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柏县资源经济协调发展与环境人口容量研究

如何合理地开发利用现有的自然资源不仅是目前同时也是今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点，是提高区域环境人口容量，改善人们生活的重要方面。本文以桐柏县为例，主要从自然资源的特征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两个方面研究区域环境人口容量，其目的就是为区域资源－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吐鲁番地区人口-经济-生态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根据2001—2011年吐鲁番地区人口、经济和生态方面的相关数据,构建吐鲁番地区人口-经济-生态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指标进行定量分析,计算出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及其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指数,从而得到吐鲁番地区人口-经济-生态系统11年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发展变化趋势以及耦合协调类别和类型。分析得出:2001—2011年吐鲁番地区人口-经济-生态系统的耦合类别变化情况依次为濒临失调衰退型—勉强耦合协调类—初级耦合协调类—中级耦合协调类—高级耦合协调类;耦合协调类型依次为经济滞后型—人口滞后型—生态滞后型。最后根据这一发展趋势,并根据吐鲁番地区特殊的自然条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树立黄河流域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观

本文从生态经济原理出发，运用持续发展的观点，对黄河流域八省区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该地域生态、经济协调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措施。     

河西走廊绿洲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能力评价

河西走廊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约束性强,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实现绿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对河西走廊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现状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绿洲生态经济系统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运用协调发展度模型,对5个绿洲生态经济系统及其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度及协调度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各绿洲生态效益、经济效益水平均很低,尚不存在良好协调发展区域;绿洲协调发展能力呈现为嘉峪关>金昌>张掖>酒泉>武威的顺序,嘉峪关属于勉强协调发展类生态滞后型区域;金昌、张掖、酒泉、武威同属于濒临失调衰退阶段,其中金昌、酒泉属于生态经济同步型区域,张掖、武威属于经济滞后型区域,据此提出各绿洲的发展方向与对策建议.     

山西省生态脆弱区生态、资源、经济协调发展时空变化

着眼于生态脆弱区生态、资源、经济协调发展时空变化,基于协调发展相关理论,构建生态、资源、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山西省生态脆弱区协调发展水平变化格局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从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来看,山西省生态脆弱区资源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稍有下降,经济系统综合发展指数稍有上升;生态系统保持着相对较高的发展水平,且发展态势良好。（2）从协调发展度来看,山西省生态脆弱区生态、资源、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整体上有所提升,以基本协调区域为主,后期比较协调区域开始出现,但并未形成大范围覆盖。（3）政策牵引成为山西省生态脆弱区生态、资源、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最后从政策驱动的角度对山西省生态脆弱区协调发展提出针对性建议。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山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价--以福建南平为例

生态足迹模型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程度的生物物理评价方法,以其较为科学、完善的理论基础和精简统一的指标体系,以及方法的普适性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大量应用。利用生态足迹分析方法对福建南平地区2000~2003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南平地区人均生态足迹由2000年的1.750 hm2上升到2003年的2.057 hm2,生态赤字由2000年0.465 hm2上升至2003年的0.735 hm2,年均增长速率为16.96%,说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逐年增加,目前已超出了自然生态系统生态承载力的范围,生态环境处于不安全状态。     

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经济系统耦合态势分析

在过去50 a里,在资源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生态与经济的矛盾日益突出。基于系统论视角与生态经济学原理,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用宏观流域尺度运用耦合态势定量评价模型对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经济系统耦合态势进行了评判。研究结果表明,2001—2005年间,在流域生态经济系统内部,生态环境子系统与社会经济子系统综合指数基本呈同步上升趋势;生态环境子系统的演化速度呈上升趋势,但是一直低于呈下降趋势的社会经济子系统的演化速度;生态经济系统耦合态势由2001—2003年的强烈开发不协调状态逐步调整为2004—2005年的协调发展型。     

黑河流域水-生态-经济发展耦合模型及应用

以系统动力学模型为依据,根据黑河流域生态系统、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相互作用形成的水-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耦合关系式,建立了黑河流域水-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耦合模型;通过动态模拟和综合调试,从众多实验方案中选择生成水-生态保护型发展方案 (WEP)、水-经济高效型发展方案 (WEH)、水-生态-经济协调型发展方案 (WEE) 3种有效方案。认为WEE方案耗水量介于WEP和WEH之间,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都比较显著,同时兼顾了黑河流域的经济发展目标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虽然单纯从经济发展或生态保护角度分析,不是最好的方案,但从流域可持续发展和建设流域生态经济带的角度分析,却是一个最优化的方案。进而对WEE方案对应的水-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趋势做了分析。认为未来30年流域需水总量总体呈缓慢增加趋势,流域用水结构逐步呈合理化方向演变,流域上、中、下游需水总量和结构的动态变化趋势不尽一致,农业用地结构、粮-经-草种植结构和产业结构都不同程度地朝着合理化方向发展,单方水产值及经济效益总体呈显著增加趋势。     

中国西部社会、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时空变化

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建立中国西部社会、经济与生态评价指标体系,并计算社会、经济与生态指数,对西部各地区社会、经济与生态进行综合分析评价。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定量分析了社会、经济与生态两两之间的发展模式。结果表明：（1）1990-2010年,西部各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其中甘肃以东地区经济发展显著,社会水平与经济发展保持平行提高,生态水平基本保持静止,而西南地区生态水平明显高于西北地区,西北地区生态水平波动大。（2）社会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发展模式互动趋势明显,社会进步相对于经济发展具有短暂滞后性;而生态系统反映较迟钝,生态与社会、生态与经济模式的发展趋势不明显,但与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发展模式一致。（3）中国西部各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协调度均呈增长趋势,说明随时间的推移,各个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度趋于协调发展。但2005年和2010年的协调度增长不明显,个别地区经济生态协调度出现下降趋势,生态水平的下降造成协调度增长停滞。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山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定量评估--以贵州镇远县为例

采用国际上逐渐引起重视的衡量可持续发展的生物物理方法——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在简要介绍该理论方法的基础上,针对当前我国西部山地型生态经济类型区发展现状和面临的生态问题,以我国西南山区镇远县为例,采用该地区生态经济发展的截面资料,对其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状态进行了定量评估,并对其发展趋势做了保守估计。结果表明:目前地区的生态足迹需求小于生态供给能力,生态盈余为0.0677hm~2;生态空间供需结构存在明显的不对称性;自然资源利用率低于整个西部和东部沿海省份。以目前的趋势来看,生态盈余状态最多能维持5～15a。     

基于耦合协调视角的河北省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研究

在定性分析河北省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以耦合函数为基础,构建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模型,通过对相关指标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11个地级市中仅秦皇岛的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处于勉强协调,其他地级市则处于濒临失调状态中,故河北省整体耦合协调水平很低,区域经济尚未对旅游产业发展提供有力反哺。在此结论基础上,就如何深化一体化发展提出4个发展路径,以期为河北省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有效指导。     

新疆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构建由41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计算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各子系统指标的权重以及两大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并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新疆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在1990—2014年间的演变情况。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系统中经济规模和经济质量的权重高于经济结构;城镇化系统中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权重明显高于产业城镇化、生活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1990—2014年新疆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关系经历了从低度耦合到中度耦合再到高度耦合3个阶段。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分析

采用协整检验和耦合协调模型方法,分析不同尺度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状况的时空演化及差异规律。结果表明：① 中国区域创新能力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长期稳定而短期跳跃性,区域创新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发展。② 2005~2014年间,两者动态的耦合协调程度具有尺度敏感性且在地级尺度上偏低,但正逐步改善,区域差异随尺度的缩小而增大。③ 耦合协调高值区在省级层面分布在北京、上海、广东等沿海省份,地级层面分布除沿海城市外,还有内陆省会城市及其周边城市,分布由分散逐渐集聚,宏观上已经形成“沿海-腹地”型大创新-经济合作区。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城郊经济协调评估--以河北省新乐市为例

该文以河北省石家庄近郊县新乐市为例，运用生态足迹模型（Fcological Footprint)对当前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状态进行了定量评估，结果表明：供需总量呈现出非均衡特点，存在严重的生态赤字，目前的协调状态不容乐观；供需结构呈明显不对称性，区外输入成为维持系统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自然资源利用率比全国和东部沿海平均水平都高，笔者对其产生生态赤字的原因和减小生态赤字的可行性作简要分析。     

人口-经济-住房租赁市场耦合协调研究——以中国35个大中城市为例

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人口流入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而高房价使住房租赁需求日益增加。人口、经济与住房租赁市场相互影响,三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构建人口-经济-住房租赁市场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及空间误差模型,探讨2018—2019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人口-经济-住房租赁市场三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人口、经济和住房租赁市场作为3个社会系统,彼此相互影响。在城市可持续发展视角下,三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应是人口合理流动、经济运行良好与住房租赁市场平稳运行,三系统共赢共荣。2）35个大中城市人口与经济综合水平整体有所上升,但住房租赁市场综合水平稍有下降。3）35个大中城市人口-经济-住房租赁市场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有所上升,但各城市间耦合协调水平差异变大,其中划入住房租赁试点城市的耦合协调度相对较高。同时,东部城市耦合协调度普遍较高,其中上海市和北京市已达到良好协调水平,其他城市基本为初级协调水平;中部和东北部城市大多为勉强协调水平;西部城市大多处于濒临失调水平。4）经济结构、人口规模、房地产市场发展水平与教育资源是提高人口-经济-住房租赁市场系统协调水平的重要因素。     

基于精明发展的城市绩效与生态环境耦合研究——以哈长城市群为例

城市精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是形成节约型空间格局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基于“十一五”规划基期2006年至“十二五”规划后期2014年以来的哈长城市群统计数据,从空间发展维度、福利发展维度、消耗发展维度和管理发展维度考量哈长城市群城市绩效的精明发展程度,从而在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的基础上对哈长城市群总体耦合协调发展程度、空间耦合协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十一五”规划期间哈长城市群城市绩效与生态环境之间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程度均实现西部集聚式空间分布,东部地区综合发展水平有待提高,耦合协调性亟待实现均衡式发展;“十二五”规划时期二者综合发展水平仍以哈长城市群西部为优势区域,耦合协调程度再次呈现分散式布局。② 2006~2014年研究期内哈长城市群除长春市、吉林市和绥化市外,城市绩效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均呈现微弱回落后继续增长的态势,耦合水平则出现明显下滑,仅有四平市、辽源市、哈尔滨市和齐齐哈尔市二者协调关系正向积极推进。③ 哈长城市群整体城市绩效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强度和协调程度不高,但是区域分布差异相对明显,综合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度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对应关系,总体实现空间良性共振。     

城市功能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的空间联系研究——以长江经济带107个城市为实证

利用区位熵、耦合协调模型、趋势面分析、引力模型等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功能与区域创新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测算,并对其空间联系进行了分析。得到了以下结论：2004~2014年,各个城市单元整体的耦合协调度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逐渐形成三大连绵较高协调集聚区,长江经济带总体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下游高-中上游低”的空间趋势;空间联系的最大引力线联结格局比较稳定,长三角城市群是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基地和优势集聚区;长江下游地区空间联系的网络密度与网络结构的复杂程度远高于长江中上游地区,并且逐渐形成由以长三角为核心城市圈,牵引长江中上游城市多极化发展的网络结构。     

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

不同时空尺度下,生态承载力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不同差异和变化。在阐述耦合协调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容量耦合模型对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时空分析。结果表明：① 时序变化上,2001~2012年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基本趋同,大致呈现同步稳定上升态势,耦合度均值达0.499,处于拮抗阶段;耦合协调度均值达0.463,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年均增长率上,耦合度达3.35%,大于耦合协调度的3.05%。表明生态承载力内部系统耦合作用和协同效应明显,并且耦合作用的强度大于内部协调性。② 空间分异上,17个县域的耦合度出现了低水平耦合、拮抗阶段和磨合阶段3种状态,3种耦合状态的县域个数和区间变化呈现不同的差异。耦合协调度出现了低度耦合协调、中度耦合协调和高度耦合协调3种状态,其变化状况基本上与耦合度类似,但从协调状态的县域个数和区间变化来看,耦合协调度的变化稍滞后于耦合度的变化,空间分布与耦合度分布特征基本相似,高、低值区的空间分布由西南向东北大致呈现较低-高-低-高-较低的“M”型基本格局。③ 空间组合上,17个县域出现了低耦合低协调区、中耦合低协调区、中耦合中协调区、高耦合中协调区和高耦合高协调区5种空间组合类型,其基本空间格局是,低耦合低协调区集中分布在洞庭湖区中部和西南部,高耦合高协调区则沿京广线、石长线和常岳高速三线呈“三足鼎立”布局,其它不同组合类型则集中于高耦合高协调区外围呈“零星状”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