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城区商业业态空间与房地产开发——以广州市越秀区为例

大城市中心区的商业和房地产开发,既随着城市功能外溢而分化,又随着中心城区的二次开发而重构.以越秀区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和分别针对消费者和社区居民的两次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以街道为基本分析对象,通过空间和行为分析等方法,发现中心城区商业业态与房地产开发具有2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商业业态空间下商业配套与居住的关系,二是城市化进程下商业与房地产开发的关系.从第一层含义看,人口的空间分异和居民的消费习惯,解释了商业与房地产开发的空间分异、商业中心的业态构成与房地产开发的关系、社区商业发育程度与房地产开发的关系.从第二层含义看,地价的空间差异和政府的规划行为导向,成为影响商业与房地产开发关系的深层原因,巨大的经济效益差异型塑了商业业态和房地产空间.特别是在旧城区,商业与房地产一体开发下的商业设施,已经不再是传统单纯的配套功能.以购物中心、高档商住大厦、高档商业办公楼为代表的商业新形态通过引导房地产开发,直接加速了城市化的进程.     

城市商业型健身休闲场所空间格局及影响机理——以上海市为例

基于百度POI和美团网评分数据,分析上海市商业型健身休闲场所空间格局及影响机理。结果显示:(1)上海市商业型健身休闲场所整体呈现核心-边缘格局,黄浦区、静安区、徐汇区、长宁区、普陀区和虹口区的交界处形成了核心集聚分布区。(2)上海市商业型健身休闲场所分布与高人口密度区、高房价地区、交通网络发达区、住宅小区、写字楼和购物中心等空间分布保持较高的契合度。(3)人口密度、地铁距离、小区距离、写字楼距离、连锁情况和房价水平等6个变量是影响空间格局的关键因素,人口密度影响最大,房价水平和写字楼距离其次,地铁距离、小区距离和连锁情况最小,房价水平为负向影响,其余为正向影响。分析影响机理,以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健身休闲需求,优化城市商业空间,提升城市生活品质,助力实现"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目标。     

基于POI数据的大型零售商业设施空间布局与业态差异——以广州市为例

以广州市为例,基于大型零售商业设施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大型零售商业设施总体及不同业态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大型零售商业设施空间分布呈现出由内向外扩散的多中心圈层式结构,沿交通干道生长和连片蔓延趋势明显,中心城区设施临近轨道交通分布指向性突出。不同业态分布差异明显,大型购物中心和商场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及外围城区次中心,大型综合超市由中心城区内部向边缘区域扩散趋势明显,大型专业店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的边缘区域。影响因素方面,人口、经济和租金因素对其总体分布影响显著为正。不同业态所受影响因素有所不同,除人口等传统影响因素外,与生活中心、产业园或专业市场的临近性也会分别对大型综合超市和大型专业店的空间分布造成显著影响。     

数字化背景下城市虚实活力空间格局特征——以广州为例

基于POI数据和抖音打卡数据,分析了广州虚实活力空间格局变化的特点和影响,探讨不同类型空间影响的异质性及其原因。结果表明：1）城市虚实活力空间格局总体上均表现出由中心城区向外围地区活力递减的圈层结构,说明实体空间是支撑虚拟空间运行的基础。2）数字化带来的线上-线下交互作用形成三类活力空间——传统活力增强空间、传统活力衰退空间和新型网红空间,三类空间的分布特征各异：传统活力增强空间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及其毗邻区域,外围地区呈现多中心集聚特征;传统活力衰退空间呈现分散分布的特征,主要位于中心城区边缘及外围地区;新型网红空间呈现“散点式”“离散形”的分布特征。3）移动短视频类数字平台对不同类型空间活力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景点类、休闲娱乐类、运动健身类空间的活力具有提升作用,对美食类空间的活力影响不明显,而对商业购物类空间活力的影响存在明显分化。基于此,提出了数字化背景下城市活力提升的策略：首先,应重视数字化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充分认识数字化在塑造城市活力空间中的作用。其次,城市规划建设应着眼于线上-线下互动的发展趋势,通过引入数字技术和手段,促进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融合互补。最后,数字化转型...     

哈尼族典型聚落的民居分布格局及其演变机理 ——以云南省元阳县全福庄中寨为例

利用GIS技术分析位于云南红河哈尼梯田遗产核心区的元阳县全福庄中寨1960年开始建寨以来民居分布格局的演变过程,探讨关键因子对民居分布格局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民居演变经历了建寨(1960—1963年)、迁入(1964—1975年)、慢速扩展(1976—2005年)和快速扩张(2006—2018年) 4个阶段,分别形成民居分布的单核、双核、双核邻域扩展和多核等空间格局模式,并呈现由集中向随机分布格局演变的特征。(2)影响民居分布格局的关键因子是地形、距水井距离、距道路距离和亲缘关系,其中距水井和道路距离是最主要的影响因子,而亲缘关系影响的是民居聚集程度。(3)民居演化过程表现为建寨阶段受地形和距水井距离影响,迁入和慢速扩展阶段主要受亲缘关系影响,而快速扩张阶段则主要受距道路距离因子控制。未来在乡村聚落重构和建设中应综合考虑这4个因素,以实现哈尼聚落与梯田遗产的持续发展。     

基于可达性的城市功能用地空间格局演变研究——以江苏省淮安市为例

基于ArcGIS9.3平台,运用可达性分析技术,以江苏省淮安市为例,定量分析了城市功能用地可达性格局特征与演变。研究发现,城市功能用地可达性空间范围不断扩大,城市内部可达性水平变化不大,城市边缘的可达性变化较大;城市功能用地的空间分布与可达性水平关系密切,集中分布在可达性时间成本小的范围内;主要功能用地可达性空间格局演变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工业用地逐步由可达性成本小的城市核心区迁移到可达性成本相对较大的城市外围,居住用地相对均衡地分布在不同可达性时间范围内,小型公共设施用地主要分布于可达性时间成本小的城市核心区,大型公共设施用地则逐步迁移到可达性时间成本相对较大的城市外围;影响城市功能用地可达性格局及其演变的因素归纳为5个方面,包括地理环境、经济发展、交通引导、人口增长和政府调控。研究表明城市道路网可达性水平的提高,能够引导城市功能用地的空间布局,带动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     

能源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过程与驱动机制研究——以中亚为例

在回顾和架构能源地缘政治的内涵与研究框架的基础上,以中亚地区为例,阐释了其能源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重要性和地缘战略地位。系统梳理了中亚能源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过程,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刻画了每一阶段的能源开发利用态势和地缘政治特征,探讨了能源对地缘政治演变的影响和地缘政治发展对能源的作用。随后,对中亚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演进的机制进行了解译和分析,指出宏观背景、外部力量、内部力量、突发性事件及其相互作用的变化是中亚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演进的重要驱动因素。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区生态脆弱性时空演变格局与驱动因素 ——以盐池县为例

生态脆弱性是当前全球环境变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点,也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研究的热点.以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区盐池县为例,基于2000—2017年3期遥感数据,运用景观格局指数法、空间自相关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模型对研究区生态脆弱性时空演变格局及其驱动因素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1)研究区草地分布广泛,且面积逐年增加...     

煤矿区景观演变的生态累积效应——以山西省潞安矿区为例

基于累积效应原理和景观分析原则,提出了景观生态基准值概念,利用景观类型结构偏离累积度、景观格局干扰累积度和生态敏感性退化累积度构建了煤矿区景观生态累积效应表征模型。以山西潞安矿区为例,将1993年作为采前景观生态基准,在对矿区景观(1993年~2000年~2006年)分析的基础上,对矿区景观演变所造成的生态累积效应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在13年的时间内,景观空间累积负荷呈现明显增强的趋势。2000年之后人类干扰活动的增强,使得阶段2(2000年~2006年)的变化幅度明显高于第1阶段(1993年~2000年)。同时由于不同区域煤炭资源开发等人类活动干扰强度不同,使得不同分区的累积度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     

旅游城镇化背景下古镇用地格局演变及其驱动机制——以周庄为例

在旅游城镇化背景下,古镇用地的城镇化尤其是用地格局的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问题,是古镇旅游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综合运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GIS空间分析和田野调查等技术与方法,对周庄旅游古镇2002-2012年用地格局演变及其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十年间土地转移量明显增多,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旅游业的转型升级推动了农林地转化成旅游与公管服务等建设用地的进程;2除农林地与水域外,其余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均为正,旅游用地、公管与公服用地和工业用地的动态度较大;3旅游引导下的古镇用地类型在空间上呈现出以古镇景区为核心,不断向周边外围拓展的演变态势,用地结构表现为"同心圆+扇形"模式;4在自然地理环境约束、政府行为与政策引导、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社会生产方式转变等内外双重驱动下共同导致了用地格局的空间转换。加强古镇用地格局的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有助于处理好古镇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节约与集约利用土地资源,引导古镇旅游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旅游型传统村落用地与空间格局演变微尺度分析——以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为例

以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为例,基于Google Earth高精度遥感图像,运用参与式乡村评估、ArcGIS空间分析、空间句法等方法分析乡村旅游发展中村庄用地功能及村庄空间格局的演变,探讨旅游干预对村庄空间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2—2022年袁家村空间格局发生明显变化,表现为土地利用类型由村民生活生产主导转变为旅游发展所需,致使村庄空间结构由村民居住空间为中心的单核心放射状转向旅游空间为主的多核心密集型;(2)乡村旅游促使空间关系网络趋向复杂化,同时在土地功能细碎化过程中村庄交通空间的稳定性和空间结构主导性凸显;(3)袁家村空间格局演变受市场需求和政府调控等多方面因素推动,村民的积极响应和空间功能的理性更新是其中关键作用力。     

街道尺度下的零售商业中心热点识别与业态差异——以武汉市为例

城市零售商业的空间分布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科学分析城市零售商业的集聚特征,有利于优化城市用地布局及合理配置城市商业资源。基于POI数据,以武汉市街道为研究尺度,通过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以及Ripley’s K函数来识别武汉市零售商业中心热点和分析各业态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武汉市零售商业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大集聚、小分散”的特征,集聚趋势和扩张态势并存,在中心城区集聚特征明显,并形成多个次级集聚中心。(2)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Moran’s I为0.385,说明武汉市零售商业分布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高-高集聚区的街道集聚特征明显,但其辐射带动作用较弱,极化现象明显。(3)零售商业分布的“中心-外围”结构明显,零售商业集中区主要分布在以江汉路商圈为核心的10 km圈层范围内,由中心城区向远城区递减。(4)不同距离下各业态空间集聚存在差异,商场、超市进行区位选择的范围较小,便利店、家居建材市场、专卖店的距离范围较大。     

中国城市综合体的时空演变格局及其运营机制——以万达广场为例

作为一种典型消费空间,万达广场是当前中国代表性城市综合体,已经具有四代综合体产品演变历程和百余个综合体投资项目。通过对万达广场的发展历程与产品特征、空间分布与建筑规模、业态组合与持有比例、发展趋势与演变轨迹的分析,揭示出万达广场的投资格局与运营模式。研究发现,万达广场选址逐步由一二线城市核心商圈向边缘或外围副中心转移,宏观格局上聚集于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区,二三线城市成为万达广场投资的热点区,并逐步向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强县（市）扩散,特大城市边缘区或新区仍是万达广场重点投资区。万达广场正在由以住宅公寓、写字楼销售保证核心商业、酒店持有的重资产模式,转向剥离房地产开发销售而持有核心品牌、技术、商业租赁的轻资产模式,商业综合体则由传统商铺式或百货大楼式,向购物中心和主题公园转变,突出文化旅游、娱乐体验等消费业态,并积极融入电子商务运营模式,以应对信息化时代商业销售模式的冲击。     

旅游城市化背景下公交网络与旅游休闲业态格局的空间耦合——以云南丽江主城区为例

识别旅游城市化背景下城市公共交通网络与旅游休闲业态格局的空间耦合特征,对于优化旅游城市功能空间结构和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云南省丽江主城区为案例,运用复杂网络理论构建公交网络拓扑模型,利用多种空间数据分析手段,探究其公共交通网络中心性和旅游休闲业态格局各自的空间分布规律及二者的耦合特征。研究表明：1）公交网络中心性在空间上整体呈现以丽江古城为中心的“核心—边缘”十字型单核结构,市郊形成相对分散独立的块状结构,符合距离衰减规律。2）丽江主城区旅游休闲业态整体上形成块状聚集、南北轴向延伸、多中心集聚发展的空间分布格局,呈现以古镇景区为核心并带动周边旅游休闲产业发展的典型特征。3）旅游休闲业态与公交网络中心性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受古镇旅游商业模式的影响,住宿与景点两类业态空间分布高度依赖古镇,设施资源的高度集中导致其与公交网络中心性耦合程度整体上要低于餐饮、购物、娱乐3类业态。4）局部空间耦合以高—高聚集与低—低聚集为主,古城及其周边是高—高聚集区的典型代表,该区域既是旅游休闲业态要素的重要承载空间,也成为城市公共交通网络的枢纽区域,反映了旅游城市化背景下公交资源配置的指向性。5）旅游休闲业态空间格局与城市公共交通网络的空间耦合关系是旅游城市化进程中要素集聚与功能外溢作用的结果,二者的相互作用规律正是旅游城市化作用下耦合子系统空间涌现性的体现。     

基于3S的毛乌素沙地腹地景观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力分析——以内蒙古乌审旗为例

在遥感与GIS技术支持下,以乌审旗1986年、1991年、1996年、2000年和2005年5期TM影像为主要数据源,对乌审旗景观空间格局的动态变化特征及其演变的驱动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乌审旗景观格局从1986年到2005年期间发生了显著变化,居民地、工矿用地明显增加,沙地、水域景观逐年下降,耕地、林地面积变化不大,草地、未利用地增加,景观多样性和空间破碎度增加,斑块的自相似性增强;各类景观斑块的平均面积整体上是增加的,景观分形维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又下降的趋势。结合经济社会统计数据分析表明,人为因素是影响乌审旗景观格局演变的主要原因,其中人口增加、国民经济增长、工矿产业发展,以及政府决策和生态治理工程是景观格局演变的主要驱动因子。     

地域文化景观的起源、传播与演变研究——以赣南八景为例

以赣南八景文化景观为例,结合文化地理学景观理论,运用文献资料、历史还原、时空结合等研究方法,在对八景文化景观的起源与演变等文化地理过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其空间分布概貌和流行原因,阐述其传播的途径和特点,揭示了赣南八景文化的圈层式扩散、随城市空间扩展等时空演变规律,指出其在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方面的重要地位.     

基于遥感的东北农牧交错区景观格局与变化研究——以吉林省长岭县为例

根据1980年和2000年的两期Landsat-MSS、Landsat-TM数据,应用景观空间格局指数分析了地处东北农牧交错带的长岭县景观结构及其变化特征。结果表明:耕地始终是研究区域内的基质景观;该地最显著的变化为高覆盖度草地面积的大量减少,耕地和盐碱地面积的增加;各景观类型的斑块在大小上有很大差异;多样性和均匀性减少,景观异质性程度下降。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聚落分布的空间格局特征与主控因子分析——以哈尼梯田区为例

聚落格局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基础,也是人地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目前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科学分析、揭示、刻画少数民族等脆弱地区的聚落格局,对合理、高效推进该区域新型城镇化道路建设,实现民族团结和繁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而目前,对于少数民族、尤其是多民族共生区的聚落格局研究还不足。论文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聚居的哈尼梯田区为例,从聚落分布的空间位置特征、民族格局特征、区位环境特征及其主控因子等方面,刻画了哈尼梯田区哈尼、彝、壮、汉、苗、瑶、傣等7个民族的聚落格局特征。结果表明：① 在空间位置上,哈尼梯田区68%的聚落分布在区内西中部,主要以哈尼、彝、壮为主。② 在民族格局上,形成了以哈尼—彝混居的大格局,以壮、汉、苗、瑶、傣混居的小格局。③ 在区位环境上,7个民族在海拔、坡度、气温、降水量、与河流距离、聚落规模、耕地面积、与行政中心距离和粮食单产等区位环境特征上具有显著差异。④ 在主控因子上,壮、苗、瑶聚落分布的主控因子为经济、行政、旅游中心距离,贡献率分别为86.4%和75.3%、92.8%;彝族聚落布局的主控因子为气温(贡献率为52.0%);汉、哈尼、傣聚落布局的主控因子为降水量,贡献率分别为98.7%、52.2%、97.0%。⑤ 整体而言,哈尼梯田区聚落格局在垂直向上,形成了多民族共生的立体格局,在水平向上形成了多民族互嵌格局。研究可为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聚落格局优化、精准扶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科学参考。     

旅游开发背景下传统村落功能演变的过程与机制——以黄山市西溪南村为例

以黄山市传统村落西溪南村为例,通过对多元利益主体进行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方法从微观视角探索乡村功能演变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西溪南村发展规划明晰,乡村旅游业形态丰富,乡村多元功能价值体系日益凸显。西溪南村乡村功能演变是地方政府、外来旅游企业、外来民宿投资者、本地居民与游客等多方利益主体协作共生的必然结果。政府政策引导是促进由内而外要素流动、乡村多功能转型的基础保障,外来旅游企业是推动西溪南村旅游开发经营的主导力量,外来民宿投资者是建构乡村民宿与生态空间、引领乡风文明实践的关键先驱,本地居民是填补细分市场、实现居业协同的重要践行者,各利益主体间的协作共生推动西溪南村乡村功能发展演变。     

林地景观点格局的样带梯度分布与空间聚集特征——以重庆三峡库区生态屏障区为例

从点格局角度研究林地及其不同类型景观格局的空间分布特征,以探求空间异质性在林地景观中的连续变化和分布趋势.选取点格局密度和RipleyK函数,建立重庆库区生态屏障区不同样带和1997-2005年间林地景观的点格局数据库,以此分析林地及其3种不同类型景观的样带梯度分布和空间聚集特征变化.结果表明:①研究区林地景观点格局的样带梯度分布在整体上表现出空间极不均衡特征,中心点上游林地景观点格局密度呈“双峰”梯度空间分布特征,下游呈“阶梯”梯度空间分布特征;②在各级空间尺度和时间变化上,屏障区林地景观格局都表现出局部空间聚集分布,与1997年相比,2005年林地分布范围在扩张,且空间分布均匀程度在提高,而空间聚集分布的特征在减弱;③有林地景观空间聚集特征与整体林地景观接近一致,有林地的基质优势在减弱.灌木林地分布在空间上比有林地更为集聚,在时间上聚集程度也在加强.疏林地由于在空间上扩张速度快致使其空间聚集发生减弱,空间分散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