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个体行为的城市居民医疗服务消费特征及社会分异——以广州中心城区为例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事关城市居民生活品质和社会公平,基于微观个体行为的公共服务消费特征探讨,有助于从需求角度审视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有效性及公平性。以广州中心城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数据系统分析转型期城市居民的医疗服务消费及社会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广州中心城区医疗服务设施配置对城市居民购房选择的影响弱于公园绿地、教育和商业设施;费用支出、服务态度及技术设备条件决定城市居民的医疗服务消费选择,空间距离作用较小;医疗服务消费出行时间集中在35 min内,出行方式以步行和公交为主;医疗服务消费支出以自费为主,消费评价总体不高。在社会分异上,高收入群体更重视医疗服务口碑和技术设备条件,对费用支出关注程度较低,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选择偏好区级及以上高等级医疗服务,对公立医疗设施评价最高;而中低收入群体以"自己处理"及选择低等级医疗设施为主;公立医疗服务空间分布相对均衡,民营医疗设施则与中低收入群体更为接近,这与西方城市公共资源分布格局中的"服务反比例法则"不一致。     

北京市核心区医疗设施可达性研究

基于空间化的人口数据及改进的两步移动搜寻法,分析北京市核心区医疗设施的可达性和分布公平性。结果表明:北京核心区医疗设施的可达性空间分异特征显著,总体上呈现从中心向外围递减的圈层结构,且东北部高于西南部,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医疗设施的空间分布及服务能力、居住需求点的人口密度以及二者之间的交通状况;核心区高就医可达性街道相比于低就医可达性街道常住人口和老年人口占比更小,总体居住环境更差,医疗资源供给与需求的空间匹配程度较低。据此提出改善核心区医疗设施可达性分布的均衡性和公平性的政策建议。     

北京市老年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特征及驱动力

基于北京市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街道数据,多尺度考察了北京市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演化特征。研究表明:2000—2010年北京城市功能拓展区老年人口分布最为集中,城市发展新区增长迅速;10年间老龄化程度加深,区县间空间分布差异增大;老年人口总体呈"中心高、外围低、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高社会隔离度区域面积显著扩大且在郊区集中分布,低社会隔离度区域面积缩小;养老设施总体供给不足,老年人口与养老设施空间分布不匹配;基于老年人口的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可达性空间分布不均衡。最后从人口自然加龄、外来人口、经济发展、公共服务设施和城市发展战略等方面分析了其影响因素。     

西方国家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理论及研究进展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是城市社会性服务业的依托载体,是指城市中呈点状分布并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教育、医疗、文体、商业等社会性基础设施。西方国家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理论及研究主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基于公共物品理论,确立社会公共服务的政府单中心供给模式,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区位、供给效率是研究重点：70年代至90年代,从公共服务的双主体联合供给理论出发,探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空间公平;90年代以来,在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理论基础上,从社会结构视角深层次研究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空间可达性差异及社会空间分异。     

城镇体系结构及与城市化的耦合机制——以西陇海兰新经济带甘肃段为例

城镇体系结构是城市化格局及演化的基本框架.以西陇海兰新经济带甘肃段为例,利用甘肃段41个县及以上城镇统计资料,结合相关分析模型、分形理论和GIS空间分析方法,从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空间结构及与城市化的定量关系入手,探讨了城镇体系结构基本特征以及与城市化的时空耦合机制,得到以下结论:[1]甘肃段城镇体系结构以2002年为转折点,进入第二阶段的倾斜发展,其特征表现为:等级规模不服从位序-规模法则,属典型首位分布;等级规模结构具有分形特征,单核心增长格局发生分异;空间结构具有分形特征,呈点轴空间分布格局.[2]城市化水平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城市规模的大小(与城市规模呈对数关系),还取决于等级规模结构的均衡性(其对数与不均衡指数成线性关系),同时,城镇体系的空间结构影响其发展的进程.并藉此探讨了甘肃段城镇体系及城市化未来发展方向与策略.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外向功能空间格局及分形特征

从城市经济基础理论出发,采用Zipf法则和差异度指数,分析2003-2011年中国省域尺度和城市尺度下的生产性服务业外向功能空间格局、等级体系及分形演化特征。结论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外向功能空间差异明显,不同尺度上均呈极化趋势,外向功能差距扩大;省域尺度上,对外服务流高度集中于北京、上海,空间演化形成新疆、山东、河南、湖北、重庆、贵州、云南、江西和福建9个省份外向功能较弱;城市尺度上形成若干个外向功能密集区,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及东北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空间结构特征并且特征变化明显。省域尺度和城市尺度生产性服务业对外服务流的位序规模分布均符合Zipf定律,省域尺度呈单分形特征,城市尺度呈双分形特征;第一无标度区对外服务流等级规模均衡性略优于省域尺度的均衡性。城市尺度第二无标度区和无效标度区城市均为本地服务中心城市,内部结构体系变化显著并且城市间外向功能差距扩大。外向功能城市可以划分为五级,高等级服务中心外向功能提升较快,不同规模等级服务中心之间差距在扩大。     

广州市城乡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以教育、医疗和文体设施为例,采用Kernel密度分析和通径分析,研究了广州市城乡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特征及其成因。结果表明：1）城乡聚集水平差异显著,总体上呈核心―边缘圈层结构格局,其中老城区为核心区,新开发区为过渡区,而广大农村区则为边缘区;2）不同类型设施空间格局基本一致,但各具特色,医疗设施密集程度最高,教育设施次之,文体设施最低;3）区际空间分布不均,行政区划烙印明显,越秀、海珠和荔湾区核密度最高,与增城、从化差异显著,行政边界成为Kernel密度等值线连续向外扩展的割裂线;4）通径分析表明,人口因素决定公共服务需求,是影响公共服务空间布局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因素决定公共服务供给,防止人口过于集中分布和增加公共服务设施投入是解决广州市公共服务设施城乡分布不均最有效的方法。     

转型时期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析

通过构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综合公平指数模型,借助三维模拟及GIS空间自相关技术,探讨了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格局、公平性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呈核心-边缘格局,区域供给规模差异大且与人口分布不相协调,区际及不同类型设施的空间聚集水平差异显著;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综合公平...     

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识别分析

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不仅是多样化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集中区,也是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的热点区和城市活力的窗口区。已有城市多中心研究主要关注就业和人口多中心,却较少关注公共服务设施多中心特征。基于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点要素数据,结合不同类型和等级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半径与质量特征,采用加权核密度与等值线分析等方法对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进行了识别。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设施热点区分布的空间模式有所差异,但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中心边缘结构;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强度和混合度分别呈现出“一心五片”与“一核多点”的空间特征;根据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强度和混合度的等值线分布综合判定,研究区范围共识别出136个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其集聚强度与距市中心距离呈现出U型变化规律,与所在街道的人口密度存在指数分布规律;多元回归模型验证,最近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距离对北京城市居民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其相对影响强度超过“市中心距离”区位变量;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形成机制包括自然历史因素的基础作用、经济发展因素的主导作用、社会需求因素的调节作用和规划政策因素的引导作用。研究认为应加强北京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空间均衡化建设,适度增加城市边缘郊区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数量和服务能级,有助于引导和疏解非首都功能产业和人口向城市郊区转移。     

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基于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调查及人口交通出行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和数据统计方法,研究广州中心城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特征及其成因。广州中心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整体上呈老城区为核心、老城外围为边缘的空间分布格局;区际及不同类型服务设施的空间聚集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与人口分布不相协调;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的圈层及扇形分化特征突出,次中心区的配置水平逐步提升。自然地理条件、城市建设历史、经济发展、制度政策变革及供给与需求变化是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     

北京市公共文化设施服务水平空间格局和特征

本文从设施数量、质量、空间分布和满意度4方面,构建设施服务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借助多指标综合评价法、GIS空间分析和三维模拟技术,探讨北京市中心城区公共文化设施服务水平的空间分布格局和差异特征。由公共文化设施服务水平评价结果得出,不同类型设施服务水平空间差异显著,文化服务中心(文化站)服务水平最高,艺术馆最低。由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分区可知,54.96%的街道处于低水平。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其空间特征如下：设施服务水平空间分布不均衡,服务水平整体上呈现明显的“核心—外围”空间结构,沿核心到外围递减,并且核心区较高,西北部和南部地区偏低;服务水平空间分异趋势明显,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均呈倒“U”型趋势,并且东西方向相对于南北方向变化较为平缓,由西到东微弱上升;文化设施服务水平空间分布与人口空间分布相关性较弱;文化设施等级与服务水平基本相匹配,高等级设施占比较多的城区设施服务水平也较高。     

基于大数据的老年人生活圈及设施配置特征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老年人生活圈是社会地理学和交通地理学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该领域已有一定研究,但在数据类型及其覆盖范围、空间尺度效应、空间分异特征等方面仍需进完善。采用手机信令数据和POI数据等大数据分析方法,以北京为样例,探讨老年人生活圈范围及其同设施配置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① 老年人生活圈存在空间分层特征,包括邻里生活圈、居住区生活圈、都市生活圈等多层次生活圈;② 生活圈同设施配套之间的关系存在尺度效应,居住区生活圈层面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对生活圈的影响强度要显著高于邻里生活圈层面;③ 不同设施之间存在差异,购物、休闲娱乐、医疗服务设施等老年人的刚性需求类设施的可达性水平与生活圈半径呈现出负相关,而餐饮、文化教育设施等消遣娱乐设施的可达性则反之;④ 不同的地理区位也存在显著差异,设施可达性水平对生活圈范围的影响在市中心较弱,反而在郊区较强。结论将为国土空间规划和宜老化城市建设实践提供依据。     

新重力P中值模型及其在城市综合医院区位决策中的实证检验——以无锡市为例

区位—分配模型是实现公共服务设施最适配置的有效方法之一。传统的P中值模型以效率作为导向,采用“邻近分配”规则,不考虑设施容量(规模),难以适应城市综合医院供需之间相互作用规律下适度均衡、居民随机概率式选择和区位与规模同步求解的布局要求。本文尝试以P中值模型为基础框架,在对P中值模型来源及其适用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出基于供需双方(居民—综合医院)空间相互作用的重力P中值模型。新模型通过纳入“邻近就医”最大出行成本因子,确保居民至少邻近1所综合医院(保障空间公平);通过追求总加权出行成本最小化,确保设施空间配置效率;通过纳入设施容量规模因子实现设施区位和规模同时求解;通过纳入最小规模因子,保障设施规模效率和服务质量公平。进一步通过无锡市区综合医院空间配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采用新模型优化后,综合医院空间配置更加公平、居民邻近就医更加便捷,且能够实现与社区卫生设施协同布局,使整个医疗设施体系空间布局更加合理。本文构建的新重力P中值模型(模型的变量参数可作适当调整)可用于竞争型公共设施区位决策,为相关设施布局调整或者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中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及其空间格局分析

以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从教育服务、文化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基础设施服务、社会保障服务和信息化服务6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综合测度各省份城市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利用信息熵原理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测度各省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并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的空间格局进行研究。研究表明：① 各省份城市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差异均十分显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空间分布为“T”字型格局,并呈“东—中—西”阶梯状递减;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空间分布与城市存在很大的不一致性,呈“东—西—中”阶梯状递减的格局。② 31个省份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偏低,其空间分布存在着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特征。③ 各省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对均等化指数的影响大于城市,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关系类似马太效应。     

南京城市义务教育设施空间演化

选取规模、质量、可达性和承载压力等指标,综合运用Zipf对数模型、G指数、差异判别系数及路网测度技术等方法研究南京城市义务教育设施的空间演化。结果表明：① 义务教育设施总体规模在扩大,但小学规模差异缩小,初级中学则扩大。中心城区和郊区的规模差异呈现不同特征。② 义务教育质量总体表现出空间扩散态势,核心-边缘结构依然明显存在,行政区内极化现象突出。③ 义务教育设施的时间可达性总体降低,学区划分对可达性公平存在重大影响。④ 由于人口年龄结构和设施布局变化,除江宁区和建邺区外的多数地区义务教育承载压力明显减轻。     

基于生活圈理论的合肥市城市养老服务设施空间配置合理性研究

基于生活圈理论,构建了城市养老服务设施空间配置合理性评价标准,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从城市、行政区及街道等不同空间层面对合肥市城市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特征及配置合理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合肥市城市养老供给以社区养老服务为主要类型,城市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数量和体量在4个行政区间存有较大差异;2）合肥市城市养老服务设施空间分布、配置合理性均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地区呈圈层式递减,城市新区是养老服务供给的薄弱地段;3）合肥市城市养老服务设施空间配置合理性在街道层面差异更显著,覆盖率相似街道呈现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     

社区生活圈基础教育设施空间可达性评价与布局优化研究

使用基于Rhino平台的UNA工具包,从住宅楼层面对大连市沙河口区幼儿园、小学和初中3类基础教育设施的空间可达性进行分析,并提出布局优化措施及新增选址方案。主要结论如下：① 各类基础教育设施空间分布不均,存在重复与缺失并存的现象;设施与住宅楼空间分布“错位”现象严重。② 各类基础教育设施均存在服务范围内住宅楼数量较少的问题,学区内的学生上下学需要耗费较长的路程与时间,若设施仅服务于规定服务范围内的居民,则部分设施会存在利用不足的情况。③ 在规定服务范围内,初中的可达比重最大,其次是小学和幼儿园。在规定服务范围外,幼儿园可达性为差及以下的比重最大,其次是初中和小学。④ 设施布局主要存在2个问题：设施供应不足和设施利用不足,对此提出相应的优化思路。并在考虑可达性和供需的情况下,提出2个新增设施参考选址方案,以改善设施可达性。其中方案一增加140所,方案二增加107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