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建设是否促进了新型城镇化与市场一体化：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智慧城市建设会对城市发展和区域格局产生深刻影响,有必要探究其对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市场一体化的影响效应,为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提供经验证据。基于2005—2019年2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设立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智慧城市建设对市场一体化的影响。研究发现：1）智慧城市建设虽能推动试点城市新型城镇化,却不利于城市间市场一体化;智慧城市建设加剧市场分割的特性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对市场一体化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低行政级别城市、中小城市和内陆城市范围内;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智慧城市建设对市场一体化具有促进作用。3）作用机制表明,缩小信息基础设施差距和公共支出差距,积极发展第二产业,既能发挥智慧城市建设对新型城镇化的积极作用,又能减弱对市场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西部省会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测度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消除中国城乡社会经 济“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根据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从人口、经济发展、生活质量、基础设施、资源 环境、城乡统筹 6 个方面,构建了包含 24 项指标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值 法,对西部 11 个省会城市 2005—2015 年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研究表明：西部省会城 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可分为“高等水平”、“中等水平”、“低等水平”3 个 级别,基础设施建设是造成差异的主要驱动力。各城市不同年间的城镇化单项水平影响因素呈现 多元化,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有所侧重,同时兼顾城镇化质量,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绿色发展作为化解自然环境约束、破解经济转型难题、支撑和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关键。正逐渐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和全球经济转型与重构的重要指导理念。在梳理绿色发展概念与内涵基础上,采用SBM-Undesirable模型、泰尔指数和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对2005-2015年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分异特征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测度与刻画,并进一步耦合自然与人文因素定量探讨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下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 2005-2015年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稳步提升,由0.475增加到0.523,总体提高了10%,时序上呈现“W”型波动增加的阶段性演变特征。② 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呈现出“东中西”阶梯状递减的区域差异规律,不同类型城市群具有“国家级>区域性>地方性”倒金字塔式集群增长特征,形成了“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稳定等级规模结构。③ 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空间集聚特征显著,高效率城市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低效率城市则负向溢出影响,“高高集聚、高带动低”的空间俱乐部趋同现象较为凸显,不同类型城市演化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与时空惯性。④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视角下,人文社会因素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程度大于自然本底要素,其中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开放程度和城市气温呈现积极促进作用。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五化”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加快推进绿色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的协同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本文以中国34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五化”协调发展水平及其效率测度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数据包络分析模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测度分析了2008和2013年各行政单元“五化”协调水平、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五化”发展综合度、耦合度及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且区域差异逐渐缩小,但环渤海、长三角及珠三角等东部地区发展水平仍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②“五化”协调发展空间分异呈“集群化”、“等级化”及“梯度化”特征,呈现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格局。③“五化”协调发展综合效率和规模效率较低且区域差异显著,纯技术效率较高且区域差异较小;“五化”协调发展效率呈“等级化”及“阶梯化”特征,效率值的高低与城市行政级别等级格局基本一致,且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依次降低。④“五化”协调规模效率较低是导致综合效率低的关键原因;“五化”协调度空间格局的形成是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上市公司500强企业网络嵌入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近些年来城市网络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环境,城市网络外部性及其传导机制的研究已经成为新时期城市地理学的重要课题,也将为中国城镇化政策的优化调整提供直接参考.本文以产品价值链生产分割为主线,利用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500强企业和隶属联系模型建立城市网络,定量测度了网络链接强度和合作伙伴经济绩效对城市经济...     

市场分割与中国城市出口差异

出口贸易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城市出口活动强度呈现由东向西逐渐递减的趋势,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群表现最为优异。经济转型背景下地方政府采取的市场分割政策对中国城市出口差异有显著影响。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在企业微观层面使用Heckman选择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① 短期内,国内市场分割程度加剧导致企业因国内市场受限而替代性地进入国际市场以追求规模经济效益,从而通过增加出口企业数量提升城市出口表现;长期来看,市场分割限制了企业的规模经济效益和专业化分工能力,降低了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从而损害城市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机制还受到企业所有制及地理区位的影响。② 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行为的扭曲程度依外资企业、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顺序递增。③ 在中国中部地区,改善省际交通条件有助于缓解国内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行为的扭曲作用,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则不明显。     

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对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的空间效应

土地作为各种资源要素的空间载体,提升土地利用效率,是化解人地矛盾的关键突破口。转变土地利用方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是减缓中国土地供需矛盾,维护土地生态安全的关键途径。基于2008—2019年中国26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EBM-DEA(Epsilon-Based Measure-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模型、ArcGIS空间分析及不同权重矩阵下的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的演化特征及产业集聚、环境规制对其空间效应。结果显示：(1)研究期内,中国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具有较强的时空异质性,“东高西低”的梯度分布格局较为凸显;(2)产业集聚对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的空间效应具有显著的“U”型关系,即产业集聚超过一定阈值才能有效突破“索洛悖论”,提升本地与邻近地区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3)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大于“遵循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波特假说”在中国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中的适用性;但环境规制的“挤出效应”,也可能使邻近城市成为“污染避难所”,从而降低其城市建设用地绿色效率。通过研究以期为合理指导产业集聚与环境规制政策制定,实现城市...     

东海海岸带县域城市韧性演化及影响因素

东海海岸带作为中国陆海经济发展前沿区域,在高强度开发背景下城市风险显著增加,研究城市韧性可为缓解人类活动和自然灾害冲击提供依据,对海岸带城市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兼顾韧性能力与资源环境代价,构建“本底—运行—效率”评价体系,分析东海海岸带县域尺度城市韧性的时空演化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和地理时空加权回归模型探讨韧性系统运行能力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东海海岸带县域城市韧性本底水平不断增长,空间格局相对稳定,呈现上海市较高、浙江省北高南低、福建省中部高南北低的分布趋势,一般城市间多同质抱团,主要为低—低集聚。(2)东海海岸带县域城市韧性系统运行能力稳步提升,表现为上海市>浙江省>福建省的位序格局,高值区集中于各市区,呈现极化和扩散两阶段空间演化模式,城市间多低—低集聚。(3)东海海岸带县域城市韧性效率先下降后缓慢上升再快速上升,高值区多分布于市区和海岛城市;“低本底—低运行—中等效率”类型城市最多,“低本底—低运行—低效率”和“中等本底—中等运行—较低效率”类型城市较多。(4)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东海海岸带县域城市韧性运行的首要因素,但作用趋于减弱;城市开放度和基...     

基于文化演出消费视角的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与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文化创意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城市文化职能和全球文化城市成为城市网络研究的新兴视角。借助“大麦网”数据,基于空间分析和岭回归方法,揭示基于文化演出消费活动的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与影响因素,对现有城市网络研究形成补充。研究表明：①文化巡回演出的城市网络呈现出中国城市网络中常见的“菱形结构”,但是向二、三线城市渗透的趋势较为明显,体现了不同级别城市本地文化生产能力的差异以及文化演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点;②中西部省会城市在城市网络中的影响力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而东部沿海地区核心城市的影响力则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反映出中国不同地区演出市场发育程度以及区域中心城市在对外文化联系中地位的差异;③不同类型文化演出在空间分布和网络结构上同样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反映出其市场结构和盈利模式的差异以及城市地方文化消费特征的影响;④文化教育发展水平、地方政府投入、城市总体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是影响中国文化演出消费城市网络空间格局的重要因素,反映出文化演出消费的独特性。     

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评价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状况直接影响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居环境建设。基于数据包络法对全国655 个城市土地投入产出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① 目前中国城市土地投入产出效率普遍较低,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中西部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存在规模等级递增效应,但小城市表现出明显的特殊性。② 影响中国城市土地投入产出效率较低的因素较多,其中,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投入过多尤为突出,固定资产投资和建设用地也存在一定冗余,环境产出效益相对不足。③ 中国大部分城市土地规模效率处于递增状态;城市土地规模效率空间分布亦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中西部低的格局,且存在规模等级递减效应。对不同空间尺度和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子分析,对各级政府制定城市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城市有利于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吗?——来自长三角城市群的证据

厘清大城市是否有利于小城市经济增长这一问题,对于贯彻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以长三角108个小城市为例,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中加入到大城市的地理距离、行政边界、市场潜能等因素,估计不同等级的大城市对小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影响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临近大城市有助于促进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并未发现存在集聚阴影效应的直接证据;空间相互作用的方向更多体现为高等级城市对低等级城市的影响,来自副省级城市的增长溢出最为显著,同层级小城市之间的空间关联效应相对微弱;城市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行政边界的存在阻碍了空间溢出效应的发挥。最后从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功能、促进不同规模城市空间溢出效应的全域性释放、破除行政区经济的束缚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政策启示。     

中国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医疗资源空间适配性研究

为探究中国城市医疗资源配置的演化动向及与新型城镇化发展适配的影响机制,运用标准差椭圆、经济重心、泰尔指数、探索性数据分析、耦合协调度模型及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展开研究,发现：① 医疗资源分布空间异质性明显,医疗资源配置优化和空间再组织使得城市群成为医疗资源区块式聚集形态载体。② 医疗资源空间错配现象逐渐改善,适配呈逐步均衡化,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和次级中心城市外部性带动的适配组团化现象逐渐明显。③ 福利效应、需求驱动及政府引导均推动了医疗资源与新型城镇化的空间适配,而市场导向对邻近区域的影响更强。     

西南经济核心区中心城市城镇化结构质量比较分析——以成都、重庆为例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基于主成分的多元线性回归法,对2005—2017年间中国西南经济核心区中心城市成都和重庆的城镇化结构质量及其驱动力展开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 重庆与成都的城镇化结构质量整体水平较高且在持续增长中;成都的城镇化结构质量明显高于重庆,这与因地形、发展阶段、城市定位而限定的重庆“主城区现代化大都市+非主城区广大农村地域”、成都现代化都市圈的空间结构组织形式密切相关;② 城镇化驱动因子呈现多元化、阶段性与差异性特征,行政力和市场力起主要作用;其次是内源力和外向力,但外向力正处在一个不断弱化的过程,反映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内生性特征;③ 基于取平均值的城镇化子系统及其系统耦合协调性分析,可有效避免当前城镇化耦合分析中因各子系统指标选取个数不等而带来的失真、不准确问题。     

中国城市空间扩展的非协调性研究

针对中国人多地少, 且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客观现实, 以及城市空间扩展研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比如相对缺乏合理性评价, 存在重实证轻理论, 重个案缺规律, 重特大、发达城市轻一般城市的不足, 本文从城市空间扩展非协调性的基础理论问题着手, 构建非协调性评价体系, 并以2009 年中国246 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 对其扩展规律进行总结;然后从微观层面的行为主体博弈、要素流集聚扩散及制度安排反馈视角讨论了其内在机理;最后从可持续发展视角提出对策建议。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空间扩展效率低下, 表现在区际功能匹配性差, 城市化质量整体水平不高:内在“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耦合协调度低, 用地增长弹性系数全国平均值为1.192, 其中大于1 的城市占26.42%, 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空间分布呈现出由东往西依次递减的地理格局;城市的功能地位与铁路干线对其影响大, 呈现出地级市以上城市>地级市, 铁路干线城市>非铁路干线城市;通过机理分析揭示出, “产权区域”视角下的地方政府, 出于实现自身行为目标函数(政府绩效和地方财政可支配收入)最大化的考虑, 而在制度安排的框架下, 通过对要素流的做功而传导出来的制度反馈效应:现有制度安排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扩散冲动”;在政策建议部分, 基于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函数提出修改完善现有制度的建议。     

东北地区城镇化质量测度及其时空格局特征

采用熵值法确定权重,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东北地区3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8—2018年城镇化质量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时空格局特征。结果发现：从整体变化趋势来看,东北地区整体的城镇化质量呈现显著提升趋势,但2015—2018年增长曲线呈现出“U”字型波动特征,各子系统中“城市活力”得分呈现显著下降趋势。从时空格局特征来看,东北地区城镇化质量分布的时空分异明显,整体显著提升趋势下部分城市出现“阶段性”下降,通过LISA集聚图分析发现,东北地区城镇化质量的“高值”集聚区域主要分布在“哈长”城市群和辽中南城市群,“低值”集聚区域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北部地区。     

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型城镇化驱动因素量化分析与对策——基于LASSO的变量筛选

在“一带一路”与新型城镇化两大体系融合的背景下,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其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不仅关系着新疆社会稳定、长治久安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对“一带一路”建设起到支撑作用。影响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因素众多,采用LASSO方法从可能影响新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经济贸易、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政府制度、教育科技、医疗卫生、金融发展、人民生活、人口就业、民族文化、资源环境、能源消耗以及兵团建设13个方面选取64个驱动因子进行量化分析,依据模型压缩系数实现指标精简。对各因素的影响效果进行分析,从基础设施建设、兵地融合、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对口援疆以及水资源利用方面给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基于城际创业投资联系的中国城市网络结构和组织模式

鉴于现有的城市网络研究尚没有关注企业间投资这一最重要的经济行为之一,所得认知不全面,本文基于城际创业投资联系这一全新视角,刻画了中国城市网络的结构和组织模式,以丰富城市等级和距离衰减作用下的城市网络研究.从节点看,城际创业投资空间分布不均,高度集中在超大城市和直辖市.从联系看,城际创业投资具有明显的层级性,形成以京沪深...     

收缩型城市:认知误区、统计甄别与测算反思

收缩型城市是中国城镇化、空间规划与城市治理的全新命题。论文在简要梳理收缩型城市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了当前收缩型城市研究在中国的认知误区。因人口统计口径不一致、划分标准不可比、数量属性与地域空间脱节等原因给科学清晰的识别收缩型城市提出了挑战。在周一星、史育龙（1995）建议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基于实体地域对比与行政地域互验来分析全国城市人口的增减变化及收缩型城市的甄别框架,测算表明：全国有114个建制市2010年的“城人口”规模低于2000年“市人口”规模,但由于2000年“市人口”的偏大统计以及2010年“城人口”存在的“个别水分”,这些城市也未必就全是“收缩型城市”;在剔除乡村人口较高的“城市型政区”后,全国2000年和2010年人口处于净流出状态的建制市分别为56个和75个。论文认为：中国应尽快建立城市实体地域概念,推进城市化区域协同统计制度;要构建“时空对齐”的全国常住人口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库并综合考虑各地行政区划建制差异,持续推进城乡人口的精准划分。     

Effect of land prices on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housing prices: Evidence from cross-county analyses in China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spatial patterns and driving forces of housing prices in China using a 2,872-county dataset of housing prices in 2014. Multipl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on housing demand, supply, and market, are combined to establish a housing price model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land prices on housing prices. The relative impacts of land prices on housing prices at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levels are then analyzed using the geographical detector technique. Finally,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land prices on housing prices is discussed.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Housing prices have a pyramid- ranked distribution in China, where higher housing prices are linked to smaller urban populations. (2) Land prices are the primary driver of housing prices, and their impacts on housing prices vary over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levels. To be specific, the effect of land prices is the strongest in the urban districts of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3) The internal influence mechanisms for land prices driving housing prices are: topographic factors, urban construction level, the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high-quality public service resources, and the tertiar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evel. The urban land supply plan (supply policies) is the intrinsic driver that determines land prices in cities; through supply and demand, cost, and market mechanisms, land prices then impact housing prices.     

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演变及关系

提升城镇土地利用效率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内容。在准确识别新型城镇化影响土地集约利用的机理基础上,运用两步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和空间面板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了2006-2011年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演化特征,并揭示两变量间的关系。研究表明：① 总体上两变量呈平稳上升态势且地区间差距趋于收敛。② 东、中、西内部和三大地带间的差距特征各异,且东部、西部省际差距和三大地带间的差距均分别是两变量总体差距的主要成因;空间演化趋势表明,两变量表现出显著的地理集聚现象和增量集聚特征,且空间格局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和集聚演化趋势的同步性;新型城镇化空间格局呈现出“三纵两横”的地理特征,而土地集约利用空间分布则呈自东向内陆地区的梯度集聚之势。③ 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具有较为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且呈递增之势,无论全国层面还是分地区层面,新型城镇化对土地集约利用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