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合作共建园区转型路径与机制——基于“同质多形”视角

合作共建园区的转型发展作为重要区域治理现象在学术界备受关注。本文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和文本分析法,援引“同质多形”理论视角并构建研究框架,尝试从尺度、网络、领域等多个维度揭示长三角合作共建园区转型的内在动力及其新发展趋势。研究发现：(1)长三角合作共建园区多维特征处于动态演化中,资本需求与行政治理困境共同构成最为关键的演化动力。园区经历了以企业转移为目标的早期形成阶段、2010年后的波折发展阶段以及2016年后以多元伙伴议程为导向的创新转型阶段,园区的转型发展由不同时期经济发展需求与行政治理困境共同推动。(2)长三角合作共建园区治理方式从政府间协同转向多元主体网络行动,使园区的尺度、网络、领域特征从早期迁出地主导的单中心治理方式向多元化发展。(3)长三角合作共建园区的建设从突出专业化经济优势转向囊括创新、生产、居住等要素的综合性整体系统转变,是当前区域治理日趋复杂的缩影,国家到地方、政府到市场的不同行动主体都参与其中。总之,本文揭示了合作共建园区治理的新趋势,并强调同质多形框架在认识与推动当前合作共建园区新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中的国家传统疆域与新疆域

领土疆域是现代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地理空间实体,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具有根本现实意义。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演进历程中,人类社会共同体在有着固定地理边界的领土上建立了现代国家,然而随着人类探索世界的范围因认知能力、科学技术及经济全球化等变化而扩展,国家地理疆域的形态也由此发生了深刻变化。现代国家的地理疆域已经从领土、近海和近空传统地理空间,向深海、远洋、太空、极地和信息等现代地理空间延展。总的来看,现代国家疆域的形态特征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由二维空间向多维空间的变化,从确定性空间向不确定空间延展,从地理空间迈向向利益空间发展,从主权空间向战略空间扩展。在现代国家的地理疆域已经发生变化的前提下,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提出了以和平、主权、普惠、共治为治理原则来治理国际关系新疆域,这不仅为治理国际关系新疆域贡献了中国智慧,也有效推动了中国疆域治理迈向更高台阶。     

社会—生态韧性视角下城乡治理的逻辑框架

伴随着快速城镇化,生态环境剧烈变化与社会经济结构深刻转变使中国城乡发展问题愈发突出,城乡治理面临新挑战。社会—生态韧性理论与城乡治理实践存在紧密关联,但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欠缺。论文以中国城乡发展问题为导向,厘清社会—生态韧性与城乡发展的关系,构建社会—生态韧性视角下城乡治理的逻辑框架。将社会—生态韧性的核心理念(耦合、自组织和学习)引入城乡规划、个体参与和政策制定,将促进城乡融合和可持续发展。在未来的城乡治理中,需要将社会与生态问题统筹考虑,贯彻人地耦合的理念,形成多层级的城乡协同治理网络,促进适应性治理,培育不同尺度城乡治理主体的合作和创新,尤其要重视城乡社区的学习、适应能力构建。实践中需要充分利用空间规划工具,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城乡空间治理范畴,协调城乡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福祉的关系,增强城乡对不确定性的缓冲和应对能力。     

论乡村空间治理与城乡融合发展

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破解乡村空间利用过程中出现的发展空间受限、权属关系不明和组织体系不畅等系统性问题,成为乡村空间治理的首要任务。本文从乡村空间“物质—权属—组织”综合治理的视角出发,尝试解析乡村空间治理在推动乡村空间重构、权属关系重塑和组织体系重建中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乡村空间治理优化城乡格局、改善城乡互动关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可行路径。结论如下:物质空间治理可作为乡村空间结构和功能优化的重要手段,空间权属治理有助于保障乡村空间不同参与主体的发展权利,空间组织治理可提升乡村空间的组织效率;乡村空间治理导向的“人口—土地—产业”转型过程为“深化空间治理—活化乡村空间—优化人地关系—改善城乡格局”的分析思路创造条件;乡村空间治理推动城乡发展格局不断演化,城乡互动关系改善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破解乡村发展困境的重要依据。最后,本文构建了乡村空间治理与城乡融合发展互动分析框架,并探讨了乡村空间治理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内在关系及研究趋势。     

中国乡村治理的新视域:基于现代性与认同互动的角度

乡村发展与乡村振兴倚仗于良好的乡村治理。从本质上认识乡村治理,需要把乡村治理放置于中国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考量。目前中国出现的种种乡村发展问题和治理乱象,某种意义上是传统中国乡村在遭遇迅速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不适”之后的必然反应。从现代性与认同的互动关系的理论视角出发,采取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重点探讨现代性进入乡村后的诸种遭遇,聚焦现代性对乡村4种类型治理主体的影响过程与作用机制,具体表现为村干部的角色认同从“当家人”向“代理人”转变;作为“资本下乡”的主体,返乡创业企业主难以站在村民的立场推进乡村治理;外出务工人员因为思想分化、凝聚力差,成为乡村治理的阻梗;留守者因为“能人”的标准发生变化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限。最后,着重分析村民基于自身身份认同的角度是如何面对和调试现代性,从农民文化认同、治理主体性形塑和外部支撑条件等方面提出优化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主要路径。     

城镇密集地区地方政府跨域治理研究——以中山市为例

中国的分权改革给原本僵化、封闭的社会经济体制注入了新鲜活力,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众多的城镇密集地区,但同时也滋生了大量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的横跨性议题,导致区域差距扩大、公共服务不足、地方治理困难等问题.因此,有必要采取新的治理方式以化解冲突和矛盾.本文中以跨域治理理论为指导,以中山市为例,尝试通过在政府、企业和社会之间建立适当的合作伙伴关系来实现地方政府跨域治理.     

中国区域治理中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研究

以新国家空间理论视角阐释中国区域治理中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产生逻辑和运行机制。本文认为建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旨在空间修复发展资源分配不均、经济发展失衡和政府管制失灵。首先,中央政府根据行政等级、职能和区划来调整多层级政府权力关系,并依据企业产权属性推进政府和市场权力再分配以修复治理困境。其次,中央政府以行政激励促进公私合作,达成区域整体利益最优并构建资源分配秩序。同时,地方政府联盟以辖区利益最大化为导向,推动中央政府和社会资本融入地方治理。最后,多层级政府以行政命令界定公私部门责任边界,或构建公共服务体系来解决市场失灵。中国区域治理不仅是国家权力跨尺度重构以实现国家管制,也是以跨越公私边界的权力、责任与利益的相互作用构建新的区域治理体制。     

布达拉宫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研究

以社区为出发点,综合旅游商业化、社区治理等相关理论,在布达拉宫及周边社区旅游商业化表征分类的基础上,梳理其社区旅游商业化的治理成效及治理困境。再运用静态博弈模型与决策树,分析布达拉宫及周边社区旅游商业化的治理中各利益主体博弈的过程,并探析治理困境的原因。研究发现,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受到各利益主体间权力大小和利益选择的影响。政府及相关部门处于强势地位,主导并采取措施治理旅游商业化。布达拉宫的各空间圈层在商业化治理过程和难度上都存在明显差异。引起治理困境的原因主要是“权”与“利”的纠葛、商业化控制的阈限不清晰、利益主体之间的沟通不畅。在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中,各治理主体共同重构一个相对均衡的“利益－权力”关系结构,以保证社区旅游商业化得以有效治理。     

多元主体视角下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结构、机制及路径研究

随着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对于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提升的明确要求,论文基于多元主体视角,对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理论框架模型、结构、问题、机制以及路径进行了深入探究。随着大城市边缘区治理主体由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协同转型,城乡空间逐渐向均衡状态发展。在治理结构上,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结构逐渐由单中心结构向多中心网络结构转型。治理问题上,多元主体对大城市边缘区空间资源争夺造成物质空间混杂、社会空间分异以及空间权力不均衡3个方面问题。从机制角度分析,多元主体遵循各自的空间治理需求和逻辑对大城市边缘区实施相应的治理机制。基于多元主体协同,提出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优化路径。最后,总结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结构—治理问题—治理机制—路径优化”递进式研究框架,以完善多元主体视角下大城市边缘区空间治理理论与实践分析研究。     

基于行动者网络的土地利用冲突及其治理机制研究——以广州市海珠区果林保护区为例

用行动者网络分析方法,以广州市海珠区果树保护区为例,探讨土地利用冲突的演化过程、根源、类型及其治理机制。按照冲突的强度和显隐程度,土地利用冲突的演化过程大致可以区分为潜伏、显化、转变和胶着等4个阶段,但冲突循环的存在使其进一步的演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在土地利用冲突治理过程中,各种社会行动者通过协商和谈判而建立纵横交织的网络,形成资源共享、互惠合作的机制,从而达成共同的治理目标。     

变化发展中的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

学科方向与研究领域的确定是学科发展的灵魂。人文与经济地理学是研究领域乃至研究方向均处于变化中的学科,重新认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与学科方向至关重要。通过梳理几十年来中国人文与经济地理学主要分支学科发展阶段,总结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对转型发展社会背景的响应,一方面要坚持学科交叉的性质,以“人-地系统”为理论方向和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另一方面人文与经济地理学者要以新的心态、新的视野,来思考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发展理念以及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对长期以来学科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战略性、咨询性、预测性甚至总结经验性（成果表现为发展学科理论）的工作将会逐渐增加,重要性将逐渐显现。阐述了信息化与社会空间经济组织、区域经济新格局与新型城镇化等重要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趋势,就“国际热点”与“国际前沿”、理论研究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重要问题的研究理念以提出了新设想,并提出将“人文地理学”改称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建议。     

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深入地理解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在文献梳理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以九寨沟和都江堰旅游社区为例,探讨了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地方依恋、职业认同、社区参与、社区增权和社会资本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按照影响程度,地方依恋、职业认同、社区增权和社会资本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属于中效果,社区参与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属于强效果。② 社区增权和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和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作用关系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研究不仅拓展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内容和视角,而且为增强旅游目的地适应能力提供了理论指导。     

面向治理的地理学发展刍议

“四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科学发展的指针。治理是一个反映“四个面向”的国际前沿研究领域,也是地理学和其他学科研究的焦点。围绕地理学如何应对治理这一关键问题,基于人地耦合的理念,系统梳理国内外地理学进行治理研究的轨迹与特点,从价值、思想、方法、技术4个维度发掘面向治理的地理学发展路径,紧密联系地理学发展动态及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从基础研究、平台建设、人才培育3个方面提出发展策略。提升中国地理学在国际治理研究中的影响力,促进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将自然与人文有机结合的理念应用于社会治理,增进居民福祉,并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可持续发展。     

城市体检视角下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机制与路径

首先探索了城市体检治理的新模式,明确了涵盖“市?区?镇街?社区”不同尺度行政主体纵向传导、横向联动的规范化城市体检组织模式。其次,基于“指标设计?征求意见?指标筛选?指标确认”4个步骤完善城市体检指标体系,提出了数据收集的标准化、模块化工作思路。再次,城市体检的指标评价应坚持多维度、差异性、定量定性相结合等原则,以六维分析法为基础对城市问题进行识别与诊断。另外,城市体检的公众参与过程需要充分体现市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城市政府需要搭建市民深度参与的常态化、共治型治理平台,各部门需要以问题为导向,开展协同式、全周期系统治理,最终推动建立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常态化工作机制。     

文化认同和参与能力视角下的乡村治理路径探索——基于鄂东某村落春节期间的乡村治理实践

在市场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冲击下,中国乡村作为一个村集体“大家庭”的身份认同日渐式微。这种集体认同的消解不断侵蚀乡村治理的文化基础。同时,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随着大量年轻劳动力的外流和弱势村民的留守,中国乡村“空心化”现象十分普遍。其结果是,村民很难实质性地参与到乡村发展和乡村治理过程中去,中国乡村治理工作普遍面临治理主体缺位和治理无方等结构性问题。重点参照文化认同和参与能力的理论基础,具体从乡村治理主体地位的培养、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两方面,笔者通过在其家乡湖北东部FX村开展村民论坛、尽孝道和摆长桌宴等活动,试图探索中国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实践表明：第一,基于“共同体”的乡村社区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建立,是乡村治理的前提和基础;第二,根植乡村公共性,激发村民的表达和参与意愿,增强村民议事能力,是乡村治理的本质和关键。最后,对目前如火如荼的乡村（村镇）规划,提出若干启示：1）乡村（村镇）规划的核心议题是社区、社区关系和社区能力;2）乡村（村镇）规划不能沿袭城市（镇）规划的思维;3）乡村（村镇）规划需要充分尊重乡土知识;4）比起物质性规划,乡村（村镇）的社会性规划（social planning）更加重要;5）质性分析和质性思维非常重要。     

社会—生态系统综合风险防范的凝聚力模式

在综合风险防范“凝聚力”概念的基础上,从社会—生态系统综合风险防范的“凝聚力”基本原理、凝聚力形成中的协同效能、凝聚力实现手段、凝聚力优化对提高系统抗打击能力的作用等方面系统研究了“凝聚力”的科学内涵,并初步建立了“凝聚力”的模式,以期完善现有综合风险防范理论体系。结果表明：协同宽容、协同约束、协同放大和协同分散四个基本原理阐述了社会—生态系统综合风险凝聚力在协同运作上的四种表现,同时也是凝聚力在“凝心”和“聚力”具体问题上的4 种优化目标的阐释;凝聚力模式将四个协同原理及其优化目标转化为社会认知普及化、成本分摊合理化、组合优化智能化、费用效益最大化等一系列手段,实现了社会—生态系统综合风险防范产生的共识最高化、成本最低化、福利最大化以及风险最小化;运用复杂系统建模和仿真的方法,通过设计社会—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表达,验证了随着系统凝聚力的提高,系统抵抗局部和全局打击的能力均得以增强,而且,可通过优化社会—生态系统中节点的结构和功能,以达到提升系统凝聚力的目的;凝聚力模式补充了灾害系统中脆弱性、恢复性、适应性等概念在阐释社会—生态系统综合风险防范问题上存在的缺陷。     

区域一体化视角下的弹性城市评价——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随着各种“城市病”问题层出不断,以及重大公共事件突发的不确定性,弹性城市正成为城市发展的新方向。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利用熵值?综合指数法测算该地区41个城市2003—2018年弹性建设水平,并利用空间分析法考察其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① 研究区内各城市综合弹性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各城市间差距不断缩小,基本形成沿长江、环杭州湾和浙南地区高水平弹性城市格局,但皖北、苏北等长江三角洲外围大部分地区仍处于较低弹性水平;② 各城市弹性指数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集聚特征,“高?高”集聚于上海及其周边城市,“低?低”集聚于皖北、苏北地区,而湖州、宣城等市表现出“低?高”集聚特征;③ 工程、社会和经济弹性的分布与变化特征相对一致,直辖市、省会城市和经济强市水平较高,而研究区内的城市生态弹性水平普遍较低。未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工程、社会和经济弹性建设应着重缩小地区差距,自然本底较好地区应加强对生态环境的维护,经济发达地区则应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     

Applying Resilience Thinking to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through a “Planning-By-Doing” Framework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NRM) organizations are increasingly looking to resilience thinking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how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systems interact and to identify points of intervention. Drawing on complex systems analysis, resilience thinking emphasizes that landscapes constantly change from social and ecological interactions, and focuses NRM planners’ attention on identifying key variables, feedbacks, and thresholds that can help improv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More deliberative approaches are being developed to use resilience thinking in ways that engage and build human capacity for action. This article documents experiences shared with NRM agencies in rural Australia as we developed new approaches to link resilience thinking with collective learning principles. We present an emerging framework through which heuristics associated with resilience thinking is being used as part of a planning-by-doing process. The framework is being tested to assess whether and how it can enable change agents to advance their capacities for adap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治理研究进展与展望

社会—生态系统（SES）由社会子系统、生态子系统及两者的交互作用构成,具有不同于社会系统或生态系统单独具有的结构、功能和复杂特征。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治理旨在通过适应性的社会权利分配与行为决策机制,使社会—生态系统能够在动态条件下可持续地保障人类福祉。适应性治理理论的形成受到“公共池塘资源管理”“韧性”和“治理”3方面理论的影响,并为“转型治理”与“协作治理”提供了建构基础。该理论具有以下3个主要目的：① 理解和应对社会—生态系统多稳态、非线性、不确定性、整体性以及复杂性;② 建立非对抗性的社会结构、权利分配制度以及行为决策体系,匹配社会子系统与自然子系统;③ 通过综合方法管理生态系统,使其可持续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因此,面对人类行为主导地表过程的“人类世”,实现适应性治理有助于应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鉴于中国的生态环境正处于迅速变化时期,且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复杂,未来研究可重点关注以下3个方面：① 理解耦合系统的多元互动过程,增强适应能力;② 强调社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研究;③ 提高环境变化背景下理解和预测系统动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