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乡村类型划分及乡村性评价的时空变化

为认识广东省乡村类型及乡村发展程度,依据产业的 GDP 比重划分广东省乡村发展类型,构建广东省乡村性评价的指标体系,测算了广东省内 67 个县级区域在 2001、2005、2009 及 2013 年的乡村性指数并划分乡村性强度,分析得出了近 10 a 广东省乡村发展的时空变化特点。结果表明：1）广东省乡村类型可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及均衡发展型,均衡发展型乡村面积在各年份中所占比例均最大,农业主导型乡村面积在逐年减少,工业主导型乡村呈波动变化状态,商旅服务型乡村则发展较平稳;2）广东省各县域的乡村性指数均值都在下降,从 2001 年的 0.60 下降至 2013 年的 0.34,均值最低的为工业主导型乡村,最高的为农业主导型乡村,变化最大的是均衡发展型乡村;3）广东省乡村性强度可划分为弱、较弱、中等、较强、强 5 个等级,近 10 a 中,弱与较弱等级乡村面积在大幅增加,中等强度的乡村呈先增加后减少趋势,较强等级乡村则大幅减少,而强等级的乡村则逐渐消失;4）各类型乡村的乡村性强度变化有所差异,农业主导型与工业主导型的强度变化均为稳步下降,商旅服务型的强度则经历了稳定阶段后再下降,均衡发展型的强度下降变化较大。     

基于村域尺度的乡村性评价及乡村发展模式研究——以江苏省金坛市为例

在梳理乡村性研究成果基础上,探索微观尺度乡村性评价方法,并对江苏省金坛市分村域土地利用指数、人口聚落指数、产业结构指数、城乡联系指数以及乡村性综合指数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金坛市乡村地域的土地利用、人口聚落、产业结构以及城乡联系特征均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彼此差异明显;乡村性综合发展水平则呈现出显著的西部山丘地区高、东部城市周边地区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乡村性与乡村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提炼出乡村发展的3种模式：资源置换型、特色发展型、城乡融合型。     

乡村振兴背景下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乡村性空间格局——以浙江省为例

在总结乡村及乡村性概念的基础上,从经济基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社会发展4个方面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从乡镇域尺度对浙江省1218个乡镇（街道）单元的乡村性进行评价,揭示其空间分异特征,基于评价结果划分出浙江乡村发展类型。结果表明：① 经济基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社会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均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经济基础、土地利用指数空间差异相对显著,基础设施、社会发展指数空间差异较小。② 乡村性指数整体较低,分布格局呈现由东北向西南、中心城区向外围地带逐渐增强的特征。③ 乡村性指数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浙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乡村性指数低值聚类区域,浙西南地区出现乡村性指数高值聚类区域。④ 全省乡村可以划分为都市辐射型、传统农业型、生态旅游型、综合发展型四大类乡村,进而提出不同类型乡村的发展路径,以期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乡村地区健康发展。     

丘陵区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异及发展类型研究——以重庆市荣昌区为例

选取丘陵区重庆市荣昌区作为研究区,以村(社区)为评价单元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空间数据统计和聚类分析等方法,从村域尺度对137个评价单元的乡村性空间分异性进行评价,并基于评价结果和乡村产业划分荣昌区乡村发展类型。结果表明:①荣昌区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布呈现"南北强、中部弱"的差异性格局;②乡村性空间分布趋于空间集聚,已形成环中心城区、重点乡镇的乡村性冷点区域和分散分布于研究区域边缘的乡村性热点区域;③荣昌区乡村发展类型可划分为强乡村性-传统农业型、中等乡村性-现代农业型、中等乡村性-农工混合型、弱乡村性-非农主导型。     

西北干旱区乡村性评价及驱动机制研究——以甘肃武威为例

基于武威市1949~2013年65 a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构建乡村性指标体系,通过测算各县区乡村性指数和分异指数来分析乡村性的时间演变和空间分异,并从社会经济和技术经济两个维度探讨了乡村性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1949~2013年间武威市各县区乡村性指数总体呈减弱趋势,但减弱幅度和速度存在差异。② 各县区乡村性分异指数呈波动增长趋势,2000年以后乡村性分异指数急剧增长,表明各县区乡村性差异越来越大。③ 社会经济和技术经济是影响乡村性变动的两大动因,各因素的发展致使城乡差距缩小、乡村性水平减弱、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明显。     

黄淮海地区乡村发展格局与类型

以黄淮海地区为例,评价分析了该区2000-2008年乡村发展水平及其时空格局,并利用自组织特征映射（SOFM）人工神经网络聚类算法划分了区域乡村发展类型。结果表明：（1）研究时段内全区乡村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乡村综合发展指数年均增长7．71％;（2）县域乡村发展格局无明显变化,但乡村综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仍在增大,乡村综...     

番禺区土地覆被及其景观格局时空特征分析

基于覆盖番禺区域4个时相的TM遥感影像,综合运用遥感与G IS技术手段,结合FRAGSTATS景观格局分析软件,从数量结构、空间信息及位置转移和景观指数等方面,分析了番禺区土地覆被与景观格局的动态特征。数量结构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化过程中番禺区的耕地、园地、林地等自然资源利用程度在加大,自2000年起,这种变化的趋势开始减缓;番禺区土地覆被各类型之间频繁地发生数量与空间位置的变化,空间位置转换面积大于其数量变化面积,而且集中发生在邻近广州市中心城区的西北地区及南沙区;景观指数分析表明,番禺区土地覆被向破碎化方向发展,景观格局动态变化迅速。     

珠海市镇域耕地多功能性与安全耦合协调度分析

以土地利用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为基础,集成综合指数模型、耦合协调模型和地理探测器,从镇域尺度探讨了1990-2015年珠海市耕地多功能性与安全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珠海市镇域耕地多功能性与安全耦合协调度的演变在1990-2000年间相对平缓;而在2000-2015年间相对剧烈,总体上全市耦合协调度均值由1990年的0.65降为2015年的0.59。2）珠海市镇域耕地多功能性与安全耦合协调度下降区域主要分布在东部,上升区域主要分布在西部,整体呈西部耦合协调度高于中部和东部的分布格局。3）根据地理探测器的结果可知,土地垦殖率、种植业占GDP比重、各类作物产量、化肥农药施用量等是珠海市镇域耕地多功能性与安全耦合协调度演变的主导影响因子。     

近20年屯堡聚落聚集区乡村聚落规模演变——以安顺市西秀区为例

以西秀区2000、2010和2020年乡村聚落斑块为基础数据,运用乡村位序-规模法则、聚落规模等级模型等方法,分析西秀区乡村聚落等级规模分布特征及演变规律,并分析屯堡聚落在该过程的发展变化。结果显示：1）乡村聚落总规模、聚落数量总体上呈增长趋势,3个时段屯堡聚落面积占乡村聚落总面积的比例超过20%;2）西秀区乡村聚落规模分布符合乡村位序-规模法则,拟合优度在0.90以上,负指数分布特征突出,并表现出“首位聚落”和“垂尾”分布特征,2000—2010年乡村聚落规模趋于集中分布,2010—2020年趋于均衡;3）不同等级乡村聚落空间分布位置相对稳定,数量上呈低等级向高等级演变;4）屯堡聚落规模稳定增长,是高位序、高规模等级聚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少部分屯堡聚落位序出现倒退现象。未来应科学规划乡村聚落用地布局,形成合理的乡村聚落等级规模结构,保护屯堡文化,打造区域特色聚落。     

基于TM数据的广州市番禺区土地覆被格局分析

以覆盖番禺区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4个时相Landsat-TM影像为主要数据源,借助GIS手段和景观生态学方法生成土地覆被图。在数量化研究LUCC的基础上,借助景观格局指数反映番禺区4个时相土地覆被的变化机制,对土地覆被景观格局生态效应研究提供依据。研究表明:番禺区的土地利用结构在1990~1995年间处于开发调整时期,2000年后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趋于成熟,土地覆被变化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趋于平缓。研究时期内,番禺区的景观破碎度增加,土地利用结构的复杂程度也在增加,人为因素导致的土地覆被类型变化的影响逐渐替代自然作用下土地覆被类型情况。     

黄土高原地区乡村性空间特征及其与可达性格局关系

在乡村转型重构的关键时期以及城乡融合背景下,可达性作为驱动乡村地域特征改变的直接媒介,对乡村减贫及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以县域为基本空间单元,构建了刻画乡村性和可达性的指标体系,定量测度了1990年、2000年、2010年、2015年黄土高原地区243个县域乡村性与可达性指数,探索黄土高原地区县域乡村性和可达性的时空演变特征,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方法,引入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乡村性与可达性的集聚特征及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① 研究区乡村性整体呈减弱态势、差异不断增大,呈现“西高东低”分布格局;可达性整体呈增强趋势、差异不断缩小,“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基本不变。② 乡村性与可达性空间分布均呈较强的正空间自相关,以“榆林-庆阳”一线为界分布,但集聚态势总体不断减弱;其次,可达性的提升对乡村性呈负向影响且波动增强,低可达性-高乡村性类型主要分布在西北的青海、甘肃、宁夏境内,高可达性-低乡村性类型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级市周边县市。③ 乡村性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溢出效应,区域乡村性会受到周边地区乡村性的显著影响;可达性的提升会使得乡村人口变化率、一产产值比重降低;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人均纯收入、农业土地生产率提高,且可达性对农业土地生产率的影响最大,而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提升最大。     

陕西袁家村跨地方的乡村性生产与呈现

以陕西袁家村“进城开店”这一典型跨地方扩张发展案例为研究对象,基于对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店内日常生活的参与式观察和对店铺经营者、消费者、管理人员的深度访谈,探究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袁家村乡村性的建构和演变。研究发现：① 袁家村的乡村性嵌在乡村的发展过程中,并呈现历时性变化,也即乡村性并非是固化的结果,而是动态演变的过程;② 袁家村跨地方生产过程是乡村发展升级助推下,乡村物质、人、制度等因素超越地域边界的流动过程,此过程也是乡村与城市之间亲缘、业缘、地缘多重关系的整合;③ 袁家村跨地方的过程以饮食生产扩大呈现了袁家村的乡村性,具体包括乡村生活、乡村生产和乡村社会关系等内容,而乡村性在城市空间成功延续依靠权力和资本的扩张、标准化生产的转移和符号化空间的营造实现;④ 乡村性是社会建构的,强调不同群体对乡村的意义创造。袁家村“进城开店”超越了乡村地域边界,却与农业、土地、村集体呈现更深刻的强关联,有力回击了“村落的终结”“乡村性终结”等论断。研究认为,从多元、动态、融合的视角理解乡村性,有助于在复杂的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把握更原真的乡村性,为乡村的理论研究和现实探索提供新思考。     

东北地区乡村性评价及时空分异

以县域为基本空间单元,构建了刻画乡村性的指标体系,定量测度了2000年、2004年、2008年、2012年东北地区149个县域乡村性指数,并采用ESDA空间统计方法,探索东北地区县域乡村性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县域乡村性指数普遍较高,均值呈现波动下降的态势。② 县域乡村性指数呈现南低北高,逐步极化的空间格局,且与其到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距离成正比,呈现环状递增的空间分布格局。③ 县域乡村性趋于空间集聚,且随时间推移,低值和低值、高值和高值县域的空间集聚增强;冷点、次冷点、热点、次热点区域在空间上均呈现“北上”发展态势,温和区域在空间上呈现“南下”的发展态势。从国家政策、产业结构、农业投入和资本投入等视角,分析了乡村性时空演变的原因。     

基于遥感监测的广州市建设用地时空变化

基于1996、2000、2005和2011年4期TM遥感影像,利用ArcGIS空间分析功能,研究了广州市建设用地时空变化状况。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广州市建设用地共扩展413.44 km2,属快速扩展时期,且扩张速度越来越快。建设用地斑块个数、平均斑块面积、最大斑块指数和紧凑度越来越大。增城区和从化市等建设用地主要呈零星式和蔓延式扩张,而市辖区、番禺区、南沙区和花都区建设用地主要呈填充式和蔓延式发展;建设用地扩张以东南方向（番禺区、南沙区）和西北方向（花都区）为主,其次为增城区和从化市。人口增长、经济发展、规划与政策和交通建设是影响广州市建设用地扩展的主要驱动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