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活态性定量评价研究

提出传统村落活态性概念,从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和村落居民3个方面构建传统村落活态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实地踏勘、文献查阅、问卷调查等方法获取数据,对湖南省大湘西地区3个不同类型的传统村落活态性进行定量评价。结果表明：① 整体上失活问题较为普遍,东山村活态性最差,小市村次之,地笋苗寨活态性最好。② 从系统层来看,物质遗产是影响村落活态性最为重要的贡献因子,从要素层来看,人口结构、历史建筑和格局肌理是影响传统村落活态性的主要贡献因子。③ 从系统层来看,非物质遗产是导致湘西地区传统村落失活的主要因素,从要素层来看,人口数量、传统技能技艺、自然生态环境是导致传统村落失活的主要因子。④ 总体来看,旅游型传统村落活态性好于城镇化型和传统型村落。但是,不同类型村落的活态性贡献因子和失活因子均存在一定差异。     

贫困山区乡村发展类型识别及振兴路径研究——以河南省栾川县为例

乡村发展水平精准评估及类型划分是乡村振兴研究的热点问题,可为分类分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科学依据。论文以河南省栾川县为例,融合行政村普查、电子地图POI等多源数据,从村域尺度构建多维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开展乡村发展水平的多维评估和类型识别。结果表明：① 栾川县乡村多维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中等及以上发展的村庄数占比为45.89%,并且任意2个维度间相互作用对解释多维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异有非线性增强作用。② 乡村多维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发展水平高的村庄集中分布在县城附近及重点乡镇所在地,发展水平低和较低的村庄则主要分布在县域边界以及中部乡镇交接区域。③ 单维发展水平呈现较为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但不同维度间空间集聚格局有所差异。其中,地理区位和自然本底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集聚在资源禀赋好、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地理区位、人口发展、经济基础和社会福利4个维度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集聚在县城、乡镇政府所在地和旅游景区附近。④ 根据多维发展评估结果和优势因素,将村庄划分为优先振兴型、预备振兴型、保留维持型、衰退搬迁型和优先搬迁型5种类型。研究根据不同类型村庄的发展特征,提出振兴路径和发展策略。     

东北半干旱脱贫地区乡村多维发展格局与类型化振兴战略研究——以吉林通榆县为例

为揭示东北半干旱脱贫地区乡村类型的特殊性并服务于增强其发展动力和乡村振兴,论文以原国家级贫困县吉林通榆县为例,运用熵值法、Getis-Ord Gi*指数、地理探测器分析村域尺度乡村多维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通过对乡村主要优势条件和短板的分析,以乡村现有发展特点和未来主导战略命名乡村类型,并提出主次结合、多维协同的类型化乡村振兴战略。结果表明：(1)通榆县乡村不同维度发展指数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和集聚特征。西南、西北和东北部地区村落环境条件明显优于其他地区;靠近县域经济中心或靠近乡镇政府与交通干线的村庄区位交通和经济基础较好,易形成热点区,边缘或偏远地区的村庄形成冷点区,呈现出以县域经济中心为圆心的圈层式结构;县域中部靠近镇政府驻地且有交通线经过的村庄,社会活力指数较高。(2)通榆县乡村综合发展受村落环境条件影响较大,交通、经济、社会维度对乡村发展具有交互增强作用。(3)综合发展型乡村要“聚合力”、勇争先;内外联动型、特色发展型、农牧结合型乡村要“扬优势”、显特色;交通虹吸型、巩固搬迁型乡村应“补短板”、强弱项;弱质型、防范返贫型乡村应“育新机”、辟新径。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影响路径

文旅融合发展有助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以北京市16个典型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在探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使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加权TOPSIS模型进行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分析,采用模糊定性分析法（fs/QCA）解析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组合路径。结果表明：(1)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是一个沿着“文旅资源深度融合—文旅产品体系培育—文旅产业功能提升”脉络,持续向传统村落地域系统释放综合效益,进而推动传统村落全面振兴的动态过程。(2)案例村落的文旅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差异较大,不同效益维度呈现梯级分化的典型特征,各村自身在4个效益维度上的水平具有非均衡性。(3)单因素必要性分析中,所有单变量因素均无法单独成为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4)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组合路径共有3种类型,即成熟发展路径、快速发展路径及渐进发展路径,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影响要素组合。本文从文旅融合视角为传统村落全面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科技支撑。     

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湘西州6个村落的调查

基于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分析框架构建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以湘西州6个传统村落327户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式农村评估法获取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分析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类型、程度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农户适应类型可划分为全面适应型、认知缺失型、生态主导型、政策缺失型、文化主导型和发展滞后型6种,各类型特点不一; 农户总体适应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全面适应型、文化主导型、认知缺失型、政策缺失型、生态主导型和发展滞后型,全面适应型为比较适应,其他均为一般适应; 每种适应类型在6类因子适应程度上表现有内部差异,除全面适应型外,其他适应类型在社会、文化、经济三类因子的适应程度上普遍较低; 政策、社会、生态、经济和心理5类因子中有13个影响因素对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有影响,影响程度不一。最后,从农户、社区和政府3个层面提出传统村落农户乡村旅游适应性提升建议。     

甘肃省县域乡村振兴发展评估与空间格局分异

乡村振兴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是国家继城乡统筹和新农村建设之后农村发展面临的又一重要创新和机遇。通过构建乡村振兴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维度对2019年甘肃省86个县域单元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甘肃省县域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空间差异。不仅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分维度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河西地区乡村振兴水平凸起明显,南部民族地区凹进严重。县域城市等级作用显著,区域振兴水平优劣不等,区域冷热点分布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趋势较为一致。甘肃省乡村振兴发展需要充分考虑自然环境条件及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因地制宜,依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详细化精准性政策促进区域乡村发展。     

黄河中下游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机制研究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关乎地区可持续发展。论文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等定量分析2010—202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异特征及耦合协调时空变化格局,并对其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明显。乡村振兴高水平地区逐渐以黄河干流为轴线条带状分布;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保持稳定,省会城市仍是高值区的主要集聚地。(2)耦合度类型空间异质性大,目前以磨合阶段为主,而耦合协调度以濒临失调为主,集中分布在陇东、陕北等地区,相对发展类型整体以新型城镇化滞后型为主。(3)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格局变化是多种要素相互制约、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收入、消费、投资是主要驱动力。因此,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黄河中下游要针对地区发展实际,采取差异化的策略来推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     

西北贫困地区乡村类型识别与振兴途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我国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贫困地区既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又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如何科学识别村落类型,分类推进典型区域乡村振兴发展,对于破解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解析了乡村地域系统发展理论,阐释了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剖析了村域空间结构格局演变和城乡要素结构功能优化重组;构建了西北干旱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体系,从乡村主体、产业发展、人居环境、资源禀赋4个子系统进行逐级分类判断,识别乡村主导类型,结合专家征询分析与村落特征,将乡村振兴村落类型识别为集聚提升类、三产融合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结合不同乡村振兴模式提出了相应地发展路径,以期为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参考。     

乡村振兴村庄类型识别与振兴策略研究——以山西省长子县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破解“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坚持乡村差异性与发展分化原则,科学识别乡村类型、明晰乡村振兴导向,对于编制区域乡村振兴规划与分类施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村域尺度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尺度,但囿于微观尺度统计数据与基础资料的缺乏,亟需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简便易行的乡村类型识别方法体系。论文简要解析了影响村庄分布、演进与发展潜力的关键因素,据此构建乡村振兴村庄类型识别指标体系,并按照“自然因素→振兴潜力→发展现状→资源基础”的逻辑思路逐级识别乡村主导类型。结果表明：① 自然因子限制了村落的基本格局与演变方向,经济区位决定了村落的发展潜力与转型能力,二者在村落演进与乡村振兴中起到决定性作用;② 从农户视角看,村落的空间区位效能是否适应农户生产生活需求和生计方式,决定了农户居住场所是否发生空间迁移,并通过闲置废弃宅基地得到呈现;③ 将长子县村庄识别为城郊融合型、集聚提升型、传统农业型、特色保护型、搬迁撤并型5类,结合不同的乡村振兴模式提出相应的发展导向与振兴策略,以期为乡村振兴分类施策提供决策参考。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模型及湘西实证

本文提出了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理论框架,基于理论框架构建了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模型。以湖南省湘西州为例,甄别驱动因素、佐证补偿模型。结果表明：① 从传统建筑风貌、村落选址和格局、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及其村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看,湘西传统村落符合实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条件;② 从景观特性及价值、外部市场认可度、自我损失、政府管理等层面而言,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符合所提出的补偿模型;③ 从驱动因素看,湘西82个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特征符合模型中的景观特性、政府管理、外部市场和自我损失综合驱动型;④ 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可划分为社会经济补偿型、历史文化补偿型和自然环境补偿型,各类型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等因素均影响补偿模型结构。     

基于文化地理学视角的传统村落旅游活化可持续路径模型建构

传统村落作为承载中国传统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空间场所,近年来受到学界和产业界持续关注。在全球化、城镇化和现代化浪潮冲击下,传统村落面临消失、衰败与空心化的危机。随着现代城市居民快节奏、强压力和怀旧观驱使,寻找乡愁和记忆的故乡成为乡村发展的新动力和新机遇。如何保留并传承这份“礼失而求诸野”的宝贵空间成为重要理论议题,也是具有中国特色实践价值的命题。通过综述国内外研究,从理论视角探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提出“旅游活化”这一理论概念以振兴并传承传统村落的自然、社会和文化资源价值,从而实现可持续保护与利用。借鉴吸收了文化地理学三层文化体理论,提出了传统村落旅游活化的可持续路径模型,模型以旅游为出发点,遵循物质层、社会层和精神层的基本演化路径,明确了各层的实施策略和旅游活化所对应的资源价值要素,提出各层在旅游活化过程中应注意的重点问题,为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提供了理论支持。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信息链与自动识别模型构建——以陕西省为例

传统村落作为活的文化遗产,承载了大量历史记忆,是地域文化景观基因识别与模型构建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以陕西省71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例,基于景观基因理论建立陕西省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体系,识别出陕西省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特征;运用类型学原理和N级编码理论对景观基因进行编码,构建陕西省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信息链并生成基因谱系;借鉴生物学中“胞-链-形”DNA碱基序列模型,提取出环境基因、建筑基因、农耕文化基因和宗族文化基因四个公共基因作为景观基因元（胞）,以村内道路系统作为基因链,构建传统村落景观基因DNA模型与自动识别模型,以此对传统村落的区位、类型、特征和文化基因进行自动识别。为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信息有效传承与存储,以及乡村建设动态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旅游型传统村落绿色发展多情景分析及振兴模式构建（英文）

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有助于旅游型传统村落系统解决生态环境污染、社会文化变迁、传统村落原貌消退等问题。以北京市6个传统村落为案例地,综合运用熵权层次分析法、情景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等方法,通过利益相关者的感知评价结果来探讨旅游型传统村落的绿色发展未来变化特征,并基于此构建旅游型传统村落绿色振兴模式。主要结论如下：（1）从绿色发展情景方案来看,基准发展情景、经济振兴情景和绿色振兴情景方案的具体特征和目标函数不尽相同;（2）从利益相关者对情景方案的感知评价结果来看,不同情景方案下的案例村落绿色发展情况存在不同程度的嬗变,但无论对于何种旅游地生命周期阶段的传统村落来说,绿色振兴情景方案均是最优选择;（3）构建了以绿色经济为关键、以传统文化为核心、以生态文明为基础、以村落社区为主体、以外部政策为保障的五位一体的旅游型传统村落绿色振兴模式。本研究成果有助于丰富绿色发展和乡村旅游理论,可为旅游型传统村落的绿色振兴提供理论参考与科学指导。     

基于城乡转型功能分区的京津冀乡村振兴模式探析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现代乡村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核心在于破解乡村地域系统的“五化”问题。乡村振兴的模式及路径探究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研究内容。我国乡村地域辽阔、类型差异万千,因此乡村振兴发展策略的制定必须充分考虑到区域的差异化特征,并在乡村分区、分类的基础上开展乡村振兴模式的探索。本文以京津冀地区为研究范围,从“人口-土地-产业”视角构建城乡转型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城乡转型的发展轨迹进行功能分区,并基于分区进行乡村振兴典型模式的梳理,以期形成区域发展样板,为京津冀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并为其他地区乡村振兴模式的梳理提供研究思路和技术支撑。     

传统村落集群区域识别与规划策略研究——以浙江省山地丘陵区为例

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已由单体村落保护转向区域整体保护,但仅依据传统村落空间集聚识别集群区域,忽视了乡村聚落之间具有保护价值的“点状”与“线性”历史文化要素,也没有考虑社会经济要素对于连片保护利用工作实践的支撑作用。本研究以浙江省山地丘陵区作为研究样本区,融合核密度分析、局部空间聚类分析等技术方法,基于传统村落空间集聚和历史文化要素富集识别传统村落集群区域,并综合考虑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活力,融入生活便利、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景区资源四个维度特征指标识别传统村落集群优先发展区和一般保护区,进而提出保护建议和发展策略。浙江省山地丘陵地区共识别出传统村落集群区域18个,包括12个优先保护区、6个一般保护区,通过因地制宜地采取点线带面、强弱联动、全域共建共享等策略,推动集群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论文研究思路与方法可以为中国其他地区的传统村落集群区域识别与连片保护利用规划实践提供借鉴。     

苏南不同类型传统村落乡村性评价及特征研究——基于苏州12个传统村落的调查

乡村性作为乡村的本质属性,是村落得以存续的关键。在面临剧烈的内外部重组与分化中,传统村落乡村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忽视甚至埋没。以苏州12个国家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根据发展路径将其划分四类,并通过构建传统村落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对其进行乡村性评价。研究表明：苏州传统村落乡村性基本保持较高水平,但不同发展路径村落乡村性构成特征各异。传统技艺型村落在产业驱动下乡村性得到均衡增强,旅游发展型村落在片面激活中产生乡村性极化,综合开发型村落的自我探索维系着均衡的乡村性,生活服务型村落在城乡互动中面临乡村性衰败危险。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要以乡村性的整体均衡提升为导向,选择适宜的发展路径。     

北京市郊区传统村落价值评价及可持续利用模式探讨——以北京市门头沟区传统村落的调查研究为例

北京市西部门头沟区保留有许多传统村落,这些传统村落经过历史的积淀而具有典型的地域特征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京西独特的景观旅游资源。在深入系统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悠久性、完整性、乡土性、协调性、典型性对传统村落的价值特征进行了综合评价,将传统村落划分为遗产性村落、特色性村落和保护性村落三种类型。在探讨传统村落可持续利用机制的基础上总结了传统村落可持续利用的6种模式。     

"文化驱动"视角下传统村落共生发展路径研究 ——以河南浚县5个传统村落为例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开展,传统文化保护利用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在探讨传统村落文化如何驱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辨析传统村落中文化与民俗、空间、自然等资源之间的内在关系,借助灰色关联分析法,建构出文化共生度模型,并以河南省浚县5个传统村落为例,分别得出文化资源与民俗资源、空间资源、自然资源之间的活态度、传承度、完整度。结果表明:基于活态度、传承度、完整度的大小,传统村落可分为传统技艺型、特色空间型、自然生态型3种类型。针对不同类型传统村落提出文化传承民俗活力、文化重塑特色空间、文化引导文旅融合的共生发展路径。     

红色旅游驱动下传统村落的重构与空间生产研究——以北京市门头沟区马栏村为例

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重推进的背景下,红色旅游作为传统村落转型发展的一种重要旅游类型,推动着乡村空间进行重组与再生产。本文以北京市门头沟区马栏村为例,在构建乡村重构与空间生产的逻辑关系基础上,对马栏村的空间生产与重构历程进行剖析,并探究马栏村空间生产的特征。得出以下结论：(1)根据马栏村红色旅游发展阶段,将其重构划分成“起步”“发展”与“深化”3个阶段,目前尚处于“重构深化”阶段,仍有很大发展空间;(2)红色旅游的开发使得村庄的空间生产特征逐渐凸显,制度空间日趋合理有序,村民的日常生活空间逐渐融入当地旅游发展中,物质空间日趋多功能化,村落整体朝着良性发展道路进行转型;(3)空间生产与乡村重构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一致性,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重构对应空间生产中物质空间的变化,乡村社会文化空间重构对应社会空间,而制度空间则是整个空间生产系统正常运作的基础。对空间生产与空间重构进行实证分析,旨在丰富乡村重构研究,为传统村落重构与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冀南平原典型农业村落转型特征及成长机制

科学认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村落转型过程和规律,是落实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本文以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历城村为例,通过田野调查,从聚落空间、经济形态、社会生活三个维度,探讨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冀南平原农业村落转型特征与成长机制.研究表明:①农业村落建设用地规模显著增加,住宅用地不断扩展,工业用地沿村落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