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利用的人地关系透视

人地关系的协调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土地利用是人地关系的核心问题。文章基于对土地综合体属性的把握，分析了土地在人地系统中的基础作用。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决定了人地系统的属性特征具有自然和社会两重属性。从土地开发的历史角度探讨了人类系统的发展及其在人地关系构建中的主导作用，最后得出了人地系统的作用机制。     

中国土地利用效益的时空特征研究

基于经济、社会、生态三维视角构建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灰色关联方法测度2004—2014年中国土地利用效益水平,并借助于Arc GIS空间分析技术分析其空间异质性及空间演变格局。从时序特征来看,2004—2014年全国土地利用效益波动性提升。从空间特征来看,中国土地利用效益的空间格局存在差异性,但差异日渐缩小;土地利用效益的增减空间分布不均,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利用效益提升省份增加的幅度越来越大,土地利用效益降低省份的下降幅度越来越小;中国土地利用效益空间集聚特征明显,热点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辽宁和西藏,冷点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土地利用效益的变化也表现出集聚特征,东南沿海与西部地区为中国土地利用效益变化最强烈的集聚区,其土地利用效益变化呈互逆发展态势;中国土地利用效益变化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     

三峡库区腹地土地利用动态演变路径分析————以奉节县为例

以三峡库区腹地奉节县为研究区,基于198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4期土地利用数据,采用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区域划分和土地利用模式划分等方法,从“全域?局域”的空间尺度分析奉节县土地利用动态变化过程,理清土地利用演变路径,并探究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1980—2020年奉节县和各小区域的土地利用变化整体表现一致,有林地、园地和撂荒地面积持续增加,草地、灌木林地和耕地面积不断减少。② 奉节县全域土地利用演变整体趋向于生态保育型,各小区域则主要表现为单一的粮食供给型和生态经济合作型、粮食供给型和生态经济合作型综合发展、由粮食供给型向生态经济合作型逐渐过渡。③ 1980—2000年奉节县土地利用演变受自然、三峡工程建设、社会经济和政策等多因素共同作用,2000—2010年的土地利用主要受三峡工程建设、社会经济和政策因素综合影响,2010—2020年则主要受社会经济和政策因素双重制约。     

祁连山甘肃片区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及驱动力

基于1990—2018年4期Landsat卫星30 m分辨率土地利用数据,结合土地利用变化分析法及统计学方法,对祁连山甘肃片区近30年土地利用时空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探讨了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对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祁连山甘肃片区土地利用类型以未利用土地和草地为主;1990—2018年研究区水域和未利用土地面积为减少趋势,其他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呈动态增加趋势。（2）2000年后,参与土地转移的面积增加,以未利用土地—草地、未利用土地—林地、耕地—草地这3种转化关系为主。（3）自然因素是祁连山甘肃片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导因素,以“三北”防护林工程、“天保”工程和退耕还林还草为主的生态工程在限制了人类农牧业生产活动的同时,给祁连山甘肃片区土地利用变化带来明显的局地效应。     

主题公园周边土地利用动态变化及其驱动机制——以常州中华恐龙园为例

以常州中华恐龙园为研究对象,选取该处土地利用重要变化节点2000—2010年为研究时段,利用GIS/RS手段,从土地利用变化速度、土地利用扩展强度和土地利用转移方向等方面对中华恐龙园周边土地利用变化时空特征进行定量分析。结果显示:2000—2010年中华恐龙园周边10 km缓冲区内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均有较大变化,随着缓冲区范围的扩大,其建设用地变化速率变缓,相比而言,2005—2010年间的变化强度和规模比2000—2005年间大。研究区内建设用地变化与中华恐龙园的发展水平呈显著相关。依托区域形象、人文环境、人口集聚等保障因素,在政府金融、财税、土地等政策的引导下和各项经济因素的推动下,主题公园周边的土地实现了功能转变、价值提升且土地利用方式朝着集约化的方向发展。     

海峡西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评价及其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土地的高效利用和配置优化是城市化进程的现实需求,探究如何提高土地利用综合效益,从而实现对地区土地利用可持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三个子系统构建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探究海峡西岸城市群2008—2017年的土地利用效益及其时空演化过程和耦合协调关系,进一步识别限制各城市耦合协调关系提升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海峡西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存在持续上升的时序特征,空间上表现为“东高西低”,高效益单元主要分布于沿海门户城市及中心城市,且趋于聚集,低值单元主要长期分布于内陆城市和南部沿海城市,且范围不断缩减。（2）城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在时序上表现出持续上升的特征,空间上表现为“中高西低”,西部低值区范围明显变小;社会效益小幅增长,中东部形成“环状”中效益区;生态效益整体较低,中部低效益区范围扩张显著。（3）各城市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耦合协调度呈不同程度增长趋势,近年以协调发展为主,耦合协调程度表现出由沿海向内陆城市递减的空间异质性,土地利用耦合协调发展主要受复合因素制约。     

大城市郊区村域土地利用功能演变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以成都市江家堰村为例

村域是我国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村域土地利用功能的合理发挥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多元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村域土地利用功能变化及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探究,然后以成都市郊区江家堰村为例,定量揭示了其发展转型过程中的土地利用功能变化、影响机制,提出了土地多功能利用助推乡村振兴途径。结果表明：① 土地利用功能因土地利用类型和土地利用方式变更发生变化,并受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条件、区域政策等间接影响,不同类型乡村其土地利用功能变化趋势往往不同;② 江家堰村经历了乡村旅游发展阶段、土地综合整治和生态建设阶段,其土地利用功能变化主要表现为生产功能转化为生产-生态复合功能,生活功能转化为生产-生活复合功能,土地利用功能呈现多元化和复合化特征;③ 大城市郊区乡村土地利用功能变化受自然因素、区位条件、产业转型、区域政策及土地利用主体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乡村振兴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土地利用的多功能属性,促进乡村价值提升。     

粤港澳大湾区土地利用效率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机制

采用SBM超效率模型和Tobit回归分析模型,构建了土地利用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分析了2000―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探讨其影响机制并提出相关建议。结果表明:1)粤港澳大湾区土地利用效率整体处于较高水平,2015年分区域效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广佛肇地区、港澳地区、深莞惠地区和珠中江地区,广州、深圳和珠海土地利用效率明显高于其他城市。2)土地利用效率水平由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共同作用,但纯技术效率贡献作用大于规模效率。其中,2000年小型城市纯技术效率较高,大部分城市规模效率普遍不高;2005年后土地扩张速度加剧,规模效率普遍达到较高水平,纯技术效率成为核心因素。3)经济水平、产业结构、科技水平、政策制度、政府作用是影响粤港澳大湾区土地效率的主要驱动力。基于驱动力的差异性,需要从严控土地面积过度投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环境效益、加强区域空间整合等方面制定不同的优化调整策略。     

中国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解析

山区土地开发及其导致的资源环境问题是农业社会人地关系紧张的体现,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劳动力转移减轻了山区农村土地的人为扰动,由此驱动土地利用发生转型,引发一系列自然和社会经济效应。按照“土地利用转型—驱动力—效应—响应”的分析框架,剖析中国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的特征和规律,提出山区农村土地整治的响应措施。研究表明：① 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体现出土地利用形态在长期变化过程中的趋势性转折,显性形态转型即由农业社会的耕地扩张和林地收缩演变为城镇化进程中的耕地收缩和林地恢复性增长,隐性形态转型即伴随上述过程发生的土地边际化及生态功能恢复;② 社会经济因素主导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过程,劳动力转移引发土地人为扰动减轻是直接驱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恶劣的生存环境等引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是更为根本的驱动力;③ 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降低了土地生态系统脆弱性并提高了其生态安全屏障功能,其社会经济效应应聚焦山区农村发展与农户生计安全层面,并亟需实证研究的支撑;④ 当前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是自然恢复和生态优化的良性过程,有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山区农村土地整治要顺应其土地利用转型规律,目标导向从耕地数量增加转向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福祉协同提升。     

云南山地坝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分析——以保山坝子为例

利用GIS空间分析工具,分析了保山坝区1980、1995、2000年3期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从1980—1995～2000年土地利用变化速度明显加快。1980—1995年综合土地动态度年变率仅为0．17％,1995—2000年则增加到了0．75％。（2）总体来看,林地和水田呈现减少的趋势,旱地和建设用她呈现增加的趋势,尤其是1995～2000年时段。（3）土地利用类型转化的主要特征是坝子内水田转化为建设用地,林地、草地、旱地相互转化频繁。（4）坝区地形对土地利用格局具有基础作用。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政策行为对土地利用变化起主导作用。受坝区空间局限性控制,人口、经济等人文因素对土地利用产生了巨大压力。     

中国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影响机制

人地关系演变具有继承性,从历史视角认识人地关系的演变过程及机制有助于增加对人地关系的综合认知。从人地关系核心内涵出发,将资源环境要素视为人地作用的焦点,以人类的核心需求和主要活动、对“地”的作用强度及认知能力为主线,在梳理中国历史人地关系演变过程的基础上归纳其演变特征,并进一步提炼其演变动力。发现：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提高,人对“地”的认知先后经历了“混沌未知、天人合一、人地相称、人定胜天、人地和谐共生”的演变历程。与此相应,中国历史人地关系经历了从萌芽到以土地为核心的一元化关系再到以土地、水、能矿等资源为核心的无序多元化关系以及现如今重新探索有序多元化人地关系的总体历程。从历史视角看,中国人地关系演变的动力机制是：生产力是最核心的动力,促进了人对“地”作用能力的发展;人口是最活跃的动力,人口需求及人口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增强了人和“地”作用的紧密程度;生产关系主要通过影响人的生产积极性及资源所有权而间接影响人地关系演变;战争和自然灾害对中国历史人地关系演变均起到促进和阻碍的双面作用。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层面,人地关系研究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中国现代人地矛盾的形成有其必然性,以史为鉴,提升人对“地”的科学认识,实施因地制宜,加快技术研发和生产方式转型是破解中国当下人地矛盾的重要途径。     

中国西部典型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对比分析

作者选择中国西部长城沿线农牧交错带的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西北干旱区河西走廊的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和西南四川盆地丘陵区的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为3个典型研究区域,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农村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土地概查、土地详查、遥感图像判读以及136个典型农户调查进行分析发现:土地利用的变化既受自然的地球生物物理驱动力的制约,又受社会、经济、技术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地域性。西部地区具有悠久的土地开发历史,其土地覆盖类型多种多样。由于其特殊的自然地理特征和社会、经济、政治等驱动因素的复杂多变,本区的土地覆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同农业、林业、牧业等与土地资源利用有关的产业发展以及城市化和土地退化等可持续发展问题密切相关。影响西部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主要是人口增长与城镇化、固定资产投入与工矿交通产业发展、经济结构调整、科技发展和政策管理等人文因素。     

隋朝至1949年山东省沂水县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格局及驱动力

以山东省沂水县为例,综合历史资料、GIS与定量分析法,以农村居民点建村的时间、所处的地貌类型以及建村时的农户来源地3个指标,系统考察隋朝至1949年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格局变化及驱动力。结果表明：沂水县1949年的1484个农村居民点,最早建村于隋朝。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居民点建村速率先快后慢,呈倒“U”型演变,明朝建村速率最快。同时,每个朝代初期建村速率较快,后期较慢;随着时间的推移,沂水县农村居民点建村速率快于县域整体农村居民点建村速率的地貌类型沿着平原—丘陵—山地的地貌格局演进,建村时的农户来源地沿着省外—县外—县内的地域格局演进。驱动力研究认为,人地关系状况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时间格局变化的主导驱动力,战争、政策及气候灾害等通过影响人地关系状况,影响着农村居民点短时间尺度的格局变化;耕地资源禀赋是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变化的主导驱动力,农户建村首先选择耕地资源禀赋优越的平原,随着人地矛盾增加,逐步向丘陵和山地转移。     

额济纳地区历史时期的农牧业变迁与人地关系演进

通过对额济纳地区历史时期的农牧业更替以及绿洲环境演变过程的认识, 综合其水系变迁、绿洲迁移、荒漠化过程和人类活动中心的转移等方面, 将该地区人地关系演进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汉代以前的生态自然平衡阶段, 人地自然和谐; 两汉至元代的生态失衡阶段, 人地矛盾加剧; 明清生态自然恢复阶段, 人地矛盾缓和; 近代生态环境恶化阶段, 人地矛盾尖锐。随科技水平提高, 人类对自然规律认识程度增强, 必将有利于促进人地矛盾的缓解, 最终达到人地协调发展的状态。     

1960-2010 年贵州省喀斯特山区陡坡土地利用变化

基于GIS 与RS技术, 以贵州省喀斯特山区坡度大于25°的区域为研究对象, 利用1960 年1:50000 地形图、1990 年Landsat TM遥感影像以及2010 年的环境减灾卫星(HJ-1A/1B)影像, 解译获取1960、1990、2010 年3 个时间点的土地利用数据, 并结合贵州省水文地质图、坡度图进行陡坡土地利用变化分析。结果表明:①1960-1990 年的30 年间, 有林地、灌木林、水体呈减少趋势, 其中灌木林减少的最多, 其次是有林地;而草地、建设用地、裸岩和耕地呈持续增长趋势, 其中草地增加的最多, 其次是耕地。②1990-2010 年的20 年间, 灌木林、裸岩、耕地呈减少趋势, 其中耕地减少的最多;而有林地、疏林地、草地、水体呈增长趋势, 其中疏林地增加的最多。③随坡度增加覆盖比例呈降低趋势的土地利用类型为有林地、疏林地、水体、建设用地和耕地;随坡度增加覆盖比例呈增加趋势的土地利用为灌木林、草地和裸岩。     

新时期国土空间治理单元功能认知及其融合路径——以成都市为例

国土空间治理是新时期中国国土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整治及修复的重要战略手段。当前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在空间尺度上存在主导功能衔接失配,亟待统一不同尺度空间单元以统筹治理边界、提高治理效率。据此,面向传统治理单元管制边界的针对性问题导向,提出“通过不同理念或方式界定的国土空间单元具有不同的功能导向”等研究假设,并构建土地利用冲突、生态系统障碍、社会发展状态等指数在行政区划单元、自然生态单元、社会发展单元等治理单元上以成都市为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研究区国土空间治理问题属性的空间格局特征差异化显著,人类活动范围与自然环境限制之间的矛盾是导致区域内治理问题发生的核心因素。在空间相关性分析方面,所有治理问题类型在不同空间单元上均呈现显著自相关性,且均通过0.05显著性检验,但不同空间单元具有理论指向性特点。其中,社会发展单元更适合解决经济发展动力差距问题,自然生态单元更适合解决生态系统连通阻力问题,行政区划单元则更适合解决事权管理冲突问题。在此基础上,利用景观单元协调不同尺度空间单元的问题属性,将研究区划分为高山地带发展动力衰弱型（22.98%）、丘陵地带治理属性均衡型（11.55%）、乡村地区管理冲突加剧型（44.57%）、城乡边缘区发展主导复合型（9.44%）、核心建成区连通阻力增强型（11.46%）5类空间,进而实现多尺度空间单元的跨行政区融合路径。综合而言,有必要建立管理-保护-发展功能嵌套的空间单元集成体系,通过细化景观尺度将权力和责任从政府机构拓展至更广泛的行动参与者,系统地提升国土空间治理效能。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城市土地持续利用评价研究

从城市用地规模结构合理性、经济可行性、社会可接受度、对区域环境影响4个方面选择了32个因素作为参评因子,利用层次分析法、线性加权函数建立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城市土地利用评价指标体系数学模型,并对定西市2006年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2006年定西市土地利用处于非可持续利用阶段,并针对评价结果,提出可持续利用具体对策,为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北京市产业结构与土地利用结构的关系研究

分析产业结构与土地利用结构之间的关系,为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及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提供依据。以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北京市18个区(县)作为案例区。首先,采用人均GDP和产业产值结构等指标对各区(县)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判断;其次,分析各区(县)各类产业用地的结构特征;第三,采用地均产值(VA)指标分析各类产业的用地效益,采用产值占地比值比(OR)指标分析各个产业的产值与用地量之间的关联方式。结果显示:第三产业地均产值高于第二产业及第一产业,但变化规律并不相同;全市三次产业的产值与用地之间都不是完全协调的关系。结论是产业结构调整是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主要途径,集约用地政策也是引导和约束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     

从本土到全球网络化的人地关系思维范式转型

早期地理学关于人地关系的研究多基于本土思维,秉持“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理念。在严重依赖自然资源的传统农业社会,这一理念及其指导下的区域地理研究和区域管理实践,对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起到积极作用。随着系统开放程度的增加,规模不等、层级不同的地域系统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相互耦合的地理网络。每个地域都是这个网络上的节点,地域问题的产生与解决与网络上其他节点有密切关联、与地域系统内外因素紧密相关,地域外因素有时甚至起主导作用。虚拟水、生态足迹、贸易隐含碳排放、资源纽带关系及人地关系远程耦合等概念和方法的提出,标志着人地关系研究范式从本土思维向全球网络化思维转型。依照新的理念和研究范式,传统的本土思维范式及建立在此范式上的相关研究主题（如区域承载力）应该受到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