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居住社会-空间分异格局与耦合模式研究——以南京、杭州为例

伴随转型期中国大城市内部大幅拆建、住房市场持续分化、外来人口迅速涌入和城市居民频繁迁居等过程,城市社会阶层和居住空间不断被解构和重构。社会群体和物质空间的不断异质嬗变、杂糅组合与相互作用,构成城市居住的社会-空间分异复杂面相与耦合过程。以南京和杭州为例,在居住社会-空间二维属性及其关联耦合的认知基础上,基于城市住房市场、建成环境和手机用户画像数据等多源数据,采用主成分与K均值相结合的方法对社会群体与住宅空间进行聚类与匹配分析。研究发现社会群体类型间差异主要体现在消费能力与职业构成指标上,住宅空间类型差异则主要表现在住宅价格上,社会群体与住宅空间类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性,由此提炼并检验城市居住社会-空间耦合的七种典型模式。本研究拓展了中国城市居住分异的理论与实践深度,并为下一步的居住社会-空间耦合的过程、机制、效应与调控等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     

学区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及其社会空间重构研究——以武汉市武昌区为例

2014、2015年教育部接连发文要求落实“免试就近入学”政策,由此公立初小的入学资格与住房紧密挂钩。在此背景下,初小教育资源如何影响住宅价格,并带来怎样的城市社会空间变化是有意义的科学问题。论文基于安居客、链家、百度开放平台及问卷访谈等数据,综合运用特征价格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以武汉市武昌区为实证区域,探索学区对住宅价格的真实影响,并尝试从“空间生产”入手,探究学区引发的城市社会空间重构。研究发现：① 学区特征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已超过传统区位、建筑、邻里特征等的影响;② 学区房提供了资本由二级循环进入三级循环的便利路径,形成了学区空间生产与社会空间新分层的宏观基础;③ 微观层面,对优质学区的争夺产生了“学区人”和“学区空间”,进而出现学区飞地,对传统城市社会空间产生影响;④ 不同于“单位人”与“社区人”,“学区人”并不主要依靠职业或收入划分,而是因相似的家庭生命周期发生关联。     

基于户籍比较的特大城市住宅价格时空分异研究——以长沙市为例

为揭示中国特大城市住房市场中,不同购房群体在住房价格空间特征上的差异,论文对购房人群的户籍归属地进行划分,以“本地—外来”的视角分别刻画了长沙本地与外来(长沙户籍与非长沙户籍)2类购房者房价格局的时空演进。采取动态空间滞后特征模型(STAR-Hedonic)分析了区位、景观、邻里等因素对2类购房者房价的影响。研究发现：(1)长沙外来购房者房价梯度下降更快,空间更平滑。(2)长沙房价空间一江两岸双中心的总体格局逐步成型。传统CBD五一广场对城市房价的重要性在下降,但是对本地人房价梯度和价格弹性程度维持较高水平,副中心梅溪湖新城对外来人群房价的影响因子的提升幅度更大。(3)外来购房者对住宅品质和邻近配套有更高的支付倾向。(4)楼市的繁荣期和调控期,周边交易价格对2类购房者的影响程度不同。论文从功能需求、主观因素、政策区别和经济动机4个方面探究了2类购房者房价空间分异的成因。在“房住不炒”背景下,关注不同人群房价空间演进和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有助于特大城市房地产市场“精准调控”的实施。     

收缩城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及影响机制——以鹤岗市为例

收缩城市的经济社会问题逐渐凸显,住宅市场发展呈现出消极态势,房价变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论文以典型收缩城市——黑龙江省鹤岗市为例,基于住宅小区、夜间灯光、POI数据,利用Kriging插值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结合鹤岗市空间增长与收缩情况分析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① 鹤岗市住宅价格呈圈层模式分布,核心—外围分异程度强。高水平住宅价格小区集聚在核心区内且分布规模小,中高值圈层扩散态势弱;外围工矿型辖区收缩情况相对严重,住宅价格水平低且波动小。② 城市发展状态与住宅价格水平存在空间相关性。不同收缩程度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居民收入水平、人口减少与老龄化、保障房建设规模等宏观因素差异影响着住宅价格总体空间分异格局。③ 城市内部区域的增长或收缩状态影响微观设施的作用效果。发展中心的区位优势对增长型区域住宅价格的正向作用更强,高水平公共服务对核心区和城市北部收缩区域住宅价格的增长有明显积极效应,企业工厂的分布对增长型区域住宅价格的负向影响更突出,各因素相互联系、交互影响,共同作用于住宅价格空间分异。     

基于潜在活动空间的个体时空可达性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以上海市郊区为例

可达性是人文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在“以人为本”理念的影响下,以时间地理学理论为基础、基于人的研究范式的时空可达性测度方法受到学者关注,成为生活质量、社会公平等议题的重要切入点。论文通过刻画整日潜在活动空间对个体的时空可达性进行测度,并以上海市郊区为案例地区,基于2017年居民活动日志一手调查数据开展实证研究。首先利用路网分析、二次开发等方法,对个体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潜在活动空间进行测度;其次以弹性时间、整日潜在活动空间面积和可达设施密度为测度指标,利用GIS三维可视化、方差分析等方法分析时空可达性的特征及其在空间和时间维度的分异;最后,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讨区位因素、时间因素和社会经济属性对居民时空可达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海市郊区居民的时空可达性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均存在着明显的分异,其中远郊居民面临着更强的时空制约和更大的空间困境;区位因素和时间因素是影响居民时空可达性的重要因素。该研究是时空可达性的测度方法在郊区中的实证检验,揭示了时空可达性的动态特征和个体间差异,为设施的时空优化配置和郊区新城建设中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了实证依据。     

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异及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城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决定物流空间格局、影响城市综合资源和生产空间的合理配置。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基于微观物流企业数据并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了兰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及类型分异特征,进一步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兰州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特征显著,总体呈现出“中心为主、远郊和近郊为辅,且沿城市交通主干道呈寄生状分布”的分异格局,具体可归纳为“多中心极化”、“中心极化”、“多中心外扩”、“中心外扩”、“整体极化”与“局部外扩”并存5种空间组织形态。（2） 物流企业呈现出“两心两翼四组团”的空间集聚特征,就不同类型而言,运输型和综合型物流企业呈现出“地域均衡化,类型多元化”集聚特征,货代型、快递型及仓储型物流企业则呈现出“片区集聚化,类型集群化”集聚特征。（3） 物流企业空间分异格局与类型分异特征受交通条件、集聚因素、政府政策、土地价格和城乡差异等多元因素影响,其中交通条件、集聚因素以及政府政策对行业整体在区位选择中的影响最为显著。（4） 从企业类型来看,货代型、综合型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受集聚因素影响最为显著;快递型、运输型物流企业则较为关注交通条件;仓储型物流企业对政府政策更为敏感。研究结果在丰富城市物流企业区位理论和研究案例的同时,对我国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布局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鲁西南地区村镇聚落空间分异特征及类型划分——以菏泽市为例

村镇聚落空间格局系统认知与分类研究是乡村地域国土空间有效治理和差异化管控的基础,对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具有支撑作用,鲁西南地区相关研究时代和现实价值凸显。基于菏泽市2018年遥感影像解译数据,综合统计分析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多尺度多维度系统探测村镇聚落空间分异特征,并通过多维特征耦合划分村镇聚落类型。结论如下：① 菏泽市村镇聚落总体表现为点位密度较高、规模普遍偏小、形状普遍规整,国土空间集约整治潜力巨大。② 村镇聚落“三维”（点位、规模、形态）空间格局特征存在尺度差异性。市域尺度“三维”分布特征均存在一定空间异质性,但分异程度不明显;县域尺度“三维”特征空间分异规律多元复杂,表现出以乡镇为单元的局域多样性;乡镇尺度“三维”特征均趋向统一均衡,呈现单中心结构和“同质性”特征。③ 以乡镇为划分单元,基于“三维”特征耦合形成八种村镇聚落类型,并尝试分类提出空间优化和治理建议。     

民宿文化微空间的游客感知多维分异与地方认同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例

民宿区别于传统酒店的核心价值是其能够结合地域文化资源,满足游客功能性与文化消费两方面需求。当前民宿空间的文化生产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同质化已经严重影响到民宿产业的健康发展。选取携程网和Airbnb平台的网络文本为样本空间,通过词频分析对民宿微空间的游客多重感知进行探索和解构。基于游客地方认同的情感表达,采用多元回归分析识别民宿微空间游客文化感知的内容体系和层次结构,并对游客文化感知与地方认同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 游客文化感知高度依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达地区的文化供给更为充分,游客文化感知和地方认同也愈发明显。② 游客文化感知与地方认同紧密相关。民宿微空间的文化感知包括地域文化、景观建筑、主题氛围、宗教艺术、历史记忆、人物符号六个维度,各维度指标对游客地方认同具有显著影响。③ 游客文化感知维度划分与传导路径为民宿微空间的文化生产以及游客地方认同的正向强化提供了思路启示与实践路径。     

乡镇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研究——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

以常熟市各乡镇为研究区域,以2007~2011年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数为基础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空间基尼系数、区位商等方法和指标对常熟市各乡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整体水平、行业特征及专门化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常熟市服务业集聚整体差异显著,空间上整体呈现出一种典型的单中心、大梯度等级化集聚发展态势;相对于苏州,常熟市的生产性服务业相对集聚程度不高且趋势不够明显;乡镇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内部行业的结构差异均较大,专业化分工比较明显;常熟市整体生产性服务业在苏州市的专业化优势不够明显,地位不够突出;行业中除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房地产业的专门化率较高外,其他4个行业的专门化率均很低。     

基于社会网络方法的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研究——以泸沽湖为例

基于问卷调查和旅行社推介线路,获取旅游客流数据,借助社会网络结构洞理论、社会资源理论与结构角色理论,运用Ucinet和Netdraw软件,构建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模型,并以川滇泸沽湖为案例地,探讨跨界旅游客流空间布局模式、网络结构及节点角色地位,试图揭示跨界旅游客流时空演变、扩散规律及内在机理,为跨界旅游区协同合作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结果表明：① 泸沽湖跨界旅游客流网络中,丽江古城区、大玉龙景区是旅游客流网络的核心和集散中心;泸沽湖、香格里拉处于次级旅游核心和次级集散中心地位;大理古城区、苍山洱海、昆明市区、束河古镇是重要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通道;泸山邛海是唯一位于四川的次级集散中心和重要目的地;其他旅游节点中心性指标得分较低,主要接受高等级旅游地旅游客流辐射,相互连接强度较低,为一般旅游目的地和边缘旅游目的地;② 跨界旅游区客流网络存在核心-边缘结构,边界效应极强,客流网络结构分层明显,可细分为旅游核心、云南片重要旅游节点、云南片一般旅游地、跨界旅游地和四川片重要旅游地5类;③ 旅游客流网络中存在明显的派系,泸沽湖旅游客流流动路径指向云南片区大玉龙景区、丽江古城区、香格里拉及四川片区泸山邛海,这些地区成为景区突破边界效应,带动跨界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关键。④ 川滇两省旅游行政部门共同制定旅游区发展规划,树立统一的旅游品牌形象,整合并优化资源、产品与线路,完善跨界旅游交通网络等是今后泸沽湖跨界旅游合作的重点。     

基于共享度的上海郊区社区居民活动空间隔离及其影响因素

在流动性不断增强与居民活动模式日益多样化的背景下,城市社会空间分异与隔离的内涵不断扩展,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空间隔离受到关注。以活动空间为基础的社会空间分异研究快速兴起,以期从更加动态的视角理解城市社会空间。基于上海市郊区问卷调查数据,构建活动空间共享度指标,建立个体尺度的活动空间分异指数和孤立指数,刻画社区内不同收入群体的活动空间隔离状况,并建立活动空间共享度的多层模型分析活动空间隔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居住在同一社区的不同收入居民之间存在活动空间隔离,居民更愿意与其社会经济属性相似的人共享活动空间。活动空间隔离程度受到个体社会经济属性、社区设施状况、社区周边环境、社区人口密度和社会混合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居住在人口密度高、社会混合度高、社区商业配置良好、公共空间充足的开放社区能提高居民的活动空间共享度,增加不同群体社会接触的可能性。     

个体时空行为的规律性与可预测性研究——以上海市居民工作日活动为例

理解居民日常行为的规律性和随机性是空间行为研究从行为描述向行为预测推进的基础,对空间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从上海市10个工作日的手机信令数据中提取个体的时空轨迹,从规律性的视角展开多方面分析。首先,根据活动的周期重现、前后联系等特征界定了无出行(包括仅有短距离出行)、仅有随机出行、有规律工作出行和有其他规律出行4种时空行为模式,发现后2种强规律性模式的人数、出行次数、出行距离的占比分别为49.3%、83.6%、82.0%。然后,测度了个体时空轨迹的熵值,推算出个体时空位置的平均可预测性高达0.84。这些结果均表明居民工作日的时空行为整体上具有非常强的规律性。在此基础上,论文还分析了不同行为模式、个体时空位置可预测性的空间分布,发现了强规律性模式人群在外围郊区密集分布等一系列特征,体现了城市空间环境的差异对行为特征和规律性的影响。     

面向社区生活圈构建的郊区居民社区依赖性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在郊区化和社区生活圈构建的背景下,提高郊区居民日常生活对社区空间的依赖性对于缓解城市发展压力、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满意度有重要意义。论文将功能性依赖和情感性依赖2个维度相结合,构建研究框架,将居民的社区依赖性划分为社区依赖、社区依靠、社区认同和社区排斥4种类型。以上海市为案例地区开展实证研究,基于2017年郊区居民行为调查的一手数据,分析居民功能性依赖和情感性依赖的基本特征及其群体间差异,并利用多项Logistics回归模型,研究社区空间特征对社区依赖性的影响。对不同群体和不同社区特征下社区依赖性的模式进行总结,以期为郊区社区生活圈规划提供研究依据。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群体的社区依赖性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小汽车拥有情况对于功能性依赖和情感性依赖的作用方向相反;社区设施密度主要影响居民对社区的功能性依赖;社区绿地率对功能性依赖和情感性依赖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居民对社区的主观评价主要影响情感性依赖。社区生活圈的规划应改善社区环境质量,合理配置绿地、开敞空间和休闲设施,提高社区商业设施等级和质量,同时也要注重加强社会环境的建设。     

转型期广州市居住迁移影响因素于户籍之间的比较

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居住迁移率大规模增加,成为城市重构和社会空间分异的基础动力。利用生命历程理论,通过家庭问卷调查,本文使用事件史模型动态地模拟了居住迁移,并比较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居住迁移影响因素的差异。整体来看,1980年以来年均居住迁移率呈上升趋势,外来人口的年均居住迁移率要比本地人口高。住房性质、婚姻变化、工作变动、居住区位和年份等变量都显著影响居住迁移,反映了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市场和分配环境、家庭生命周期等因素对居住迁移的影响;但影响程度户籍间的差异明显,工作地区位的变动导致通勤成本的变化是外来人口居住迁移的最显著影响因子,而家庭生命周期和住房特征变量是本地人口居住迁移的最显著影响变量,反映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别。居住区位对本地人口的居住迁移影响显著,内圈层居民的迁移率相对较低,而居住区位变量对外来人口的影响相对较弱。     

职住建成环境对郊区居民通勤方式的影响

郊区化带来的职住空间分离与机动化出行问题受到了城市地理与城市规划界的广泛关注。汽车依赖已经成为大城市郊区空间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如何减少汽车通勤比例、鼓励公共交通和非机动化通勤,已经成为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基于城市兴趣点数据（POI）与2017年上海市郊区居民活动日志调查数据,通过多项logit模型分析了居民居住地与工作地周边建成环境对通勤方式的影响,并建立中介效应模型探讨长距离通勤对通勤方式产生的间接效应。研究发现提升居住地的地铁站可达性、土地混合利用程度,控制居住地和工作地的设施密度等措施有利于减少汽车出行,而建成环境特征差异对通勤方式的影响要大于对通勤距离的影响。通勤距离对通勤方式选择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对于步行和自行车通勤的影响最为明显。社区环境的提升应从增加设施多样性和公共交通可达性,营造良好的步行、骑行环境等方面来促进居民的绿色通勤行为。     

新旧城区休闲步行环境质量比较——以上海市鞍山新村和江湾新城为例

城市的旧城与新区由于街区尺度、居住密度和人群结构等方面的不同,居民的休闲步行行为需求也存在较大差异。选择上海市杨浦区鞍山新村和江湾新城作为旧城和新区的典型代表,以307份调查问卷为基础数据,应用叙述性偏好法,比较分析新旧城区居民休闲步行环境的关注要素和偏好程度,以此为基础构建休闲步行环境评价方法,并分别应用在案例地区。研究表明：旧城、新区居民对休闲步行环境的需求相似又相异,通过离散选择模型构建的休闲步行环境评价指标和权重也会有所不同,从侧面说明只调研一个地区就推论出广泛的评价指标和权重的做法是有缺陷的;应用该评价方法,鞍山新村和江湾新城休闲步行环境定量评价结果与日常生活经验相符。     

共享住宿与传统住宿的时空演变对比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随着社会消费方式越来越注重个性化,住宿新业态(尤其是共享住宿)的发展在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同时,其与传统住宿的相互联系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论文以上海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自相关、核密度估计,分析传统住宿和共享住宿的时空演变态势与空间关联性,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探究了两者在区位选择上的差异.结果显示:①传统住宿和共享住...     

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的模型研究——以上海市绿地可达性为例

合理的配置公共服务设施对城市的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空间可达性是度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是否合理的方法之一。在诸多的研究方法中,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由于直观且运算简便,因而得到广泛应用。但该方法也有不足之处,本文运用格网GIS方法,以上海市的绿地空间可达性为例,对两步移动搜索法进行模型方法的改进研究,并对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和格网化的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后者可降低空间可达性的误差,提高可达性精度,对上海市绿地空间可达性反映更加真实、客观。如果选择合理的数据将其格网化,该方法也可以用于其他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可达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