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性和乡村旅游吸引力：基于游客感知视角的要素结构辨识和认知机制解析

在旅游研究领域中,乡村性被普遍认为是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力。然而,现有研究基本没有从游客感知视角对乡村性要素结构进行辨识,未能展现游客对乡村旅游吸引力的认知逻辑,也无法体现乡村性和乡村旅游吸引力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游客感知视角下,使用VEP和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对受访者提供的乡村照片以及相对应的访谈内容进行编码归纳。研究发现：1）乡村性要素可依据游客视觉、听觉、触觉、味-嗅觉和定位系统构建乡村性结构,并可从中归纳出“本底乡村性”和“植入乡村性”两种类型。2）在乡村旅游的过程中,游客在个人主观层面存在“核心—边缘”结构的感知特征,其中“核心乡村性”和“边缘乡村性”两者之间界限模糊,且存在相互转换的可能。3）在游客感知视角下,乡村性和乡村旅游吸引力之间存在“感知系统—乡村性要素—乡村性景观—乡村旅游吸引力”为逻辑主线的认知机制,认为乡村旅游吸引力虽然可以以本底乡村性构成的本底性景观为基础,但同时也是一个复合的结构,由本底乡村性、植入乡村性组合而成的本底性、植入性和融合性景观综合构成,其中尤其不能忽略融合性景观对乡村旅游吸引力的营造作用。     

乡村重构与转型：西方经验及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村重构与转型成为西方国家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前沿课题。在揭示西方国家乡村重构过程、梳理转型特征、探析驱动因素的基础上,聚焦于乡村发展的系统总结及其提供的经验借鉴与启示。西方国家乡村重构经历了从“资本、土地、产权”主导的经济维度重构到“话语、他者、建构”主导的社会维度重构、再到“主体、文化、网络”主导的综合维度重构阶段;乡村转型特征可凝聚为生产性乡村-消费性乡村-多功能乡村-全球化乡村的逻辑主线;后工业化、逆城市化、全球化是推动西方国家乡村重构与转型的主要因素。中国乡村发展具有迥异于西方国家的背景和特征,但相关经验及认识仍然能够为理解中国乡村实践发展、推动相关理论建设提供启示,并从“要素/重构/过程”-“功能/转型/结果”视角对当代中国乡村重构与转型进行了系统思考。     

乡村空间重构的理论研究进展与理论框架构建

在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地域人地关系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乡村空间重构成为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西方“后生产主义”语境下,乡村空间研究开始出现消费转向、社会-文化转向和后现代转向,多功能、全球化乡村转型与空间重构研究成为西方乡村空间研究的热点;国内研究主要基于乡村地理学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展开乡村空间重构过程—机理—调控研究以及微观视角下农户经济空间行为研究;当前,中国乡村空间重构呈现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学转型特征,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集体组织与政府、企业、个人等其他主体之间的空间-权力关系成为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视角。政治经济地理学及“社会-空间”二元辩证法为乡村空间重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乡村空间重构研究应系统整合空间生产、主体能动性、土地资本化、社会关系网络、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和农户地理等政治经济学、地理学理论,强化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要素相互作用及其空间响应机制研究,重点开展多要素多维度的乡村空间格局形成及演变规律研究、乡村社会空间再生产研究、能动性视角下乡村劳动力空间生产研究、政府政策制度与城乡空间治理体系创新研究。     

“人-地-业”协同视角下乡村旅游投资与目的地空间作用研究

随着中国乡村旅游产业迅速发展,乡村旅游投资加快增长,给乡村地域人地关系和空间格局带来了深刻变革。本研究从“人-地-业”协同视角,在认识乡村旅游投资内涵及其“主体-要素-对象”体系基础上,剖析乡村旅游投资空间作用的“投资-产业-空间”传导过程,理论化构建乡村旅游地空间结构演化的二阶梯级模式,探索性揭示乡村旅游投资目的地空间作用过程与机制。乡村旅游投资空间作用是目的地“人-地-业”系统环境影响投资主体区位选择与决策,引起产业投资要素流动和投资对象布局变化,造成当地产业发展空间不均衡、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和“三生”功能格局演化的结果。以期,研究发现从微观尺度深化旅游投资与旅游地空间作用理论,拓展乡村旅游地空间演化理论内涵,为指导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旅游地高水平建设与更好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借鉴。     

领域化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

乡村地区的旅游发展带来乡村社会空间的快速变迁与重构。对此,现有研究主要侧重空间生产过程的分析,而空间生产与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尚未充分理论化。论文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借助领域化理论,分析了多元主体的领域化行为所引发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总结了其中交织的权力—空间关系及社会空间变迁机制。结果发现：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是一个持续的领域化过程,是由“领域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的领域组织”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引致的,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自上而下的管控权力还是自下而上的抵制权力,只有通过领域建构实现空间化才能实现真正的控制,权力关系正是在空间化中实现了生产与再生产。基于此,论文对旅游地社会空间变迁中的“权力—空间关系”进行了初步理论化,并讨论了领域化分析对于旅游社区产权制度实践、旅游地空间治理等问题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案例

近年来,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成为乡村旅游空间实践和乡村振兴中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新问题的出现对乡村空间实践中多元主体如何进行理性协商提出了新的诉求。以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村“石头的遭遇”“权力的草坪”“搬迁新寨子”为分析对象,对旅游背景下翁丁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进行了剖析。认为：① 在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双向塑造的地理空间实践中,翁丁正经历着从“地方性空间”向“流动性空间”的转向,以旅游为媒介的流动性力量以及不同主体的空间诉求,正在重塑着翁丁社会文化和关系的空间生产。② 翁丁原生公共空间塑造的秩序具有集体意识,但目前空间意义的叠写带来了地方的差异化认同,地方正在从“自然式认同”转向“分裂式认同”,作为民族团结和认同结构优化的切入点,需要逐步过渡到以主体间性和民族间性为特征的“理解式认同”。③ 空间意义的叠写和地方认同的分裂容易引发多元主体间的价值取向之争和地方意义的虚无主义,为此需要积极形成空间道德实践的价值指引,以避免发生激进的乡村旅游空间实践现象。未来乡村旅游空间实践,应避免以一类主体掩饰另一类主体的情形出现,公共空间的人地关系、空间主体的构成方式、地方的可见性以及不同主体道德规范的协商、妥协与让渡,是新时代乡村旅游空间实践不能忽略的维度。     

山岳型景区建设下乡村聚落的多维重构——基于云丘山旅游景区微观案例的实证研究

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传统乡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在山区地区,受自然环境、资源条件的影响,其乡村聚落的重构更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采取深度访谈、全样本问卷调查、遥感影像解译与GIS分析等方法,以云丘山旅游景区中的两个自然村落为例,从微观尺度研究乡村聚落的多维重构过程,研究发现,在景区建设推动下,云丘山景区内两个村的“空间—经济—社会”三个维度均发生了重构：空间层次上,土地利用状况和三生空间的规模均发生变化,生产、生活空间减少,生态空间增加,空间格局上从“生活—生产—生态”的环状模式转变为生活、生产空间在生态空间中镶嵌的模式;经济层次上,村民的收入提升,生计模式发生改变,对旅游业的产业依赖度升高,传统生产模式改变;社会层次上,人口回流,劳动力显著增加,社会阶层的空间差异被打破,乡村组织方式逐渐向旅游生产方式上转变。乡村的“空间—经济—社会”多维重构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在景区旅游发展的推动下形成新的乡村地域系统。     

乡村振兴视阈下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空间联动逻辑与双轮驱动机制

冰雪旅游是冰雪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集合,在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冰雪旅游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在经济提升与文化传承之间实现一种主体间的和谐,这种和谐的达成与旅游场域下乡村冰雪旅游地的空间结构演变密切相关,因此以空间范式为轴心的冰雪旅游研究十分有必要。以理论推演和模型构建为方法,依次分析冰雪旅游在乡村振兴中的多元利益主体博弈与文化资本实践的双轮驱动机制、解构在双轮驱动之下冰雪旅游地的空间体系、论述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空间联动逻辑,结果发现：乡村冰雪旅游地空间是动静结合、虚实共存的多维体系,在双轮驱动下重构为地理空间和信息空间的双层空间结构,以及生态空间、生产空间、生活空间、旅游空间的四维空间网络,各层子空间彼此交互联动。从空间体系出发的乡村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需要依靠文化资本实践丰富冰雪旅游产品供给、深化利益主体博弈下的社区协调、通过空间联动优化乡村冰雪旅游规划。     

发达地区乡村空间商品化的过程与机制解析——以苏州市西巷村为例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乡村经历着剧烈的转型与重构,乡村地区的建筑民居、生态景观、文化遗产等物质与非物质空间要素的潜在价值逐步显化,乡村空间商品化的态势逐渐显现。论文以苏州市吴中区西巷自然村为案例,采用田野调查、非结构化访谈等方式,开展发达地区乡村空间商品化的过程与机制研究。研究发现：乡村空间商品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空间本身逐渐成为商品被“销售”,进而获取一定利润的过程,该过程的空间内涵体现在空间表征与空间实践2个层面。从空间表征来看,西巷村空间商品化由乡村空间中农产品的商品化扩展到乡村空间本身的商品化,并且伴随着由单一的农业生产空间向生产与消费相结合的多功能空间转变,更加注重营销空间品质与体验等非实体产品。从空间实践来看,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西巷村空间商品化是由村庄内外部多元异质主体的一系列实践推动,各行动者能获取共同利益是其得以联结形成网络的基础条件,网络中非人类行动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需要得到充分重视。     

乡村旅游融合性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大别山区潜山市为例

融合型乡村旅游以实现乡村地域可持续发展为目的,提高乡村旅游融合性对乡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振兴意义深远。论文基于融合型乡村旅游研究的西方逻辑与框架,结合国内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与乡村发展实际,构建涵盖网络、规模、赋权、内生性、嵌入性与互补性6个维度29项指标组成的乡村旅游融合性评价指标体系,以大别山区潜山市为例,运用ArcGIS空间可视化、地理加权回归分析,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潜山市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存在明显空间差异,潜山南部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明显优于北部,各村域单元乡村旅游融合性提升潜力较大;② 美丽乡村建设与乡村旅游发展联结较弱,“美丽空心村”现象是潜山市提高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的瓶颈;③ 旅游开发时段、资源依托类型与乡村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潜山市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各影响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会增强乡村旅游融合性水平的空间分异。融合型乡村旅游是实现价值共创与综合效益的乡村旅游模式,上述研究成果可为乡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借鉴,同时促进融合型乡村旅游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类型、格局与机理研究——以苏州东山镇为例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地文化日益受到冲击,并表现出衰落的现象已是客观不争的事实。紧跟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和文旅融合发展趋势,综合运用质性研究和空间计量方法,以苏州东山镇为例,探索了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类型、格局与机理,结果表明：①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量表包含23个题项、5个维度,即“自然景观文化胁迫”“聚落景观文化胁迫”“生产生活文化胁迫”“人际交往文化胁迫”“精神仪式文化胁迫”;② 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多呈沿街、邻水分布,各维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分布差异较大。乡村文化胁迫空间总体上呈显著集聚,其中生产生活文化最易受到旅游开发胁迫而表现出空间受胁症状;③ 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具有多集核分级分布的核心-外围分布模式,且随着旅游开发程度的提高其空间集聚程度显著提升,各维乡村文化胁迫空间集聚特征差异较大,其中聚落景观文化胁迫具有“大聚集、小分散”的空间特征,且与总体最为类似;④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个体和整体两个层面,个体层面的社会属性和观念认知差异,以及整体层面的基础条件、社会发展和政策宣传共同作用着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的产生和发展。     

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空间正义的主体博弈与协商——广州石屋新村案例

以广州石屋新村为案例地,通过深入访谈、参与式观察以及收集文本材料等方式获取素材,运用扎根理论进行编码分析,探讨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空间正义主体博弈与协商的维度与过程。研究发现：① 乡村空间正义主体博弈与协商的内容主要包括分配正义、居住正义、边界正义和信仰正义4个维度,贯穿4个维度的核心和焦点是权力正义。② 4个维度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前2个维度呼应了马克思空间正义思想的部分观点,后2个维度是中国语境下的理论创新。③ 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杂糅了政府、企业、村民各自的诉求,导致不同主体展演了多元复杂动态的空间正义博弈与协商过程。     

旅游驱动下乡村转型发展的微尺度研究——以西安市上王村为例

基于多要素综合视角,论文从土地与生计2个维度构建微观尺度的乡村地域系统概念模型;融合遥感影像数据、问卷调查数据及访谈资料等多源数据,以西安市上王村为例,探究“城郊村”在旅游驱动下的土地利用和农户生计转型,并对其与“景边村”的转型发展进行案例较析。结果表明:① 伴随乡村旅游发展的规模化和专业化,上王村的土地利用日益多样化、复合化、旅游化,农户生计方式组合渐进更替,家庭就业、收入、消费与旅游的相关性不断提高,由传统农业村转型为乡村旅游目的地。② 上王村的转型发展是内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优越的区位条件是其前提和基础,政府的适时调控是“稳定器”和“方向盘”,乡村旅游客源市场的壮大和农户的理性选择是外源拉动力和内在驱动力。③ “城郊村”和“景边村”因区位不同而在地形条件、依托资源、客源市场等方面存在差异,引致两者乡村旅游开发的分化,同时深刻影响了各自的转型发展进程。     

乡村旅游创新的理论框架与研究展望

乡村旅游是新时代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中国乡村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创新发展的重要产业载体和关键产业路径。乡村旅游业态的迭代发展,不仅重构了乡村经济社会形态,更重塑了乡村空间性质,新产业和新业态的不断涌现推动了乡村生产功能的转型,空间创新要素及资源配置突破地域限制反馈并赋能乡村旅游创新发展。本文在批判和继承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基础上,解读乡村旅游创新的内涵与特征,构建“一个核心”与“五大支撑”的乡村旅游创新体系,展望未来中国乡村旅游创新研究的重点领域。结果表明：首先,乡村旅游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步摸索、由弱变强的创新发展过程,具有时代性、融合性和地域性等特征。其次,在乡村旅游创新体系中,业态创新是乡村旅游创新的核心表征形式与物质空间载体,制度创新是顶层设计与逻辑起点,金融创新是坚实基础与动力支持,技术创新是重要引擎与突破力量,组织创新是关键支撑与有效保障,社会创新是现实路径与核心驱动。最后,分别从理论体系、实践样态、演化过程、动力机制和优化对策方面构建乡村旅游创新的研究框架。以期为理解、阐述和探索乡村旅游的发生、演替和创新发展提供重要的知识贡献和理论指引,也为中国情境下的乡村旅...     

城乡互动视角下都市边缘区乡村空间转型的资本介入机制——以广州港头村为例

伴随中国城乡关系的急速转型,资本成为重组城乡要素的重要因素,推动都市边缘区的乡村空间转型和重构,厘清其介入机制对补充完善乡村空间重构的动力释义具有重要意义。论文构建了城乡互动视角下资本循环和乡村空间转型间交互作用的分析框架,以都市边缘区典型村广州港头村为例,深度解析珠三角都市边缘区典型乡村空间转型的阶段特征及其资本介入机制。结果表明：(1) 20世纪80年代以来,港头村的空间转型重构经历了代际交替的村民资本城乡市场循环下的初步空心化、工商资本介入与剩余价值有限城乡市场流通下的城镇化与深度空心化和国有资本带动的“不征地”乡村闲置空间改造下的初步实心化三个阶段。(2)资本通过投资统筹乡村权益关系网络直接改造空间、投资基建改善发展环境等手段促进乡村空间转型,并全面渗透第一到第三产业;乡村可通过提升可达性、加快自然历史文化资源整合修缮等诱发资本持续注入。(3)资本介入通过活化闲置空间、激发乡村土地等剩余价值实现“城—乡”资本转移进而推动城乡互动;现有资本介入带有极强的政策福利属性,并不完全能表征剩余价值“乡—城”流动特征已经转变,村民主体地位弱化、城乡互动主体融入度低、资本“脱实向虚”等风险依...     

乡村振兴规划的性质及其体系构建探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中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要求,关系着国家现代化的成败。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乡村振兴规划体系,统筹协调和优化配置城乡要素资源。论文基于地理学综合视角,深入分析乡村概念内涵与乡村发展的基本特征,总结乡村振兴规划的基本性质与存在的主要问题,初步构建了乡村振兴规划体系框架。结果表明：① 乡村包含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地理空间多重属性,具有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功能,乡村振兴发展是乡村资源开发利用、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人文耦合的综合过程;② 乡村系统具有要素分散性和发展自组织性、空间异质性和类型多样性、对区域和城市依赖性与产业发展受自然因素强限制的基本特征;③ 乡村振兴规划是对乡村空间要素资源配置的统筹协调过程,其本质是以促进公平为导向的规划,应更加强调规划参与过程及其统筹协调能力;④ 当前中国乡村规划尚未形成完整体系,缺少法律基础,规划技术理论发展较滞后,规划边界模糊、规划深度不够,规划实施保障机制不健全;⑤ 基于上述理论和问题分析,构建了包含主体规划系统、制度保障系统、技术支持系统、多规协调系统和参与反馈系统的“五位一体”乡村振兴规划体系。该体系可以高效配置乡村要素资源,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有利于形成规划合力,增强乡村振兴规划的权威性、可行性和实用性。     

“后乡村”语境下成都竹艺村的空间生产研究——基于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视角

政府引导城市资本发展乡村旅游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然而外力介入常导致“后乡村”场域内乡村主体的式微,探究“后乡村”社区的空间演变机制对可持续旅游发展具有参考意义。文章套用空间生产理论,借助多元利益主体分析,建立基于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整体性研究框架。以成都竹艺村为案例,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质性方法,分析“后乡村”多维空间的生产过程和机制。结果表明：1）竹艺村旅游发展通过租赁经营模式和社区治理模式的转换融合实现内外部驱动力量的优势叠加;2）租赁经营模式下乡村表征成为三重空间中的主导,作为权力主体的外部企业通过制度建构引导空间生产、实现旅游构想;3）社区治理模式明确了社区作为日常生活主体在乡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保障了村民和村集体在空间生产中的话语权;4）“后乡村”社区的空间生产主要由乡村振兴政策的地方响应、资本通过下乡实现再循环、现代性流动下的主体行动和消费需求变迁下的视觉营销4种动力驱使。文章进一步拓展了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本土化实证研究,有助于引导大都市郊区乡村旅游社区的健康发展,达到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优化社会生态的双重目的。     

社会网络重构视角下旅游驱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探讨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关系问题日益受到关注。让村民有序参与治理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乡村旅游可以打破乡村封闭性,重构乡村社会,而村民的观念和行为受到其社会网络的深刻塑造,因此,社会网络重构视角下旅游如何驱动村民参与治理值得深入研究。论文基于社会嵌入理论,通过两个递进的研究探讨“发展乡村旅游—重构乡村社会网络—促进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是否成立,以及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发展旅游能够提升乡村亲缘—地缘—业缘网络的规模、异质性及村民的网络位置,增强网络中村民的交流频率、信任强度,促进信息共享,从结构和关系两个维度重构乡村社会网络,进而,社会网络从信息获取、集体监督、榜样引导、共同体意识4个渠道影响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2)参与旅游经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受业缘网络和地缘网络的促进效应较强,未参与旅游经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受地缘网络和亲缘网络的影响较强;(3)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活动的类型呈现出“文化建设参与>环境保护参与>政治建设参与>经济建设参与>社会服务参与”的特点。     

传承与嬗变：广州市小洲村的空间转换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影响下,广州市小洲村因从典型的岭南水乡古村逐步演化为创意艺术与旅游空间而成为关注热点。空间生产理论为揭示小洲村的空间转换与重构提供了理论工具。运用实地考察法、访谈法、文本分析法等质性研究方法,围绕“空间转换的过程”“空间生产主体及作用”“空间生产的结果及机制”等问题,探讨不同发展阶段各空间主体对小洲村的建构过程以及结果,构建“时间—空间主体—空间”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① 小洲村经历了岭南水乡古村落的自然发育阶段、艺术精英自发集聚阶段、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阶段三个空间转换阶段,并分别形成了对应水乡古寨的生产生活空间、艺术创意空间、创意旅游商业空间三种空间形态。② 创意阶层、政府、资本、游客等空间主体的加入,使小洲村由单一空间主体（村民）转变为多元主体。③ 在资本城乡不平衡发展机制下,创意阶层、政府、资本、村民、游客等空间主体为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在小洲村的空间转换中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其中当地村民、创意阶层和游客发挥着自下而上的能动作用;政府起到自上而下的管治作用,但在村民的空间抵抗下效果甚微。     

县域视角下乡村发展要素转型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乡村转型发展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3个维度构建共同富裕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究浙江省52个县域2011—2020年共同富裕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和空间差异特征,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探究乡村发展要素转型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共同富裕整体上呈现集聚态势,发展水平由浙江东北部地区向西南部地区逐渐降低,且各县域之间的发展差距有所减小,在短期内缩小山区26县与非山区26县之间的差距是解决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区域空间不平衡的关键。(2)乡村发展要素转型不仅对本县域共同富裕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其他县域也会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强化了乡村发展要素转型的作用效果。(3)乡村发展要素转型对共同富裕不同维度的影响有所差异,对共富“发展性”和共富“共享性”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是对共富“可持续性”的影响却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