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县域单元的河南农民收入区域分异时空格局

依据河南1995—2009年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统计数据,采用数理统计和地统计分析法对农民收入水平区域差异时空格局演变态势进行深入探讨。研究表明,1995—2009年间河南县域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绝对差异持续增大,而相对差异呈阶段性波动增大态势;县域农民收入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集聚态势,整体上呈以豫中和豫西北县市为中心,以豫北、豫东、豫东南和豫西南地区县市为外缘的核心-边缘型空间格局,西北和东南部县市间差距在拉大,两极分化趋势增强。由此认为,加快提高豫东和豫东南农业县域的农民收入水平是推进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     

腾冲旅游开发对农村发展的影响初探

用腾冲县1997～2003年的社会经济发展统计资料和旅游景点所在乡、村的农民收入与就业的调查资料,分析了腾冲旅游总收入、游客人次对县域经济、农业产值、农民收入与就业的影响。腾冲旅游开发对腾冲县3次产业结构调整发挥了关键作用,加速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分析年份中旅游总收入平均增幅达35.05%,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平均达14.6%,占第三产业比重平均达34.42%。但是,农业生产总产值、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与旅游总收入、国内游客人次呈负相关。旅游业给景区农民增加了新的收入渠道,但旅游景区内农村人均年收入并不比全县其它地区高。旅游业用地征自于农民耕地,但景区农民收入并未得到与旅游业同步的增幅。旅游开发对“三农”发展的带动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应进一步完善旅游可持续发展与“三农”发展的协调。     

农村社会经济因素变化对嘉陵江产沙量的影响

以大量实测资料为基础,通过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分析了农村社会经济因素变化对嘉陵江产沙量的影响。发现嘉陵江年产沙量与径流量之间的双累积曲线上出现两个下偏转折,分别发生于1983~1984年和1992~1993年。第一转折点的出现与流域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第二个转折点与长江上游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工程有密切关系,但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因为第二转折点与诸多社会经济因素变化的转折点具有同步性。从嘉陵江北碚站年产沙量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购买燃料支出和农业产值占GDP百分比的相关关系中查明了3个临界点,即当农民人均收入<400元/a时,由于贫穷所产生的对土地的压力,使得侵蚀产沙量突变式增大;当农民人均燃料支出<20元/a时,农民将主要通过砍伐树木和灌木、收集林下的枯枝落叶、割草甚至于挖掘草根来获取燃料,使得侵蚀产沙量突变式增大;当农业产值占GDP百分比>40%时,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使得侵蚀产沙量突变式增大。建立了北碚站年产沙量和已转移的乡村劳动力数量占乡村劳动力总数百分比、农村人均纯收入和农村人均用于购买燃料的支出之间的多元回归方程,并估算出,上述3个变量的变化对北碚站年产沙量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36.00%,21.59%和42.41%。     

宁夏农民人均纯收入时空演进格局分析

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反映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和衡量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利用1985-2010年宁夏统计数据,运用Geoda095i空间分析软件、聚类分析法,从时空角度研究了宁夏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区域差异、演进格局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初级阶段低增长速度区大部分位于宁南山区,呈"C"字型分布,该区域人口增长过快,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超载突出,工业基础薄弱;初级阶段高增长速度区位于宁夏中西部地区,该区域农业基础较好,但工业化进程缓慢;高级阶段高增长速度区集中分布在宁夏北部川区,该区域凭借引黄灌溉之利,农业高产稳产,已成为西北重要农业生产基地,二、三产业也得到快速发展。分析认为,地理区位条件、农业生产条件、不同劳务收入方式、区域政策演变是造成农民纯收入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通过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大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扶持壮大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等来提高宁夏县域农村居民纯收入。     

岷江上游农民收入异质性及其地理影响因子

引入生态学中的异质性概念,选择川西高原岷江上游作为研究区,采用变异系数、Theil指数和探索式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以乡镇作为研究单元,分析农民收入异质性及其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岷江上游农民收入在2005—2010年呈现收敛趋势,县域内部乡镇间的农民收入差异是构成岷江上游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农民人均纯收入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的高值和低值区,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南北两侧,低值区集中在中部地区,收入水平相似的乡镇呈现显著空间正相关分布格局。分析表明,地理位置、旅游资源赋存差异、交通通达条件以及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对岷江上游各乡镇的农民收入具有显著影响,是造成农民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禁止开发区所在的乡镇多为高收入乡镇,说明环境保护与农民增收之间可以相互促进,由此可以认为,充分利用政策和资源优势是欠开发山区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农用地集约利用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计量分析——以新疆拜城县为例

农用地集约利用程度直接关系到区域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科学量化评价农用地集约利用变化过程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利用新疆拜城县1978-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农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在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权重,利用多因素综合评分法对历年农用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测度与分析,然后利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模型考察农用地集约利用指数与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拜城县的农用地集约利用水平逐步提高,农用地投入强度、利用程度、产出效率和持续状况对农用地集约利用水平的贡献率呈现出各自的变化特征。农用地集约利用指数是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的格兰杰原因,而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不是农用地集约利用指数的格兰杰原因,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随着农用地集约利用指数的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将不断加强。     

基于灰色系统理论的云南省农民收入差异性研究

以1996—2015年云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变化趋势及关联因素为研究对象,先结合同期农民的收入增速与城乡收入比两个指标,得出1996—2004年和2005—2015年两个差异化特征阶段。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理论方法,对9个类型、26个影响因素与收入变化趋势进行关联度分析,从1996—2004和2005—2015两个演变区段的因素关联序列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影响因素差异性和阶段特征。通过两个演变区段的关联因素比较后发现:(1)个体/私营经济因素在农村社会中的活力显著提高,与农民收入关联度大幅增加;(2)村庄生活环境、生产条件的改善成为2005—2015年期间农民收入提高的最强关联因素;(3)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因素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联度明显降低。     

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地域模式研究——基于乡村非农就业与农民增收的空间效应

探讨乡村非农就业与农民增收、农业农村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构建乡村振兴地域模式,对有序推进城镇化,实现农民生活富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将京津冀地区划分为京津近郊区（I）、冀东北地区（II）、冀中平原区（III）、冀西太行山区（IV）、坝上地区（V）五类地域类型,采用2000—2016年京津冀县域面板数据,应用空间回归模型测算了京津冀地区乡村非农就业对农民增收的空间效应,提炼了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地域模式。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及五类地域类型区乡村就业非农化率与农民收入持续增长,2000—2016年,京津冀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2486元增至11920元,乡村就业非农化率由38.9%增至57.5%,五类地域类型区乡村就业非农化率排序依次为：I>III>II>IV>V,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排序依次为：I>II>III>IV>V;② 京津冀地区乡村就业非农化率每提高1个单位,农民收入增长9.215个单位,I、II、III、V区就业非农化对农民收入的弹性系数分别为29.986、-23.605、-10.388、9.951,IV区两者之间关系不显著;③ 依据不同地域类型乡村非农就业与农民增收的特征、机理与未来发展趋势,提炼了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的四种地域模式,即就业平稳型+农工商主导、兼业型+现代农业主导、就业输出型+复合型特色农业主导、就业输出型+生态农旅主导。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农户收入的地理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13个县(市)、273个村庄、2774户农户的微观数据集,设计了一个两水平农户收入函数模型,实证分析地理因素对农户收入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样本农户收入61.25%的总变异由农户居住村庄的外部环境导致的,农户的人均耕地面积、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人数和生产经营结构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在农户之间存在差异,可以利用地理因素进行部分解释。②地理因素导致农户耕地、林木等资源禀赋差异,直接影响农户收入。平原村农户比山区村农户的人均纯收入高14.53%;5km以内村庄农户比5km以外村庄农户人均纯收入高30.63%。③在控制地理因素和劳动力负担系数后,农户的物质资本、生产经营结构和人力资本中的劳动力素质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劳动力数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④地理因素影响了农户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外出务工等,从而间接影响了农户人均耕地、受过农业技术培训劳动力人数和生产经营结构对收入的效应。并提出了增加农户收入的政策建议。     

山区合适耕地经营规模确定的实证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在地形起伏、地块破碎、分布半径较远等约束下,山区多大的经营规模是合适的?这是目前必须弄清的科学问题之一。使用480份有效调查问卷,以投入农业的劳动力为测算单位,以劳均纯收入为评价指标,分作物类型和地块分布半径,构建计量经济模型,测算不同条件下合适的耕地经营,结果表明：① 在现有社会经济条件下,样本村农业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面积为24~32亩,适度规模下的劳均纯收入远高于当前农村人均纯收入,且与城镇居民的差距明显缩小。② 作物类型对适度规模影响不大,但对农民纯收入产生较大作用。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适度规模分别为24.33亩、24.63亩,差异不显著,但种植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在适度规模下的劳均纯收入相差3638元,巨大的差距将促使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③ 距离对适度规模影响较大,但对劳均纯收入影响不大。0.5 km内、0.5~1 km的适度规模分别为28.62亩、31.83亩,单位劳动力的适度规模相差3亩,这表明距离是目前从事农业生产时劳动力投入时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但是,对应的劳均纯收入相差较小,又说明伴随耕作距离的增加,更多的投入主要依靠机械来完成,从而带动适度规模的扩大。1 km外的建模未通过检验,也进一步说明未实现规模经营、没有进行机械化耕作、离家远的土地收支严重不平衡,撂荒严重,规模化经营、机械化耕作是解决距离问题的有效途径。本文得出的土地适度规模是可行的,也验证了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西藏自治区农牧民收入结构分析

依据入户调查资料 ,文章重点分析了现阶段西藏农牧民的收入结构 ,包括收入来源、收入性质、现金收入等内容 ,探索了不同地区 (农区、牧区、半农半牧区、一江两河农业开发区、城郊区等 )及不同收入段农牧民收入结构和收入来源的差异。通过分析发现西藏农牧民收入有以下特征 :①收入以实物为主 ,现金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少 ;②城郊区农牧民收入多样化指数高 ,农牧民收入高 ,收入多样化指数与农牧民收入正相关 ;③低收入农户收入来源单一 ,抗风险能力弱 ,收入增加困难 ;④从生活质量看农区优于牧区 ,半农半牧区农牧民生活质量最差 ;⑤影响农牧民人均收入的主要因子为人均生产性投入、区域通达度等。     

中国中部平原村庄农业生产区位研究——以河南南阳黄庄为例

通过对河南南阳黄庄村农户和农业生产调查以及遥感数据分析,发现人口高密度地区的平原村庄,在耕作半径极小的情况下,存在以住宅和村庄为中心的带状农业区位。从村边向外,可分为蔬菜带、蔬菜粮食混作带和粮食带。相应地,作物的劳动密集度逐渐降低,村地块的蔬菜种植面积比例以及农户微地块单位面积的投入和收益随距村庄距离距离的增加而减少,距离对农户农业生产区位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该结果验证了杜能环在耕作半径较小的中国中部农村的存在,但是造成这种空间分异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物理交通费用的不同,而是作物劳动密集度和地块肥力的差异,基于一定技术条件下的劳动力耕作能力也有一定影响。     

小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的选择偏好及异质性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为更好地揭示小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的行为逻辑,基于河南省463户小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选择实验法和混合Logit模型分析小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的选择偏好。结果表明:相对于龙头企业,小农户更倾向于以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方式融入农业产业链,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和政策扶持会显著提升小农户对农业产业链的融入意愿。小农户对龙头企业、农资供应服务、农业信贷服务、农业补贴的行为存在异质性。兼业情况、家庭年纯收入以及收入在村中所处水平是小农户行为异质性的重要来源,对小农户融入农业产业链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Impact of Agricultural Labor Transfer on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 Case Study of Jiangxi,China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rural labor force in China will continue to transfer to non-agricultural sectors in the near future, which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farmers’ livelihoo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making great efforts to govern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NSP), and farmers'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s a key factor that must be considered in the formulation of agricultural environmental policies. Based on a set of micro survey data on farmers in the study area and econometric method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labor transfer on ANSP by considering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of agricultural factors and the effect of agricultural economies of sca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rease of the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will not be conducive to reducing ANSP, while the income increase brought by agricultural labor transfer will improve the input structure of agricultural factors and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ANSP reductio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hould provide subsidies or incentive measures to help agricultural social service organizations to expand their coverage and increase the frequency of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services, in order to guide farmers in the use of environment-friendly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to reduce the ANSP caused by agricultural factors at the source. Furthermore, it is necessary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sized agricultural machinery suitable for small-area land cultivation.     

甘肃省“五化”协同发展时空演变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2005年、2010年和2015年甘肃省87个县区、县级市及自治县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与绿色化（简称“五化”）为研究对象,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加权回归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结合构建的“五化”协同发展模型,对甘肃省“五化”协同发展的时空分异格局、时空演变趋势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析,以期为甘肃省各市州科学的制定发展政策提供参考。结果表明：甘肃省“五化”协同发展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且空间差异显著,协同水平呈现出明显的西北高、东南低分布格局;“五化”发展水平和综合水平较低,协同水平总体不高,以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和勉强协同为主,但总体上升幅度较大;“五化”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按其影响力大小依次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 >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 财政支出 > 地形起伏度 > 城乡居民消费差 > 降水量。     

Development without Intervention: A Successful Self‐Reliance Initiative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Urban Growth in The Sudan

We investigate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small‐scale farming, urban‐rural remittances and rural development. We highlight a successful, innovative self‐reliance approach in which traditional farmers changed their mode of production, improved their income, and enhanced rural development, including urbanization, in Shubbola village of western Sudan. The major initial driver was investment from remittances by family members who had migrated to urban centers, thus overcoming the problem of access to credit/capital. Consequently, the increased use of tractor technology helped farmers overcome agricultural labor shortages, and increase their farm size and productivity. Increased income from remittances and farming broadened economic and social improvements, including lifestyle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 the process, Shubbola has grown into a viable and vibrant town, providing its residents with diverse socioeconomic services and modern infrastructure. This case illustrates the potential of development from within with minimal direct input from the government,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donors.     

基于HLM和GWR的汪清县农村贫困成因探究

明确贫困成因是提高精准扶贫效率和稳定脱贫成效的基本前提。对偏远少数民族聚居区——吉林省汪清县农村贫困成因进行解析,采用多层线性模型(HLM)同时分析了家庭层次和环境层次因素对农村贫困家庭年纯收入的影响,并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方法(GWR)探索了环境层次变量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 ① 汪清县贫困农户家庭层次因素对家庭年纯收入的影响强于环境层次因素,但环境层次因素的影响作用亦不可忽视; ② 剔除环境层次因素的影响后,绝大多数家庭层次因素对贫困家庭年纯收入存在显著影响; ③ 环境层次因素能够在不同程度上解释家庭层次因素影响效应的差异性; ④ 环境层次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区域的作用方向和强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最后从村域发展环境、医疗就业、区域内部贫困差异方面提出改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