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适配空间演化研究——以大湘西为例

基于协同耦合视角探讨综合交通与旅游产业集聚的适配机理,并从县域尺度构建交通优势度模型,应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索性空间分析、逐步回归及空间计量模型探究2000—2019年大湘西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适配的空间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区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失配现象逐步改善,适配均衡性逐渐提升,形成以永定区、凤凰县、吉首市为核心的圈层结构。(2)适配水平整体具有明显空间相关性,局部集聚模式多元化,表现为由慈利县、花垣县、吉首市向辰溪县、洪江市降低趋势。(3)区域创新效率、旅游资源丰富度、城镇化水平等对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适配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水平始终是影响适配的主导因素。     

中国旅游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基于专业化与多样化集聚视角

利用2001—2018年中国省域旅游产业与旅游经济相关数据,综合空间分析和计量模型方法,研究中国31个省(区、市)旅游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对旅游经济的影响。研究表明:①中国旅游产业专业化集聚程度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特征,多样化集聚程度则表现为东高西低;②专业化集聚指数热点区集中于西部省份,冷点区以华东和华中省份为主;多样化集聚指数热点区位于中国沿海各省份,冷点区则主要包括新疆、西藏;③SDM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中国旅游产业多样化集聚能够促进旅游经济的提高,专业化集聚产生抑制效应,不同区域影响效应具有明显差异,东部地区以旅游产业多样化集聚带动旅游经济,中部地区多样化集聚的正向效应尚未显现,而西部地区专业化集聚对旅游经济发挥促进作用。     

区域产业集聚度演变及对承接产业转移的启示——以河南省为例

产业集聚度的演变可以判断区域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回顾了衡量产业集聚度的传统模型首位度指数、赫芬达尔指数、区位熵、空间基尼系数等计算方法及其不足。EG指数将空间基尼系数与赫芬达尔指数结合起来,弥补了空间基尼系数与赫芬达尔指数的缺陷,避免了因为某一个或几个企业规模过大而造成的误差。运用EG指数模型对河南省2003—2011年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能源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信息产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九大行业的集聚度进行了测量。产业集聚度的高低与产业性质密切相关,2003—2011年各产业集聚度升降规律性明显,产业发展尚处于低水平。通过论证高产业集聚度有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和承接产业转移,提出建议:(1)规划产业承接项目,促进经济转型升级;(2)突出产业发展重点,提高产业集聚度;(3)优化产业转移环境,引导产业集中布局;(4)培育优质产业集聚区,提高产业集聚区交通通达度。     

民族地区旅游开发对当地群众民生感的影响——基于旅游公平的视角

基于旅游公平理论,从政府民生活动对当地居民的影响角度提出了"旅游民生感"概念和实际民生感、期望民生感、比较民生感3个测量维度,通过问卷调研数据和对应分析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民族地区居民年龄越大对其实际民生感越满意,而工人和中等学历居民则倾向于不满意;对于期望民生感,学生、工人、中低收入和距离景区近的人群趋于不满意;农民的比较民生感趋于满意,而企事业人员、中低收入者、居住地与景区距离居中的人群和高学历人群则对比较民生感趋于不满意。最后,从统筹兼顾、社区公平和弱势群体改善民生诉求3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基于交通网络的区域旅游空间合作效率评价与差异变化分析——以湘西地区为例

分析旅游合作效率指标的基础上,通过前提假设构建了交通网络结构下湘西地区区域旅游合作效率评价模型,并运用综合评价法及层次分析法对湘西地区2004~2014年旅游合作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由于交通网的逐步完善,湘西地区区域旅游合作效率不断上升,从2004年的0.07到2014年的0.75,区域旅游合作效率与地区交通网络密度以及交通网络优势度呈现协调增长的关系。同时,由于地区间交通质量差异、交通配套设施差异及交通通达度和连接度影响旅游合作效率,导致区域内各州市之间旅游合作效率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     

产业集聚度与市场集中度关系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从产业集聚度与市场集中度一致性出发,改进EUision和Glaeser的地理集中度指数,计算了河南省20个产业2000-2007年间的集聚度和赫芬达尔指数.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度与市场集中度并不完全一致,河南省20个产业中有8个产业的集聚度指数与赫芬迭尔指数变动方向相反,12个产业变动方向相同;河南省的企业在全国具有竞争优势,则集聚度指数与赫芬达尔指数变动呈现出一致性;反之,则变动方向相反.这也意味着河南省乃至中部地区在今后发展中应注重培育企业在资本、技术、管理、品牌等方面在全国的竞争优势,而并非一味追求企业规模的扩大.     

长吉地区产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区位基尼系数和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长吉地区产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该区制造业就业高度集聚在区域中心区县,区域传统优势产业和资金—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水平高,对资源依赖性强的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区内的集聚水平差异大;该区发展阶段、发展模式、资源条件等区域特征对产业集聚的作用明显,规模经济、地方保护、产业政策等区域产业特征显著影响该区产业集聚.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汽车和石化产业融合、发展区域资源优势产业、以产业对外开放促产业集聚的产业集聚优化建议.     

论中部地区产业集聚与城市化之互动

中部地区在全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地位重要,但发展相对滞后,与资源、区位、基础等优势形成较大反差,面临着塌陷之挑战,症结在于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发达。作者认为,要实现中部崛起的宏伟目标,中部地区就必须借鉴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经验,探寻其成功之路径,研究和把握产业集聚与城市化之互动规律,依托产业优势大力发展产业集群,以城市群为主导不断加快城市化进程,进而以创新的思维和务实的举措,扬长避短,加快中部地区的发展步伐。     

发达生产地区高技术公司中的集聚经济：以丹佛（波尔德）为例

莱昂期．Ｄ（１９９５）《发达生产地区高技术公司的集聚经济：以丹佛为例》，《区域研究》第２９期，２６５－２７８页。研究关于由高技术产业所导致的集聚经济趋向集中在高技术核心区域还是加工制造业带。通过由丹佛－波尔德地区高技术公司产生集聚利益的调查研究，本文直接关注于中间或发达生产地区。     

广东省旅游产业集聚水平与效应分析

以广东省21地市为基本研究对象,运用区位商分析、相关分析、聚类分析及回归分析等方法对1999~2014年广东省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区域差异与效应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广东省各地市旅游产业集聚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明显的负相关性,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市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市则反之;(2)广东省山区地市旅游产业集聚水平要高于珠三角地市,珠三角地市高于西翼地市,西翼地市高于东翼地市;(3)根据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可将广东省21地市分成4类;(4)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对整个广东省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市的旅游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地市特别是山区地市的旅游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则非常明显。     

城市群地区产业集聚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进展

城市群地区产业集聚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对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城市群的建设和城市群整体竞争 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总结了当前该领域研究在理论、方法和实践等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指出了当前研究 的薄弱环节,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研究认为,目前城市群地区产业集聚的生态环境问题受到普遍关注,已从 产业部门发展、结构变动、布局调整、产业集群建设等多个角度对城市群地区产业集聚的生态环境影响机理和效应 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城市群地区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对策。在研究方法上,以能值、生态足迹、系统动 力学模型、人工神经网络模型、投入产出法、灰色系统分析和多目标规划法为主的定量分析方法开始应用于城市群 地区产业集聚的生态环境效应评价、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模拟及情景预测之中。当前的研究尚未形成体 系,理论研究欠缺,方法应用有限。从发展趋势来看,今后基于城市群空间特性的理论研究有待深入,多学科融合、 新技术方法的应用及与实践的结合将得到加强。     

产业集聚对大都市区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机制——以北京大都市区为例

主要从产业区形成过程中不同集聚机制对城市空间要素的作用路径着手,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城市资本、就业与基础设施三大要素空间格局的影响机制;并结合北京大都市区几个典型产业集聚区的实例,在探讨其不同形成、发展机制的基础上,分析产业集聚对城市空间结构扩展演化具有怎样的作用机制.通过分析认为产业集聚时北京大都市区城市空间要素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主导资本流动格局、重塑劳动力市场分布和推动周边房地产市场3个方面;并以此推动了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模式由"摊大饼"向轴向发展延伸,促进了近郊区城市副中心和远郊区新城的形成,使得北京城市空间向多极核、多功能的结构模式发展.     

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影响：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英文）

本文借助2000–2018年中国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驱动-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构建旅游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区位商测度城市旅游经济的相对集聚水平,进一步构建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检验旅游产业集聚与旅游环境承载力的非线性关系和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长三角城市群的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环境承载力均呈现增长趋势,但旅游环境承载力存在阶段波动特征;26个城市的旅游产业集聚和旅游环境承载力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正向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现为先增强后减弱的作用关系。本文从旅游产业集聚视角探讨旅游环境承载力提升和调控路径,有助于地方政府有效统筹旅游产业集聚与可持续发展。     

产业地理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以北京市制造业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强调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本文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还可能取决于因产业地理集聚和地方化贸易所形成的竞争优势。本文采用1999~2004年北京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流资料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引入产业地理集聚系数、产业联系等变量来研究影响外资产业分布的因素。统计分析表明,在空间上比较集聚、产业内联系较强的产业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前期外商投资对于跟进投资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信息溢出效应以及产业联系效应,从而直接导致外资的产业累积效应。外商也强烈偏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盈利率高的产业。外商在充分利用其垄断优势、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尽量避开实际劳动成本较高和进入壁垒较高的垄断性产业。本文的结果显示,发挥本地优势,完善产业配套,促成产业集群是提升城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有效途径。     

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通过2015—2019年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测算,归纳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旅游集聚现状特征,并在地理权重矩阵的基础上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探究各县域人均GDP的区域分异规律,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县域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的旅游集聚差异整体上呈现收敛态势;(2)人均GDP的空间正相关性显著,空间集聚度大体呈现稳中有降,且逐渐向均衡态势发展;(3)县域间人均GDP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旅游集聚正向效应显著,是影响人均GDP的重要因素。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相应建议,有利于县域间旅游经济活动的合作与竞争,对于长城的保护与传承也具有重要意义。     

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通过2015—2019年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测算,归纳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旅游集聚现状特征,并在地理权重矩阵的基础上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探究各县域人均GDP的区域分异规律,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县域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的旅游集聚差异整体上呈现收敛态势;(2)人均GDP的空间正相关性显著,空间集聚度大体呈现稳中有降,且逐渐向均衡态势发展;(3)县域间人均GDP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旅游集聚正向效应显著,是影响人均GDP的重要因素。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相应建议,有利于县域间旅游经济活动的合作与竞争,对于长城的保护与传承也具有重要意义。     

生猪养殖产业集聚演化的环境效应研究——以嘉兴市辖区为例

通过引入区位熵的方法,构建生猪养殖产业集聚演化的环境效应模型,旨在从理论层面揭示出生猪养殖污染本身的特殊性和内在的规律性。以嘉兴市辖区为样本的研究表明,生猪养殖污染集聚程度与生猪养殖产业集聚程度存在的倒U型曲线关系,本质上是生产的环境负外部性效应,以及对其实施纠正措施的演化轨迹。生猪养殖生产的环境负外部性效应曲线在污染治理政策的作用下,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由向右上方倾斜而逐渐向下弯曲;在受到耕地资源约束时,会向上平移;在因下弯而减轻的污染集聚程度被因上移而增加的污染集聚程度所抵消并盖过时,污染治理政策则有可能是失效的。因此,生猪养殖污染治理政策的实施,必须将城镇化推进所引起的耕地资源的变化考虑在内。     

沙漠旅游主体功能区划实证研究——以腾格里沙漠东南缘沙漠旅游集聚区为例

为了明确景区发展方向,实现沙漠旅游可持续发展,构建资源条件、生态环境、可进入性三要素的沙漠旅游区等主体功能区划指标体系,通过实地调研和遥感数据,运用ArcGIS空间分析方法,对以沙坡头景区为代表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沙漠旅游集聚区进行主体功能区划。研究表明：（1）沙漠旅游主体功能区划的研究思路可概括为“确定区划范围及单元、确定指标体系及权重、确定区划结果、修正及细分区划结果”四大步。（2）把腾格里沙漠东南缘沙漠旅游集聚区划分为沙漠旅游核心发展区、重点发展区、适度发展区、原生态保持区4种功能大区和核心观光游览区、重点观光游览区等14个功能亚区,以期实现沙漠旅游的分区和分类发展。     

旅游产业集聚对区域旅游业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旅游产业集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促进旅游业的发展。选取2005年~2014年全国31省份的数据作为样本,分别使用DEA法测算旅游业效率、运用区位熵法衡量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其次基于面板数据对旅游产业集聚与区域旅游业效率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如下:(1)中国旅游业效率、旅游产业集聚程度整体上呈现递增趋势,但是仍然处于较低水平;(2)旅游产业集聚对提升旅游业效率产生积极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水平对全国旅游业效率的提升产生正向效应,而单一的旅行社、旅游饭店的数量增长对提升全国旅游业效率表现为负向效应;(3)从各区域看,旅游产业集聚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旅游业效率都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并且对各区域的影响程度不一;(4)进一步研究发现,旅游产业集聚对促进旅游业技术效率、旅游业规模效率的提升都有重要的积极影响,对推动旅游业规模效率的发展效果明显优于对旅游业技术效率的作用,表明旅游产业集聚对旅游业效率的提升主要是通过促进旅游业规模效率值的提高这一途径来实现。根据以上结论从旅游企业、政府两个角度提出提升旅游业效率的发展策略。     

贫困山区旅游发展与区域贫困脱钩关系演变及影响因素——以大湘西地区为例

通过构建旅游发展与区域贫困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Tapio脱钩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究2005—2020年大湘西地区旅游发展与区域贫困综合水平及其脱钩关系演变特征,并分析其相关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区域贫困程度呈持续下降态势,旅游发展水平呈“震荡起伏”式上升态势,二者呈“逆向”演变走势。(2)旅游发展与区域贫困脱钩关系存在强脱钩、弱脱钩、衰退脱钩、弱负脱钩、强负脱钩5种类型,区域和市(州)尺度出现频率最高的均为强脱钩类型,市(州)际间旅游与贫困脱钩关系存在显著的时空异质性。(3)影响旅游发展与区域贫困脱钩关系演变的主要因素为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国内游客人次、水资源、社会销售品零售总额、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人口城镇化率、耕地面积占比、森林覆盖率,社会经济背景条件是影响旅游与贫困两大系统关系优化的主导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