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出行的空气污染暴露测度及其影响机制——北京市郊区社区的案例分析

利用2010年北京两个典型郊区社区（天通苑、亦庄）居民出行的GPS数据与活动日志调查数据,测度了不同交通方式环境下居民每日出行过程中PM_2.5和CO空气污染暴露度,并分析了不同人群PM_2.5和CO空气污染暴露度的差异性,进而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郊区社区居民PM_2.5和CO空气污染暴露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机动化出行率对空气污染暴露程度的直接影响最大,其次是出行次数与出行时间,即机动化出行率越大,出行次数越多、出行时间越长空污染暴露程度越高;机动化出行率通过影响出行时间和出行次数间接影响空气污染暴露度;职住距离对居民空气污染暴露度也存在影响,职住分离程度越高空气污染暴露度越高,职住距离通过增加出行时间进而增加空气污染暴露度。② 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群体的出行空气污染暴露度存在一定差异性,中等收入群体显著高于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租房者显著低于购房者;未婚群体的PM_2.5污染暴露度显著高于已婚群体,驾照持有群体的CO污染暴露度高于无驾照群体。     

地理环境与时空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进展

主观幸福感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热点,与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建设宜居城市密切相关。已有大部分文献侧重单一空间尺度的研究,分析社会经济属性和地理环境要素(包括建成环境、社会环境、环境污染)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有部分研究关注居民日常出行属性和活动特征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探讨长期幸福感与短期幸福感的内在关系。论文对上述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评价,综合考虑地理环境、时空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复杂关系,构建主观幸福感的理论研究框架,总结时空行为视角下多尺度、多维度地理环境要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以及作用路径,并探讨主观幸福感的时空动态规律以及微观行为机制,为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优化居民行为模式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     

城市居民日常身体活动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

依托南京主城区居民日常身体活动调查数据,基于身体活动时空维度,挖掘城市居民日常身体活动时空分异特征,并采用混合效应模型探究身体活动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居民日常身体活动时空异质特征明显。工作日/非工作日不同类型身体活动时间安排及个体间差异均显著;工作性、交通性、家务性身体活动空间制约明显,而休闲性身体活动空间分布更具弹性;与工作日相比,非工作日不同类型身体活动空间范围变化收敛与扩散特征并存。② 活动空间范围、个人社会经济属性、自身健康状况对居民日常身体活动分异均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居民日常活动空间范围决定身体活动的空间适应与选择;社会分工差异导致不同性别、年龄人群身体活动具有指向性;身体活动时间出现与个人社会经济实力倒置现象;而良好健康状态会激励居民日常身体活动的保持。     

北京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重视自身生活的幸福程度.学术界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注虽然由来已久,但是鲜见从地理学角度出发的研究,尤其是评价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本文以北京为例,基于大规模问卷调查,构建了个体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框架,分析了不同社会属性人群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测度了制度与政策等因素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属性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明显;制度因素对个体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拥有本地户口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外地户口居民;工作时间和通勤时间的增加都能降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迁居能提高个体的生活满意度,然而频繁迁居和更换工作却会降低个体的生活满意度.     

交通性体力活动与空气污染暴露交互作用下的健康综合效应评价——以南京市为例

针对空气污染问题严重的中国,仅单纯的强调主动式干预建成环境来促进居民体力活动水平,但可能造成居民长期暴露于有害气体中,反而使得居民的健康效益受损。为此,本文以南京市为例,尝试从个体视角分析居民进行交通性体力活动所收获的健康效益。研究发现,并不是只要进行体力活动就是有益身体健康的,需要根据不同的天气状况而定。在空气质量比较好的情况下,体力活动的健康效益占主导地位,而在空气质量比较差的情况下,居民进行体力活动的健康效益不能抵消空气污染暴露造成的危害,活动越多,健康风险越高;在城市内部不同建成环境中进行体力活动的健康效应差异显著,老城区居民交通性体力活动的健康效益高于新城区和主城区,新城区空气污染暴露的健康负效益高于老城区和主城区,而老城区居民进行交通性体力活动的健康“净”效益大于新城区,主城区次之;不同交通小区的健康效应差异显著,体力活动健康“净”效益的热点集聚区是在功能集聚、交通便捷和绿地、水体景观覆盖率较高的区域,而靠近城市主干道、隧道等交通复杂的区域和工业园区是体力活动健康“净”效益的冷点集聚区。本文以期为提出更高效、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设施布局与制定相关的交通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城市居民出行的空气污染暴露测度及其影响机制——北京市郊区社区的案例分析

利用2010年北京两个典型郊区社区(天通苑、亦庄)居民出行的GPS数据与活动日志调查数据,测度了不同交通方式环境下居民每日出行过程中PM2.5和CO空气污染暴露度,并分析了不同人群PM2.5和CO空气污染暴露度的差异性,进而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郊区社区居民PM2.5和CO空气污染暴露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机动化出行率对空气污染暴露程度的直接影响最大,其次是出行次数与出行时间,即机动化出行率越大,出行次数越多、出行时间越长空污染暴露程度越高;机动化出行率通过影响出行时间和出行次数间接影响空气污染暴露度;职住距离对居民空气污染暴露度也存在影响,职住分离程度越高空气污染暴露度越高,职住距离通过增加出行时间进而增加空气污染暴露度。2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群体的出行空气污染暴露度存在一定差异性,中等收入群体显著高于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租房者显著低于购房者;未婚群体的PM2.5污染暴露度显著高于已婚群体,驾照持有群体的CO污染暴露度高于无驾照群体。     

城市居民非工作活动的家内外时间分配及影响因素——以北京上地—清河地区为例

中国各大城市交通供求不平衡的问题日益凸显,如何科学合理地分析、预测、引导交通出行需求已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西方对城市居民出行需求的研究已经由基于出行的分析转向基于活动的分析,并且认为家内/家外活动决策与出行需求的产生密切相关;而国内少有从家内/家外活动时间分配的视角透视居民出行需求的产生机理的研究。基于2012年北京市居民日常活动与交通出行调查所采集的第一手数据,本研究以北京上地—清河地区为例,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工作日与休息日家内/家外的非工作活动的时间分配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此尝试对居民非工作出行需求的产生机理进行解读。研究表明：家内活动与家外活动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家内/家外非工作活动时间分配受到工作与通勤时长、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并且不同类型的非工作活动的家内/家外时间分配存在内生联系。研究结果将为居民出行需求预测与引导提供参考依据。     

邻里社会环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以北京典型低收入社区为例

结合地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关于邻里社会环境和幸福感的相关理论,采用2017年北京典型低收入社区的调研数据,设计了邻里社会环境指标,分析邻里社会环境对低收入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社区以及不同社会经济属性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明显,邻里社会环境对低收入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邻里支持、社会参与和邻里认同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同时发现邻里社会环境对外地户籍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更明显。     

空气污染对城市活力的影响及其建成环境异质性——基于大数据的分析

建设充满活力的城市空间得到地理和城乡规划学者的广泛关注。随着空气污染问题的加剧,空气质量影响居民在城市空间中的活动,但鲜有研究考察空气污染与城市活力的定量关系。基于广州市2019年新浪微博签到记录、日气象和空气质量数据、以及建成环境数据,本研究构建以街道为空间单元、以天为时间单元的面板数据,通过标准差椭圆（SDE）以及面板回归模型测度空气污染对城市活力的抑制效应以及该抑制效应在不同建成环境上的异质性。研究得到以下结论：① 城市活力SDE面积随空气质量指数（AQI）上升而收缩,轻度污染和中度污染的城市活力SDE面积仅为空气质量优的约80%和30%。② 运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控制街道的空间关联性后,空气质量指数（AQI）对城市活力具有明显负向影响,AQI每增加1个单位,日活动强度减少约0.10次/10 km²;当空气质量恶化到中等污染后,AQI每增加1个单位,日活动强度减少约0.14次/10 km²。③ 空气污染对城市活力的抑制效应在不同建成环境上存在异质性,POI密度、离城市中心距离强化空气污染对城市活力的抑制效应,而地铁站密度、道路交叉口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则弱化空气污染对城市活力的抑制效应。本研究有助于更好厘清空气污染、建成环境与城市活力的关系,并为优化建成环境以缓减空气污染对城市活力抑制效应提供分析支撑。     

基于个体时空邻近指数的户籍维度社会空间分异研究——以上海市郊区10个典型镇为例

社会空间分异是城市研究的经典议题。在人类移动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传统的基于居住空间汇总的社会空间分异测度方法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对于居住空间外的日常活动空间隔离的探讨相对缺乏,对于不同活动和不同时段间分异格局差异的考虑有所不足。因此有必要从“基于人”的视角出发,探索社会空间分异测度的新方法,探讨不同时空间维度的社会分异格局。本研究基于上海市郊区10个典型镇的活动日志调查数据,构建“个体时空邻近指数”,聚焦户籍这一反映中国城市特征的重要维度,以不同户籍类型人群之间的分异程度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时空间特征,并对结果进行可视化。研究表明：上海市不同户籍人群在活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存在明显的社会空间分异。本研究创新了基于活动空间的社会空间分异测度方法,从活动与时空间结合的视角探讨了户籍维度的社会空间分异,为更好的理解在中国大城市日益凸显的社会空间分异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居民时空行为与环境污染暴露对健康影响的研究进展

环境污染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之一,严重危害居民的健康状况。已有关于环境污染与健康研究主要包括宏观区域层面的环境污染与健康指标的相关关系研究;基于居民日常交通出行的空气污染暴露与健康效应的研究;以及关注社会经济属性,重点探讨黑人、儿童、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所承受的环境负面影响,即环境公正和健康不平等研究。本文对上述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评价,基于时空行为、环境公正等学科前沿议题,为研究环境污染与健康之间的复杂性提供多样化的理论视角以及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同时提出,需要将个体时空行为、环境污染与健康相关联,从微观层面深入研究基于居民时空行为轨迹的环境污染暴露与健康影响机理,挖掘不同社会、空间背景下的环境公正与健康不平等的内在关系,为发展更为公平、有效的城市与交通规划措施以及环境健康政策等提供科学依据。     

社区公园空气污染暴露特征及其居民感知 ——以广州市中心城区为例

基于空气污染监测与问卷调查数据,研究了广州中心城区33个社区公园空气污染暴露特征、影响因素及其居民对空气污染感知。主要结论为：1）各区社区公园空气污染暴露风险及其空间格局分布差异较大,低暴露风险公园所占比例较小。2）空气质量指数（AQI）、PM_1.0和PM₁₀与社区公园面积呈显著负相关;AQI、PM_1.0、PM₁₀和PM_2.5与斑块形状指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二氧化碳（CO₂）与离城市主干道距离呈显著负相关,但社区公园1 km缓冲区范围内城市道路密度与其空气污染关系不大。3）超过1/3的居民对社区公园空气污染程度的主观感知优于客观测度的空气污染水平。4）可替代活动空间以及社区公园可达性影响居民空气污染暴露风险。由于社区公园面积规模较小,对空气污染减缓作用有限,未来应尽可能规划面积规模较大、可达性较高、形状更饱满且远离交通主干道的社区公园。     

邻里环境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广州的实证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流动人口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其主观幸福感的水平是衡量当前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依据。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在城市微观尺度的空间差异性,少有研究探讨邻里环境对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基于2015年广州调查问卷数据,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广州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水平及其主要影响因素,重点关注社会支持、邻里建成环境与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研究发现,广州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平均水平仍然较低,具体表现为：①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较低、消极情感偏高;②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地理空间异质性;③邻里社会环境(如邻里贫困、人口密度)与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邻里建成环境(如整洁程度、交通可达性)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其中,邻里流动人口比重和人口密度,与流动人口的消极情感得分呈显著负相关;④广泛的社会支持能显著提升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因此,减少地区贫困、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拓展社会支持的来源等都将有助于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以及新型城镇化的推进。     

城市轨道交通和建成环境对居民步行行为的影响

步行作为一种主要的交通方式和日常体力活动形式,其与公共交通使用和建成环境的关系是城市地理学和公共健康研究的热点。目前城市轨道交通对步行行为的影响研究相对不足,且在中国的实证研究中对于自选择问题的控制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基于2014年西安市建成环境与居民出行行为微观调查数据,采用匹配对照的准实验研究设计,通过自选择效应的控制,本文探究并区分了城市轨道交通及建成环境对交通和休闲步行频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出行态度和偏好等自选择因素对个人步行频率具有重要影响。② 控制了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和自选择因素后,受访者对建成环境的感知极大地影响了步行频率。③ 客观建成环境变量对于步行频率的影响与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存在一定差异。无论交通步行还是休闲步行频率模型中,均未发现密度的显著影响。客观建成环境变量中周边购物及餐饮设施数量和常规公交站点数量对交通步行频率产生显著正效应,但对休闲步行并不产生显著影响。④ 地铁对交通步行频率具有显著的独立影响。本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城市居民步行出行背后的影响因素,并为通过优化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来引导城市居民绿色和健康出行的政策制定提供启示。     

基于时空行为视角的犯罪地理创新研究框架

犯罪地理研究与时空行为领域的研究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二者都强调时空间环境与人类行为的相互作用。犯罪行为是人类特殊行为的一种,相关实证前沿已开始重视不同犯罪相关主体（犯罪者、潜在受害者、警察等）时空行为规律的挖掘、日常活动的动态衡量及不同主体行为的交互等方面对犯罪发生的影响;时空行为研究中的活动空间、环境暴露、群体分异、活动交互等维度的成果可拓展至犯罪地理研究。近年来,两大领域的前沿成果不断涌现,但目前仍缺乏从时空行为视角对犯罪地理学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并对两者的融合创新进行深入探讨。为此,本研究在梳理犯罪地理中时空行为的理论基础和评述犯罪者、潜在受害者、警察时空活动对犯罪时空格局的影响研究基础上,基于犯罪地理和时空行为领域的交叉维度构建犯罪时空行为创新研究的框架,尝试推进该交叉领域在理论、方法与应用等方面的发展。     

尾矿区居民的环境污染感知研究

以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典型的铅锌矿尾矿区—铁炉子村为研究区,以问卷的形式调查了常住居民对开矿引起的环境污染的感知状况,采用秩和检验及相关分析方法,研究该尾矿区居民的环境污染感知状况与居民属性的关系。结果表明:(1)尾矿区居民认为该尾矿区最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为水污染,其次为粉尘和大气污染等。(2)超过50%的居民认为矿区的大气、粉尘和水污染等环境污染均与开矿有关系,且开矿对居民身体健康和生产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最有可能使居民患上肺吸尘等呼吸系统疾病,并使矿区周围的农牧业减产。(3)居民属性与居民对环境污染感知的相关关系表明,居民职业显著影响居民对水和噪音污染以及健康担心程度的感知,居民年龄与其对环境卫生污染的感知、居民文化程度与其对大气污染的感知、居住时间与居民对粉尘和水污染的感知均呈显著正相关,居民文化程度对环境卫生污染的感知、居民距矿区的距离与其对粉尘、水、噪音、环境污染感知均呈显著负相关,居民性别对环境污染的感知无明显影响。研究可为当地政府部门治理和规划尾矿区的环境提供理论依据。     

京郊农村社区宜居性评价研究——以延庆县大榆树镇为例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村社区宜居性研究越发重要。本研究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构建农村社区主客观宜居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延庆县大榆树镇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层次分析、多元回归等统计方法进行主客观宜居性及二者差异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大榆树镇社区宜居性主客观总体评价一般且较一致,社区建设水平层次仍较低,主观满意度各村差异较大;2)自来水稳定性、污水排放处理等生理层面需求,以及治安状况所体现的安全层面需求与主观满意度关联性最强;3)年龄差异与宜居性满意度评价显著相关,老年人较关注生态环境、道路交通等生理层面需求,年轻人则更关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层面需求。     

煤矿区居民对环境问题的感知——以陕西省彬长矿区为例

 居民环境感知是其环境行为为基础,研究居民属性对环境问题感知的影响,对煤矿区的环境保护社会措施的实施有重要参考意义。彬长矿区是国家重点产煤区,但其环境问题非常严重。通过实地访谈和407份有效问卷的统计,利用秩和检验等方法,探讨了居民对环境问题的感知和调适行为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是：（1）矿区居民对环境普遍不满,他们认为大气污染最严重,其次是环境卫生、噪音和水污染,最后是塌陷和地裂缝。环境问题的最主要原因由采煤和煤炭加工;（2）在居民属性与环境问题感知方面发现：性别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塌陷和地裂缝的感知有明显的影响。年龄属性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塌陷和地裂缝的感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文化程度属性对大气污染、塌陷和地裂缝的感知有显著负向影响。职业属性对各类环境问题的感知均有显著影响。居住时间对噪音污染感知没有显著影响,对其他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居住空间在居民对矿区环境问题的感知上具有显著性负向影响。研究结果可以为矿区的环境治理、政策制定等提供参考     

从实时定位、环境监测到神经生理：行为地理学技术发展前沿

方法与技术的前沿性是行为地理学的学科特色,技术视角的学科梳理有助于认识行为地理的自身价值与优势。论文回顾了实时定位、环境监测与神经生理3项技术的发展脉络,围绕行为背景、行为环境、行为体验的技术应用进行了综述,并总结了空间—行为互动、地理背景不确定性、批判神经地理的理论推进与批判反思;进一步构建了融合动态背景—精细环境—实时体验的全面技术框架,形成了从背景到环境再到体验的行为地理综合研究体系,并提出了神经生理技术融入行为地理学研究的理论提升方向。论文旨在贡献地理流动性背景下的行为地理学创新路径,服务于行为地理学的知识生产与理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