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铁路沿线旅游安全风险评价

安全是旅游业发展的生命线.旅游地安全风险已成为我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因素,也是近年来国内外旅游科学研究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青藏铁路沿线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区域,也是旅游高风险区域.以风险理论为基础,在充分考虑旅游风险评估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构建了青藏铁路沿线旅游风险评级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AHP)和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对青藏铁路沿线10大区段旅游旺季的风险进行评估.结果发现:低风险区段有6个:湟水谷地区段、拉萨河谷区段、柴达木盆地东北亚高山区段、柴达木盆地盐湖戈壁区段、青海湖盆地区段、昆仑高山区段;一般风险区段有2个:念青唐古拉宽谷盆地区段、怒江源宽谷区段;高风险区段有2个:可可西里-长江源宽谷区段、唐古拉极高山区段.     

长白山景区旅游安全风险动态评价研究

以长白山景区旅游安全为研究对象,以鱼骨图、动态贝叶斯、GIS技术等为基本研究方法,从研究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及责任人为3个方面出发,筛选景区致险因子,构建景区旅游安全风险危险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动态贝叶斯方法综合构建景区旅游安全风险动态评价模型;并以实测数据及景区统计数据为依据,划分景区旅游安全风险评价的4个动态时段,综合实现景区旅游安全风险动态风险评价。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等以上风险区域呈条带状分布;② 高风险区域与主要景点重合;③ 长白山景区安全风险发生高概率的时段发生在第三个时段（12:00~14:00）;较高概率发生分别在第二个时段（10:00~12:00）与第四个时段（14:00~16:00）;中等概率发生较高的时段在第四个时段（14:00~16:00）;较低概率发生在第一个时段（8:00~10:00）。     

辽宁区域旅游竞争力比较研究

通过构建包括旅游资源实力、旅游基础、旅游市场实力、旅游环境实力、经济实力和旅游发展活力6个方向、21个指标、36个具体因子的区域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从区域、地区2个层面分析了辽宁省旅游竞争力的格局。辽宁省三大区域旅游竞争力格局为：辽宁沿海经济带（7．98）〉全省平均（7．32）〉沈阳经济圈（7．03）〉辽西北（5．48）。从空间来看,辽宁区域旅游竞争力格局是“东强西弱,南强北弱”。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地区产业结构对辽宁地区旅游竞争力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第三产业发达的地区,作为第三产业组成部分的旅游业发展优势明显,而第一产业比重较大的地区对旅游业支撑作用明显不足。     

辽宁区域旅游竞争力比较研究

通过构建包括旅游资源实力、旅游基础、旅游市场实力、旅游环境实力、经济实力和旅游发展活力6个方向、21个指标、36个具体因子的区域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从区域、地区2个层面分析了辽宁省旅游竞争力的格局.辽宁省三大区域旅游竞争力格局为:辽宁沿海经济带(7.98)＞全省平均(7.32)＞沈阳经济圈(7.03)＞辽西北(5.48).从空间来看,辽宁区域旅游竞争力格局是“东强西弱,南强北弱”.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地区产业结构对辽宁地区旅游竞争力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第三产业发达的地区,作为第三产业组成部分的旅游业发展优势明显,而第一产业比重较大的地区对旅游业支撑作用明显不足.     

中国旅游业发展生态负荷空间差异综合评价

旅游生态负荷是指特定地域空间旅游业发展对自然生态系统施加的压力,是旅游人地关系的具体体现。基于对旅游生态负荷现象诱发因素的分析,从旅游者压力、旅游交通负荷和旅游建筑性侵害3个方面寻找人口密度、旅游密度、千人客车拥有量、公路网密度、旅游饭店床位密度、旅游森林负荷6个相关指标,通过模型的构建,对中国旅游生态负荷的省际差异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旅游生态负荷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沿海大于内陆、东南部大于西北部的总趋势,其中旅游生态负荷最高的地区位于中东部沿海。针对中国旅游生态负荷的空间差异,采取相应的策略与措施,是保证中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山西省国家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与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方法,使用旅游政务网、地理空间数据云、政府报告和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对2001—2017年间影响山西省国家A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包含社会政治因素（相关政策、常驻人口、交通状况）、经济产业因素（三产占比、旅游收入、生产总值）和自然环境因素（海拔高度、河流水系、平均气温）。结果表明：① 社会政治因素和经济产业因素变化较大,属于动态影响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变化较小,属于静态影响因素;② 相关政策、常住人口、交通状况、旅游收入、生产总值5个三级动态影响因素的影响能力值从2001—2017年间不断加强,而三产占比三级动态影响因素呈现波动下降,海拔高度、河流水系、平均气温3个三级静态影响因素的影响能力值变化较平稳;③ 从演化过程来看,2001—2017年间社会政治因素影响能力值逐年增加,是影响程度最高的二级影响因素,经济产业因素发展为影响程度第二的二级影响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发展为影响程度最小的二级影响因素。结果可为合理评价和指导区域旅游业全面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促进旅游业发展,为旅游景区空间结构优化和旅游产业升级提供科学依据。     

山地休闲度假旅游适宜度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证研究——以伊犁地区为例

山地休闲度假旅游在我国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山地不仅适宜观光、休闲、度假和疗养,还便于开展丰富的休闲类运动和娱乐项目。通过采用特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从气候舒适度、度假旅游资源、度假环境条件和区域发展条件4个方面构建山地休闲度假旅游适宜性评价体系,并以伊犁地区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结论如下:(1)准则层的4项指标按照权重从大到小排序为气候适宜度、度假环境条件、度假资源条件和区域发展条件。(2)伊犁地区休闲度假旅游适宜度得分为4.016 6,属于"非常适宜"级别。研究揭示了影响山地休闲度假旅游适宜性的因素及相应的权重,研究结论不仅为山地休闲度假旅游适宜性评价提供新的方法与思路,也为山地休闲度假旅游开发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山东半岛城市群旅游竞争力动态仿真与评价

从城市群整体及其内部城市单体两个角度出发,通过系统分析旅游业发展动力、旅游业发展水平、旅游影响、旅游经济联系以及不同城市对城市群旅游业发展的贡献等因素,构建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对山东半岛城市群2005~2020年旅游竞争力变化趋势进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未来15年,单体城市旅游竞争力均呈现稳中有升的变化趋势,2020年各城市旅游竞争力排名依次为:青岛、济南、烟台、日照、威海、东营、淄博、潍坊;与单体城市相比,城市群地域单元整体的旅游竞争力提升幅度较大,表明城市群旅游一体化与区域整合是提升山东半岛城市群旅游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基于层次熵分析法的乡村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研究

旅游业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产业竞争力问题.通过层次分析法和熵技术的运用,构建出包含旅游资源要素状况、旅游市场状况、相关产业状况、旅游企业状况、外部环境条件、政策保障与支持条件等6个基本因素和42个具体影响因子的乡村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模型,通过对四川省、浙江省与福建省的实证分析与研究,认为乡村旅游产业系统是一个多因素、层次性的复合系统,乡村旅游资源以外的多种因素在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国旅游业发展空间差异的综合评判

从旅游收入、游客人数、旅游交通和旅游接待设施4个方面寻找评价旅游业发展空间差异的相对性指标,构建了一种中国旅游业发展空间差异的综合评判模型.评判结果表明,在31个省级行政区中,旅游业的发达程度具有从沿海向内陆、从东、南部向西、北部逐渐减弱的趋势,这与从沿海向内陆逐步对外开放的步伐以及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一致的.研究还表明,旅游业最发达的地区是北京、上海和天津传统直辖市,这与以往认为广东省居于旅游业发展之首的结论有所不同.     

民族旅游地居民文化原真性感知对地方依恋的影响——以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从旅游地居民视角出发,选取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调研地,通过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探讨民族旅游地当地居民文化原真性感知与地方依恋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文化原真性是民族旅游地居民地方依恋的重要影响因素;地方依恋由地方依赖与地方认同两个维度构成,地方依赖是地方认同的前因变量;居民文化原真性感知对地方依赖与地方认同均产生直接影响,其中对地方依赖的直接影响更显著,对地方认同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地方依赖间接产生。提升民族旅游地居民文化原真性感知水平有利于建构居民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     

旅游者感知文化距离对民族文化遗产体验意愿影响机制

基于“认知－情感－意动”理论框架,引入旅行生涯模式理论,构建了包括旅游者感知文化距离、感知新奇、感知文化风险、文化体验意愿和旅游经验等构念在内的模型,以2个典型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广西龙脊梯田和贵州肇兴侗寨为案例地,运用PLS-SEM工具检验结构模型,结果表明：1）认知阶段对情感阶段的影响显著,即TPCD正向影响感知新奇和感知文化风险,情感阶段对意动阶段的影响亦显著,即感知新奇正向影响文化体验意愿而感知文化风险负向影响文化体验意愿;2）感知新奇与感知文化风险在TPCD对文化体验意愿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该结论验证了旅游者文化体验意愿产生的心理过程遵循CAC理论模型,这是一个认知影响情感进而影响行为意愿的递进过程;3）认知积累在认知阶段对情感阶段影响路径中的调节作用部分显著,即旅游经验负向调节TPCD对感知文化风险的正向影响,但在TPCD对感知新奇的正向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结论表明,感知文化距离在特定的国内旅游情境下同样对旅游者行为意愿有显著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旅游文化距离研究的对象范围。     

甘肃省文化产业发展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处于战略地位和先导地位,是国家“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基于2011—2018年的统计数据,利用区位熵测算了甘肃省文化产业时、空变化特征,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和竞争力测算,按照自然断点法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结果表明：时间变化上,甘肃省文化产业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但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较大;空间变化上,甘肃省文化产业市、州之间不均衡现象较为突出,经济强市与文化产出之间匹配性差;竞争力上,兰州市、酒泉市、嘉峪关市和金昌市文化产业竞争力强,而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等地市文化产业竞争力弱;影响因素上,主要受需求因子、政策因子、资源因子等三大因子控制。     

塔里木河流域土地开发的生态响应研究

60 a来塔里木河流域耕地面积净增100×10⁴ hm²,在流域内部形成众多生态环境安全问题。通过选取水资源生态环境指数、社会生态环境指数和生态环境压力指数,运用ESDA空间分析方法和GWR模型对塔里木河流域35 a间土地开发与生态时空演变特征和空间响应关系进行研究,构建"土地开发-生态风险预警"模型,得出以下结论：1980-2015年克孜勒苏州和喀什地区生态等级正向转移比例较大,有84.86%的比例由较低等级（I）正向转移为低等级（Ⅱ）;和田地区的克里雅河流域,阿克苏北部区域以及塔里木河末端且末县等级退化严重,负向转移比例23.46%。和田、阿克苏、喀什地区每增加1.0×10⁴ hm²未利用地开垦规模,综合生态环境分值下降0.60到0.35,而克孜勒苏州则上升1.3~2.1;上游喀什与中游阿克苏两地区每1.0×10⁴ hm²生态退耕,每年将分别化解32.06×10⁴ t和15.60×10⁴ t化肥污染压力。阿克苏地区与巴音郭楞州土地开发生态风险达到环境资源承载力指数的75%以上,预警程度超过Ⅱ级,而克孜勒苏州土地开发处于生态安全范围。每1.0×10⁴ hm²未利用土地开发,全流域风险指数增长均值为0.003 4,下游巴音郭楞州在增加15×10⁴~20×10⁴ hm²耕地后,生态风险将逼近并超过环境预警界限,上游克孜勒苏州将在15 a之后进入中度警告阶段。     

欠发达地区旅游经济差异的空间分析——以甘肃省为例

运用ESDA方法结合GIS 软件,以甘肃省14 个市州作为研究单元,选取人均旅游收入作为评价指标,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对2003-2014 年甘肃省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2003-2014 年甘肃省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显著,旅游热点地区长期且稳定地分布在河西走廊一带,其他地市长期分布在旅游冷点地区;由于旅游资源丰度、旅游经济区位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甘肃省旅游经济发展呈“伞”型结构。位于“伞”型主干的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高,而位于“伞”型两端的城市旅游经济发展较为缓慢。针对这种差异,提出：（1）应当不断梳理甘肃省旅游资源赋存,提升旅游资源内涵,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提高地区旅游业的整体竞争力。（2）实施非均衡的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战略。（3）不断挖掘区域旅游特色,推动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提高旅游供给水平,增强区域旅游竞争力。     

基于熵权TOPSIS的云南省区域绿色发展水平实证分析

从经济增长、资源承载利用、减排环保、科技创新和社会保障5个方面构建了区域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结合TOPSIS方法测算了云南省2011~2015年各区域绿色发展指数。研究结果表明: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万人专利申请数、万人专利授权数,万人独立研究和开发机构人员数和万人普通高校在校学生人数5个指标所占权重较大,是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的重要因素。昆明市绿色发展水平一直居首位,西双版纳州、德宏州、迪庆州、玉溪市、怒江州的绿色发展水平居前列。红河州、临沧市、文山州、普洱市和保山市相对绿色发展水平较低。云南省各地区绿色发展水平普遍较低,且空间差异明显;区域绿色发展水平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湘西州6个村落的调查

基于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分析框架构建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以湘西州6个传统村落327户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式农村评估法获取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分析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类型、程度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农户适应类型可划分为全面适应型、认知缺失型、生态主导型、政策缺失型、文化主导型和发展滞后型6种,各类型特点不一; 农户总体适应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全面适应型、文化主导型、认知缺失型、政策缺失型、生态主导型和发展滞后型,全面适应型为比较适应,其他均为一般适应; 每种适应类型在6类因子适应程度上表现有内部差异,除全面适应型外,其他适应类型在社会、文化、经济三类因子的适应程度上普遍较低; 政策、社会、生态、经济和心理5类因子中有13个影响因素对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有影响,影响程度不一。最后,从农户、社区和政府3个层面提出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提升建议。     

塔里木河流域产业结构经济效益比较研究

应用偏离-份额分析方法,对塔里木河流域的5个地区1980-2005年的产业结构的变化进行比较分析,提取了各地区在产业结构效益和竞争力效益方面的优劣势信息,研究结果显示:塔里木河流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各区产业增长的主要因素.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属于绝对优势区,阿克苏地区和喀什地区属于相对优势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属于相对劣势区,和田地区属于绝对劣势区;重点分析了2000-2005年产业结构内部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塔里木河流域产业结构总体二三产业发展较快,第一产业发展较慢;三次产业均扩张的有巴州和克州;第二、三产业相对扩张的地区有喀什地区;第三产业处于相对扩张而第一、二产业处于相对收缩的地区是和田地区;三次产业均处于收缩状态的是阿克苏地区,并剖析了其影响因素.针对两种影响因素构成空间的组合方式,从产业结构角度提出推进塔里木河流域区域经济增长的建议.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Tourism Activ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Yunnan Province

Using ArcGIS to analyz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Yunnan Provinc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local condition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termine the development model suitable for their characteristics. The results show several important featur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distribution. (1)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Yunnan Province have spatial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unbalanced cohesive distribution, and they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higher-level cities and prefectures such as northwest Yunnan, west Yunnan and south Yunnan. Among them,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of Baoshan City have the highest distribution density of 66.33 per 10000 km². This is followed by Dali Prefecture and Honghe Prefecture, where the densiti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re 44.13 per 10000 km² and 37.66 per 10000 km², respectively. (2)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Yunnan Province are natural geographical factors, humanistic historical factors and transportation factors. Among them, the natural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with a large vertical gap in Yunnan Province gave birth to the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 history of a farming civilization that has been pass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has laid a brilliant and splendid humanistic foundation for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he high-altitude areas are relatively primitive. The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s have delayed the de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by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summary, these factors have affect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Yunnan Province to some extent. (3)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Yunnan Provinc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activation path of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ethnic characteristics, and also to carry out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endowment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resources, that is to develop a series of activation modes including agricultural tourism, cultural tourism and ecological tour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