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网络的跨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测度及转化

行政边界是跨界旅游区空间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边界效应测度是分析其影响性质、方向与程度大小的重要尺度。借助社会网络的密度和中心度等网络指标,构建了跨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和节点边界效应两类测度指标,以大别山天堂寨跨界旅游区为例,对其边界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跨省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显著大于跨县界旅游区的整体边界效应,边界两侧的整体边界效应也存在分异;跨省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显著性节点组织的比例高于跨县界旅游区边界效应显著性节点组织的比例,其中非显著性的节点主要集中在景区管委会、旅游局、景区经营公司等社会组织。边界效应大小取决于行政边界的层级、地理交通、边界两侧旅游发展水平和成熟度的差异、情感认知等因素。跨界旅游区边界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化的源动力来源于旅游资源共生性、利益主体对旅游市场拓展意愿,根本动力来自于区域旅游一体化的要求,并提出相应的转化途径。基于社会网络的边界效应分析法为研究跨界旅游合作机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广西城市化与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测度与互动分析

基于城市化与环境的耦合协调互动特征构建了耦合协调理论模型,对1985～2007年广西城市化与环境系统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了测度和互动关系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从耦合度的时序来看,1985年以来广西城市化与环境系统基本处于交互耦合的颉颃阶段,1985～2001年城市化-环境耦合系统的耦合度从0.187上升到0.500,系统在演化过程中经历了一个"S"型的周期性变化,跨越了低水平耦合、颉颃阶段,在2001年进入磨合阶段,但之后系统的耦合度又退回到颉颃阶段,并在2007年达到了极小值。从耦合协调程度的时序看,广西城市化与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也较低,基本还处于中低水平。这说明广西逐年加快的城市化进程给环境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需要正确处理和协调快速发展的城市化与日益严峻的环境状况之间的关系,尽快采取措施促使广西城市化与环境系统向耦合协调方向发展。     

跨界旅游区合作的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

跨界旅游区旅游发展潜力大而问题复杂、矛盾突出,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旅游地,成为区域旅游发展研究的新焦点。从空间属性、功能属性、供需属性、边界属性、合作内容、组织属性等方面总结出跨界旅游区合作的6个特征。以中国山岳型跨界旅游区大别山天堂寨为例,揭示跨界旅游区合作影响机制是一个由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面的影响因子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循环反馈系统。其中宏观影响因子涉及区域层面,包括区域经济因素、区域社会文化因素、区域制度因素和区域区位因素等,中观因子涉及组织层面,包括组织价值和文化、组织机构、组织历史、组织制度和组织网络等,微观因子涉及利益主体个体层面,包括利益主体的价值观、专业知识背景、个性特征以及对景区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感知、态度和行为等。     

跨界旅游区的组织网络结构与合作模型——以大别山天堂寨为例

跨界旅游区是旅游发展潜力大而管理对象复杂的地理单元,成为旅游地理学区域性研究新焦点。立足于组织际关系(IORs)和社会网络理论方法视角,剖析出跨界旅游区空间合作行为实质为跨界旅游组织之间接触交流的网络构建和重组。在相应的社会网络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基础上,对大别山天堂寨跨界旅游区网络结构和跨界合作进行实证分析,并经核心—边缘模型验证,表明:①从网络密度看,天堂寨整体网络密度较局域网络密度小,呈现出行政区内的强联结和行政区之间的弱联结,网络结构洞特征凸显;低层级行政区之间网络密度大于高层级行政区之间的网络密度;跨界维度越多,网络密度越小,说明跨界旅游活动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②从网络节点中心度看,局域中心度最大,整体中心度次之,边界中心度最小,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旅游行政区经济存在且相当强势。③根据Francisco的组织际合作关系整合模型,发现天堂寨跨界旅游合作处于由弱合作阶段向中合作阶段过渡。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各方共识度,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采取组建跨界旅游联盟,进而提高跨界合作强度,是实现天堂寨跨界旅游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宁夏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交互耦合关系。本文以宁夏5个地级市的社会、经济、环境等数据为基础,构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并比较5个地级市在2001-2013年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动态变化。结果表明：（1）城市化和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中贡献份额最大的指标分别为经济城市化和生态压力;城市化综合水平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均呈现稳定上升趋势;（2）不同城市的耦合协调模式有着不同的演化特征,银川总体处于转型发展的基本协调-生态环境滞后阶段,石嘴山处于基本协调-城市化滞后向基本协调转变阶段,吴忠、固原和中卫总体处于基本不协调向转型发展的基本协调-城市化滞后转变阶段;（3）相比于京津冀等发达地区,宁夏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水平较为落后。宁夏需把握机遇,深入推进沿黄城镇带建设和宁南区域中心城市与大县城建设,促进全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     

汾河流域城市化与水资源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通过构建汾河流域城市化与水资源系统指标体系,利用综合评价法对2010—2019年汾河流域城市化和水资源综合水平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汾河流域城市化与水资源的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汾河流域城市化综合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城市化子系统重要程度表现为经济城市化>社会城市化>空间城市化>人口城市化;水资源综合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水资源子系统重要程度呈现出水资源利用>水资源水平>水资源保护,水资源环境不断优化,2013年出现短期下降,主要受水资源量和用水量等要素的影响;从时间上看,2010—2019年汾河流域城市化与水资源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经历了从2010年低水平轻度失调到2019年高水平协调发展过程;空间上,2010—2019年汾河流域六市城市化与水资源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吕梁、太原、忻州达到良好协调水平,临汾、运城处于勉强协调水平,而晋中则处于磨合阶段的濒临失调水平。     

新疆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构建由41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计算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各子系统指标的权重以及两大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并使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新疆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度在1990—2014年间的演变情况。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系统中经济规模和经济质量的权重高于经济结构;城镇化系统中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的权重明显高于产业城镇化、生活城镇化和生态城镇化。1990—2014年新疆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关系经历了从低度耦合到中度耦合再到高度耦合3个阶段。     

基于旅游客流的跨界旅游区空间网络结构优化——以泸沽湖为例

以四川、云南省交界处的泸沽湖为研究对象,基于问卷调查和网络游记,获取旅游客流数据,借助社会网络理论与方法,构建跨界旅游区空间网络结构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并从旅游客流视角,探讨其旅游空间网络结构、节点功能角色及边界屏蔽效应,最后得出泸沽湖旅游空间格局及优化路径。结果表明：① 泸沽湖旅游空间网络呈现中北部密集、南部疏松的格局,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环湖旅游客流同时具有环状和节点状线路选择趋向,受边界效应影响,整体网络存在边界客流断裂现象,分片区旅游客流则呈多核心辐散状;② 泸沽湖环湖15个旅游村寨节点可分为旅游核心、次旅游核心、重要旅游节点、一般旅游节点和边缘旅游节点5 种角色类型,同一类型旅游节点在中心性指标上有相似的模式特征;③ 跨界旅游活动存在显著的边界效应,泸沽湖省级行政边界两侧整体边界屏蔽效应大致相当,而节点边界屏蔽效应分异显著,四川片区节点边界效应显著的节点比例明显大于云南片区;④ 泸沽湖跨界旅游空间网络结构总体呈现“五级旅游基地、六条旅游轴线、三级旅游系统”的空间格局,并提出川滇共建景区管委会,统一资源产品开发、品牌构建和市场营销,发挥小洛水、达祖的跨界旅游通道职能等优化路径。     

中国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测度及时空演化

旅游业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是当前旅游管理学和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该文运用Super-SBM模型、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及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对2010-2019年中国31个省域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水平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演变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空间特征较相似,表现为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且均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阶梯状特征;2)研究期内,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系统耦合协调等级以基本协调和中度协调为主,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高西低、中部均衡”的空间格局;3)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和集聚效应,高值集聚区主要位于京津冀、长三角等沿海地区,低值集聚区主要分布于西藏和西北地区,耦合协调度冷热点分布形成以长三角为核心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特征,据此提出了促进旅游效率与乡村振兴良性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DYNAMIC VARIATIONS OF WATER QUALITY IN TAIHU LAK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ＬａｋｅＴａｉｈｕｉｓａｌａｒｇｅｓｈａｌｌｏｗｌａｋ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ｗｈｉｃｈｐａｌｙ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ｏｌｅｉｎ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ａｔｅｒｓｕｐｐｌｙ,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ｅｔｃ.Ｗｉｔｈｒａｐｉ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ｎｔｈｅａｒｅａ,ａｌａｒ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ｌａｋｅ,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区域旅游竞争与合作关系的初步分析

区域旅游竞争与合作是当前旅游研究中的热点所在.从区域旅游竞争与合作关系的产生机理人手,通过对有竞合关系的旅游地吸引力进行对比,将区域旅游竞合关系的空间结构划分为大圈-体型、优势屏蔽型和互补合作型3类,从而为政府对有地缘性关系的区域旅游地竞合关系抉择进行博弈分析和调控提供相应对策.     

基于城市体系的长江三角洲旅游地域系统研究

首先分析了长江三角洲旅游资源的分布格局及长三角旅游发展的整体性现状，认为长三角旅游整体发展的协调性不足。然后从城市体系与区域旅游整体发展耦合的角度出发，引入了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空间结构、交通网络结构和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的分析研究，并以此划分出了长三角两个层次的旅游地域系统，给出了长三角地域旅游城市网络体系的空间组织。最后提出了长三角区域旅游产业联动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山地、湖泊的三维大气－斜压水动力学耦合模式──在日本琵琶湖水－气系统中的应用

大气、湖泊的边界层是大气边界层和湖泊边界层两部分组成的，它们之间通过湍流交换连接在一起，形成一整体系统。经过分界面的动量通量是连续的，热量是守恒的。基于此，本文在近几年工作的基础上，建立了大气边界层与水动力学模式的耦合模型，并对日本琵琶湖进行了实验研究，获得了一些比正压和均匀风场模式更符合观测实际的结论：（１）无论夏季（ＳＳＷ）和冬季（ＮＮＥ）作用下，湖面均可形成正的风涡度场；（２）夏季时，风的正涡度场对形成琵琶湖中观测到的环流特征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还构造出与环流相匹配的深水区低、浅水区高的温度场；（３）夏季时，初始温度场的水平分布特征对模式结果的影响很小；（４）冬季时，湖中无明显水平环流生成。     

山西省区域中心城市势力圈与行政区域的叠合分析

城市势力圈的划分是城市系统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城市势力圈代表了区域内的社会经济分布力度,划分出中心城市的势力圈,便可直观地了解中心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区域内城市体系分布格局,进而影响区域的开发顺序。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山西省各区域中心城市的综合规模值,以场强公式与断裂点公式确定各中心城市的强影响与弱影响势力圈半径,再以中心地理论为基础,借助GIS划分各城市势力圈的具体范围并与其行政范围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山西省区域中心城市强影响势力圈与其行政范围差异较大,形成以太原为单核心式的势力圈空间结构,各中心城市呈现非均衡状态;山西省区域中心城市势力圈的形成有它特有的规律;通过势力圈与行政区域的叠合分析,得到各城市的势力圈构成和势力圈的跨市域分布特征。研究结论可为山西省城市规划、经济区划、行政区划调整等提供理论基础。     

环洞庭湖旅游区旅游开发研究

分析了环洞庭湖区旅游发展现状和持续发展制约因素,提出了区域合作、统筹规划、严格保护、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指导思想,确立了旅游开发目标、开发定位和开发模式,提出了环洞庭湖区域旅游开发措施：建立高效精干的旅游管理协调机构;加强旅游规划管理;加快湖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旅游宣传促销力度,努力提高知名度;加快旅游人才培养;加强湖区旅游环境保护,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三维分析

区域旅游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在这个系统内旅游者、旅游资源、旅游环境、经济与社会等要素相互作用。运用系统分析法,从旅游活动的主体和核心、旅游发展的物质基础、区域旅游发展的依托以及旅游发展的目的等各方面对旅游系统的要素进行分析。旅游系统的发展要落实到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在对区域旅游系统研究的基础上,从要素维、空间维、时间维三个维度对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进行了全面的综合分析。     

青川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景观与旅游解说系统的构建分析

青川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是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第一个开园的以地震遗址为主题的地质公园。地质公园内景观类型主要以滑坡、串珠状分布的堰塞湖、地热和可燃气体等为主。人文景观有民居遗址、纪念碑、遇难同胞纪念墙等。与四川其他地震遗址相比,该遗址公园的突出特点是造成当地居民重大伤亡的山地次生灾害集中分布,滑坡和泥石流遗迹保存完好。作为震遗地质公园,需要在人们凭吊和瞻仰过程中配有较好的旅游解说系统,加强解说人员的地学素养,强化地震博物馆中地震模拟的建设。现该遗址公园已成为省级地质公园,在此基础上需要通过对遗址公园的景观构建及公园旅游解说系统的建设,期望其成为国家级地质公园乃至世界级地震遗迹公园。     

我国区域旅游资源的复式评价

分析认为我国旅游资源的经济是由二个阶段完成的,区域旅游资源评价的主要依据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第一次评价着眼于旅游资源的类型,第二次评价着眼于市场开发的可行性及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