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的基本逻辑：一个分析框架

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背景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发展问题逐渐成为了研究的热点。论文基于有机更新理论,从更新目标、对象、主体、空间、时序和方式等角度,系统梳理了传统村落有机更新的基本逻辑。研究认为：(1)有机更新目标是致力于解决功能需求与秩序保护之间的矛盾,促进局部和整体、当前和未来、功能需求和文化传承的辩证统一;(2)有机更新对象即有机秩序和传统功能,其中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是有机秩序修复的关键落脚点,点域功能和面域功能是传统功能转型的重要发力点;(3)有机更新主体是利益相关者构成的更新共同体,主要包括村民、政府、企业和科研院所等;(4)有机更新空间是基于更新重点不同而形成的圈层式空间结构;(5)有机更新时序遵循着远期的更新干预强度循环规律,近期的串并联渐进式更新流程;(6)有机更新方式强调了从精准判定、精准修复和精准施策等3个步骤出发,构建具体实施路径。论文进一步从“战略目标层—实体认知层—有机策略层”视角,构建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有机更新的分析框架,为中国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更新工作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湘南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营建模式

以湘南地区为地理单元,在分析该地自然地理条件和历史文化环境的基础上,探索该地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选址思想和营建模式。从选址思想来看,基于安全防御、农业生产、经济营建和风水观念的考虑,湘南传统村落多选址于地域环境相对独立或封闭的丘陵坡地或台地上;从营建模式来看,湘南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追求“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布局遵循传统礼制,实行自主互助并秉承经济实用的原则,发展体现区位择优的生长规律。     

聚落“双修”视角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活化路径研究——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

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维持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有效更新极为重要。以中国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运用景观基因分析法分析了张谷英村显性物质文化景观基因与隐性非物质文化基因特征,从聚落“双修”视角提出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活化方案。研究结果显示：① 显性景观基因特征为空间布局空心趋势明显,街巷系统衰退痕迹严重;民居建筑结构秩序紊乱,功能利用主体两极分化;主体建筑链条节点断裂,文明载体内涵挖掘尚浅;山川地势脉络根基平稳,水系网络线条渐趋单一;② 隐性文化基因特征为家风信仰世代传承不息,图腾标志遥相呼应不止;民俗文化延续之途受阻,传统礼仪抗争之路临难;③ 显性基因修补路径为基因建库,恢复原始形态,完善基础系统;微创修补,保留原始功能,再现原真风貌;隐身挖掘,重接本土链条,夯实建筑内涵;“低+高”干预,维持稳定脉络,调适单一线条;④ 隐性基因修复路径为内外熏陶,营造传承氛围,完善解说系统;置身其中,增强居民参与,再现特色场景。从聚落“双修”视角探索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优化方案,其目的是在保留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实现有机更新,完成物质空间和非物质空间的转型发展,推动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的系统特征、研究趋势与框架

传统村落作为中国乡村转型发展研究的重要载体之一,其人居环境是村落自然环境选址、空间功能表达、社会文化建构的综合体现,也是传统农耕文明的活态表现。论文通过界定传统村落概念、梳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内涵与系统构成、明晰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特征与表现,从系统角度构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研究范式。结果表明：(1)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研究可从转型内涵界定、转型系统构成与表现、转型阶段划分与空间分异、转型发展路径与模式等方面展开。(2)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包含主体、空间、功能3个维度,自然生态、社会文化、产业经济、地域空间、多元主体5大子系统,其各子系统转型互为依存又各有侧重,需分类施策。(3)自然生态、地域空间系统是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传统研究范式,属于对“原生物质空间”的研究;社会文化、多元主体、产业经济系统为新近研究范式,属于对“建构性物质空间”的研究;基于问题、目标、需求导向,从系统角度综合研究转型发展则是未来人居环境研究的新趋势。     

基于CAS理论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化研究——以张谷英村为例

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基础,从基本特征、结构构成和适应机制等视角分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系统特征。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由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社会文化环境系统、地域空间环境系统和多元主体系统等4个子系统构成,与复杂适应系统特征非常契合。以张谷英村为例,研究了其人居环境演化过程,结果显示：① 在徘徊阶段（1978-1988年）,村民自组织发展是张谷英村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力量,主体适应性行为和人居效应的作用强度均有限,人居环境系统演变处于量变的积累阶段;② 在过渡阶段（1989-2001年）,政府的强势介入是张谷英村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力量,导致了利益关联的复杂性、流要素转化的高速性以及系统演化的不确定性,人居环境系统演变处于质变的关键阶段;③ 在剧变阶段（2002年至今）,多元主体的交互作用是张谷英村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力量,各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作用强度和复杂程度增强,加速了人居环境功能转型和系统结构质的跃升。为了促进张谷英村人居环境系统的有序升华,从提升自适应能力、重视自组织反应、优化主导调控和引入社会治理等视角构建了系统调控机制。     

多元主体视角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满意度研究——以福建省屏南县龙潭村为例

针对福建省屏南县在文创移民过程中存在的多元居民主体普遍性特征,选取屏南县龙潭村为研究对象,以样本问卷数据为基础,利用SPSS 22.0中的多种统计分析工具,探究不同类型居民主体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空间布局的满意度差异特征。结果表明：(1)龙潭村人居环境整体满意度分值为4.010,不同维度人居环境满意度存在一定差异性,其中满意度分值最低的为规划建设维度,满意度分值最高的为空间环境维度;(2)学历、居住时间和居民类型等属性对人居环境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利用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将主体划分为5种类型群体,各类型群体对人居环境满意度存在显著指向性与差异性;(3)在地村民满意度整体高于城市移民,且地缘属性越强的在地村民人居环境满意度越高,业缘属性越强的城市移民人居环境满意度越低。多元主体视角下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建设应考虑不同属性群体的差异性需求,有针对性地优化配置,以满足新时期对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建设提出的新诉求。     

基于“三生”空间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及驱动机制——以湖南江永县兰溪村为例

在快速城市化与乡村旅游开发背景下,从“三生”空间视角探索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和发展机理,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传统村落发展的一般规律。本文以湖南省江永县兰溪村为例,基于参与性农村调查与评估(PRA)、GIS空间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其“三生”空间演变的过程、格局与机制,结果如下：①从“三生”空间视角,分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与“三生”空间的系统耦合特征。认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在空间上要实现生活空间宜居、生产功能协调和生态空间优美,这与“三生”空间系统目标和特征非常契合;②从“三生”空间演变特征来看,兰溪村生活空间由血缘集聚向外围扩散转换,生产空间由农业功能向旅游功能转型,生态空间由外部整体收缩向内部斑块化发展。“三生”空间演变过程是一个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过程,“三生”空间逐渐由传统的人居空间向新型复合空间转变;③传统村落“三生”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是在旅游市场需求、政府政策引导、空间行为转变和自组织反应力的内外双重驱动作用下的结果,内力驱动主要集中在农户生活空间结构特征上的延续与转化,外力驱动主要体现在生产和生态空间结构的转型与更替。     

传统村落空间形态与空间认知的句法研究：贵州加车村案例

以贵州省从江县的少数民族传统村落加车村为研究对象,对加车村进行句法分析,并对村民、游客进行空间认知调查,结果表明：加车村新核心占据着整合度高值区域,汇集人流的作用不断增强,旧核心则因特定的空间结构和社会功能保持着中心地位;高整合度的线性街巷,以及位于高整合度轴线附近的空间要素更容易为人们所认知;村寨全局整合度、局部整合度与空间使用者的空间认知正向相关,村民的空间认知与全局整合度密切相关,而游客的空间认知则与局部整合度相关性更强。文章揭示了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特征及其成因,并利用意象图探讨空间形态对不同使用者空间认知的影响。最后,基于传统村落空间形态与空间认知特征,从节点空间、街巷空间、空间界面3个方面,构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空间形态与空间认知保护框架,为传统村落空间继承和发展提供借鉴。     

“双修”视角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模式研究——以湖南省2个典型村为例

传统村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血脉和基因,乡村转型背景下,如何留住这份“乡愁”显得尤为重要。论文以湖南岳阳张谷英村和通道皇都村为例,从景观基因修补和文化基因修复的视角,探讨自组织和他组织模式下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演变路径和空间特征。研究显示：① 自组织模式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机制较为灵活,实效性强,但短期稳定性差;他组织模式下的转型机制短期稳定性较强,但缺乏一定的实效性。② 自组织模式下的转型发展由内生力量自下而上推动,“双修”理念下沉发展较好,创新与适应能力强,但“双修”效果缺乏一定的规范性和整体性;他组织模式下的转型发展由外部力量自上而下推动,“双修”效果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和秩序性,整体呈环状格局,但内生力量较弱,理念下沉较差,主动创新能力与适应能力低。③ 自组织模式下的转型发展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即文化基因修复为先,景观基因修补在后,整体呈波状起伏路径;他组织模式下的发展逻辑与自组织相反,整体呈阶梯式路径。④ 自组织模式在传统村落未来发展中能够稳固延续;他组织模式下,虽短期内可以延续,但随着内外主体的强弱转化,最终将被自组织模式取代。     

句法视角下广州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及认知研究

本研究在句法视角下,选择广州小洲村为案例地,以轴线图结合意象图的分析方法,探讨村落空间形态与不同使用者空间认知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① 空间组构中具有高数值的某些变量,可被认为是地标性的显著空间元素,在使用者认知图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连续性极大地影响了空间认知;② 不同使用者的空间认知模式存在差异,本地居民能够更加容易认知村落深层次的空间格局;③ 城市化改变了传统村落具有的防御性及内聚性的原本形态特征,空间集聚中心由内部转向边缘,这是导致本地居民与其他使用者认知差异的重要原因.本研究为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村落的发展与规划提供了重要启示,也是一种以新方法研究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及空间认知的尝试.     

基于DPSIRM模型的社区人居环境安全空间分异——以大连市为例

以DPSIRM因果关系模型拟定指标体系,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和综合比较法赋权并量化计算,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方法,对大连社区人居环境状况和全空间分异格局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大连市社区人居环境安全单元分为五个类别,即社区人居环境安全评价很差单元、社区人居环境安全评价较差单元、社区人居环境安全评价过渡单元、社区人居环境安全评价较好单元、社区人居环境安全评价优良单元;大连市人居环境安全的空间分布中各分区所占的比例为:人居环境安全区30.598%,人居环境较安全区30.232%,人居环境安全过渡区9.678%,人居环境较不安全区12.299%,人居环境不安全区17.193%;南部滨海区人居环境安全好,北部城乡结合部人居环境安全差,呈现由南向北递减趋势;中部是国家森林公园等植被覆盖好的区域,人居环境安全好。研究表明本文所建评价模型具有普遍性,可用于不同社区人居环境因子的评价与比较。     

苏南不同类型传统村落乡村性评价及特征研究——基于苏州12个传统村落的调查

乡村性作为乡村的本质属性,是村落得以存续的关键。在面临剧烈的内外部重组与分化中,传统村落乡村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忽视甚至埋没。以苏州12个国家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根据发展路径将其划分四类,并通过构建传统村落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对其进行乡村性评价。研究表明：苏州传统村落乡村性基本保持较高水平,但不同发展路径村落乡村性构成特征各异。传统技艺型村落在产业驱动下乡村性得到均衡增强,旅游发展型村落在片面激活中产生乡村性极化,综合开发型村落的自我探索维系着均衡的乡村性,生活服务型村落在城乡互动中面临乡村性衰败危险。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要以乡村性的整体均衡提升为导向,选择适宜的发展路径。     

基于“三生”系统的典型旅游城市人居环境演变过程及机制研究——以张家界市为例

从“三生”系统切入,结合熵值法和HP滤波分析,按照“演化轨迹描述-周期阶段划分-演化路径及驱动机制剖析”的逻辑主线,探索1989年以来以张家界为代表的典型旅游城市人居环境演变过程及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 基于“三生”系统内涵、关系及形成机理,分析得到旅游城市“三生”系统由自然生态、旅游生产和城市生活子系统构成,其人居环境由“原住民居环境”和“旅游者居环境”构成,两者在功能、目标、特征等方面具有较强契合性。② 结合熵值法,测度了1989—2018年张家界人居环境及子系统的发展水平,总体上,人居环境质量持续提升,向旅游城市复合空间转变;生态系统逐步优化,雨涝灾害较频繁;生产系统向旅游业转型,易受重大事件影响;生活系统全面升级,生活水平及基础设施改善明显。③ 依据HP滤波分析,将张家界人居环境演变划分为“介入-分化-调控-共生”阶段,并梳理了三大系统的演化路径。④ 从内外驱动角度,提炼了包含市场需求、旅游资源、宏观环境、政策推动及自组织反应行为在内的五大驱动因素的作用机理,结合VAR模型,从长短期两个方面,量化各因素与人居环境质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最后,针对张家界人居环境现有情况,从“三生”视角提出几点普适性建议。     

长沙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不确定性评价(英文)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s of vital significance to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urban ecosystem health. Urban human settlement and economic systems exist in urban ecosystems, which are a structural complexity. Therefore the research is being challenged by some uncertain factors between human settlements and economic systems. However most of the researches were focused on its determinate objective aspects and qualitative analyses while less concern on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especially little on its uncertain aspect. At present, the urgent task is to study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terms of the effect of uncertainty.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uncertain characteristics, which would be confronted at different stages, such as confirming the index categories, their bound values, and their construction rate, etc.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urban conditions, many construction principles based on uncertainties are put forward and an indicating system for human settlement and economic evaluation is established. Moreover, the application of fuzzy mathematics presents a new method and a calculation model for th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ethod and model in Changsha city of China showed that the assessment results can reflect not only the overall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city, but also the mode of interactive mechanism between urban economic system and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模型及湘西实证

本文提出了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理论框架,基于理论框架构建了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模型。以湖南省湘西州为例,甄别驱动因素、佐证补偿模型。结果表明：① 从传统建筑风貌、村落选址和格局、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及其村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看,湘西传统村落符合实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条件;② 从景观特性及价值、外部市场认可度、自我损失、政府管理等层面而言,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符合所提出的补偿模型;③ 从驱动因素看,湘西82个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特征符合模型中的景观特性、政府管理、外部市场和自我损失综合驱动型;④ 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可划分为社会经济补偿型、历史文化补偿型和自然环境补偿型,各类型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等因素均影响补偿模型结构。     

环渤海地区城市人居环境质量评估及影响因素

城市人居环境是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和满意度的重要内容。本文以环渤海地区44个城市为例,从人居硬环境和软环境两方面评价人居环境指数,运用描述统计和GIS制图方法,分析环渤海地区城市人居环境综合质量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人居环境综合指数存在显著空间差异,沿海城市的人居环境质量明显高于内陆城市;在省级行政单元中,辽宁省人居环境综合指数最高,天津最低。②环渤海地区城市人居环境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与人口规模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仅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率并不能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但合理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则可有助于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     

基于不同主体的城镇人居环境要素需求特征——以广州市新塘镇为例

从城镇人居环境特点及不同主体的需求出发,构建了一套包括5个综合指标项和32个要素的城镇人居环境指标体系。以广州市新塘镇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非参数检验分析,揭示了不同主体人居环境要素需求特征;运用相关分析、聚类分析探讨了城镇人居环境要素需求差异性影响因素及不同群体要素需求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受访者对闲暇活动等10个要素的需求表现出差异性,对生活能源等22个要素的需求表现出共性;居住时间和经济状况对不同主体人居环境要素需求的差异性影响最大。同时结合4个类群主体的差异性环境要素需求和空间分布特征,提出了新塘镇未来人居环境优化应该重点建设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