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城市“三线冲突”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划定“三线”(生态红线、城市开发边界、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是构建城市生产、生态、生活空间格局和实现“多规合一”的关键。但在实际工作中,“三线”由不同部门依据不同准则划定,在空间上往往存在冲突。本文以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从图斑层面探讨“三线冲突”的类型与表征,并分别采用空间格局分析和相关分析法研究“三线冲突”的空间格局特征和区域条件对其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武汉都市发展区内“三线冲突”以生态—耕地冲突和生态—城市冲突为主,城市—耕地冲突面积较小;②生态—耕地、生态—城市和城市—耕地冲突热点分别集中于都市发展区边缘、都市发展区内部和城乡过渡带,呈圈层分异的特点;③区域条件的6个指标对3类“三线冲突”子类型冲突强度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研究结论为：一是“三线冲突”强度可以用“三线冲突”强度指数(TLCI)表征;二是空间自相关分析、梯度分析、景观格局分析法可以很好地刻画“三线冲突”空间特征;三是对“三线冲突”的自然—人文驱动机制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本文有助于从城市空间视角加深对“多规冲突”问题的理解,识别“三线冲突”的自然—人文驱动因子,为实现“多规合一”提供理论支撑。     

地表温度“源—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热岛是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探究城市热岛的影响因素,建立与自然因子、社会经济因子、景观形态因子的关联,对解决中国“城市病”,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首先在全国尺度上基于地表温度“源—汇”景观指数识别地表温度的“源”景观/“汇”景观,在此基础上计算“源—汇”景观贡献度及其效应,分析其时空演变规律;其次,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自然因子、社会经济因子和景观形态因子对“源—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结果发现：① 2005—2015年间,可缓解热岛效应的省份冬季较夏季多,冬季“强”和“较弱”景观贡献度比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中国北部和南部;夏季“强”的“汇”与“源”景观贡献度比值区域集中分布在中国北部地区。② 对于本地因子,景观形态对“源”或“汇”景观贡献度的影响较大,缓解热岛效应将附近小“汇”斑块结合来降低地表温度“汇”景观的离散度;其次,夏季适当在“源”景观里增加相对湿度、并增加其植被覆盖率,严格控制“源”景观和“汇”景观的建筑密度及建筑高度,可达到最佳降温效果。③ 邻域因子中相对湿度和建筑密度的影响更大,景观形态中增加“源”景观的离散度及其边缘密度,或增加“汇”景观集聚度,简化其形状均有利于缓解邻域的热岛效应。     

基于“蜂鸣—管道”模型的中国城市知识合作模式及其对知识产出的影响

知识经济与网络社会时代,知识合作网络成为理解城市创新过程的重要视角。在知识合作网络中,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合作模式,即“本地蜂鸣”和“全球管道”。本文以“蜂鸣—管道”模型的逻辑思想和理论假设为基础,探讨区域内和跨区域两种不同城市知识合作模式的特征及其对城市知识产出的影响。首先提出了蜂鸣与管道的测度方法;然后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基础构建了中国20个城市群的知识合作网络,考察了网络中蜂鸣和管道的演化路径和组合特征,归纳出城市知识合作模式的不同类型;最后,通过计量模型揭示了蜂鸣和管道对城市知识产出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中国城市知识合作网络中的蜂鸣与管道表现出渐进积累和自我强化的空间演化特征;② 根据蜂鸣和管道的组合特征,可将城市划分为“网络型”“外向型”“孤岛型”“内向型”4类,不同类型的城市在知识网络中的空间分布规律和发展演进路径存在差异;③ 根据负二项回归模型发现,蜂鸣与城市知识产出呈倒“U”型关系;管道与城市知识产出显著正相关;此外,两种合作模式在促进城市知识生产的过程中存在互补效应。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集装箱海运网络的脆弱性变化

为探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集装箱海运网络在蓄意攻击下的脆弱性变化情况,基于蓄意攻击下集装箱海运网络的地理空间联系变化和网络分裂过程,提出了集装箱海运网络崩溃临界点的识别方法,进而建立了集装箱海运网络脆弱性变化趋势和程度的量化方法,并利用2015年和2019年海上丝绸之路中港口和航线的统计数据构建网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15年和2019年“海上丝路”网络的蓄意攻击承受能力分别为4.21%和5.51%,说明2019年的“海上丝路”海运网络比2015年更加强壮,其相对变化率为30.88%;“海上丝路”网络脆弱性变化的驱动机制主要包括港口层级结构的差异性减弱、关键港口备份机制日趋完备、东亚和东南亚与其他区域间的集装箱海运联系更加紧密等。最后,从持续保障中国与“海上丝路”沿线各国集装箱海运互联互通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研究成果对于揭示“海上丝路”海运网络的脆弱性变化及其驱动机制和影响因素,进而有针对性的持续保障该网络的互联互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且本文的分析方法对其他运输网络脆弱性变化的相关研究也可提供借鉴。     

“全球—地方”视角下中国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与影响因素—— 一汽—大众案例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生产组织的“全球—地方”跨域关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探究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在“全球—地方”互动情景下跨域网络特征及地理空间表征,论文基于“全球—地方”生产关联与多尺度融合视角,利用整车制造一级供应链数据,分析以一汽—大众为代表的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球—地方”多尺度融合为理解跨国公司构建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转移足迹提供了良好视角。德国大众公司通过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嵌入中国汽车制造业体系,生产网络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全球—地方”关联特征。② 一汽—大众整车生产本土一级供应商数量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国土开发的“T”字形战略高度吻合。供应商资本类型/技术掌控呈现出同类型空间集聚的地域组织模式,集聚程度呈现独资≈合资>内资的差异性特征。③ 一汽—大众通过整车厂生产转移和跨区域供应链采购,生产组织形成了以整车厂所在城市为核心、受地理边界制约的跨区域集群网络结构。④ 地理时空约束、区位优势与集聚效应、模块化生产为代表的技术革新、跨国集团的企业战略与外资俱乐部策略,共同影响了一汽—大众汽车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论文通过典型案例研究,为理解“全球—地方”多尺度下中国关键性产业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文化邻近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科研合作强度的影响

跨国科研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而相互信任则是科研合作的重要基础。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规模和社会文化环境差异都较大,文化邻近对于增进国家间相互信任,进而推动跨国科研合作就具有重要价值。考虑到以往研究主要以合著科研论文数量来测度国家间的科研合作水平,可能放大了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发文总量等的影响,本研究基于2007—2020年间“一带一路”沿线66国间的合著科研论文数量,以改进的Salton指数表征的科研论文合作强度测度国家间科研合作水平,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回归分析和GIS空间分析等方法,探究沿线各国在2007—2013年和2014—2020年两个时间段内科研合作强度的演变过程,并以此为基础,着重考察文化邻近的可能影响。研究表明：① 综合分析论文合作规模和合作强度,能够识别出建立在语言、宗教等文化要素邻近之上的两国间真正的强合作关系,宗教邻近有助于增进互信,语言邻近有助于增进相互理解,方便了科研合作过程中的交流和沟通。② 2007年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科研合作空间格局已由“两核九中心”转变为“一核八中心”,中国成为网络中唯一的核心,与其他国家的加权度中心性差距不断扩大。③ 国家发文量、国家间经济发展差距、政治关系、地理距离、语言邻近和宗教邻近等均对科研合作强度有显著影响,其中文化（语言和宗教）邻近的影响最为显著,但也趋于减弱,语言邻近的影响要强于宗教邻近,并且只有语言相同或属于同一语支能够显著促进国家间的科研合作。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与沿线大多数国家并不具有天然的文化邻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研合作网络的建设。未来,有必要更加重视跨文化交流和沟通,以增进科研合作领域的信任关系,推动科研合作取得实效。     

乡村“产居一体”的演进机制与空间图谱解析——以浙江碧门村为例

基于民本动力的生产模式驱动,产业集聚与人居增长在乡村地理空间上高度复合,“产居一体”成为乡村区域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以浙江碧门村为实证,阐释乡村“产居一体”的现象特征、演进机制及影响因素,并“自下而上”地建构空间图谱,整合与评价其范式组织及空间绩效。结果表明：① 碧门村的“产居一体”演进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生产调整、精英引领、配套支持、政府干预构成了主要驱动机制;② 碧门村“产居一体”微观单元范式多样,具有下产上居、前产后居、庭院工坊、产居独立四种模式,在空间上的效仿、协同与竞争,形成宏观的“产居一体”空间图谱格局;③ 青山村、中心村与黄浒沿的“产居一体”空间图谱特征差异显著,分别呈现核域式聚集、轴线式延展、散点式分布的增长与分布规律。由此,提出“产居一体”驱动下的组团协作、精明指标、级差布局的导控机制,以期为规划实践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支持。     

金融空间联系及K-means聚类中心等级识别研究——以长三角为例

以2001年、2006年、2011年长三角城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贷款额数为样本,构建金融空间联系模型,定量分析长三角城市金融空间联系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K-means金融中心等级识别模型,识别长三角城市金融中心等级。研究表明：① 2001-2011年长三角城市金融“质量”空间趋势较为稳定,总体呈现东部高于西部,中部高于南、北部的倒U形分布。② 金融空间联系最大引力线联结格局较为稳定。③ 金融空间联系网络结构格局变化显著,主要从简单的“折线型”空间结构逐渐发展成简单的、复杂的“网络型”空间结构。④ 长三角金融城市中心等级空间分布格局稳定,以上海市金融中心最为突出。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自然灾害危险性与灾损空间格局研究

灾害危险性和灾害损失是区域灾害风险评估的重要内容。以往研究大多基于国别尺度,无法表征国家内部和经济带沿线的灾害损失特征。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洪涝、干旱、风暴、地震4类主要自然灾害的历史数据,提出灾害数据空间尺度下推方法,构建了基于省级尺度的灾害数据库,从灾害发生频次与灾害损失的角度,探讨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主要灾害危险性和人口、经济损失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综合灾损高值区的主导灾害。研究表明2003—2018年间,“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灾害发生广泛,各类灾害危险性和损失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81.4%区域均有灾害发生,洪涝灾害发生范围最广,风暴主要发生在沿海地区,干旱灾害集中在中国北部和泰国等地,地震多分布于地震带沿线;全域人口损失以洪涝（53%）、干旱（26%）为主,经济损失以洪涝（49%）、地震（23%）为主,各地区人口和经济损失因区域内人口和经济基础不同存在空间差异;大部分区域损失由单一灾害主导,仅小部分地区损失受多种灾害共同影响。研究结果提示我们应针对各灾害高危区、灾损高值区及各地区主导灾害制定相适应的防灾减灾措施,为未来“一带一路”的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与综合减灾、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支撑。     

“双循环”新格局与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基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视角

京津冀地区经历了从竞争、合作到迈向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过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着新挑战和新目标,亟需实现创新驱动经济转型。本文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等方面入手,系统梳理了京津冀在“外循环”和“国内大循环”中的价值链地位和辐射能力,以及以“京津冀小循环”为表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结果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没有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相对应的技术分工和知识生产能力,处于价值链较低附加值环节;在“国内大循环”中,京津冀占据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并向外输出技术和资本,但吸引和辐射力有限。进一步探究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相对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京津冀小循环”尚未打通,创新成果难以在城市群内部转化,从而未能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城市群定位目标。下一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应以水平知识链、梯度创新链为驱动,构建城市群垂直产业链。具体来说,“内循环”中应着力打造“北京研发—天津高端制造—河北物流服务”协同格局,“外循环”中构建以知识转移和市场突破为核心的“北京创新集聚溢出—河北综合制造—天津研发、航运”分工模式,逐步实现“内循环”反哺“外循环”。     

主题性旅游协作联盟及其构建——以运河文化主题协作联盟为例

主题性旅游协作联盟是一种新型的旅游合作战略模式,其协作基础为相似的空间认知要素、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支撑和物态化的整合营销品牌。在分析国内外20多个旅游协作联盟的基础上,从地域联系、主题类型、空间结构和组织形式等4个视角,总结了主题性旅游协作联盟的12种基本类型,指出协作的基础理论是注意力经济学、协作网络共生理论和旅游产业集群理论。选取江苏扬州至山东济宁段运河为研究区域,分析其文化资源和旅游发展状况,提出"千年运河,世纪风情"的运河文化主题,从组织体系、品牌营销、产品体系、保障机制、信息平台等5个方面进行主题性旅游协作联盟的构建。     

中国大运河沿线城市扩张时空差异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运河沿线城市建成区规模、空间扩张模式以及空间分布特征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虽然当前不缺乏大运河重要河段以及沿线典型城市的研究,但对于大运河沿线城市整体扩张的研究较为少见。论文结合统计数据与遥感数据分析了1984—2016年中国大运河沿线城市建成区扩张速度特征、空间特征以及区域差异。结果显示：① 中国大运河沿线城市建成区扩张速度特征可被归纳为4类,不同类别之间差异显著;② 基于遥感影像提取的运河沿线城市建成区面积通常为相同城市对应年份的统计年鉴中建成区面积的1~2倍;③ 运河沿线城市建成区空间分布整体趋于离散、破碎,江浙地区运河沿线城市的建成区空间分布最离散、破碎,且离散度增长最剧烈。     

大运河遗产河道游憩利用适宜性评价

在充分考虑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新要求的前提下,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包含4个准则层、10个因子层、22个指标层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大运河27段遗产河道的游憩利用适宜性进行评价。研究显示:①从评价结果来看:大运河27段运河遗产河道的游憩利用适宜性排名情况比较客观,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对于评价大运河遗产河道的游憩利用适宜性较为可信,对于评价大型线性文化遗产的游憩利用适宜性同样具有借鉴意义。②从游憩利用适宜度来看:11段游憩利用适宜度较高的遗产河道全部位于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沿线的通水、通航河段。4段游憩利用适宜度低的河道均处于大运河已断流区域。浙江、江苏、天津、北京、河北等5省市境内的遗产河道游憩利用适宜性要优于安徽、河南、山东等3省境内的河道。③从影响游憩利用适宜性的各准则层来看:游憩利用适宜度高的遗产河道,其生态环境本底质量普遍较高。游憩利用适宜度低的遗产河道,其经济社会条件和旅游发展基础2个指标层的表现也普遍偏低。依托大型线性文化遗产建设国家文化公园,要在对其不同区段游憩利用适宜性开展评价的基础上,构建科学合理的游憩利用模式。     

京杭大运河的完全价值观

从理论和现实背景出发, 提出对京杭大运河价值的初步认识: 京杭大运河具有四大基本价值: (1) 作为文化 遗产的价值, 起到彰显民族身份和促进文化认同的作用; (2) 作为区域城乡生产与生活的重要保障, 具有输水、航运 和灌溉等现实功能的价值; (3) 作为区域生态基础设施的价值, 是保障国土生态安全的关键性格局; (4) 运河还具有 作为潜在的休闲通道的价值, 是国民身心再生和教育的战略性资源。强调只有用完全的价值观充分认识运河廊道, 并处理好现实的功能需要与这些价值间的相互关系, 才能保护和利用好运河遗产及其相关资源, 使之在当代发挥 应有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建设遗产廊道的方式、结合南水北调和东部生态安全格局及中国南北生态休闲廊 道的建设, 将保护与利用京杭大运河作为国家战略。当务之急是: (1) 应用“反规划”理念进行运河的整体保护规划; (2) 展开资源摸底, 全面掌握大运河遗产廊道资源情况; (3) 制定整体性的管理和发展战略; (4) 以申报世界遗产南 水北调工程为契机, 建立大运河区域间协作机制。任何单一的价值观(如从单一的输水功能考虑) 和单一的工程措 施, 都将给中国大地上这一独特的文化景观和与之相联系的历史文化、生态及社会经济系统带来不可挽回的遗憾。     

“一带一路”对国民出境沿线国家旅游需求的促进效应

收集网络关注度等数据,构建趋势线模型测算“一带一路”对我国国民出境沿线国家旅游需求的促进效应、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一带一路”共对27个国家旅游需求有促进作用,且各国家所受影响程度差异较大;人口、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丰度和空间距离是“一带一路”对沿线各国旅游需求促进作用空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②“一带一路”共对30个省域国民出境旅游需求有促进作用,且各省域所受影响程度不同;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一带一路”对各省域国民出境旅游需求促进作用空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     

国际游客对大运河遗产价值的感知：基于跨地方主体性的视角

遗产价值评判的立场与标准隐含了遗产话语权的角逐以及价值观传播的问题。目前,中国世界遗产的价值评定受制于西方所谓的“普遍价值”;特别是在入境遗产旅游这一文化外交的前沿阵地,现行遗产实践按照西方标准来展示中国文化传统,有可能预设了国际游客的遗产价值评判立场与标准,反而丧失了中国文化外交的主场优势。“共同价值”为遗产价值评判提供了指引,如何借力入境遗产旅游的现实情境,证实并传播共同价值立场与标准,是遗产实践的重要议题。鉴于此,本文以大运河苏州段遗产地为例,基于跨地方主体性的理论视角,解析国际游客与大运河遗产地的互动过程及其感知评判遗产价值的具体路径。研究发现：国际游客从微观与中观两个层面来与遗产地互动,并通过移情性理解与自反性建构两种具体路径,实现了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与协商;这一过程中,国际游客能动地感知评判着大运河遗产的价值,跨越了所谓“普遍价值”所预设的狭隘僵化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立场,达成了开放包容、交融互鉴的文明交往实践,成为共同价值立场与标准的国际群众基础。文章引入共同价值立场与标准来尝试破除西方普遍价值论背后的霸权主义行径,对争取世界遗产话语权、推进文明间平等交往、弘扬中华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历史舆图与现代空间信息技术在大运河遗产判别中的运用——以大运河明清清口枢纽为例

对运河遗产进行判别与登录,是大运河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对运河遗产基本特征与演变规律的揭示,则是深入认识运河遗产的根本要求。历史舆图直观地反映了古代运河及其沿河的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对研究各历史时期的运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由于历史时代的限制,历史舆图在表达位置、距离、形状等地理空间要素时准确性较差,给大运河遗产的判别工作带来了困难。历史舆图与现代空间信息技术结合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通过"舆图新绘"的方式对区域时空演变过程进行复原,从而直观地揭示出运河遗产的本质特征与演变规律,为运河遗产判别提供依据。并且,同步集成的历史地理信息与现状遗存信息数据库也为运河遗产的评估、保护与管理等后续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工作平台与数据基础。     

世界遗产视野中的京杭运河北端通惠河

通惠河是元明清时期京杭运河北端的漕运河道,但列入UNESCO世界遗产预备名录的京杭运河项目中并未包括通惠河.为了在正式申报时弥补这一缺憾,笔者于2007年底对通惠河的历史地理与遗产资源做了文献梳理、社会调研与实地勘察,结果显示:通惠河的运河遗产资源价值较高,但运河遗产资源的环境现状不容乐观,原住居民对运河遗产资源的认知程度不高,运河遗产资源的保护管理力度不够.有鉴于此,建议从三个方面加强通惠河遗产资源的保护与管理:重点保护符合申遗标准的遗产资源;综合整治遗产资源本体及其环境;传承发扬运河历史文脉与非物质遗产.     

“一带一路”对国民出境沿线国家旅游需求的促进效应——基于网络关注度的分析与评价

收集网络关注度等数据,构建趋势线模型测算"一带一路"对我国国民出境沿线国家旅游需求的促进效应、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一带一路"共对27个国家旅游需求有促进作用,且各国家所受影响程度差异较大;人口、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丰度和空间距离是"一带一路"对沿线各国旅游需求促进作用空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②"一带一路"共对30个省域国民出境旅游需求有促进作用,且各省域所受影响程度不同;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一带一路"对各省域国民出境旅游需求促进作用空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     

文化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竞争力评价研究——天津“五大道”案例

基于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广义认知,梳理了文化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相关进展,依据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竞争力模型,建立了文化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及各项评价指标的量化方法,构建了文化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竞争力评价模型及评价标准,并以天津“五大道”为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天津“五大道”文化旅游区处于初等发展水平向中等水平过渡阶段,今后应通过创新管理体制、加大公益性投入、塑造文化旅游品牌、强化旅游配套以及关注社区发展来进一步提升其作为天津标志性文化旅游目的地的地位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