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超大城市户籍人口转化的实证研究

“十四五”时期到2030年,加快流动人口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相差约18%,老龄化压力与劳动力市场缺口使大城市纷纷出台“抢人”政策,市民化程度亟待提升,焦点在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超大城市每年户籍人口转化数相差很大,学界对此缺乏研究,使得城市每年能“化”多少户籍人口成为重要学术问题。本文结合自然和社会两个视角,选取简明指标,构建可能—满意度模型,测算4个超大城市年均户籍城镇化转化缺口,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超大城市户籍缺口的主导因素。影响超大城市户籍人口转化的因素主要是医疗、教育和供水。城乡治理亟需转变被动和僵化的制度安排,实现弹性的常态化治理。     

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时空格局演变

以户籍人口数据为基础,运用多种人口密度模型,探究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时空格局演变特征,探讨了单中心与多中心城市人口密度模型的适用性,归纳总结了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与响应机制。研究表明：① 1928—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数量呈扁“S”型阶梯式增长态势与向心式“大分散、小集中”的户籍人口分布格局,以秦淮河为核心的人口集聚区一直是南京城市户籍人口分布的主中心;② 百年尺度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空间结构特征呈现点状单中心、轴式双中心、飞地式复合多中心与放射圈层式多中心等4个发展阶段;③ 南京城市户籍人口分布格局可归因成距离衰减规律、异速增长效应、空间极化特性、区域边缘结构等4种空间区位法则的共同作用结果。基于中心地理论的多中心模型假设验核效果最优,符合城市户籍人口分布格局的识别特征;④ 近百年来南京城市户籍人口时空格局演变历程是中国近现代城市转型的缩影。南京历经百年制度变迁,城市户籍人口的“强中心”空间格局一直保持稳定,未见逆城市化端倪。中国传统城市人口居住中心与西方以城市规划用地功能为基础的中心商务区有本质区别。     

城乡融合发展机理与演进规律的理论解析

城市与乡村始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融合体,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过程就是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过程。“城市病”因乡村病而生,“乡村病”也因城市病而生,“城市病”与“乡村病”同病相连,互为病因,复合叠加形成“城乡病”,根治“城市病”必须通过乡村振兴,根治“乡村病”也必须通过新型城镇化。本文在对国内外城乡融合发展研究综述的基础上,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城乡病理病根及对立格局,解析了城乡融合发展的主控要素、驱动机制、城乡融合发展的规律性和持续性,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测度试验系统,提出了城乡多融合发展的三角模式,验证了中国城乡融合发展正处在城镇化后期城多乡少的高度融合阶段,未来将迈入城镇化终期城多乡少的深度融合阶段。从政策层面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有关城乡发展政策的演进路径,总体经历了从城乡二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再到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演进过程,这些政策对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从路径层面建议合并召开中央城乡工作会议,合并编制《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规划》,实施城乡深度融合发展战略,把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时作为解决城乡病、提升城乡发展质量的两种不同手段,创新城乡融合发展理论与方法,构建评估体系定量评判城乡融合发展程度,建设美丽城市和美丽乡村。推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向高度同步化、深度融合化和共荣化方向发展,同步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和乡村发展质量,同步实现城市现代化和乡村现代化。     

兰州市回族人口空间演化及其社会响应

基于1982~2010年兰州市街道和乡（镇）层面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反距离权重插值和空间关联分析等方法,结合ArcGIS 9.0和GS⁺7.0等软件对兰州市回族人口空间演化及其社会响应进行了全面分析。结果表明,首先,兰州市回族人口呈一主一次“双峰体”结构,“峰体”之间回族人口不断填充。其次,回族人口空间分布表现出强正相关性,集聚趋势增强,空间结构相对稳定。“热点区”位于老城区,范围不断扩大,且向东西方向延伸;“冷点区”位于老城区外围,范围逐步缩小,且向西偏移。而回族人口增长空间则表现为弱正相关性,空间结构具有明显的随机性和不稳定性。“增长热点区”范围持续缩小,“增长冷点区”范围不断扩大。在此基础上,从传承民族文化,增强城市包容,繁荣城市经济,构建和谐城市4个角度对回族人口空间演化过程的社会响应进行了系统地归纳和总结。     

基于生态适应性循环三维框架的城市景观生态风险评价

本研究以城市社会—生态系统为风险评价对象,引入生态适应性循环三维框架,将景观生态风险评价指标从单一的景观指数层面扩展至“潜力—连通度—恢复力”三维准则,并以深圳市为研究区,基于有序加权平均（OWA）算法对评价结果进行情景设置。研究结果显示,评价中干扰指标主要影响风险评价结果属性值域,而风险空间格局则受暴露指标制约;深圳全市景观生态风险整体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城市新建成区风险最高,大鹏半岛风险最低,羊台山与笔架山公园则是城区内部的相对风险低值区;基于OWA方法设置情景偏好,绘制“忽视”、“正常”及“重视”三种风险情景下的城市景观生态风险图。本研究基于生态适应性循环理念集成社会—生态系统时空动态干扰与暴露指标表征城市景观生态风险,并通过OWA方法变换主观偏好、降低评价不确定性,可以满足不同发展思路下的城市开发布局需求,从而为城市景观发展空间权衡提供决策支持。     

1995—2015年中国人口迁移的时空变化特征

本文利用人口普查数据,估算了1995—2015年中国地（市）间人口O-D迁移流和迁移率,结合GIS空间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揭示了20年间中国人口迁移的时空变化特征。研究发现：① 中国人口迁移由相对不活跃、局部地区参与的“低活性时代”,逐步走向相对活跃、绝大多数地区参与的“高活性时代”。② 人口迁移地域类型的时空演化过程呈现出各活跃型地（市）不断扩散,而非活跃型地（市）大幅缩减的特点。③ 人口迁移网络以“胡焕庸线”为界,东、西两侧迁移流“东密西疏”且差异悬殊,这一空间格局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顽健性。④ 在人口省内迁移持续增强,以及跨省迁移中沿海三大城市群吸引力的“此消彼长”和西南地区吸引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口迁移流场结构表现为：沿海地区主要城市群内部分化和影响范围减弱,中部地区（除湖北省）未能演化出以省为单元的独立社区,西部地区则是西北相对稳定而西南持续变动。     

特大城市“三线冲突”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划定“三线”(生态红线、城市开发边界、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是构建城市生产、生态、生活空间格局和实现“多规合一”的关键。但在实际工作中,“三线”由不同部门依据不同准则划定,在空间上往往存在冲突。本文以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从图斑层面探讨“三线冲突”的类型与表征,并分别采用空间格局分析和相关分析法研究“三线冲突”的空间格局特征和区域条件对其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武汉都市发展区内“三线冲突”以生态—耕地冲突和生态—城市冲突为主,城市—耕地冲突面积较小;②生态—耕地、生态—城市和城市—耕地冲突热点分别集中于都市发展区边缘、都市发展区内部和城乡过渡带,呈圈层分异的特点;③区域条件的6个指标对3类“三线冲突”子类型冲突强度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研究结论为：一是“三线冲突”强度可以用“三线冲突”强度指数(TLCI)表征;二是空间自相关分析、梯度分析、景观格局分析法可以很好地刻画“三线冲突”空间特征;三是对“三线冲突”的自然—人文驱动机制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本文有助于从城市空间视角加深对“多规冲突”问题的理解,识别“三线冲突”的自然—人文驱动因子,为实现“多规合一”提供理论支撑。     

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演化的结构特征与驱动因素

以Web of Science合著论文数据为基础,参照以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为对象的世界城市网络系列研究选取全球526个主要城市,借助空间分析和网络分析,分析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演化的结构特征和驱动因素。结果显示：① 空间结构方面,“头部”城市格局稳定,欧美城市垄断明显;城市在全球知识合作网络与全球高端生产性服务网络中的空间分布存在差异;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在不同地理尺度上均呈现出非均衡特征,网络重心有显著的东移和南移趋势。② 拓扑特征方面,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的规模、密度和连通性不断增强;网络呈现出显著的“小世界性”和“无标度性”、“核心-边缘”结构和“社群”结构;不同城市在网络中发挥着不同的“全球功能”和“国家功能”。③ 驱动因素方面,全球城市知识合作网络的演化由内生和外生驱动因素共同作用。其中,内生驱动因素包括当代知识创新范式的转变、知识创新过程的非线性演进、知识组合的特定方式、合作对象择取的“偏好依附”以及维持合作关系的“社会纽带”;外生驱动因素包括地理邻近、国家边界、区域协定以及殖民历史。     

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基于中国40个大中城市的实证分析

在中国经济和城镇化都逐步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厘清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本文将宜居性作为一项“要素”引入生产函数研究框架,构建了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影响的理论模型,并基于2005—2019年中国40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面板门槛模型等方法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 2005—2019年中国大中城市的宜居性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但存在明显的维度分异和空间分异特征。② 总体上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提高具有抑制效应,但这种效应在不同时间阶段和不同城市规模中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对于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前,以及规模较大的直辖市和部分经济发达的省会城市,这种抑制作用比较显著;而进入新常态阶段后,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③ 经济发展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还存在门槛效应,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影响效应呈现出显著的倒“N”型门槛特征。当经济发展使职工平均工资处于6万元至8万元时,经济发展能明显提高城市宜居度。经济发展本身对城市宜居性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单一门槛抑制效应,但其负向影响呈现出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从“宏观指引”和“微观行动”两个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城市收缩：内涵·中国化·研究框架

城市收缩是中国当前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不断涌现的一个新现象,给传统基于“增长情景模拟”的区域—城市规划范式和发展认知论带来极大的冲击和挑战;如何构建城市收缩“中国化”理论分析框架也由此成为学术界和规划管理部门关注的焦点话题。据此,论文围绕如下几个问题展开分析：① 系统梳理城市收缩概念的由来、城市收缩与城市增长、城镇化,以及与本土化、国际化的关系认知,指出城市收缩与城市增长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2个方向互异的过程产物,也是一个嵌入全球化而根植于本土化的结果产物,研究中应避免“就收缩城市论收缩”;② 辨析与界定城市收缩与收缩城市的概念内涵,指出当前收缩城市识别标准的不统一,源于城市收缩与收缩城市概念混淆、概念重现象描述而忽视要素—效应的发展关联;③ 从研究范围、研究时段、界定标准和研究背景与区情差异性等方面对城市收缩内涵的“中国化”进行了初探,提出以城市建成区为研究范围、以10年为考察期、以综合取代单一人口指标构建收缩城市识别标准与方法体系,立足区域关联剖析、预测与响应收缩城市等内容与形式来落实“中国化”城市收缩内涵; ④ 基于产权区域、场势理论、区域关联与区域差异性构建中国语境收缩城市研究框架与实践路径。研究结果以期抛砖引玉唤起国内广大地理学者对城市收缩研究的“中国化”进行深入探讨,为世界城市收缩研究提供“中国经验”。     

乡−城、城−城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定量比较分析了乡?城和城?城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差异。研究发现：① 总体而言,城?城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显著高于乡?城,户籍价值、社会融入对两类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有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在两类人群间存在差异。② 流出地的户籍价值显著阻碍了乡?城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流入地的户籍价值、经济方面的整合融入对城?城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更显著。③ 户籍价值、社会融入对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影响存在城市规模及流动距离分异。④ 产生上述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不同户籍身份所塑造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等的差异。     

城镇购房衡量的农业转移人口流向特征与形成机制

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购置房产切合了新型城镇化规划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市民化的要求。研究购房定居或准备定居城镇群体的流向特征,有助更好地落实有效供给。随机问卷调查乡村务农人员、打工者,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及其背后的家庭成员,采用回忆或电话问询方式填写农村购房转移个体和家庭基本状况,获得江苏、河南、陕西等24省区1327份有效信息,分析中国购房转移群体的流向特征与态势,用Spearman双变量相关分析和多项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从个体或家庭角度探究购房流向分异的成因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20世纪80-90年代购房转移人口少,2000年以来渐多,趋向年轻化,教育程度较高群体多购房转移到规模较大或等级较高的城市。省区内城市,尤其县级城市是购房转移主要地,镇吸纳能力整体较弱,原住地层次影响迁住地高度。东部地区省区内购房转移多元分化,中部地区在县级以上城市分散购房转移,西部地区购房转移到省区内地级以上城市占一半以上。需求互补性、中介机会、距离远近影响购房转移及其分异,获得期望的经济收入加以城市的吸引力,是人们在工作或打工地购置房产的深层原因;没有稳固工作地点,一般倾向家乡的县级城市、镇或者就近的高等级城市购房。购房转移和流向分异与教育程度、固定工作与否、是否购房地工作、现工作地时间、购房年龄等个人或家庭发展条件的因子显著相关,是宏观社会环境政策影响、中观城乡系统各种媒介作用与微观个体或家庭成员主观行为多向耦合综合驱动的结果。     

中国省际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格局及影响机制分析

构建中国省际流动人口户籍迁移网络,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及空间滤波等方法分析该网络的空间格局和驱动力。主要发现：① 户籍迁移意愿网络呈现出集聚的空间格局,排序较高的户籍迁移意愿流主要从欠发达地区指向发达地区。② 户籍吸引力及户籍流出分别呈现出随机及集聚的空间格局,户籍流出热点区为西部及东北地区,冷点区为中东部地区。③ 迁入地人口、FDI、迁入地及迁出地人均GDP、平均工资等因素均显著影响户籍迁移意愿。流动人口个体、家庭因素、住房条件及迁移原因等同样与户籍迁移意愿的关系紧密。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流动人口研究:议题与展望

研究通过4个议题（户籍与人口流动,循环流动、定居意愿及家庭策略,社会网络和移民社区,迁移、流动性和移民的日常生活）,回顾了近年来乡城人口迁移的研究。指出：户籍政策对移民在城市中的生计带来的影响将减弱,移民的住房及在城市的居住模式和居住空间、社会交往、生活方式、移民身份建构及生活空间的重构等将会成为新的关注点。新文化地理学中关于移民“微观化”“生活化”的研究应受到更多的重视。换言之,如何理解移民在个体层面的诉求和移民的日常生活,将会是未来流动性研究的重点。如何立足于国内移民地理研究的基础与发展机遇,批判性地与西方移民研究搭建对话空间和平台,结合当前中国崛起过程中所呈现的前所未有的全球化与城镇化契机,为世界移民研究积累和贡献“中国知识”,将成为未来这一领域学者研究的方向。     

居住选择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基于一项对福建省流动人口的调查

采用2015年福建省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使用序次回归模型,系统分析由住房产权类型、居住区位、居住家庭化程度和住房支付能力衡量的居住选择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结果发现：当将长期居住意愿、户籍迁移意愿和永久定居意愿3部分指标的加和定义为城市居留意愿指标时,流动人口在城市居留意愿远低于预期,真正愿意将长期居住、户籍迁移、永久定居三者统一起来的流动人口不足二成。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居住选择的确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在控制流动人口的个人、家庭特征和流动状况等变量后,拥有住房所有权、居住在中心城区、与家人一起居住和更高的住房支付能力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在城市永久定居。     

Regional suitability for settling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Despite rapid urbanization, more than 200 million people living in urban areas are still registered as ＇agricultural＇ and are ineligible for most social benefits under China＇s Hukou （or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regional suitability for settling rural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based on three indicators （the degree of urgency, the skills and ability of the resettled community to adapt, and the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to support that resettlement）. It takes 2008 government socioeconomic data from a county level into con- sideration. Spatial, statistical, and decision tree analyses, supported by SPSS, Geodata, and ArcGIS software, show that there are five separate population types, each with different de- grees of suitability. These include highly suitable region, region suitable for settling migrants to outside regions, region suitable for settling migrants from outside regions, region with moderate potential, and unsuitable region.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regional policies for set- tling rural migrants are meaningful, since the five regions are distributed relatively separately. Due to the suitability for different bodies across regions, equal treatment should be applied to both the native migrants and that across counties and provinces. Furthermore, demolishment of the social welfare discrimination adhered to Hukou system and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will be of mor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an the so-called settling rural migrants ac- tively and steadily.     

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模式的多样化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福建省福州市的调查

利用2009年福州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模式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医疗保险的参保意愿分为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暂时不参加3种不同的选择．这种多样化的选择特征不仅受制于其个人和就业特征,同时还与其流动状态和流迁方向的多元分化密切相关,而且决定农民工参加何种医疗保险的影响因素集中体现了现有制度设计中的一些关键要素,例如缴费年限、缴费方式、缴费对象、缴费金额以及统筹层次等问题．     

子女随迁的乡-城流动人口家庭社会融入 ——以浙江金华市区为例

以子女随迁的乡-城流动人口家庭为对象,基于2016年金华市区问卷调研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辅以访谈数据,探讨其社会融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此类流动人口家庭的社会融入主要涉及子女教育、经济适应和心理融入3个维度,社会融入度总体处于中等水平,子女教育融入度最高,其次是经济适应,而心理融入度最低,且各维度内部差异较大。子女教育融入度虽高,但也存在难以进入公办学校的困境,缺乏自主选择学校的权利。政策层面虽降低了对流动人口的准入门槛,但在执行中由于资源有限、供需不匹配和宣传不到位等原因,福利制度仍以本地居民为主,流动家庭难以平等享受福利保障,造成严重的本外差异,心理融入度低。个人层面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经济层面的职业和收入,教育层面的学校类型和教育支出等对社会融入均有显著影响。综合来看,与个体流动相比,子女随迁的家庭化迁移对流入地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能否较好地提升子女受教育水平是其融入城市的首要考量,其次是经济和心理层面因素。     

基本公共服务对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效应

利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的东部沿海6省市数据集,将长期居住意愿、户籍迁入意愿和本地购房打算三部分指标的加和定义为城市居留意愿指标,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分为就业关联和非就业关联两种类型,运用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系统考察两类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得特征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及其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差异特征。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获得率呈现出随城市规模扩大而上升的梯度变动特征;在流动人口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较为有限时,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不高。从影响效应看,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是影响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关键因素,此类影响效应因公共服务内容和城市规模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大城市流动人口获得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保障显著增进了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但上述影响效应在中小城市并不明显;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普及程度除了在个别规模城市中没有显著影响效应外,在其余规模城市中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在小城市,仅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普及程度对其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且正向的影响作用。     

“人口回流”视角下的中部地区乡村振兴——对湖北“毛嘴模式”的实证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部地区湖北的“毛嘴模式”为例,围绕武汉汉正街与仙桃毛嘴镇的城乡联系问题,研究人口回流及返乡创业所带动的地方发展,解析其对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①劳动力回流受家庭需求、家乡发展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资本回流的主要影响因素是雇佣“本地化”劳动力,也涉及城市更新及其“外部性”效应的间接影响;②技能型劳动力回流以及企业家在城-乡间的高频流动,有利于发挥流动人口的“桥梁”作用;③回流人口主要从事与之前就业相关的行业,倾向于在镇区或市区购买商品房,促进了乡村经济转型,同时利于社会资本的培育,重塑了乡村社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