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嵌入式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探测与亲旅游行为研究——正、负影响感知的调节效应

社区嵌入式目的地具有游客访问与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同步性、交互性和共享性的显著特征,选择这一类型案例地进行研究能够更加真实地探测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与亲旅游行为之间的关系。基于目的地居民视角,以新疆喀什噶尔古城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运用SPSS 24.0和AMOS 24.0进行分析,定量研究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在旅游正、负影响感知情境下与亲旅游行为的关系。研究表明:(1)经济状况、社区环境和社区归属感显著正向影响社区嵌入式旅游目的地居民的主观幸福感;(2)按照影响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路径系数排序,经济状况(0.672)社区环境(0.187)社区归属感(0.116);(3)目的地居民旅游正面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4)目的地居民旅游负面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与亲旅游行为之间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以及亲旅游行为引导提出对策建议。     

乡村旅游地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合的方法,在检验影响因素净效应的基础上分析乡村旅游地居民高幸福感的条件组合,归纳引致居民幸福感的路径类型。研究发现：(1)情感团结、环境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与自我发展对居民幸福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简单的前因变量均不构成居民高幸福感的必要条件,各变量均需依赖与其他要素的条件组合共同作用;(2) 7种条件组合对居民高幸福感的形成具有较高解释力。自我发展与经济获益感知依赖最为明显、经济获益感知在组合中呈现双向表现、社区参与的表现并不突出;(3)居民高幸福感存在4种作用路径,情感团结、社会获益感知在4种路径中均起到了核心作用。     

区域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水平适配性时空演变特征与机制

揭示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水平的适配关系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议题,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通过构建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水平适配理论分析框架,运用数列匹配度、地理探测器、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对2007—2021年湘西地区适配时空演变及机制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1)湘西地区旅游城镇化与居民幸福水平适配度均值为0.417,处于勉强适配水平并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区域空间差异较大,存在马太效应;(2)适配度核心极化特征明显,形成以永定区、武陵源区、吉首市、凤凰县四大区县为核心的空间分布格局,并表现“北高南低”“极化领跑、共同发展”“中心—边缘”的空间特征,高适配区县需要发挥其带动作用推动地区均衡发展;(3)适配度主导驱动因子为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城镇化和居民幸福水平与适配度在高水平与低水平区域呈现空间一致性,同时适配发展地区与旅游城镇化和居民幸福水平均值呈聚集状态;主要适配路径为社会治理,次要路径为分配公平。研究在理论上为提升居民幸福水平提供了旅游地理学的解释,为制定差别化的旅游城镇化发展措施提供科学参考。     

自然旅游地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期望与旅游影响感知对其旅游态度的影响——对中国九寨沟和英国NF国家公园的比较研究

现有研究表明,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会影响他们对旅游的态度;但鲜有研究去分析旅游地社区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对居民旅游态度的影响.本文以中国几寨沟和英国New Forest国家公园为例,运用SPSS统计分析技术,分析了两地居民旅游发展期望与旅游影响感知特点及其对居民旅游态度的影响路径及可能原因.研究结论表明:(1)居民的旅游获益感知直接影响居民的旅游支持度;(2)目的地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直接影响着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尤其是旅游获益感知;并通过旅游影响感知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居民的旅游态度;(3)自然旅游地居民的旅游发展期望都很积极正面,并存在明显的文化差异;尽管两地居民的旅游获益感知均显著逊于其旅游发展期望,但两地居民并没有因为期望落差而对当地旅游开发持否定态度.     

基于农牧民幸福感与满意度的西藏乡村旅游开发模式绩效评价

从开发经营主体的维度对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开发模式进行了分析。针对目前关于旅游目的地开发模式比较研究中定量研究的不足,采用奖励分析法对乡村旅游开发绩效进行评价分析,从乡村旅游目的地社区农牧民主观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的角度切入,对于西藏乡村旅游目的地不同类型的旅游开发模式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显示:基于农牧民主观幸福感知与生活满意度的乡村旅游开发绩效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原因在于开发过程中的民主权利——利益分配机制与社区参与程度。因此要兼顾乡村旅游目的地农牧民的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就要思考以人为本的乡村旅游开发路径。     

贫困山区不同生命周期旅游扶贫村居民绩效感知的比较研究 ——以恩施州旅游扶贫村为例

居民感知是旅游扶贫政策实施效果评价的一个重要视角,扶贫村的生命周期是影响扶贫绩效感知的因素之一,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对于贫困山区实现脱贫目标具有一定意义。本研究以位于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恩施州的22个旅游扶贫村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收集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探索居民对旅游扶贫绩效感知的维度,以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为指导判定各村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比较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扶贫村居民对旅游扶贫绩效感知的差异。结果表明:(1)居民对旅游扶贫政策执行的感知包括政策执行力度、微观政策覆盖面、宏观政策覆盖面三个维度,对旅游扶贫效果的感知包括经济、社会、环境正负效果六个维度;(2)旅游扶贫村分别处于探索、参与、发展和稳固阶段,且大多数处于探索、参与阶段;(3)扶贫村居民对政策执行力度和广度的感知水平均随着旅游业发展阶段的提升而不断增强,表明旅游扶贫政策的实施既得到了居民的认可,也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4)发展、稳固阶段扶贫村居民对经济和环境成本的感知水平都显著高于探索或参与阶段,同时,对经济和环境效益以及素质提升的感知水平也显著较高,表明在旅游发展较成熟的扶贫村,旅游发展带来的积极效应和负面影响并存。本研究针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扶贫村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发展对策,可以为扶贫村居民脱贫和旅游发展目标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目的地环境恢复性感知对旅游者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关于目的地环境恢复性感知与旅游者幸福感之间影响关系的研究目前多采用线性回归、结构方程模型等传统定量方法,对其复杂性缺乏深入探讨。该文立足于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以青岛市为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构建旅游者幸福感(享乐幸福感和实现幸福感)的因果模型,并纳入“拥挤感知”变量,以进一步探析旅游者幸福感的前因组态条件。研究表明：(1)在拥挤感知、兼容、程度、心理逃离、物理逃离和迷恋6个前因要素中,“迷恋”的一致性最高,对旅游者高幸福感的生成具有重要解释力,但所有单要素均不能构成两类幸福感的充要条件;(2)共析出9种能促进高旅游者幸福感的复杂组合路径,其核心条件均涉及“心理逃离”,表明该要素是旅游者高幸福感生成的重要基础;(3)旅游者高享乐幸福感和实现幸福感的组态条件存在显著差异,相比享乐幸福感,实现幸福感前因组态的核心条件稍显复杂;(4)在具有最高一致性的路径组合中,两类幸福感均“一定不包含”高拥挤感知。研究结果可深化对旅游者幸福感生成机制的理解,并为旅游目的地的营销和管理提供实践启示。     

农户视角下乡村感知韧性的作用机制及提升路径——以山东省曲阜市为例

从感知韧性视角提升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乡村感知韧性概念内涵,从“压力—状态—感知—行为—响应”层面论述乡村感知韧性的运作逻辑,并基于山东省曲阜市3镇12村的农户调查问卷数据,从“状态—感知”“行为—响应”视角构建指标体系,在评估乡村感知韧性的同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论证乡村感知韧性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乡村感知韧性是指乡村系统依靠其资源要素水平,促使农户主动利用乡村资源预测、吸收、适应乡村变化,推动乡村要素结构重组和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能力;(2)社会网络多元化响应和生产建设状态已经成为乡村感知韧性的主要组成部分,而生计多样化和物质资本富裕化的响应路径未完全形成;(3)乡村系统响应压力的方式能否促进传统乡村向现代化转型取决于农户对乡村状态的感知和行为决策,农户对乡村状态的感知越好,其越偏向主动利用资源促进乡村要素结构重组,从根本上实现乡村转型发展;(4)应从空间治理优化、促进“状态—感知”到“行为—响应”的转化、精准调控乡村“压力”等方面出发,提高乡村感知韧性。     

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以深圳混合居住区为例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日俱增,配建房居住群体作为一类“夹心层”群体,其住区环境和主观幸福感理应得到充分重视。论文以深圳市混合居住区为例,揭示配建房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针对3个典型住区开展问卷及访谈调研,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将地方感和房屋类型分别作为住区环境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研究结果表明：① 总的看,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分维度看,社会环境对主观幸福感具有直接影响,而建成环境中,小区环境、社区环境和住房环境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均不显著;② 由中介效应看,社会环境通过建立居民地方感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③ 由房屋类型看,相较保障房住户,人才房住户主观幸福感受社会环境影响强度更大。综合来看,研究结果能够为完善配建房制度提供科学决策支持。     

乡村性和乡村旅游吸引力：基于游客感知视角的要素结构辨识和认知机制解析

在旅游研究领域中,乡村性被普遍认为是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力。然而,现有研究基本没有从游客感知视角对乡村性要素结构进行辨识,未能展现游客对乡村旅游吸引力的认知逻辑,也无法体现乡村性和乡村旅游吸引力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游客感知视角下,使用VEP和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对受访者提供的乡村照片以及相对应的访谈内容进行编码归纳。研究发现：1）乡村性要素可依据游客视觉、听觉、触觉、味-嗅觉和定位系统构建乡村性结构,并可从中归纳出“本底乡村性”和“植入乡村性”两种类型。2）在乡村旅游的过程中,游客在个人主观层面存在“核心—边缘”结构的感知特征,其中“核心乡村性”和“边缘乡村性”两者之间界限模糊,且存在相互转换的可能。3）在游客感知视角下,乡村性和乡村旅游吸引力之间存在“感知系统—乡村性要素—乡村性景观—乡村旅游吸引力”为逻辑主线的认知机制,认为乡村旅游吸引力虽然可以以本底乡村性构成的本底性景观为基础,但同时也是一个复合的结构,由本底乡村性、植入乡村性组合而成的本底性、植入性和融合性景观综合构成,其中尤其不能忽略融合性景观对乡村旅游吸引力的营造作用。     

Multiple path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residents’ returning home for employ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iguration： A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北大核心CSCD

人才是乡村地域空间发展的基础,鼓励在外务工人员回流就业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保证。论文采用多变量交互作用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乡村旅游地居民回流就业意愿为结果变量,构建地方参与、地方情感、感知获益、风险承受能力、政府信任、支持度为前因变量的研究模型,探索居民回流就业的驱动机制与多元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所有单项因素均不构成乡村旅游地居民回流就业的必要条件;(2)满足条件的组合路径共7条,总体一致性为0.876,总体覆盖率为0.862;(3)在所有路径组合中,支持度和政府信任出现的频率最高,包含地方情感的路径覆盖率较高;(4)7条路径构成了情感主导路径、信任主导路径、支持主导路径,以及知—情—意—行综合路径4大类路径模式;(5)当同时包含情感、信任、支持和参与因素时,路径具有最高解释力;(6)不同类型的乡村旅游地在回流就业影响路径上显示出差异。研究结论可为鼓励和吸引乡村旅游地在外务工人员回乡参与旅游发展提供参考,也可为更广泛的乡村地区鼓励人才回流提供理论依据。     

乡村旅游、贝叶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西双版纳傣族村寨为例

乡村旅游是近年来在中国逐渐兴起的一种新的旅游形式,它满足了城市居民渴望“回归自然”、享受“返璞归真”的追求,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历史任务。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标准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开发乡村旅游的硬件条件具有很高的重合度,而根植于西双版纳村寨的贝叶文化是一种良好的乡村旅游资源。因此,在版纳村寨开发乡村旅游是一项很好的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此举是促进西双版纳村寨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     

旅游社区多群体态度差异和冲突倾向的空间特征——以西安汤峪镇为例

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乡村旅游社区逐步成为多群体竞争与冲突的场所,其内部多群体的态度差异成为指示社区冲突的重要指标。本文以西安汤峪镇为例,采用参与式制图（Participatory Mapping）和半结构访谈方法对当地居民、度假购房业主和游客3类群体的旅游开发态度和景观价值感知进行调查,最终获得315套访谈表与填图,共提取空间信息点5518个。基于对Brown等土地利用冲突倾向指标模型的修订,并结合地理空间分析方法探讨旅游社区态度差异和冲突倾向的空间特征。结论显示：① 旅游开发态度及其差异具有明显的地点指向性,并与景观价值的空间感知相关联。旅游开发冲突倾向空间上并非均匀分布,而是呈斑状格局,高值集中于社区旅游开发核心区域,且强度由开发的核心区域向外围区域减弱;② 潜在冲突地点的形成既有传统冲突因素的影响,又有特殊空间因素的作用,旅游开发要素的空间结构、多人群景观价值的空间感知、社区旅游发展阶段和相关人群的涉入程度都会影响冲突空间的形成;③ 参与式制图与深度访谈结合的方法能够帮助获得多人群主观数据,为认识态度和旅游开发冲突的空间特征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     

主社区居民对旅游效应的感知研究--以敦煌市为例

文章以敦煌市为例,进行了主社区居民对旅游效应的感知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正处于“成熟巩固阶段”的敦煌旅游地．其居民对旅游积极效应的感知明显强于对消极效应的感知,且对经济效应的感知强于对社会文化和环境效应的感知;敦煌市已形成了较为鲜明的热爱者、现实主义者、谨慎的热爱者、顾虑者和憎恨者等5类群体。与国内其它案例研究的比较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居民感知会随着旅游地生命周期阶段的演变而呈现阶段性变化的特征。     

旅游产业嵌入的乡村生计空间基因图谱构建与格局分析——以山东省马套村为例

空间资源是农户赖以存续与发展以及参与产业利益分配的基础,在面向乡村旅游空间资本化过程中,重新界定乡村生计空间的内涵与范畴是确立农户权力与价值的资本依据。该文以旅游产业嵌入乡村生计空间为背景,以空间“基因图谱”的研究范式对乡村生计空间进行解析与整合,建立了包含地理物质空间、经济价值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3个维度的乡村生计空间基因系统。以山东省马套村为实证研究对象,对生计空间基因系统进行具象与实践,建立乡村生计空间基因库,并将各类基因元投影于乡村地理空间,归纳3类生计空间基因元的空间分布特征,得出马套村生计空间呈现出经济价值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相对独立、村域空间级差地租效应加剧、文化空间社会属性缺失、居民空间权能较弱等空间失配问题,提出在旅游产业驱动下村域生计空间优化的策略和建议。     

红色旅游驱动下传统村落的重构与空间生产研究——以北京市门头沟区马栏村为例

在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双重推进的背景下,红色旅游作为传统村落转型发展的一种重要旅游类型,推动着乡村空间进行重组与再生产。本文以北京市门头沟区马栏村为例,在构建乡村重构与空间生产的逻辑关系基础上,对马栏村的空间生产与重构历程进行剖析,并探究马栏村空间生产的特征。得出以下结论：(1)根据马栏村红色旅游发展阶段,将其重构划分成“起步”“发展”与“深化”3个阶段,目前尚处于“重构深化”阶段,仍有很大发展空间;(2)红色旅游的开发使得村庄的空间生产特征逐渐凸显,制度空间日趋合理有序,村民的日常生活空间逐渐融入当地旅游发展中,物质空间日趋多功能化,村落整体朝着良性发展道路进行转型;(3)空间生产与乡村重构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一致性,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重构对应空间生产中物质空间的变化,乡村社会文化空间重构对应社会空间,而制度空间则是整个空间生产系统正常运作的基础。对空间生产与空间重构进行实证分析,旨在丰富乡村重构研究,为传统村落重构与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旅游扶贫中社区居民态度的分异与主要矛盾——以中俄边境村落室韦为例

错综的矛盾常令以旅游业扶贫的乡村很快面临发展的瓶颈。以内蒙古边境村落室韦为例,以身处贫困漩涡中心的社区居民为研究对象,根据居民介入当地“家庭游”时间不同分为3组,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剖析不同居民在旅游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影响感知方面的差异,从社区居民态度角度揭示出困扰当地旅游发展的三对主要矛盾,即负向的经济影响感知与...     

西部乡村旅游社区社会景观敏感度分析——以甘南郎木寺镇为例

旅游开发使得乡村旅游社区社会构成复杂化,多人群的空间竞争与冲突日益明显。如果能够建立社会景观敏感度的指标,对旅游开发干扰下社会问题出现的可能性进行评估,将对乡村旅游社区规划管理有重要的意义。利用参与式制图和半结构访谈的方法,对甘南郎木寺镇的藏族居民、回族居民、游客和经营者四类群体进行景观价值调查,最终获得396份访谈表和填图。在此基础上,利用地方竞争理论和景观价值理论构建旅游社区社会景观敏感度模型,并基于GIS工具计算和揭示其空间特征。研究表明:(1)社会景观敏感度分析从社会互动和空间格局两个方面对旅游社区进行评价,一定程度上能够表征社会景观的格局与效应,为旅游社区规划管理提供依据;(2)研究揭示的景观敏感区域空间上呈现斑状分布,承载着多人群的关注和竞争关系,与社区资源分布、多人群文化认同和环境心理因素相联系;(3)田野调查,多人群地方竞争理论和PPGIS空间分析技术的结合,为地方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社会景观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     

大城市居民对周边乡村多功能转型的响应——基于“知识-态度-行为”（KAP）模型的分析

大城市居民作为最主要的乡村多功能消费者,是影响乡村多功能转型和价值显化的关键主体之一。该研究基于长三角城市群典型大城市宁波的调查问卷数据,利用KAP模型提出3个研究假设,从城市居民的知识（K）、态度（A）和行为（P）三方面探讨大城市居民对乡村多功能转型的响应机理。结果显示：(1)宁波居民对11个乡村功能的认知态度全部显著,其中,对乡村提供休闲放松功能、乡村农耕文化体验功能和养老功能最为认可,均值分别是5.99,5.88和5.79;(2)大城市居民对乡村多功能转型具有“知识获取（K）-认知态度（A）-行为意图（P）”的传导和响应路径,即居民获取的关于乡村的知识、居民对乡村多功能的认知态度显著影响他们的乡村消费行为意图;(3)宁波居民对乡村多功能的认知态度（A）主要受由媒体和人际传播产生的外源性知识影响;除农产品供应功能、工业发展功能和文创功能以外,居民对其他8个乡村功能的态度（A）与他们前往乡村居住、旅游、工作和养老的行为（P）之间存在显著相关。研究结论：促进大城市乡村多功能转型的政策,应当重视城市居民对乡村消费的多样化需求在信息传播、差异化发展和乡村公共基础设施改善方面更好的承接城市居...     

文化旅游地空间生产背景下居民社会空间感知模型与实证研究——基于对周庄古镇的调查

在田野调查基础上,采用SPSS 18.0和AMOS 17.0数据统计软件对周庄文化旅游地空间生产背景下的居民社会空间感知进行了统计和处理,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居民社会空间感知模型以及不同职业和类型居民感知差异进行了测度研究,结果显示:①周庄居民社会空间感知总体上存在由利益关联、价值效能和情感眷恋组成的三维结构.②在感知次序上,呈现“利益关联→价值效能→情感眷恋”递减分异规律,本质上反映了深层结构是一种经济表层→社会感知→心理感知从外而内的感知规律.居民并未因具有参与旅游开发的机会权能而表现出对旅游开发的全面认同,在社会认同感知和心理认同感知层面还未得到深入,反映的居民社会空间感知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感知结构.③不同职业和类型居民因参与旅游内容或程度不同对三维结构同样存在依次递减的分异规律,且每类群体间存在差异状态.研究认为,高质量的社会空间感知具有认知结构的全面性,居民社会空间感知结构的不平衡性对增进旅游空间生产的社会凝聚力提出新的诉求,提高居民空间参与程度和感知需要从有限参与→发展参与→充分参与的路径逐步改善.研究对周庄古镇旅游理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具有一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