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信任度比较研究

信任对市场、经济和社会的繁荣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信任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与区域经济发展、市场化进程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中国新兴加转轨的双重制度环境加剧了区域信任度的差异,这种差异更多是区域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进程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通过对中国大陆省际不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市场化进程和信任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较高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与之协调的市场化进程导致较高的区域信任度,较低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超前的市场化进程导致较低的区域信任度。     

公众环境意向与亲环境行为:社会信任的调节效应研究

破解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知行脱节”困境,是加快构建生态环境保护社会行动体系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和跨区域大样本数据,研究社会信任对环境意向与亲环境行为关联度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公众对日常环境污染具有较高危机感和鲜明态度,这种危机感和态度促使公众愿意为环境保护做出某种程度的付出;公众愿意为环境保护做出付出的意向越强烈,实施相应的亲环境行为的可能性就越高。但这种关联度受到社会信任水平的调节,公众持有社会信任水平越高,其付出意向与亲环境行为关联度就越强,实施亲环境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实施亲环境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小。     

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基于甘肃省的调查数据

社会资本作为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当前急需辨明社会资本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并依次寻求改善生活质量的对策措施。基于甘肃省665户农户的调查数据,以非正式网络、正式网络、普遍信任、制度信任、规范为指标测度社会资本,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与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1)社会资本差异有助于解释农户的生活满意度差异。(2)社会资本指数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其中,非正式网络维度、普遍信任维度、制度信任维度与农户的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而正式网络维度与规范维度虽均与农户的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但在统计上均不显著。(3)收入、相对生活水平、抗风险能力均与农户的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4)提出了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对策及进一步需要关注的问题。     

亲缘网络对农民乡村旅游创业意愿的影响 ——基于浙江浦江农户样本实证

基于“亲缘网络”这一农村基本人际关系要素,探讨家人亲戚构成的亲缘关系网对农民旅游创业意愿的影响,分析感知创业风险、创业警觉在上述影响中所起的中介效应。基于浙江浦江240户农户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① 亲缘网络三维度（网络结构、网络关系、网络认知）对农民旅游创业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② 感知创业风险在亲缘网络关系、网络认知与农民创业意愿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③ 创业警觉在亲缘网络关系与农民创业意愿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在亲缘网络认知与农民创业意愿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利用好亲缘关系要素有助于更好地激发农民自主创业,推动乡村旅游内涵式发展。     

社会网络重构视角下旅游驱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探讨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关系问题日益受到关注。让村民有序参与治理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乡村旅游可以打破乡村封闭性,重构乡村社会,而村民的观念和行为受到其社会网络的深刻塑造,因此,社会网络重构视角下旅游如何驱动村民参与治理值得深入研究。论文基于社会嵌入理论,通过两个递进的研究探讨“发展乡村旅游—重构乡村社会网络—促进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是否成立,以及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发展旅游能够提升乡村亲缘—地缘—业缘网络的规模、异质性及村民的网络位置,增强网络中村民的交流频率、信任强度,促进信息共享,从结构和关系两个维度重构乡村社会网络,进而,社会网络从信息获取、集体监督、榜样引导、共同体意识4个渠道影响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2)参与旅游经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受业缘网络和地缘网络的促进效应较强,未参与旅游经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受地缘网络和亲缘网络的影响较强;(3)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活动的类型呈现出“文化建设参与>环境保护参与>政治建设参与>经济建设参与>社会服务参与”的特点。     

区域发展视角下的政府引导基金研究进展及展望

政府引导基金现已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政府普遍使用的一种促进区域发展的政策工具,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论文基于区域发展的视角,从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的原因、政府引导基金的扩散与分布、政府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以及政府引导基金对区域发展的影响4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综述。主要发现有：(1)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的原因在于缓解融资缺口,实现区域发展目标;(2)政府引导基金经历了不同地理尺度的扩散,形成了不均衡的空间分布格局;(3)政府引导基金的运作可以分为募资、投资、管理、退出4个环节,公共资本的参与和政府干预是其区别于一般私人风险投资基金的主要特点;(4)总体而言,政府引导基金对区域的风险资本供给、创业创新、产业升级有正面影响,但也可能扩大区域发展差距。最后,论文提出地理学要加强区域发展视角下政府引导基金的研究,并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社会交换视角中的权力、信任对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效应分析——以北京前门社区为例

从社会交换视角探讨社区权力、社区信任对居民参与旅游程度的影响效应具有重要意义。以北京前门社区为例,通过建立数据模型,检验了社区中的权力、社区居民信任对旅游社区居民参与程度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社会交换过程中的社区权力和社区信任是影响旅游社区参与的重要因素。社区权力对社区信任和社区参与旅游程度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社会交换中的旅游收益感知与旅游成本感知通过对居民参与旅游程度产生间接的影响效应。而社区信任与旅游收益感知之间存在双向影响效应,将直接与间接地影响居民参与旅游程度。     

国外旅游发展与政治信任研究进展与启示

信任或者不信任的动态关系变化对于理解现代社会、社会关系和发展过程十分重要。然而已有研究都表明政治信任日趋下降,危及到政府的合法性地位和可持续发展。旅游作为促进地方发展的一个工具,对政府工作和政治稳定具有重要影响,但是旅游发展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文章在概述社会科学中关于政治信任相关解释的基础上,结合对西方学者实际案例的解读,梳理出国外旅游发展与政治信任的主要研究议题,包括旅游发展中影响政治信任的因素、政治信任与旅游支持度、旅游发展特殊背景下的政治信任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信任、政治信任与旅游政治4个方面,并论述其对于国内研究的借鉴与启示作用。旅游研究中的政治信任问题并非无关紧要,相反,随着旅游大众化时代的到来,很多地方已经把旅游业视为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赋予其应对宏观经济挑战、带动就业和脱贫致富的政治使命;而政治信任关乎到这些目标的实现,更关乎到社会稳定和政府的合法性地位。把政治信任引入到旅游研究中来,为国内的旅游研究带来理论新视角和实践层面的新思考。     

中国多维城市空间结构与地区收入差距

基于DSMP/OLS全球夜间灯光数据,衡量了1992-2013年市域、省域、省际3个维度的城市空间结构,分析其对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市域维度上城市空间结构越集聚,地区收入差距越小,而省域及省际维度上二者关系相反,城市空间结构越集聚、地区收入差距越大。同时考察了对应维度上的产业结构特征、人力资本水平、外商投资比重、政府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结果发现,非中心城市的二产比重、人力资本水平、外商投资比重越高,对应维度上的地区收入差距越小,而政府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在不同维度上的作用不尽一致。     

经济全球化下中国经济升级对社会升级的影响

社会升级与经济升级的关系是近年来国际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尚未有决议的前沿问题。本文从就业、社会保障、基本权利和社会对话4个维度建立社会升级测度指标体系,采用经济计量模型揭示了社会升级各维度的影响因素及经济升级、经济全球化、政府治理与社会升级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社会升级的不同维度受经济升级、经济全球化和政府治理的不同影响。就业维度主要受政府管制的正向影响,社会保障主要受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正向影响,基本权利维度主要受经济质量效益、创新投入和进口贸易的正向影响,社会对话维度受经济质量效益、创新投入、创新效率和外资的正向影响。② 经济升级对社会升级具有促进作用,政府治理对这个促进关系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该中介作用进一步受到经济全球化的正向调节影响。这表明政府治理对促进经济升级转化为社会升级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且这一作用在经济全球化下可以得到增强。本文有助于加深认识经济升级促进社会升级的机制,为探讨中国经济和社会“双升级”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地理、网络与信任:金融危机背景下的生产网络演化

网络演化是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新近热点之一。在当前的理论探讨中主要强调路径依赖和惯例对网络演化的强化作用,对于信任这个关键要素缺乏深入探讨。本文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比金融危机前后广东省纺织服装行业生产网络的空间结构,揭示信任与生产网络演化之间的互动机制。研究发现:信任是维系生产网络稳定性的基本要素之一,信任的强弱程度主要受合作类型(市场关系)、地理接近(空间关系)和社会文化接近根植性(社会关系)等因素影响。金融危机作为一种负面外部冲击,重构了广东省服装行业的生产网络。在这个过程中,较强信任关系的网络连结(潮汕地区)得以保留,并在危机过后进一步强化;而部分较弱信任关系的网络连结(珠三角地区)发生断裂,且在经济回暖之后被潮汕地区的网络所取代。     

区域经济发展的知识动力及其多区位机制北大核心CSCD

在信息、劳动力、资本和商品等要素超具流动性的时代背景下,知识越发表现出一种邻近和远距离流动并存的多区位互动特征,并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为此,论文首先围绕当前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系列重要变化,并结合传统区域创新研究范式的内在缺陷,引介以知识组合为核心的区域知识动力学理论。在此基础上,尝试构建区域经济发展的多区位知识动力解析框架:通过引入信任机制和学习机制深度阐释正式/非正式制度和认知水平等地方情景因素对知识组合的影响机理;分别围绕外部知识关联和知识网络外部性探究多区位知识网络对区域产业比较优势演化和内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最后,从区域管治、区域战略导向、政策工具和知识影响4个维度归纳知识经济时代的区域治理逻辑。多区位知识动力框架推进了区域创新学派关于经济发展中知识动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区域协同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的科学制定。     

张掖市农户社会资本特征分析

社会资本作为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国家或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以张掖市为研究区,设计了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利用入户调查资料,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张掖市的社会资本指数和该区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并通过回归剖析了影响农户社会资本的因素。结果表明：（1）张掖市农户社会资本指数为4.93,其中,农户社会资本信任维度的发展水平最高,信息传播维度的发展水平最低;（2）影响信任维度的因素有户主受教育程度、农户财富差异;影响政治赋权维度的因素有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年龄;影响网络维度的因素有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和户主年龄;影响合作维度的因素有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户主年龄和农户财富差异;影响社会凝聚力维度的因素有户主受教育程度、户主年龄与农户财富差异,影响信息传播维度的因素有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以及农户财富差异。     

广州城市居民地方依恋测度与机理

“地方依恋”问题涉及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城市学等多个学科,已经成为中国快速城市化时期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伴随大城市内部空间的剧烈重构,城市居民对其居住空间的地方依恋也在不断变化,需要进行深入研究。本文选取广州23个典型社区,通过量表测度居民的地方依恋,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等计量方法,探索社区信任、社区满意度等要素对居民地方依恋的作用机理。同时,系统对比了居民对于不同空间尺度的地方依恋,如社区尺度和城市尺度,并对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两组人群的地方依恋及其差异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发现：① 城市居民的社区依恋程度高于城市依恋程度;② 本地居民的社区依恋和城市依恋程度均明显高于外来移民;③ 城市居民的社区依恋同时受到社区信任和社区满意度的直接影响,但两者需通过社区依恋的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居民的城市依恋;④ 社区信任与社区满意度对外来移民的社区依恋和城市依恋均具有显著作用,但对本地居民的城市依恋作用较弱。基于实证结果,本文认为,相同因素对于不同尺度的地方依恋作用机理存在差异,不同人群的地方依恋机理亦有不同,地方依恋同时具有尺度差异性和群体差异性。     

社会资本视角下历史文化名镇保护困境研究——基于苏州周庄、锦溪、黎里3镇调研

引入社会资本理论,从网络、信任和规范3个维度,建构社会资本与名镇保护间的一个分析框架,剖析保护背后的社会资本困境及其内在根源.基于对苏州周庄等3个名镇的实证研究发现:①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其3个关键要素从组织基础、制度体系、精神动力对名镇保护沟通机制、约束机制与合作机制进行作用;②当前名镇社会资本呈现网络弱化、信任缺失、规...     

论产业集群的知识协作机制

产业集群的知识协作机制包括：信任机制和知识共享机制。其信任机制表现为：集群信任的形成是企业个体(或私人)的内在利益诉求的必然结果,也是集群环境下市场选择与市场竞争监督的“社会实施”的产物;其知识共享机制表现为：集群的空间集聚与信任特征创造了“面对面交流”的有利条件,集群的社会文化特征促进集群整体默会性知识的扩散与共享,集群的网络特征加速知识外溢与创意流动,为群内企业工作人员的知识开发与创造构筑协作平台。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中国研发密集型企业格局特征与集聚路径

研发密集型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建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采用区域空间分析和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研发密集型企业的空间格局与行业特征,深入分析其形成的集聚路径,研究发现：(1)中国研发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地区扩展的同时,区域发展差异呈扩大趋势,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企业创新的主要空间载体;(2)研发密集型企业的行业发展差异性显著,新兴信息技术行业成为发展重点,不同的科技创新区形成差异化的优势行业,并在国土空间上表现出较强的区域分工特征;(3)企业空间集聚是多条件组态效应的结果,不同条件在组态效应下形成多要素综合协同型、经济主导下政府服务与创新环境驱动型、政府引导下高校–经济–环境孵化型和人才引领下的创新生态优化型4条路径。因此,突出综合优势,营造完善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发挥经济引领作用,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发挥政府主体作用,激发城市创新活力;强化人才核心作用,构建包容性的创新环境氛围等发展策略将有助于研发密集型企业空间集聚。     

2008 年中国种植业地理集聚与专业化格局

目前对农业地理集聚和专业化发展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计算和比较中国2008 年种植业不同分类层次中类、小类和细类的平均基尼系数、平均Moran’s I指数和各层次农作物的专业化指数发现, 在中国省域层次上(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种植业具有一定的地理集聚态势, 且种植业划分越细, 空间集聚和专业化生产趋势越明显。从大类看, 种植业生产分布相对分散, 各省在大类上“大而全”的生产, 但从较小类上更加集聚和专业化。中国种植业区域专业化生产格局已逐步出现。大宗农产品的区域专业化程度较低, 而经济作物区域专业化程度很高。虽然具体的空间集聚格局是由各地的自然条件和各种农作物生产条件的匹配程度来决定的, 但政府决策、制度变革等社会因素在区域专业化生产上起着重要作用, 是对自然集聚格局的优化调节。定量测度种植业地理集聚与专业化发展的空间格局, 找出进行农业区域化、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具有潜力的具体区位, 可以加大政府对种植业空间布局调控优化的作用, 对各地区制定具体的农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资源约束下的三元函数区域增长模式

区域经济动力学的核心问题是区域增长,本文将资源要素引进生产函数,建立了资源约束下的三元区域增长模式,研究揭示:(1)模式不仅可以较好地模拟区域发展的不同阶段,还可以较客观地描写、预测区域发展与环境资源等区域因素的关系;(2)在区域经济(区域社会生产)这个经济“大木桶”里,起到主要约束作用的因素是资源,而不是通常备受关注的资金或管理因素;(3)资源指数越小越有利于区域资本的积累和社会生产总量的增加。     

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研究——以湘西地区为例

在亟待增进民生福祉的背景下，揭示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对于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厘清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作用机理，利用区位商测度旅游产业集聚，构建民生福利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湘西地区24个区县2006—2020年的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对旅游产业集聚的民生福利效应进行深入探究。结果表明：(1)旅游产业集聚程度略微下降，呈现波动发展趋势；民生福利水平大致呈现稳步上升态势，仅在2020年受疫情影响较大出现下降。(2)旅游产业集聚与民生福利的空间错位特征显著，前者较为突出的是永定区、武陵源区和凤凰县，而后者较高的是鹤城区、吉首市、永定区、慈利县、沅陵县和溆浦县。(3)民生福利各维度的障碍度排序整体为：社会有序>文化繁荣>经济宽裕>政府有为>生态文明；而各区县存在一定差异，尤以鹤城区政府有为对民生福利的作用显著。(4)总体上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具有负向作用，但其存在区域与时间异质性。区域上，怀化市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提升具有正向效应；时间上，2016—2020年旅游产业集聚对民生福利的影响转为正向。湘西地区应推动旅游产业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