活满意度。研究表明：①北京城市老龄化空间从市中心向外围,呈现出由高向低的波状结构,峰值出现在三环及其周边地区;在北京内城及西北和西南近郊区人口老龄化趋势较为明显;②北京老年样本人群的居住方式以2口之家为主,其次为4口和5口之家,且后者年龄层低于前者,独居和空巢老人样本年龄多集中在70岁以上;现有住户主要通过购买单位房和租用公共房来解决居住问题;③北京城市老年群体对其目前生活状态的满意程度总体呈中上水平,从收入、健康、生活状态和开心度4个方面来看,样本人群的开心度要略高于其他三项,对收入的满意度相对要低;④利用二分Logistic模型,从居住方式、邻里关系、周边配套服务设施、社区环境状况4个维度进行分析,发现大型购物设施、社区文体活动、邻里关系、社区认同感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度大,而空巢、医疗设施和物业管理水平对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     

基于理性选择理论的广州不同类型社区老年人独立居住特征及影响因素

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城市有独立居住意愿和实现独立居住安排的老年人比例不断上升,这将对家庭养老和社区治理产生影响.本文基于理性选择理论,利用2018-2019年在广州旧街坊社区、单位社区、保障房社区、商品房社区、城中村社区和城郊农村社区收集的老年人问卷调查数据,从个人理性、家庭理性和社区理性三个层次出发,选取人口、健康、经...     

乡镇尺度上的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演变与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研究了乡镇尺度上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并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定量探讨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山东省人口老龄化发展迅猛,但乡镇街道之间在老龄化水平、老年人口密度和增长速度等方面均存在非常显著的地域差异。② 按照不同的分析维度,山东省乡镇街道涵盖了丰富的人口老龄化地域类型,其中的2个类型形成了典型的空间分异格局。一类主要聚集在县级以上城市及其周边地域,总体上具有老年人口低占比、高密度、高绝对增长、低相对增长的特点;另一类是主要分布在胶东地区、黄河三角洲地区、沂蒙地区和鲁西地区等4个区域的一般乡镇,大体表现为高占比、低密度、低绝对增长、高相对增长特征。③ 空间滞后模型回归结果显示,老龄化动态演变过程的不确定性更强、影响因素更为复杂,基期老龄化基础对其影响效应不显著,经济增长速度有显著负向影响,但经济发展水平对老龄化静态格局的影响却不显著,使得乡镇尺度上老龄化空间格局的演变机制呈现出特殊性。     

基于应对公共健康危害的广州社区恢复力评价及空间分异

公共健康危害形势日趋严峻,综合测度社区恢复力并探寻空间分异格局,有利于摸清城市公共健康水平及社区应对健康危害的能力,对推动社区健康治理、促进健康公平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对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向公共健康领域拓展及中国化探索具有理论创新意义。以广州市社区为基本单元,从自然环境、建成环境、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政府制度5个子维度选取23个指标、32个表征要素建立应对公共健康危害的社区恢复力评价模型,运用灰色关联TOPSIS法对其进行测度,将社区恢复力划分为优秀、良好、中等、较差和差5个等级,结果显示：恢复力中等水平社区居多,优秀级和差级社区均较少,整体呈“橄榄型”结构,且城市社区恢复力优于乡村社区;社区恢复力空间上由中部向四周,东北部向西部,南部向北部梯度递减,各子系统空间格局差异显著;不同等级恢复力的社区呈“集群化”空间分布,优秀级呈“双中心”格局、良好级呈“核心—边缘”格局、中等和较差级均呈“大分散—小集中”格局、差级呈“边缘延伸”格局;中部、南部公共健康安全,西部相对较危险因而是城市公共健康安全重点防御区域。     

邻里目的地建成环境对老年日常活动机会的影响——基于感知和参与视角

老年人的日常活动水平与身心健康密切相关,且受到多种邻里目的地空间的复杂干预。但目前研究较少关注到老年人的活动机会特征和以邻里目的地为中心的建成环境范围。论文结合“城市人”理论,从老年人的生存、接触和社交等需求出发,以大连市主城区为例,基于老年人对日常活动感知和参与数量的问卷调查数据,并选取商业服务设施、医疗卫生设施、教育设施和休闲娱乐设施作为老年人潜在接触的邻里目的地,借助聚类分析、线性回归和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活动机会类型及其建成环境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老年日常活动机会可分为旁观型、目标型和活跃型3类;商业服务设施对活动感知、休闲娱乐设施对活动参与有显著影响;医院的环境适宜性对旁观型老年人、商场的空间区位条件对活跃型老年人分别存在较大的作用效应。研究结果可为精细化地建设老龄友好城市提供新思路。     

城市内部居住迁移对个体健康的影响——以广州市为例

居住迁移作为城市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对个体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受到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关注,但鲜有从迁移所涉及的居住环境、迁移方向、距离等地理角度展开系统研究。本文以广州市为例,利用2016年入户调研问卷数据,运用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并结合深度访谈法,分析居住迁移的时间特征、空间特征等因素对个体自评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住迁移对个体健康的影响包括长期累积效应与短期效应。前者体现为个体18岁前频繁的居住迁移对生理和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后者为短时间内居住迁移对心理健康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此外,在最近一次居住迁移中,主动迁居对生理健康有显著正向影响,离心性迁移方向对心理健康亦有显著正向影响;长距离迁移对心理健康则为负向影响。研究结果对于个体择居、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城市老年人居家养老满意度的影响因子与社区差异

针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滞后、设施及服务功能单一、布局不合理等问题,基于北京市区内6 类典型社区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了包含老年人居住环境因子在内的城市老年人居家养老满意度模型;并引入社会学及心理学常用的结构方程模型多群组分析(SEM Multiple-Group Analysis) 方法,以分析不同社区内各个老年特征群体的不同养老需求。分析结果表明：① 老年人的社会支持度(指来自家庭、朋友、邻里和社会的各种支援) 构成居家养老满意度的首要影响因子;② 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程度对居家养老满意度的影响广泛而显著;③ 按照不同社区的居家养老模型及其影响路径特征,可将城市居住社区划分为居住环境影响型社区、基本因子影响型社区、社会环境影响型社区、社会环境+居住环境影响型社区等4 种类型,不同类型社区的老年人在居家养老需求方面具有显著差异。以上结果揭示了提升对老人的社会支持度的重要意义以及因地制宜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迫切性。     

中国老年地理学研究进展

在中国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大背景下,老龄问题逐渐成为新常态和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采用知识图谱分析和传统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借助Citespace软件分析了2003-2017年国内老年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领域,通过关键词共现归纳出中国老年地理学研究的特点为：①人口老龄化时空格局及驱动机制和养老设施空间配置成为近年来老年地理学研究的热点领域,但大区域小尺度、更深层次驱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如何将老年居民的社会交往、情感归属、社会资源与社区多维度结合,是未来社区建设与养老重点关注的方向;居家养老理论探索与实践总结尚未形成理论突破并推动政策实践,亟待学者对其进行本土化的理论构建。②老年人健康与环境研究成为新兴研究领域和主导方向,如何由宏观层面关注老年人健康与环境关系到微观层面关注老年个体情感体验、地方依赖,空间化健康与环境关系,选择和量化人文因素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难点。③对老年人空间行为研究有待实现定量和质性研究的互补融合,探索强调个体认知、行为偏好的行为主义地理学与强调时空整体性与制约的时间地理学的有机结合成为未来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