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地景观生态分类方法探讨——以福州市青云山风景区为例

综合分析了影响旅游地景观的主要因子,以人为干扰为基础,以地貌为基本线索,以植被为标志,以土壤为参照,结合实地考察和景观生态制图技术,建立研究区的三级景观生态分类体系.结论认为:旅游地景观类型的划分应强调整体的综合,而不是对个别组分进行分类;多要素综合的分级分类体系,既能反映控制景观形成过程的主要因子,又可体现景观的综合性,能较好地反映客观实际;旅游地景观生态类型的划分,应根据景观异质性、图形比例尺和图斑的需要,明确分类单元的等级,确定分类的基础单元.     

城市传统文化旅游地景观格局与景观审美耦合研究——以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为例

以景观美和生态美的关系研究为基点,选取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作为城市传统文化旅游地的典型个案,采用景观格局指数和平衡不完全区组比较评判法,实证分析景观格局与景观审美的耦合特征及规律。结果表明：1）案例地整体景观破碎度较高,但不同景观组分受到人为干扰的程度不同,景观斑块的多样性和异质性较为适中,但斑块面积、空间分布及空间集聚度存在结构性差异;2）本地居民对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景观审美感知较好,但更偏好“十里秦淮”优美的自然风光及蕴含丰厚城市记忆要素的历史建筑和文化景观;3）总体上,景观格局与景观审美存在耦合互补与和谐共生的关系。夫子庙秦淮风光带历史文化积淀深厚,但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文化特色不断缺失,“去地方化”进程不断加快,作为城市传统文化旅游地的典型代表,其担负的城市记忆和文化传承功能,应该引起学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民族旅游地的旅游景观特征与社会公众认知研究——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

以典型民族旅游地黔东南州为研究对象,利用三角图法分析了区域旅游景观特征,采用问卷调查法分析了管理部门、当地居民和外地游客对旅游景观的认知倾向,并选用条件价值法测算了旅游景观资源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研究结果显示：黔东南州大部分地区属于自然景观类型,生态环境良好;以自然景观和民族特色为主的自然人文资源特点,与以旅游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得到了利益相关方的共同认可;2006年全州旅游景观资源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8.87亿元,其中占64.06%的存在价值是其主要表现形式。     

边缘型旅游地特征、形成机制与发展路径——以安徽省宣城市为例

边缘型旅游地的开发建设是中国旅游业转型升级时代面临的重要命题。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和消费者消费理念的转变,一些边缘型旅游地开始逐渐成长为区域旅游发展的"潜力区",研究空间与研究意义日益凸显。以具有典型边缘性特征的宣城市为实证,从区位空间、旅游资源、旅游形象、旅游交通和旅游经济等角度剖析其多重边缘化特征,探讨边缘化形成的主要机制。地处省际交界区、地域特征典型性不足是边缘化形成的自然诱因,周边核心旅游地遮蔽效应显著是边缘化形成的空间致因,经济支撑能力薄弱是边缘化形成的经济制因,政策惠及偏少是边缘化形成的人为促因。边缘型旅游地应实施多元比附、突出个性差异、完善要素建设的发展路径。     

城郊旅游地游客重游意愿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分析——以南京珍珠泉旅游风景区为例

重游对旅游地包括城郊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取南京城郊旅游地中开发比较成熟的珍珠泉旅游风景区为例,对比了重游游客与首游游客的行为差异,对游客行为进行了Logistic回归分析,意在探索游客重游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内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重游游客与首游游客的背景、交通方式、旅游信息获取渠道和旅游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旅游活动和餐饮满意度,游客月收入水平和年龄等,对游客重游意愿有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了提高城郊旅游地重游率的对策,为城郊景区旅游资源的整合和旅游综合质量的提升及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依据.     

全球地方化视角下旅游地尺度重组——以浙江乌镇为例

权力、资本与空间的作用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旅游地通过丰富的空间实践接驳全球化进程,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以浙江乌镇为研究案例,通过全球地方化的研究视角,结合Harvey的资本循环理论和Smith的尺度重组理论提出分析框架,将尺度重组理解为一种由权力、资本作用于多尺度空间而形成的复杂过程。基于质性研究方法,对乌镇从“前旅游阶段”向“旅游阶段”和“后旅游阶段”转变过程中的尺度重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乌镇尺度重组过程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变革的微观映射;乌镇尺度重组是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等级空间尺度“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综合作用的结果;乌镇尺度重组具有作为权力、资本与空间互动作用下的方式和结果的双重属性,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的交互逻辑是其核心机制;乌镇的空间实践在微观层面上拓展了权力、资本与空间相关探讨的研究范围。作为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空间单元,乌镇的全球地方化实践走出了一条“兼容二元”的现实路径,这对改善中国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现状具有借鉴意义。     

城市湿地公园景观健康空间差异研究——以杭州西溪湿地公园为例

景观健康研究是生态系统健康的新研究方向,两者区别在于研究尺度的选择。景观健康的标准体现在景观能否可持续发展。作为城市湿地的西溪湿地公园,其可持续性表现在社会经济和生态保护的和谐发展。因此,本文从社会经济和生态保护两方面建立景观健康评价模型,运用GIS 技术使其空间化,揭示景观健康的空间差异性。结果显示：(1) 西溪湿地公园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和生态可持续性的空间分异明显,社会经济可持续性较好区域主要分布在公园边界区域,占整个公园面积的2.18%,而生态保护可持续性较好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公园内部,约占39.50%;(2) 公园景观健康较好的区域分布在公园内部区域,占公园面积的25.06%;较差的区域分布在公园周边区域,以公园南边界附近分布面积较大;(3) 景观健康状态与景观要素的功能特征及其空间分布格局息息相关。     

旅游景观生态系统格局研究方法探讨——以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为例

在旅游景观生态系统格局理论研究基础上,为反映功能异质性特征,从要素作用空间分异的角度,较为系统地建立了格局研究的方法体系。文章选择云南省丽江县进行了案例研究,结果表明:(1)方法的提出丰富了现有景观格局研究工作,结构与过程研究的结合,更符合旅游景观生态系统中以旅游者为主导的要素相互作用空间过程;(2)方法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例如斑块范围研究能更好地反映旅游者的实际活动范围,为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者管理与自然环境保护提供了更符合实际应用的空间依据。     

旅游地生命周期与旅游产品结构演变关系初步研究——以普陀山为例

通过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动力因子探讨,认为旅游地生命周期实质是在诸多外部因素影响下的旅游产品结构持续调整的过程,旅游产品结构调整贯穿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各阶段。通过旅游产品结构双周期模型的建立和分析,论述影响生命周期的内在、外在因素及作用机制,阐释了Butler的S型旅游地生命周期演化模型,深化了旅游地演进规律的研究。实证研究表明,普陀山已走过探索阶段、参与阶段,正处于发展阶段,成熟阶段是今后理想演进阶段,普陀山旅游产品结构演化与调整验证、支持这一观点。最后,提出了普陀山旅游产品结构调整的若干对策。     

交通网络与城市群旅游地耦合协调演化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基于交通网络和城市群旅游地的双向视角,以长株潭城市群为典型案例地,构建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的耦合协调演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综合评价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分析二者耦合协调演化过程。结果表明:①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发展水平呈协同上升态势,演化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发展水平差异呈倒"U"型下降态势。②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发展空间格局均呈现出以长沙为热点区,其他城市为外围受辐射冷点区的空间格局特征,但内部空间格局的非均衡性仍然较大。③长株潭城市群交通网络和旅游地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由"失调"阶段逐渐向"转型过渡"和"优化协调"阶段演变,长沙市一直处于高耦合协调的单极态势,中高耦合协调度地区趋于集聚于城市群东部旅游集散地,低耦合协调度区位指向远离旅游集散地的城市群西部地区。     

旅游地网络的演化与时空特征研究——以黄山风景区及汤口社区为例

旅游地网络演化研究有助于揭示旅游地各种利益相关者是如何形成一个由各种关系交织而成的多元、复杂、交叉重叠的旅游地产业体系。以旅游地生命周期和社会网络理论为基础,以黄山风景区及其依托城镇汤口社区所形成的旅游地网络为研究对象,通过各发展各阶段中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按照"士大夫旅游背景下的寺庙管理模式、半官方和官方管理式的外事接待模式"等5个阶段进行网络结构的展示和分析,并探索了其演化发展的过程和机制。结果显示,黄山旅游地网络经历了"无连接-政府主导的星型网络-政府、地方社区企业两个主导网络成分-社区旅游广泛参与下的多类型、多层次的行动者互动网络"的过程。并将进入社区主导的旅游地网络阶段,并且随着旅游地网络的不断完善,黄山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将得到增强。     

跨界区域品牌共享型旅游地冲突及其治理机制研究——以福建土楼为例

文章运用利益主体理论（stakeholder）及协同共生理论（symbiosis）的分析方法,以“福建土楼”世界遗产旅游地为典型案例,探究跨界区域品牌共享型旅游地核心利益主体冲突格局、机理及其治理机制．研究表明：“福建土楼”世界遗产旅游地跨界冲突格局表现为横向层面的品牌共生体的冲突和纵向层面的利益共生体的冲突,其背后深层次的冲突机理主要在于行政分割运作、地方利益导向等因素导致跨县市利益冲突日趋激烈,加上内部强弱势利益主体间利益分配失衡引起纵向层面的利益冲突愈演愈烈．最后,针对利益主体的冲突博弈问题建立了多维度的跨界治理机制．     

多维“流”视角下区域旅游网络结构特征及其作用机制分析——以云南省为例

基于多维流视角,运用GIS及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比分析云南省旅游经济流、客流、信息流、资金流的网络结构差异特征及相互影响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云南省供需两侧旅游流反向发展态势明显,旅游流网络异质演变特征明显,流量水平趋高,而流质水平偏低。旅游经济流发展未能随着旅游客流和信息流的发展而增强,网络密度偏低且长期存在旅游经济发展孤点,旅游经济合作交流不足。各州市在旅游经济流网络中“零和竞争”的偏利非共生发展态势,使得旅游市场领域存在一定的“公地悲剧”现象。云南省旅游流节点水平及其空间特征差异显著,”核心-边缘”结构明显。云南省旅游经济流受到旅游客流的中介力、旅游信息流的推动力、旅游资金流的拉动力三者的共同作用影响,各作用力影响程度表现出强弱历时性差异演化,旅游客流中介力持续增强,旅游信息流推动力稳步强化,旅游资金流拉动力显著下降。云南省旅游经济增长及旅游经济流网络发展驱动模式,正逐步由“供给侧拉动型”向“需求侧推动型”转变。     

游客与旅游地明星动物商品化的邂逅研究——以四川大熊猫基地为例

人与动物的互动实践已成为人文地理学者探索人地关系的重要研究议题。以四川大熊猫基地为案例,基于“魅力”概念,运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与文本分析的方法,深入分析游客与明星动物在旅游活动中的邂逅,并揭示在此旅游过程中动物的能动性发挥与游客的多物种间的旅游体验。研究发现,游客与大熊猫的邂逅发生在不同空间情境下,其多样性是旅游地设计并刻意安排的商品化结果。大熊猫的魅力之于差异化的空间情境往往具有不同的影响作用。具体而言：(1)在实体展示空间的“前台”中,大熊猫的生态魅力与美学魅力能够激发游客观览时的天然好感,旅游地对其进行利用以维持大熊猫旅游的不竭热度;(2)旅游地所构建的虚拟展示空间则提供了无法直接观览到的大熊猫生物学特征与生命历程,使游客与大熊猫邂逅形式得以补充与丰富;(3)而在实体展示空间的“后台”中,旅游与公益教育相结合,游客被允许接近大熊猫的生活空间,建立起基于肉身魅力的更深层次的亲密邂逅。总体看,大熊猫的魅力不仅塑造了游客的多物种间的旅游体验,而且还构建了游客对于四川的地方认同。研究以空间视角探究了人与动物互动所营建的关系网络及其映射的权力运作机制,为探索旅游情境下的人与动物关系提供...     

二元城镇化机制与模式研究——以东营市为例

二元城镇化机制与模式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城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二元性,是研究二元城镇化机制特征和演化趋势的典型区域.选取中国第二大油田驻地——山东省东营市作为资源型城市的典型案例,试图通过对东营市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城镇化机制的演化阶段、模式与特征的深入剖析,展现资源型城市二元城镇化的特殊机制和可能的发展趋势.     

居民日常出行时空集聚视角下的城市交通拥堵形成机制研究——以广州为例

随着大城市的迅速蔓延与扩张,市内交通拥堵日益成为世界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亦成为众多学科研究的热点话题。运用时间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以城市居民日常活动的时空集聚为基本研究视角,选取广州作为案例,探讨城市内部交通拥堵形成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运动型时空共存是产生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而出行路径的时空集聚必然造成运动型时空共存。广州市居民的出行行为由于受到时空约束的作用下,造成出行路径的时空集聚,城市的空间结构和路网结构进一步强化其集聚效应,从而形成出行路径的时空共存,并引发交通拥堵。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城市居民的日常活动受到时间和空间两种因素的共同约束,当两种约束条件达到一定的程度时将产生时空集聚和运动型时空共存,并最终形成交通拥堵。良好的交通管理手段只能促使交通拥堵的状况趋于好转,本质上难以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城市空间结构、交通线路、交通管制、交通供需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影响居民日常出行路径的时空共存而加剧或缓解交通拥堵现象。所以,在城市交通供需状况处在一种基本合理的水平下,解决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降低居民日常活动的运动型时空共存。     

基于景观基因“地域机制”的客家文化保护与传承开发——以湖南省炎陵县为例

根据客家文化景观基因理论及其"地域机制",以客家扩展聚居区炎陵县为例,结合历史文献查阅和实地调研,发掘分析该县客家文化的景观基因。研究结果表明:(1)迁徙由来、地域背景分别是客家文化景观的共同基因、本土基因;(2)由共同基因以"反客为主"的作用方式与本土基因形成了地方客家景观本质特性的主体基因;(3)保护与传承意识形态是决定其主体基因能否在世代遵循并坚守着"原汁原味"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传承过程中的人为基因。基于这些独特基因构成内在相关联的地域机制而所表达的特征,提出了应加强客家文化景观基因的数字化保护管理、传承开发政策等对策。     

城市人口与服务业空间协同的多维机制——以福建省为例

采用Hoover系数、空间聚集指数、重心模型、空间耦合指数以及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1995—2015年福建省城市人口与服务业的空间协同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城市人口与服务业都有向中心城市集中的特征,服务业的空间集中度高于城市人口。② 城市人口与服务业都有向中心城市周边聚集的趋势,而且服务业的聚集度更强。③ 空间重心轨迹显示两者在东西方向上存在错位,服务业的分布更偏向东部沿海。④ 两者的空间耦合指数呈现持续上升的时序演化特征、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逐步升高的空间梯度格局。⑤ 回归模型显示,城镇职工收入、农民收入、建设用地规模和固定资产投资是两者空间协同的重要影响因素。     

日常活动视角下居民健康影响的性别差异——以广州为例

中国城市化转型背景下,居民的公共健康成为城市地理研究的一个热点。越来越多研究关注健康的性别差异,但基于日常活动视角分析居民健康的影响因素和路径的性别差异研究较为缺乏。因此,作者尝试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不同性别群体居民属性、建成环境、日常活动对健康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全职男性、全职女性与非全职女性的自评健康存在显著差异,得分依次降低;健康影响因素和影响路径存在性别差异,女性日常活动受到更多约束,其健康更大程度受所住社区周边建成环境和日常活动的影响;女性亚群体之间的健康及影响路径也存在差异;在考虑居民健康性别差异的同时,需要重视就业状况对健康的影响。日常活动视角能揭示居民属性和建成环境对健康影响的路径,有助于理解居民健康影响的性别差异。本文拓宽了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对转型背景下改善建成环境,减少日常活动约束,关注健康的性别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丘陵山区农村贫困时空格局及其演变机制研究——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提。丘陵山区是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聚集区,开展丘陵山区贫困时空格局及其演变机制研究对实现贫困地区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论文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以村域为研究单元,采用空间自相关、核密度估计、地理探测器等模型方法刻画了于都县农村贫困地理格局及其分异特征,识别了丘陵山区驱动农村贫困化的主导因子,揭示了农村贫困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规律和空间集聚性特征,且聚集效应随减贫力度加大有所减弱;② 坡度、行政村到县城中心的可达度、路网密度和公共服务点数量是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子,且随时间推移,资源禀赋不足对农村贫困化的驱动作用有所减弱,区位条件对农村贫困化的驱动作用逐渐增强;③ 不同时期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的主导因素有所不同。农村贫困化有其自然和人文根源,科学减贫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以深化贫困发生机制理论认知为基础,协同推进区域性贫困和个体性贫困的减轻,从而实现贫困地区转型发展和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