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电子信息产业及其价值链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作为主导产业部门之一的电子信息产业在北京具有较强的产业实力及较好的发展前景。本研究通过分析电子信息产业和大型电子信息企业主要价值链环节在北京的分布情况, 总结了电子信息产业及其价值链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北京市电子信息产业郊区化趋势明显且呈集聚分布, 大型电子信息企业主要价值链环节也呈集聚分布, 生产环节的远郊化明显, 呈现多中心空间结构;北京市主要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区呈现明显的功能分工、大型电子信息企业主要价值链环节呈现明显的区域分工。     

全球价值链下区域分工地位与产业升级对策研究——以东北三省为例

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在测算出国家层面的各产业GVC分工地位指数的基础上,引入东北三省内的地区和产业差异因素,估算出东北三省工业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研究发现,整体上东北三省采矿业等基础工业贸易增值量较大,但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和低端锁定威胁;而其制造工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较低,对外贸易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比较劣势,并且这一劣势还存在恶化倾向。就各省来看,基础工业方面,辽宁省在采矿业上的比较劣势相对较小,黑龙江省在采矿业上存在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和低端锁定风险,而在制造业上吉林省的比较劣势较大。因此,东北三省要实现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就需要转变传统的产业发展和外贸理念,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将高新信息技术与传统工业生产相结合,发展新型工业化模式,在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走创新驱动的集约化发展道路。     

中国跨区域产业分工与联动特征

基于对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的扩展运用,建立指标体系,构建区域产业分工模型与跨区域产业联动模型(包括区域间引力模型、产业间引力模型、跨区域各产业间联动模型),从具体产业角度探索中国跨区域产业分工与联动的特征。研究发现:(1)在区域产业分工方面:中部、西北、西南地区是静态比较优势产业较多的区域,而沿海及京津地区是动态比较优势产业居多的地区,区域间产业梯度已经形成。(2)在跨区域产业联动方面:①区域间产业联动强度受经济地位及空间距离的影响显著,沿海与内陆之间跨域产业联动性较弱;②1987～2002年间,各产业综合关联度发生显著变化,产业间关联强度逐渐增大;③跨区域产业联动具有明显邻域空间指向性,区域联动层次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密切关系,尽管产业间横向联动与纵向联动相结合的混合型联动格局正在形成,但合作领域多集中于科技含量较低的能源原材料型产业与相关下游产业之间。     

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结合欧美关于产业集聚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利用统计数据、问卷调查和企业访谈等相关资料,概括总结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过程、特征及其产业类型、空间过程、驱动力量、集群形成推动者、重要的创业支援机构、其他重要的形成因素和发展绩效。借助Porter的菱形构架 (钻石体系),全面分析了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初始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形成。而在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发展中,政策驱动和外资驱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政策尤其是政府在营建官产学合作网络以及区域创新环境方面,极大地激励了北京高科技产业的集聚和发展。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外资企业成为近年来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重要驱动力量。作者进一步提出探讨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时,要具有综合观点,特别是要结合区域自身特点来分析各影响要素的构成和具体作用。     

基于价值链分工的跨国生物医药企业在华布局模式

从企业微观视角,深入分析了全球前30强生物医药企业的价值链不同环节在华布局特征及各环节间的空间分工模式。研究结果表明:(1)从整体上看,绝大多数企业集中在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三大区域,其中总部和研发中心都集中在北京和上海,制造基地则散布在三大经济区内。(2)从区域内部价值链分工看,长三角、京津冀的价值链分工体系较为成熟,珠三角仍处于利用其成本优势吸引制造基地布局阶段。(3)在华跨国生物医药企业内部"研发中心"与"制造基地"的分工存在跨区域、同区域跨城市和城市内部3种模式,在华投资的路径可以分为"先制造后总部研发"的制造先行模式和"先总部后制造研发"的总部先行模式。     

广域旅游产业集群：区域旅游发展的地域分工与组织

区域旅游发展是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专题。区域旅游是同一区域范围内不同地区之间互为旅游客源地、互为旅游目的地的区内旅游活动。区内旅游供给由跨城市区划的食、住、行、游、购、娱等地方小产业集群环环相扣而成,这种分工模式在区域范围内形成一种基于地方产业集群组合的广域旅游产业集群。在这种集群形态内,存在着空间组织、产业组织及运营模式创新的空间。研究区内旅游流在城市节点间的空间演化特征和机制,以及区内旅游流所遵循的典型旅游线路在城市节点间的产业链演化特征和机制,在此基础上,探索基于广域集群组织的区域旅游发展创新,最后在理论上形成提升,形成涵盖结构与功能关系的广域旅游产业集群研究体系,对于区域旅游理论研究和发展实践而言,具有重要的价值。     

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分工研究

为反映区域产业分工现状,利用变异系数与空间洛伦茨曲线、空间基尼系数相结合,在产品层次上,对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分工现状进行定量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协调发展建议。结果表明：辽宁沿海经济带农业和采掘业依据自身比较优势发展相应产业,产业分工较为明确;制造业在行业层次存在同构现象,但在产品层次上,各地差异化发展明显,区域产业分工逐步显现;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亟待调整,其中基础服务业与个人消费服务业发展较为完善,但生产和市场服务业中的金融、物流和专业技术服务业与公共服务业中的公共管理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影响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与产业结构的升级。在此基础上,针对各产业分工结果,提出相应的协调发展建议。     

贸易开放条件下的区域分工与工业污染排放

对外贸易是否导致专业化区域锁定于污染行业而加剧污染排放?从动态视角出发,将区域分工视为专业化集聚与动态演化的综合,基于中国2003-2009年261个地级市30个制造业大类数据,借助区位商与共现概率描述专业化集聚与动态演化,构建联立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一方面,专业化集聚将形成多个层面拥挤效应,降低污染行业进一步集聚的概率,制约区域朝着污染专业化方向演化;另一方面,环境规制将有效抑制区域进一步朝着污染专业化方向演化。因此,尽管对外贸易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污染行业在专业化区域的集聚,但并未因此造成污染排放在区域之间形成两极分化。     

国内价值链构建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机理研究

承接产业转移是广大中西部地区的重大发展机遇。在分析全球价值链(GVC)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经济梯度,提出了构建国内价值链(NVC)的基本思路。根据劳动力、资源、市场和区位等不同要素,明确了国内价值链主要划分为生产者驱动价值链、购买者驱动价值链、原材料驱动价值链和混合驱动价值链4种形式,重点分析了在不同价值链下地方产业集群升级的重点和方向,提出了不同的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模式和内在机理。     

珠江三角洲工业地域分工研究

本文从专业化部门的数量和发展水平以及专业化部门地区分布和组合两方面揭示珠江三角洲工业地域分工的基本特点。指出新形势下虽然不少县市存在专业化部门多而不精，工业结构趋同的问题，但珠江三角洲地域分工格局已开始形成。文章还讨论了形成工业地域分工特点的原因并提出了完善地域分工的措施。     

关中城市群工业分工协调及密集带规划研究

以关中城市群为研究区域,选取西安、咸阳、宝鸡、渭南、铜川5个地级市2010年统计年鉴中工业分行业产值数据,采用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和产业区域同构系数的计算方法,对关中5个地级市工业行业相似程度和地区间产业同构程度进行测度分析,结果表明：关中城市群中13.9%的工业行业存在产业同构问题,36.1%的工业行业存在严重的产业同构问题。一级核心城市西安和二级核心城市宝鸡的工业产业同构程度较大（0.678）,不利于产业转移和产业链的延伸升级。咸阳和渭南、咸阳和铜川的工业同构程度也较大,不利于区域间产业分工和合作,需要进行协调整合。通过选用区位商、产业专门化率、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作为指标,对关中5个地级市工业行业发展情况进行综合比较,得出各市综合优势工业产业,进一步确定各市工业产业重点发展方向。依照产业地理分布状况,结合各市产业专业化及关中专业化情况、产业规模和产业链条及产品分工,提出关中城市群应重点发展汽车生产制造、石油化工、纺织服装、机电装备、有色金属、医药制造、食品饮料烟草等七大工业密集带。产业密集带作为最有效的产业空间组织形式,可为关中城市群工业发展形成规模与集聚效应提供理论支持。     

多尺度视角下的产业价值链与空间升级研究框架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在出口导向的产业发展模式驱动下,中国积极加入全球化进程并快速实现产业升级。进入21世纪后,在面临成本上升和制度环境变化等诸多危机和挑战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升级。这从根本上重塑了产业组织和空间结构,改变着中国制造业在地方、区域乃至全球出口市场中的角色功能和影响力。基于文献分析,论文将产业升级划分为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2种模式,并分别从全球、国家、区域、地方、企业等多尺度视角下探讨了中国产业升级的机制及其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 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现象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是产业升级的2个侧面,综合两者的分析框架能更全面地反映中国产业升级的现状;② 中国产业在升级模式上体现了复杂多样性,已有研究关注的产业升级模式较为单一,未来应更加关注中国产业升级路径和方式的非线性、复杂性和多元性特征;③ 中国产业升级是由全球、国家、区域、地方、企业等多重尺度力量相互耦合下共同驱动的,透过多元地理尺度融合的分析框架解读产业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机制,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产业的发展和赶超之路。     

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概念性认知及其研究框架

随着全球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对环境问题的广泛关注,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框架也成为西方学界研究环境问题中跨区域性、全球-地方联系和环境权力博弈的重要工具。论文将绿色化问题引入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中,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凝练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内涵;并对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驱动机制、全球价值链经济主体的升级带动的绿色化、全球价值链不同治理模式中管理绿色化等基本问题域进行讨论,初步构建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的研究框架;并辨析了不同空间尺度下全球价值链绿色化研究的主题和特点;进而提出未来研究需重点关注环境权力关系的界定、绿色化治理的模式以及全球尺度的绿色化网络等方面,旨在为全球价值链下环境问题的分析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地理学区域研究中的外部性认识及其科学意义

"人地关系"和"区域研究"是地理学的两大传统,区域关系是人地关系的一种重要体现.在地理学的"区域范式"下,存在两类不同的区域系统,即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环境系统,它们在地表空间上的叠加会产生"空间冲突",并导致经济区域的外部作用.地理学已经发现和积累了大量的区域外部作用的地理事实.由于我国独特的区域制度和"行政-经济"区...     

技术关联与土地财政对区域产业演化的影响

区域产业演化是新产业进入、旧产业退出的过程,新产业为区域创造新发展路径。受本地技术关联驱动,区域产业演化表现出路径依赖,而外生的制度因素可以改变新路径的方向。基于中国城市土地出让收入数据及工业企业数据库,分析历年土地财政和产业演化的时空分异特征,并利用Logit条件回归模型在城市-产业尺度实证检验技术关联与土地财政对区域产业演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技术关联促进了中国区域产业新路径产生。(2)土地财政总体上阻碍了中国区域产业新路径的产生。(3)城市的土地财政依赖总体上加剧了产业演化的路径依赖,阻碍了我国产业突破既有发展路径和实现转型升级。(4)土地财政对产业演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土地供给增长显著促进区域产业发展;土地财政促进了区域内生产业发展,强化了技术关联对产业发展新路径的积极效应。在中部,土地财政的扩张效应促进了区域发展及其路径突破,区域产业演化受产业转移影响,不受本地技术关联驱动。在西部,土地财政抑制了区域发展,本地技术关联的影响不显著。在东北,土地财政带来的土地供给增长有助于区域产业发展,产业演化存在路径依赖。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the effect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s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re the important found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social development,and the adjustmen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s a critical way to promot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timely adjustment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s a major step to reconstruct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In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dministrative Rank Potential Energy (ARPE) model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ADA) under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gional interaction,spatial field energy model and power exponential func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1)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influence of an administrative re-gion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administrative resources,and the potential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2) The growth rate of ARPE in the study area from 2010 to 2015 was 20.7％ compared to the period 2005 to 2010,and the potential fo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creased to 3.05％ from 0.21％ before the "cancelling" the prefec-ture-level city of Chaohu.(3)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of the usefulness of ADA can not only distinguish the complex impacts brought about by social development,but also accord with re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ditions.The ARPE focuses on the both region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thereby serving as a reference for ex-plaining and evaluating adjustments to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t the macro-and mi-cro-scales.     

中国城市价值链功能分工及其影响因素

价值链的空间重组正在深刻的改变着城市体系的经济景观,建立在价值链分工基础上的城市功能结构的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课题。将中国上市公司500强企业网络划分为公司总部、商务服务、研究开发、传统制造、现代制造、物流仓储和批发零售七种类型功能区块,研究了中国城市价值链功能分工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沿着价值链的功能分工已经成为中国城市体系经济景观的显著特征,功能多样化城市和功能专业化城市并存于中国城市体系,东部地区和城市密集地区的城市在价值链分工中占据了更好的地位;中国城市按照价值链中的优势功能可以划分为九种类型,少数城市转变为承载公司总部、研究开发、商务服务等多样化功能的高等级中心城市,而大量中小城市则转变为传统制造专业化基地;市场潜力、关键资源、区位条件、营商环境等城市属性特征是城市功能分工的重要影响因素,城市资源、区位可达性等属性特征的增强将提高城市成为总部基地、商务中心和研究基地的概率,而降低城市成为传统制造基地的概率。     

全球产业转移与GVC区域竞争——基于中国与中南半岛四国的分析

以中国和中南半岛四国为对象,以定量评价全球产业转移背景下的区域全球价值链(GVC)竞争态势为目标,采用多因子综合评价、IRIO投入-产出分析和RCA、GVC指数分析等方法,刻画了21世纪以来全球43个主要经济体、八大类型产业的全球产业转移时空演化特征,同时测算了中国和中南半岛四国的全球产业转移吸引力以及制造业全球竞争力的时空演化格局,并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分析了中国和中南半岛不同国家、不同产业部门全球价值链GVC参与度指数和GVC地位的区域竞争动态演变趋势。研究发现:①2000—2014年,中国成为承接全球产业转移规模最大的国家,不同经济体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是吸引全球产业转入最主要的因素。②2000—2018年间,中国的全球产业转移吸引力水平长期维持在高位水平,整体上优于中南半岛四国。③2005—2015年,中国的中高级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层面的竞争优势日益强化,柬埔寨、越南则分别在初级制造业和中低级制造业部门提升了其国际竞争力。④中国的整体GVC参与度水平在2005—2015年期间低于越南,但其GVC地位指数却远远领先于中南半岛。     

中国大都市区高新技术产业分叉过程及动力机制——以武汉生物产业为例

以演化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综合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等相关研究成果,认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是本地要素与全球力量、历史条件与现实努力、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并构建了基于多尺度、多要素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分叉动力机制分析框架。同时,以武汉市作为案例区,通过梳理武汉市生物产业形成和演化历程,总结影响其生物产业发展的要素和作用形式。研究发现：生物产业与本地光电子产业之间的技术联系、高校和研究所、以及企业本身仅仅是决定生物产业在武汉市形成的一部分因素,地方政府、跨国公司和留学归国人员等主体也是促成生物产业“生根发芽”的重要主体,它们在武汉生物产业发展的各个阶段,作用程度是不同的。这一点是区别于欧美发达国家以技术为核心的产业分叉研究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目前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仍然停留在“量的扩张”阶段,与欧美发达国家以“质的提升”为主的发展本质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