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生产转型类型诊断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以黄淮海地区为例

城乡转型发展背景下,农业生产转型成为解析区域乡村人地关系演变的重要窗口。科学诊断中国传统农区农业生产转型的类型及其存在的核心问题,可为调控农业生产政策和完善乡村发展战略提供参考。论文以中国传统农区黄淮海地区为例,以农业生产转型的类型划分为突破口,系统诊断不同农业生产转型类型面临的困境及其破解方案。研究发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多尺度分析法是分析农业生产转型阶段差异的有效手段;空间弹性视角下,黄淮海地区农业生产转型类型可以划分为传统农耕型、现代市场型和城郊休闲型3类;传统农耕型地区耕地利用转型与农业劳动力转型的失调、缺乏核心产业支撑及实际城镇化率较低是限制乡村有序转型的关键问题;现代市场型地区不合理的土地利用状态和小农户的有效组织是当前亟需突破的难题;城郊休闲型地区完善农户的市场参与方式和降低资本风险是当前必须考虑的问题;针对各转型类型的差异化问题因地制宜科学施策,有利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     

平原农区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转型发展协同机制

平原农区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区,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转型发展协同有利于缓解平原农区经济发展、耕地保护、生态保育等多重压力,保障乡村振兴政策落实。本文以“问题研判—策略梳理—机制构建—实证检验”为研究主线,探讨两者协同机制。研究表明：① 平原农区“三生”空间利用冲突显著,生产空间低值低效、生活空间无序空废、生态空间污损衰退共同制约乡村转型发展;② 面向土地价值提升、人居环境改善、产业融合发展的土地综合整治优化策略,有利于推动乡村转型发展;③ 新时期,土地综合整治由“以地为本”单要素调控转向“人、地、业、权”多要素协同综合整治,权利重组、空间重构、产业重塑是推动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转型发展协同的核心机制;④ 平原农区典型地区禹城市,聚焦土地权属调整、空心村整治和现代产业培育,实现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转型发展的协同推进。本文有利于深化平原农区人地系统科学新认知,为构建现代化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实践参考。     

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异及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城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决定物流空间格局、影响城市综合资源和生产空间的合理配置。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基于微观物流企业数据并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了兰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及类型分异特征,进一步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兰州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特征显著,总体呈现出“中心为主、远郊和近郊为辅,且沿城市交通主干道呈寄生状分布”的分异格局,具体可归纳为“多中心极化”、“中心极化”、“多中心外扩”、“中心外扩”、“整体极化”与“局部外扩”并存5种空间组织形态。（2） 物流企业呈现出“两心两翼四组团”的空间集聚特征,就不同类型而言,运输型和综合型物流企业呈现出“地域均衡化,类型多元化”集聚特征,货代型、快递型及仓储型物流企业则呈现出“片区集聚化,类型集群化”集聚特征。（3） 物流企业空间分异格局与类型分异特征受交通条件、集聚因素、政府政策、土地价格和城乡差异等多元因素影响,其中交通条件、集聚因素以及政府政策对行业整体在区位选择中的影响最为显著。（4） 从企业类型来看,货代型、综合型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受集聚因素影响最为显著;快递型、运输型物流企业则较为关注交通条件;仓储型物流企业对政府政策更为敏感。研究结果在丰富城市物流企业区位理论和研究案例的同时,对我国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布局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基于“蜂鸣—管道”模型的中国城市知识合作模式及其对知识产出的影响

知识经济与网络社会时代,知识合作网络成为理解城市创新过程的重要视角。在知识合作网络中,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合作模式,即“本地蜂鸣”和“全球管道”。本文以“蜂鸣—管道”模型的逻辑思想和理论假设为基础,探讨区域内和跨区域两种不同城市知识合作模式的特征及其对城市知识产出的影响。首先提出了蜂鸣与管道的测度方法;然后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基础构建了中国20个城市群的知识合作网络,考察了网络中蜂鸣和管道的演化路径和组合特征,归纳出城市知识合作模式的不同类型;最后,通过计量模型揭示了蜂鸣和管道对城市知识产出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中国城市知识合作网络中的蜂鸣与管道表现出渐进积累和自我强化的空间演化特征;② 根据蜂鸣和管道的组合特征,可将城市划分为“网络型”“外向型”“孤岛型”“内向型”4类,不同类型的城市在知识网络中的空间分布规律和发展演进路径存在差异;③ 根据负二项回归模型发现,蜂鸣与城市知识产出呈倒“U”型关系;管道与城市知识产出显著正相关;此外,两种合作模式在促进城市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存在互补效应。     

中国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质量水平格局与相关因素分析

城市作为人口集聚和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也是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矛盾集中地。本文在城市“三生”空间优化理论框架指导下,构建了城市“三生”空间优化评估指标体系与评估模型,分析2015年中国28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三生”空间质量水平的总体特征和空间分布规律。结果表明：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指数总体处于较低水平,空间格局上从东南沿海向西部和东北地区递减;东北地区的生产空间质量塌陷尤为明显,西部地区生活空间质量堪忧,生态空间质量则与地方的自然生态条件和污染治理相关;生产和生活空间优化之间相辅相成,但不乏城市生产和生态空间质量反差较大;“三生”空间质量水平与人口规模、行政等级之间呈倒U型相关,即规模在1000万~1500万间的城市更利于实现“三生”空间优化,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水平与人均GDP正向相关,职能综合城市和城市群地区城市“三生”空间质量水平更高。     

欠发达地区污染企业的区位选择与空间正义

污染企业空间管治和优化是提高欠发达地区开发过程中抗风险能力的重要环节。基于空间正义视角,以内陆型欠发达地区黄土高原为例,依据理论指向和侧重点差异,构建了集维度、属性和空间于一体的“5+5+4”污染企业区位分析框架,探讨污染企业在欠发达地区内部形成的格局特征、区位规律及与空间正义的辩证关系。主要结论：① 综合“城乡+边界+权力+经济+环境”5个维度研究结果的共同指向,当前黄土高原污染企业区位整体呈现出典型的区域开发初期“低水平均衡+能矿资源依赖”的空间特征。② 城市网络发育相对成熟的城市群地区是污染企业的主要集聚区,但与发达地区类似的非均衡演化和去一级中心化趋势已初步显现。③ 在城乡空间和制度空间上,研究区未表现出明显的环境保护“城市中心主义”和“污染避难所”现象;在经济空间上,研究区整体处于EKC曲线的上升阶段,地方经济对污染企业存在至少不排斥的依赖关系;在环境空间上,空气质量与污染企业数量属于低水平的正向耦合,但未出现随污染企业集聚空气质量显著下降的演化特征。④ 相对发达的省会城市和区域副中心城市在污染企业布局中呈退出趋势,具有较好工业经济基础和能矿资源赋存的城市群二级节点城市应成为今后环境规制和产业准入等政策关注的重点地区。⑤ 欠发达地区开发过程中污染企业存续或承接的正义性判别是具有辩证性的复杂命题,地理学区域综合分析的学科优势能为该类研究提供科学支撑;本文立足中国区域发展实践构建了以空间正义为理论指向的污染企业区位分析框架,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空间视角下的测度工具。     

从技术中心主义到人本主义：智慧城市研究进展与展望

随着5G网络、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地理信息系统等新技术的兴起,探索更具包容性和创新潜力的参与式治理,引导高效的技术研发与运用,实现城市“以地方现实为基础、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智慧化转型,已成为国内外城市地理学的重要与前沿议题。人本主义视角下的智慧城市研究,为地理学者介入这一领域提供了理论工具。不同于技术中心主义将智慧城市视作由数字技术构成的物理空间集合,人本主义强调特定情境下的技术、社会(人文治理)与空间的互动。该视角呼吁对多方行动者参与技术研发、基础设施建设与治理决策的合作互动开展微观研究,以揭示智慧城市的共建过程与地方性驱动机制。论文梳理了国内外人本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认为该视角下的研究仍然沿袭“技术中心”或采用与之对立的“知识中心”立场,而缺少技术—社会互动的视角来理解城市智慧化转型。论文提出未来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即技术与社会(治理)的共生性、围绕技术研发的社会关系互动复杂性、技术研发与关系互动的语境化分析。探讨以上议题有助于理解智慧城市如何作为一个复杂地域系统,在人与技术的持续互动中发生转型,也可为未来中国相关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基于金融细分行业的长三角城市网络的组织模式及驱动因素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基于金融细分行业的城市网络研究逐渐成为金融地理学的研究热点。论文以1990—2017年长三角15524家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应用连锁网络模型、模块度及QAP(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关系回归模型,探究长三角城市网络的组织模式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银行业视角下,城市网络呈现以上海为核心向南京、杭州、宁波等城市辐射的扇形格局;保险业视角下,以上海为核心,以南京、杭州、合肥等城市为次核心的多中心网络格局较为凸显;证券业视角下,城市网络联系形态相对稳定。② 不同金融行业下,城市网络均具有明显的“小世界”与无标度网络特性,地理邻近、择优链接是影响网络“派系”划分的重要因素。③ 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等核心城市具备较强的网络辐射与集聚能力,在整体网络连接中扮演“守门人角色”;但由于证券企业数量相对较少、扩张速度较慢,导致其网络辐射与集聚能力远低于银行与保险网络。④ 人均GDP差值与银行网络呈倒U型关系;同一行政区划和地理邻近的城市能减小空间摩擦,促进要素流动;产业结构与金融环境相似的城市有助于解除锁定,从而加快其融入外部网络。     

基于汽车产业供应链体系的中国城市网络特征研究

结构特征与权力等级是城市网络的重要要素。基于“产业-区位”视角,通过对2012年中国汽车产业供应链体系分析,凝炼中国城市网络特征。研究发现：① 基于汽车产业供应链体系的中国城市网络表现出明显的“低密度-多核心、高聚类-少趋同”的结构特征。② 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与权力等级存在显著“悖论”,即城市节点的网络地位不仅取决于链接城市的数量,还需考虑关联网络的空间属性和资本容量。③ 城市网络权力等级中既包括上海、重庆等领导核心城市,也包括广州、芜湖等中心集约城市和苏州、成都等权力门户城市,说明转变中心性与转变控制力不仅能有效揭示中国城市网络节点的真实权力属性,也更符合经济现象的地理空间非均衡规律。④ 重庆、上海、天津、长春、北京、十堰等领导核心城市并未完全锁定中国六大汽车产业集聚区,其中长三角地区网络权力最突出,珠三角地区网络权力最弱。     

特色保护类村域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探析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乡村聚落空间面临剧烈分化和重组,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有利于乡村转型发展。论文基于系统理论,梳理了特色村落农村居民点空间系统形成机制,提出“遵循有序性—延续精神性—落脚物质性”的重构框架,并以贵州省江口县坝梅村为例,选用规模指数、基因分析及空间分析等方法解译了村域居民点系统内、外部特征,提出重构模式。研究表明：① 行为主体、文化基因及民居建筑构成坝梅村居民点内部系统,并分别呈“多元主体行为诱发空间变化、文化基因丰富但延续较差、用地结构与功能多样化”的特征;② 坝梅村居民点系统外部特征体现在外部环境对居民点起约束和导向作用,表现为距离点状、线状基础设施及河流越近,村域居民点数量、规模越大;③ 基于特征认知和重构框架,按照“分区—分类”方法,划分了核心区、重点区、提升区和保育区4种治理区以及完好型、受损型、缺失型、失真型4类民居提升类型,并提出了自组织和他组织2种模式下的居民点空间重构策略,为推动特色村落空间治理与转型提供参考。     

基于城乡转型功能分区的京津冀乡村振兴模式探析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现代乡村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核心在于破解乡村地域系统的“五化”问题。乡村振兴的模式及路径探究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研究内容。我国乡村地域辽阔、类型差异万千,因此乡村振兴发展策略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到区域的差异化特征,并在乡村分区、分类的基础上开展乡村振兴模式的探索。本文以京津冀地区为研究范围,从“人口-土地-产业”视角构建城乡转型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城乡转型的发展轨迹进行功能分区,并基于分区进行乡村振兴典型模式的梳理,以期形成区域发展样板,为京津冀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并为其他地区乡村振兴模式的梳理提供研究思路和技术支撑。     

城市化过程中西安都市圈都市农业结构时空变化特征

城市化是推动都市农业形成及结构转变的主要驱动力,探究快速城市化过程中都市农业结构变动特征对协调城市与都市农业功能及其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农业结构变化率、农业结构系数、农业产业结构转换方向系数等指标,研究了城市化过程中西安都市圈都市农业结构变动特征及其空间分异。结果表明:(1)西安都市圈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导致都市农业粮油生产比重持续下降,水果、蔬菜生产以及农业休闲服务比重上升,农业结构逐渐向特色化、现代化发展。(2)1999-2006年,是西安都市圈低城市化水平向较高城市化水平发展阶段,是推动都市农业结构快速调整与转变的重要阶段;2006年之后由于城市对农产品及休闲服务的需求结构格局已基本确定,类型的多样性需求相对减缓,主要以数量需求增加为主,因此农业结构变化则相对较小。(3)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农业结构系数降低,都市农业结构层次逐渐趋于高级化,都市圈核心区比边缘区农业结构层次更高。(4)西安都市圈各区县谷物种植业转换方向系数均小于1,谷物种植业向蔬菜、果业及休闲农业的转换较为突出,都市圈农业正向现代都市农业转变。     

长江经济带农业发展的现状特征与模式转型

本文基于统计数据揭示长江经济带农业发展的现状特征,并结合农业农村发展范式及其演化的回顾,探讨新时期长江经济带农业发展模式转型及其基本策略。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之一,近年来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虽不断提升,但产品产量和产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农产品国际贸易呈现良好态势,但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仍较薄弱;农业生产化学品投入强度不断提高,带来的环境问题函待解决;农业发展的新业态不断涌现,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的主体和动力源。新时期长江经济带的农业发展应充分吸收多功能农业生产和网络化乡村发展范式的有益成分,激发内生动力、整合外部动力,以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现代农业先行区、农产加工优势区、特色农业产业带为关键目标,实现“七大转变”,着力推进区域农业的多功能转型。深化相关改革、加大财政投入、鼓励创新创业、优化区域布局、加强区域合作、强化村镇建设是实现转型的重要保障。     

A study on the allocation of productive factors of Chinese agriculture

Background of Study on Alloc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Factors in ChinaAgricultal productiVe factors include land, labor, fendirer, approved variety, fann machinery, waterconservanCy facilihes, etc. The allocation of aghcultural productiVe factors is defined as the combination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factors corresponding to regional natural condihons and economic situationIt is a requirement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prachce to StUdy the allocation of agricultUlal produchvefactors…     

城郊土地利用功能演变——以贵州省惠水县乡村旅游度假区好花红村为例

论文以贵州省惠水县乡村旅游度假区好花红村为典型案例,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实地调查访问数据,分析了2006—2019年好花红村土地利用功能演变规律,探讨了土地利用功能转型助推乡村振兴的作用。结果表明：① 好花红村土地利用功能受土地利用转型的影响,由传统单一的农业生产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转变为复合型观光休闲功能和经济发展功能,增加了经济效益的同时保证了生态效益,土地利用功能总体上呈现出多元化和复合化特征;② 研究区不同演变阶段的演变模式存在显著差异,经历了单一农业生产功能阶段、多元功能转型过渡阶段、多功能复合转型阶段,土地利用功能演变有以农为主、乡村旅游为辅,农旅结合、农业逐步退缩,以乡村旅游为主、整体转型3种模式;③ 自然条件是土地利用功能变化的基础动力,经营主体变化是土地利用功能转型的内在动力,区域发展政策是驱动土地利用功能多元化的根本动力,旅游市场“规模化”需求是驱动乡村功能和土地利用功能转化的重要推动力,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驱动土地利用功能演变。     

大城市郊区乡村转型与重构的典型模式分析——以天津东丽区华明镇为例

城市和乡村是连续统一体,乡村地域系统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带动下不断发生着转型与重构。探索乡村转型发展路径,总结成功经验模式,对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乃至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城市郊区地处城乡交错带,相比农村腹地,乡村转型具有独特优势。本研究以华明镇为例,详细阐述了以城镇化整理路径实现乡村转型发展的典型模式。研究发现,华明镇乡村转型以“三整合”为标志,通过实施宅基地换房,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工业园区,改革集体经济,创新金融服务,整合社区服务组织,实现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促进了村庄“人-地-业”协调发展。但是,以城镇化整理为主导的乡村转型模式,会造成传统乡村聚落的消失,需要强大的财政支持与政策体系支撑,仅适应于非农化水平较高的乡村地区,应审慎对待,不能盲目推进。     

中国农业地域分异与现代农业区划方案

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过程的统一,农业地域格局取决于自然、经济、社会和技术等要素的综合影响,而且伴随着这些要素的长期变化而产生时空演化和区域分异,由此奠定了综合农业区划的科学基础。本文探讨了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新战略,剖析了现代农业发展环境的时空转变及其动态特征,建立了农业自然要素与农业地域功能耦合测度指标体系,应用聚类分析和定性评判综合手段提出了新时期中国现代农业区划原则和方法,制定了全国现代农业区划方案。该方案包括15个农业一级区、53个农业二级区,并与1981年农业综合区划方案进行比较分析,深入揭示了快速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进程中中国农业生产结构、地域功能、格局动态和发展趋向,为新时期加快各地区现代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为创新发展现代农业与乡村地理学,促进地理学综合研究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提供了重要参考。     

中国生态农业的发展与展望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通过科学技术进步和土地集约化利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与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在这一形势下,人类社会开始反思农业发展的政策、模式和技术,认识到农业的发展,不仅要提高产量以满足人们对农产品的数量需求,还要提高产品质量,保证食物安全,发挥生态系统的多种功能。20世纪末,中国生态学家和农学家共同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概念。经过近30年的实践和发展,中国生态农业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总结了适应中国国情的成功模式,开展了不同层面的生态农业建设试点,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与赞扬。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对农业的多种生态服务功能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缺乏市场化引导、规模化经营、专业化生产和品牌化推广等。面对着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与资源环境瓶颈,中国生态农业需要在产业循环、多功能化、高品质、产业化以及融合传统精华与现代技术、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多做努力。     

京津冀地区农业生产效率的时空格局及收敛性研究

将京津冀地区146个典型县域划分为京津近郊农业区（I）、冀东北农业区（II）、冀中平原农业区（III）、太行山农业区（IV）、坝上农业区（V）五大农业区,测算了2000—2015年京津冀及五大农业区的农业生产效率,检验了京津冀及五大农业区农业生产效率的收敛性,揭示了京津冀地区农业生产效率的收敛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农业生产效率变化趋势总体较为平稳,五大农业区农业生产效率由大到小依次为：V>II>IV>I>III,Malmquist指数呈显著波动趋势,技术进步对对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作用显著;在农业资源禀赋、地理区位等内源性因素与经济发展环境、技术进步与农业政策支持等外源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京津冀地区优化重组农业生产要素,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并通过要素流动与要素替代作用,缩小了不同农业区内部的农业生产效率差距,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各农业区农业生产效率收敛于不同稳态水平;最后,从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系、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农业规模经营等角度提出了京津冀地区农业协同发展的具体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