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产业集群优势与FDI区位选择

FDI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几年FDI的流向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低工资成本、低土地价格等个体因素对FDI的影响力逐渐下降,集群的集聚力要远远大于工资土地成本等分散力的影响,而区域产业集群优势对FDI吸引力逐渐增强,FDI的集群趋势不断增强,文章提出了区域产业集群优势是吸引FDI的主要因素,并通过实证研究进行了相关论证,这要求传统的引资政策必须进行调整,地方政府必须努力创造集群竞争优势,这是扩大FDI的重要选择.     

FDI理论与区位决策研究述评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理论与区位决策已成为多个学科的热点研究领域。自Hymer 垄断优势理论诞生以来, FDI 理论发展迅速, 1980 年代前, FDI 理论主要集中于对发达国家FDI 行为的研究, 并形 成了FDI 理论主流学说。之后新兴工业化国家FDI 的不断繁盛催生了研究发展中国家的FDI 理论。但无论发达国 家的主流FDI 理论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新兴FDI 理论, 都只能在特定范围、特定时期某种程度上解释某些国家(地 区) 的FDI 行为。已有FDI 理论远没有满足现实需求, 系统和成熟的FDI 一般理论框架还有待建立。FDI 区位决策 研究有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分析两类。局部均衡分析早期注重传统因素对FDI 区位的影响, 近年更关注集聚经济 和区域一体化因素的作用。但如何精确测度集聚经济及将其与传统因素分离还有待深入研究。一般均衡分析理论 上是FDI 区位决策的理想研究框架, 但实际操作中存在缺乏理论基础和恰当的实证规范等问题。     

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FDI的文化选择

近年来，外来直接投资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的游离变化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多数学者企图从经济角度作出合理的解释，而笔者认为在外来直接投资经济动因的背后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投资主体、投资客体、投资产业、投资规模和投资目的的具有不同的文化选择性。因而，从文化视角对这种现象作深入的研究和合理的解释，帮助珠三角调整引资战略，继续保持火车头和急先锋的光荣称号，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中国城市日企的同业与同源效应——以京、沪、广、深为例

日本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企业在中国北京、上海和广深等典型城市高度集聚,现有研究一方面将FDI均质化处理,缺乏精细的产业划分,另一方面缺少国家内部的同源集聚分析,同时对典型城市集聚的异同性关注不够。为弥补研究不足,论文在集聚的研究基础上,重点关注日企集中分布的典型城市,对比其同业集聚效应和同源集聚效应。选取1984—2017年日本在北京、上海和广深的FDI企业级数据,利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以广深为参照系,建立分别包括7个方程在内的同业集聚效应模型和同源集聚效应模型,同步考虑企业所属行业和价值链环节、进入模式与时间等企业异质性控制变量,分析京、沪、广深两效应的异同。研究结果表明：日企在中国典型城市的同业效应和同源效应异同性明显。具体表现在：第一,上海同业效应和异业效应最为显著,且结果稳健,广深同业效应略强于北京,但结果稳健性较差;第二,上海同源和异源效应结果稳健且显著,企业的追随效应较强,北京和广深差异较小;第三,企业属性变量的引入,有效提升了模型的解释力度。上海的日企进入时间较早,各地企业规模整体差别不大。上海日企进入模式以独资为主,北京和广深以合资为主,但独资化趋势明显;北京行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较高,广深制造业独大;广深和上海产业链环节中侧重生产制造和进出口贸易环节,北京商务服务和研发设计布局较多。     

基于距离视角的泰国OFDI区位选择与机理研究

作为世界主要新兴经济体之一,泰国的OFDI影响力不断扩大,区位分布日趋多元化,具有一定代表性。基于此,在分析2009—2019年泰国OFDI区位选择的时空演化特征的基础上,运用逐步回归方法检验地理、经济、制度与文化四维距离对泰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以期为优化发展中国家OFDI的区位选择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泰国OFDI流量呈波动上升趋势,2014年、2015年及2019年因受国内政局动荡、个别企业大规模撤资行为等因素影响,投资流量显著下降。（2）泰国在保持大额投资传统优势行业的同时,积极拓宽投资的行业领域,但总体投资结构表现为较低层次。（3）随着泰国OFDI规模的扩大,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区位选择更加多元,呈现向中西亚、非洲、南美洲辐射扩散的趋势,空间非均衡性有所弱化,但整体仍较突出。（4）地理距离显著抑制泰国OFDI的区位选择,而经济距离对OFDI选择起积极作用。与发达国家不同,泰国投资者倾向制度距离大的东道国（地区）,而文化距离对其影响甚微。因此,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对外投资决策中应充分考虑距离因素的影响,弱化地理距离对OFDI的阻滞作用,积极提高自身的经济发展...     

中国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格局及影响机理

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是推进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示范,对引领文旅产业发展、释放夜间消费潜力具有重要意义。采用GIS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中国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空间格局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呈现“东密西疏、南多北少”的集聚型分布态势,“环城、亲水、傍景”布局特征明显,“一主、两副、多微核”的空间形态显著。（2）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分布的空间正相关性明显,呈现“东热西冷”圈层式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3）类型结构上,遗址遗迹类分布在历史文化悠久地区,风土民俗类集聚在少数民族地区,产业主题类空间分布广泛,风景名胜类分布较为均衡,文旅商综合类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地区。（4）地形、河流和气候是影响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分布的基础要素,人口素质、客运能力、产业发展和政策支持是影响其分布的关键因素。     

北京市制造业和服务业空间组织特征与类型

产业在城市内部的空间组织形式是形成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主导力量.要认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形成机制和合理地进行城市功能区规划,都离不开对城市内部产业空间组织规律的了解与掌握.产业的空间组织形式是各种集聚与分散力量综合作用达到平衡时的结果.鉴于现有研究尚未系统探讨产业空间组织的不同特征与类型,本文利用2001年北京市基本单位...     

杭州市房地产企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区位选择

房地产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行业,从微观视角解析房地产企业空间格局与区位选择因素对指导中国城市房地产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论文基于杭州市房地产业工商企业登记数据,采用最近邻指数、Ripley'sK函数、最近邻层次聚类等空间点模式方法以及地理探测器模型,系统分析了杭州市房地产企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     

辽宁省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集聚格局与效应分析

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的空间集聚对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产业集聚测度指标、改进引力模型及投入产出分析,对辽宁省制造业及其关联行业的空间集聚格局及其空间经济效应进行评价,并与全国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辽宁省制造业以资源及资本密集型行业专业化优势最明显,但1995—2016年间在全国内的比较优势整体上有所减弱;制造业的关联行业个数小于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平均值,辽宁省制造业关联行业拓展空间较大;沈阳、大连与鞍山是全省制造业空间分布以及制造业产业链空间联系的中心城市,但多数制造业行业与其关联行业的共同集聚特征并不明显;经济效应方面,2002—2012年间辽宁省的制造业对全国国民经济的推动效应有所减弱,制造业产业链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有较大提升空间。     

四川省城市体系规模结构与空间结构特征

运用首位度、等级规模法则、关联维数和聚集维数,分析2014年、2017年、2019年四川省城市体系结构特征,揭示四川省城市体系规模、空间结构特点。结果表明:四川省城市体系有分形特征。规模结构方面,四川省城市体系仍属于典型的首位分布结构,超大城市、Ⅰ型大城市缺失。空间结构方面,乌鸦和乳牛关联维数均大于1小于2且随着时间逐渐增大,表明随着时间增加,四川省城市体系中城市大部分集聚在一条地理线上,如高速路或者高铁沿线;牛鸦维数比,2014年为0. 915 6,2017年为0. 938 2,2019年为0. 950 1,牛鸦维数比随着时间逐渐增大且接近1,表明四川省城市体系随着时间增加,城市间接近直线连接,交通网络更好,城市间关联性更高。以成都为中心城市的聚集维数2014年为0. 854 3,2017年为0. 923 7,2019年为0. 978 3,都小于1,离理想值2差距大,说明四川省城市体系空间分布是从成都向周围逐步递减的,对于一个总行政区域面积不变的研究区,随着城市数的增加,城市体系的聚集维数是增大的,逐渐接近理想值2。     

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研究述评

尽管学术界至今未能形成一般性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理论,但已有的大量研究却对加深理解FDI的区位选择规律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作为一个成功转型国家,在华FDI区位研究早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从区位理论和FDI理论两方面梳理FDI区位研究的理论基础后,回顾并评述了在华FDI区位研究进展,并提出了其未来发展中需要完善的相关命题。早期的研究以定性描述为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转入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在华FDI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识别;研究主要集中在省区尺度,识别出的区位因子主要包括成本、市场、集聚和制度等。FDI在东道国的区位选择行为是“区域—产业—企业”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识别东道国区位要素的基础上,已有文献同时也关注了来源国效应、产业特征与企业属性和时间演化对FDI区位决策的影响。未来研究中需要加强对新兴经济体FDI区位模型的一般性讨论,强化“区域—产业—企业”系统研究,并关注基于功能视角的在华FDI(跨国公司)区位研究。     

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和模式

本文首先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出口依存度角度, 分析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继而在阐明产业演化规律的基础上,总结出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特征和模式。文中还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特征和区位选择的模式作了规律性的概括。     

北京典型行业微区位选址比较研究——以北京企业管理服务业和汽车制造业为例

以微观企业数据为基础,采用核密度空间平滑和条件逻辑选择模型等方法,重点关注企业在城市内部微观尺度下的区位选择,并对北京典型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区位选择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 北京中小型制造企业倾向于在集聚区分布,符合马歇尔式产业集群的特征,而服务业则是大型企业更倾向于集中布局;② 尽管微观尺度下多样化和上下游产业链对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依然有重要影响,但是与宏观尺度下不同的是对于现代服务业来说过度多样化并不利于其发展,对于制造业来说区域专业化劳动力规模而非专业化程度更为重要;③ 政府对地铁等公共设施布局选址将对现代服务业的微观区位产生重要影响。     

FDI技术转化及制造业集聚创新空间响应

基于FDI技术转化的视角,结合264个城市17年连续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交叉项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和热点探测法,分析FDI技术转化机制及制造业集聚创新空间响应路径,结论：① FDI技术转化是制造业集聚创新的重要驱动力;② 基于马歇尔外部性的分析发现集聚规模效应和FDI技术外溢的双向作用是FDI技术转化的作用机制;③ 区域、行业和区位3个视角的路径研究揭示FDI嵌入制造业集聚促进跨区域生产网络链接,推动FDI技术转化在生产网络中传导,进而促进创新生产网络形成,带动邻近空间TFP增长,缓解极化发展问题,促进区域平衡发展。该研究试图为中国构建新型开放和创新体系,促进制造业集聚转型升级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佐证和政策启示。     

西部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机制与政策研究——以四川省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区为例

白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发展产业集群已成为西部各省区发展地方经济、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举措.基于产业集群基本概念和发展现状,探讨了我国典型产业集聚区的形成机制和模式.根据中日课题组四川调研成果,结合其他文献资料,实证分析了四川省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和产业集聚区的发展现状、特征和形成机制.并提出了发展四川产业集聚区的相关建议.     

江苏省FDI区域差异及其分级优化研究

依据2007年江苏省各县域单元FDI,本文采用ESDA技术方法和ArcGIS空间分析功能分别对江苏省FDI区域差异和分级优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苏北地区与苏南地区FDI分布两极分化现象明显,这是导致江苏省FDI总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随着FDI增大,江苏省FDI分布具有从苏北向苏中、苏南地区过渡地趋势,换句话说,具有由经济落后的苏北内陆地区向经济发达的沿海与沿江地区集聚的特点;江苏省FDI空间分布多圈层集聚现象明显,根据FDI重心曲线将其划分为集聚核心区、高度集聚区、中度集聚区和低度集聚区4大类型区。     

集聚经济、外资溢出效应与中国汽车企业效率

随着中国汽车产业的迅速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东北、长三角、湖北十堰—武汉、重庆市、珠三角和京津地区六大汽车企业集聚区,集聚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影响我国汽车企业效率。本文以2004年中国2160个汽车企业为研究对象,分别考察集聚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汽车企业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内部规模经济、城市化经济和地方化经济能显著提升汽车企业效率,汽车企业规模越大、相同产业或相近产业的集聚越能有效促进汽车企业共享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和信息资源,增进企业的上下游联系,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外商直接投资对汽车企业的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城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对我国汽车企业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城市汽车业外资对本地汽车企业没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但对本地汽车生产企业有较明显的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