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南沿海区域经济差异及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采用东南沿海地区市55 个地区市的1995-2005 年间的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数据, 对东南 沿海地区总体、局部的空间差异变化、空间格局的演化、特征及成因进行了初步探索。结果 表明: ① 1995-2005 年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时序分布和地区内部“极化”态势同 向, 表明东南沿海地区存在“两极分化”现象。② 东南沿海地区在1995-2003 年间地区经济 差异不断扩大, 这一时期, 三大地区内部经济差异水平分布层次不齐, 呈现南高北低的渐变 趋势, 表明这一阶段性的地区差异变动主要是由广东省、福建省内部差异构成; 2003 年以 来, 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差异呈现收缩趋势, 同时期, 三大地区经济差异均有收缩态势, 与东 南沿海地区整体差异变化趋势同向, 主要是由于长三角地区均衡发展驱动地区整体差异的缩 小; ③ 地区经济空间演化特征与地区经济差异时序波动吻合, 相应地在空间上呈现出“极 化→扩散”现象。     

北京城市办公空间的行业分布及集聚特征

以北京城区6 个行政区内的594 个抽样写字楼内公司数量、规模和行业隶属为研究样本和数据,运用缓冲区分析和Ripley's K(d) 函数等空间分析方法,探讨在城市经济转型过程中, 逐渐替代制造业的办公活动行业分布与空间集聚特征。即：① 从总体来看,北京城市各行业办公活动区位选择具有明显的向心性,其就业密度与公司密度表现在以天安门为中心,以5 km、10 km、15 km为半径的缓冲区圈层结构中由内向外逐渐递减的特点;② 各行业空间分异特征显著,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城市高端功能区就业吸纳能力强的特点,其分布大体呈现 3 种集聚模式,即“大分散、小集聚”模式,“大分散、大集聚”模式和“小分散、大集聚” 模式;③ 各行业空间集聚趋势类似,均呈先增后减的倒“U”型结构特征,但其空间尺度存在差异,其中,社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的办公区位可选范围最大,金融业集聚于特定区域,区位可选范围偏小,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交通区位指向显著。     

基于交通运输水平及客货流视角的新疆城市等级体系研究

通过因子分析和改进的重力模型对新疆各城市交通水平和客货流量进行分析,并结合定性方法对新疆城市体系进一步研究,得出结论:(1)新疆城市交通运输综合水平差异明显,乌鲁木齐市交通发展水平最高,东疆以及沿边城市发展水平较低。(2)新疆各城市货流节点相对集中,客流节点相对分散。(3)新疆基本形成以乌鲁木齐和昌吉市为中心,以奎屯-乌苏双核城市和喀什市为次中心,以石河子、博乐、库尔勒、阿克苏、阜康等城市为三级中心的城市等级体系。     

中国城市经济网络结构空间特征及其复杂性分析

通过对当前城市体系研究进展和分析方法的阐述与总结,结合统计物理中复杂网络分析 工具,采用GIS、Matlab 和数据库等技术手段,构建城市联系网络,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等级 或位序城市关系研究,最后以2003 年和2007 年的Top1、Top5 和Top10 网络(城市联系强度的最大 值、前5、前10 名所连接的城市)为例证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① 可将中国城市划分为北方城 市区、长江城市区、南部城市区３大城市区,形成了“三极多核”的空间格局。全国城市网络的联 系方向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主要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但 是,从三大地区内部差异来看,环渤海地区城市等级性明显,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呈现多核 化发展趋势,即城市网络化发展加强。Top10 网络反映各个城市前10 名的联系方向有所分散,即 呈现“最大联系极化、联系广度分散化”的发展趋势;② 从Top5、Top10 网络与随机网络、空间邻 近网络的对比来看,中国城市的实际网络既具有空间邻近网络这种规则网络的高聚类系数,又 具有随机网络所拥有的稀疏、长距离连接特性,表现为高聚类系数和短路径的双重特性,呈现 “小世界”网络特征;③ 从聚类系数的纵向变化看,2007 年比2003 年的城市网络连接更加分散, 区域的开放程度正在提高;④ 2007 年的平均路径长度稍有下降,说明全国城市网络中城市联系 更为紧密,连接通道增多。     

兰州城市人口空间结构演变格局及调控路径

以街道和乡镇层面的人口统计数据为基础,综合应用ArcGIS和GS+Version7等软件对兰州市人口空间演变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自1982年至2009年,兰州市人口呈逐年“向心聚集”态势,但不同阶段、不同街区人口空间增长存在显着差异;街道和乡镇人口密度差距逐年增大,高密度街区个数增多、范围扩大;距离人口高密度中心越远,人口密度的正相关性逐渐削弱,负相关性则逐渐增强,空间自相关范围不断增大;人口空间分布整体呈“东密西疏”格局,并呈现“双中心”空间结构。人口的极不均衡分布,带来了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住宅紧张、就业困难等一系列问题。通过构建多中心城市结构、调整产业空间布局、平衡配置基础设施和引导人口有序流动等方面进行综合调控,不断优化人口空间分布,保障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等级钟理论的中国城市规模等级体系演化特征

首次引入国际著名城市地理学家M.Batty 提出的“城市规模等级钟”、“等级距离钟” 和“半生命周期” 理论; 利用地级以上城市的人口-等级数据, 测算了表征中国城市规模等 级演化特点的“等级钟”、“等级距离钟” 和“半生命周期”, 探讨了演化过程与机制; 利用 历史人口数据, 研究了若干历史城市近2000 年间的“等级钟” 演化特征。等级钟研究表明, 中国特大城市的规模等级钟变化较小, 城市位序稳定; 在区域空间差异上, 东部沿海城市等 级钟变化明显, 位序上升迅速; 东北地区城市等级钟呈现较大变化, 但演化方向与东部沿海 城市相反, 城市位序逐渐下降; 西部和内陆城市等级钟变化缓慢, 位序难以进入顶级序列之 中。等级距离钟表明, 中国高位序城市等级距离变化较小, 低位序和新设立城市的等级距离 变化明显, 整个城市系统的变化较为平缓, 仅在1980-1985 年间和2000-2005 年间出现较大变化, 体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与21 世纪开始的二次较为迅速的城市化发展历程。半生命周 期研究表明, 中国城市体系在生命周期现象不明显的总体背景下, 以20 世纪80 年代为时间 界标, 百位城市的前、后半生命周期仍然显现有较为明显的时间尺度差异, 自该时间界标以后, 新兴城市替代传统城市的速度开始加快。中国历史城市“等级钟” 表明, 城市位序等级 的变化是多种动因的叠加, 以政治职能为主的城市位序与其政治地位密切相关; 沿海、沿江 城市的位序则更多地与地理区位条件和经济政策相关联。     

基于改进TOPSIS模型的安徽省城市创新能力演化及耦合协调研究

“双循环”发展背景下,城市创新能力成为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选取2010年、2014年和2018年作为时间节点,运用改进TOPSIS和耦合协调模型对安徽省城市创新能力及其子系统间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规律进行实证评价与分析。研究表明（：1）安徽省内城市综合创新能力差异逐渐扩大,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安徽省城市创新投入能力整体逐渐上升,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创新产出能力差距逐渐缩小,空间分布差异不显著;城市环境支持能力差距逐渐拉大,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3）安徽省城市“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环境支持”能力的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较低,在空间上表现出显著的“中心-外围”分布特征,以中度失调和轻度失调两种类型为主。（4）安徽省城市创新能力耦合协调性无法进一步提升的原因主要受2个或3个复合限制因素的影响,其中城市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环境支持能力同时滞后的城市数量最多。     

吉林省新型城镇化格局的空间演变分析

运用空间自相关指数、平均增长指数和空间变差函数,分析吉林省新型城镇化格局的空间演变特征。结果表明：吉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离散特征明显,热点区相对稳定,中部长吉地区是热点,东西两端始终是冷点或次冷点的低值簇;新型城镇化增长的空间自相关性突出,热点区跃迁幅度不大,1995-2003年呈团块状聚集于吉林省西部地区,2003-2012年呈现“双组团”结构;新型城镇化格局演化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和延续性,空间自组织性增强,均质度有所提高,“中高周低”的极化现象愈发显著,大城市的辐射涓滴作用减弱。最后,从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区域战略政策和经济产业基础探讨新型城镇化格局演化的驱动机制。     

城市交通运输地理发展趋势

从城市交通运输地理研究的核心概念入手,在对具有代表性的交通运输地理著作及刊物的研究进行综述基础上,对城市交通运输地理的发展进行分析,揭示城市交通运输地理目前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发展趋势,丰富和发展城市地理学及交通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外向功能空间格局及分形特征

从城市经济基础理论出发,采用Zipf法则和差异度指数,分析2003-2011年中国省域尺度和城市尺度下的生产性服务业外向功能空间格局、等级体系及分形演化特征。结论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外向功能空间差异明显,不同尺度上均呈极化趋势,外向功能差距扩大;省域尺度上,对外服务流高度集中于北京、上海,空间演化形成新疆、山东、河南、湖北、重庆、贵州、云南、江西和福建9个省份外向功能较弱;城市尺度上形成若干个外向功能密集区,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及东北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空间结构特征并且特征变化明显。省域尺度和城市尺度生产性服务业对外服务流的位序规模分布均符合Zipf定律,省域尺度呈单分形特征,城市尺度呈双分形特征;第一无标度区对外服务流等级规模均衡性略优于省域尺度的均衡性。城市尺度第二无标度区和无效标度区城市均为本地服务中心城市,内部结构体系变化显著并且城市间外向功能差距扩大。外向功能城市可以划分为五级,高等级服务中心外向功能提升较快,不同规模等级服务中心之间差距在扩大。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2006—2016年 人口密度变化的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

土地扩张速度快于人口增长速度导致城市建成区总体人口密度下降,研究建成区人口密度的变化规律,对于城市健康发展决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285个地级以上城市2006—2016年人口和建成区面积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的变化趋势和空间分布差异,并探讨人口密度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建成区平均人口密度由2006年的10 845人/km2降低至2016年的8 279人/km2,平均每年降低2.66%。2）超过5/6的研究城市的人口密度降低,但不同城市人口密度变化率存在显著差异。人口密度快速降低、中速降低、缓慢降低和密度增加的地级以上城市分别占比为13.3%、30.5%、41.1%和15.1%。3）人口密度快速降低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人口密度中速降低和缓慢降低城市主要位于中部地区,人口密度增加城市呈现两极分化,主要包括北上深等人口快速流入城市和经济发展缓慢的小城市。4）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模、区位因素、城市发展政策是影响人口密度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中国城市舒适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

随着城市经济向新知识经济转型,舒适物被认为是影响高端人才移入和城市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在西方研究基础上,基于中国国情,探索性地构建了中国舒适物系统的综合指标体系,其中包括自然、文化、商业、交通、卫生和社会等6个一级指标以及34个二级指标。结合中国26个主要人口聚居城市的舒适物指标数据,对不同城市的舒适物综合指数水平进行测评;同时对测评结果的差异进行了解释分析。研究发现：① 城市舒适物综合水平呈现出比较大的差距,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明显高于中西部城市;进一步聚类分析表明,中国大城市的舒适物水平既存在差异,也存在舒适物发展上的共同特征;② 与西方城市人口普遍重视自然舒适物相反,商业舒适物和交通便利程度是影响中国城市舒适物总体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卫生服务设施、文化舒适物、商业舒适物与城市吸引力和宜居程度总体评价的相关性最高,这说明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仍以物质消费为主,而人才流动主要看重舒适物中的文化和消费设施发达程度、卫生医疗水平和交通便利程度,对自然舒适物和社会舒适物等“软”环境的重视不如西方国家;③ 中国城市舒适物结构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态,表现为发展不均衡的结构类型。城市舒适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紧扣舒适物概念和内涵,具有操作性和延伸性,一方面根据评价结果可以判断中国大城市舒适物水平的优劣与结构特征,另一方面评价结果可用于进一步分析其与城市经济、人才、企业等变量的关系,从而完善中国转型期城市发展和增长理论。     

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及其溢出效应与影响因素

基于C-D函数剔除城市经济非期望产出构建随机生产函数模型,以地均投入产出技术效率表征城市土地利用效率,采用2003-2012年282个地级以上市面板数据测算了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并建立空间滞后计量模型分析了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溢出效应与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有所提升,且存在明显的空间特征与区域差异。空间特征显示,效率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珠三角、湖南、湖北、河南南部、安徽东部、山东与江苏交界处。区域差异显示,中部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最高而东北地区最低,西北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增速最快而西南地区较低且增速最慢;② 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显著为正的溢出效应,其中在中部、东北、西北地区较高,而在西南地区最低;③ 影响因素在各区域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有必要采取具有区域针对性的措施提升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特征与时空差异分析

城市人居环境已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进程,衡量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以社会经济环境、居住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环境、生态环境4个一级指标,28个二级指标构建了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中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在2000年、2003年、2006年和2009年4个时间断面的人居环境质量特征和时空差异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整体在逐步提高,城市之间人居环境质量得分差值缩小,各城市排名基本保持在一定范围;城市人居环境质量级别差异明显;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时空差异显著,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从东部到中、西部依次递减的地带性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南高北低的分布状况,且各地区城市级别分布不均衡;人居环境质量水平较高的城市呈"团"状分布,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城市化战略格局基本吻合;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与城市规模无对应关系。     

城乡系统关联耦合的演化特征及地域类型划分

基于城乡系统关联耦合的概念内涵,以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采用2003—2017年的城、乡发展数据,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对东北三省城乡关联的内部要素作用、城乡耦合时空特征以及城乡关联耦合地域类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东北三省历年城、乡各要素间关联度均在0.5以上,属于较高关联;城、乡子系统中对城乡关联耦合的强作用要素集中于城市系统的经济、空间领域以及乡村系统的经济领域,弱作用要素集中于城市系统的工业、社会领域与乡村系统的人口、社会领域;2003—2017年,东北三省城乡耦合度平均值由0.788下降至0.692,城乡相互作用趋于缓和、城乡协调适应性不断增强;东北三省城乡耦合度呈现“南低北高、南北差异日渐缩小、高值集中于各省经济落后区域、低值向四大中心城市极化”的空间格局;东北三省34个城市的城乡关联耦合演化可划分为高水平协调稳定型、高水平协调倒退型、较低水平协调倒退型、低水平与较低水平协调发展型、低水平与较低水平协调稳定型5种类型。     

环渤海地区城市居住环境满意度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环渤海地区为案例区,综合运用多层线性模型、GIS空间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基于居民主观感受数据,对研究区域内43个城市的居住环境进行评价,并探讨城市客观特征对主观评价结果的影响。研究表明：①环渤海地区城市之间的居住环境评价差别明显,辽宁省城市的评价结果整体较优,河北省城市的评价结果整体较差;②环境健康性是居住环境评价得分较低城市的共同短板;③城市规模、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与居住环境的满意度均呈负相关,中小城市的居住环境满意度普遍高于大城市,临海城市的居民对所在城市的满意度评价更高;④在城市居住环境的可提升要素中,治理雾霾是当前最迫切的任务。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演进——基于新发展理念视角北大核心CSCD

以黄河流域66个市级单元为研究对象,基于新发展理念选取34项指标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计算得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以高质量发展水平、高质量发展平均增量和平均增速为变量,利用ESDA法分析2000—2020年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空间关联和格局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2000—2020年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水平相似市域空间相关,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波动中有所提高,发展趋于均衡。(2)2000—2015年,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平均增量和平均增速的空间关联较为显著,均呈现出强集聚—弱集聚—较强集聚演变特征,增长状态相似市域彼此邻近;但2015—2020年增长状态相似市域随机分布,空间不相关。(3)高质量发展平均增量和平均增速格局变化较大,高值区均由东部向中部再向西部转移,高值区数量大于低值区数量,黄河流域高质量整体发展较快。平均增量冷热点区呈现相对分散—集中分布—分散布局的态势,平均增速相似市域由相对分散向集中连片演化,不同等级冷热点圈层分布。(4)发展基础相对较差的区域增长速度较快,城市群仍是带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区域。未来应坚持新发展理念,创新城市群合作模式,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100多年来中国城市空间分布格局的时空演变研究

文章剖析100多年来中国城市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变特点、成因,并展望演变趋势。对城市人口密度、非农人口规模、CD值和城市规模结构的综合分析表明,中国城市空间格局具有东密西疏、呈三级阶梯状分布、省际差异大、交通指向明显的特点。这种地带性差异由来已久,是自然环境、政治、经济、社会和外部环境等因素长期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要素在空间上存在很大差异,且要素协同作用时,具有惯性和马太效应,中国未来城市空间格局的差异仍将持续存在,并有可能扩大,东部沿海新城市空间将成为未来城市格局的主体。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时空演化分析

以中国33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核密度估计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01~2014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结果表明：①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总体水平不断提高,平均值从2001年的4.769亿元/km²增加至2014年的15.375亿元/km²,但地区差距逐渐扩大;②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表现出显著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性,相邻地市相互影响,呈现出“高–高”或“低–低”的空间集聚态势,且从LISA集聚图来看,城市土地经济密度通过空间聚类可以划分为“高水平均质型地域”、“塌陷型地域”、“极化型地域”和“低水平均质型地域”4种类型,不同地域类型的空间分布范围和稳定性等都存在差异;③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冷、热点区域的空间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总体上表现出“东热西冷”的分布格局,热点区主要分布在东部的京津冀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等,广大中、西部地区则大多处于低值簇,属于城市土地经济密度的冷点区或次冷点区;④ 自然条件状况决定城市土地的供给能力和开发潜力,是导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的基础性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政策、土地利用管理政策也会对城市土地经济密度差异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基于DEA和Malmquist指数模型的中国资源型城市效率及其变化(英文)

Employing DEA model and Malmquist productivity index,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urban efficiencies of 24 typical resources-based cities in China and their changes from 2000 to 2008.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overall efficiencies of the resources-based cities are just at a general level, and only a few of them reach the optimal level. The scale efficiency is the major determining factor of the achievement of overall efficiency, the effect of which, never-theless, is reduc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assific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re-sources-based cities in northeastern region have been in the front rank in terms of overall efficiency,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scale efficiency. There is a certain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 population scale and urban efficiency. The analysis of urban efficiency changes shows that the changes in overall efficiency of resources-based cities from 2000 to 2008 had a weak improving tendency. Both the technical change index and productivity change index decreased, indicating that the urban efficiency did not improve during this pe-riod, and the tendency of technical recession and productivity decline was obvious. In terms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urban efficiency changes, the urban overall efficiency improved in each of the four regions from 2000 to 2008, among which western region witnessed the greatest increase. Cities with different resource types have improved their urban overall efficiencies except steel-based cities. The urban overall efficiency increased in resources-based cities of different scales, with greater improvement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than in big c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