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学术研讨会暨地理学学科建设论坛"在长沙召开

5月14-17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学术研讨会暨地理学学科建设论坛"在湖南长沙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地理学会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专业委员会、中国科学院精准扶贫评估研究中心和湖南师范大学共同主办,由湖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中国城乡发展智库联盟、地理空间大数据挖掘与应用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湖南省地理学会承办.来自全国140余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50多名专家学者及学生参加了本次会议.     

1996-2020年中国旅游减贫研究热点、演进与展望

系统梳理旅游减贫相关研究脉络并预测其研究趋势,能为巩固拓展旅游脱贫成果、推动脱贫地区经济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该文借助CiteSpace软件对国内旅游减贫研究的文献特征、研究力量、研究热点、研究阶段及发展趋势进行探索性分析,结果显示：相关研究文献数量虽然呈逐步增长趋势,但研究力量较薄弱,旅游(精准)扶贫、乡村旅游、旅游扶贫模式、旅游扶贫效率及其与乡村振兴的关系等是旅游减贫领域中热度性强的重要议题,具体可划分为开发式旅游减贫早期探讨阶段、综合式旅游减贫缓慢增长阶段和旅游精准减贫成熟完善阶段。新时代旅游减贫阻贫长效机制构建、多主体参与旅游减贫模式、旅游减贫绩效、旅游减贫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旅游减贫与乡村振兴衔接的逻辑与路径等重要命题有望成为研究热点和前沿问题。     

生计可持续性视角下精准扶贫的政策效应评估及其分异研究——以武陵山区石柱县为例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提升农户生计可持续性是防止返贫和实现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生计可持续性视角下系统评估精准扶贫政策效应，可为此提供重要依据。论文构建涵盖生计资本、生计环境和代际发展能力3个维度的扶贫政策效应评估框架，以武陵山区石柱县为案例区，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和倾向得分匹配法量化了精准扶贫对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并讨论了其分异性。研究表明：(1)精准扶贫使农户生计可持续性水平整体提升了20.5%，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环境和代际发展能力分别提升21.3%、23.9%、15.8%，农户生计环境改善更突出，而代际发展能力具有一定时滞性。(2)精准扶贫对生计要素禀赋较好的兼业型农户带动效应更大且显著，其次是务农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脱贫户，而以“输血式”帮扶为主的补贴依赖型农户则被边缘化，加剧了群体间生计可持续性分化。(3)精准扶贫政策效应空间分异性明显。相比经济基础条件较好的王场镇和黄水镇，精准扶贫对具有区位优势的龙沙镇、贫困程度较深的中益乡的带动效应更大且显著。(4)围绕强化对山区教育与技术投入、对偏远地区资源倾斜以及引导贫困边缘群体治理等方面提出巩固脱贫...     

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研究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是新时代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根本抓手,基于贫困地区发展历程、扶贫实践及成效梳理,提出了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的理论框架,对于指导贫困地区乡村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果表明,对贫困户、贫困县、贫困片区的精准扶贫,能够显著改善乡村地区的生产、生产和生态条件,逐步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通过乡村产业、生态、文化、人才、组织振兴,能够激发乡村发展活力、能力、动力和竞争力,解决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精准扶贫旨在补齐乡村发展的短板,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乡村振兴可以巩固提升脱贫成果,是精准脱贫的有力保障。因此,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交汇期,应同步推进和实施两大战略,按照人?地?业?财的耦合协调状态,设定贫困地区精准脱贫量表,实现贫困地区乡村稳定与持续脱贫,设定县域乡村振兴率、村域居业协同度等指标,为乡村振兴成效评估提供定量考评依据。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逢简村传统村落空间转型机制解析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顺德区杏坛镇“逢简水乡”的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逢简村的空间转型过程分为旅游型美丽乡村的建设和运营2个阶段。② 美丽乡村建设阶段是以地方政府为关键行动者,形成了以权力为核心的自上而下征召的行动者网络,实现了乡村环境的综合整治,为运营阶段做准备。③ 运营阶段的行动者网络发生了转变,村集体、村民和其他下层行动者逐渐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强化村民自治经营能力,增加了村内的公共空间建设并推进功能性空间的转化,进入了社区营造和经营阶段。④ 乡村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行动者网络的结构处于时时动态调整的状态,乡村空间转型与重组呈现出一个持续的过程。随着关键行动者目的转变、社区营造机制的引入（征召方式的改变）,网络中的行动者角色发生变化,促成行动者网络转变,进而对乡村空间转型与重构产生作用。     

秦巴山区村域稳定脱贫测度及返贫防控风险识别——以重庆市城口县为例

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实现稳定脱贫、建立返贫防控机制是后2020时代的现实要求,更是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承上启下的紧密衔接。以强度生态脆弱与集中连片特困复合地区重庆市城口县为研究区域,基于脱贫稳定性测度模型、障碍度模型和最小方差模型等方法对城口县60个行政村、1950个农户进行多维脱贫稳定性空间分异特征和返贫风险模式探究。研究发现：① 样本村脱贫稳定性等级分布总体呈现前端窄小、中部突出的“葫芦状”结构,各地区多维脱贫稳定性总体不高且存在空间异质性;② 城口县返贫风险可识别为双风险模式、三风险模式、四风险模式和五风险模式4种模式及各阻力因素多元整合主导的11种返贫风险类型,人力资本、发展机会等涉及农户可持续增收、动态抗风险能力及内生动力的要素逐渐成为现阶段返贫防控及减贫路径依赖的重点;③ 立足区域特征,把继续攻坚和稳定脱贫、防止返贫摆在同等重要位置上,因村施策提高群众抗风险能力,精准织密防止脱贫群体的返贫网。     

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与机制——以南京市后圩村为例

乡村旅游是推动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驱动力,探究其重构乡村空间的内在机制有利于完善乡村振兴的科学体系。本文以南京市后圩村为例,从“物质-关系-文化”三维视角剖析了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过程,并结合政府力、市场力、社会力互动作用逻辑分析其重构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后圩村物质空间重构以土地利用集中化和空间功能复合化为主要特征;关系空间重构呈现出空间主体多元化,关系网络复杂化,组织形式集中化,权属关系明晰化等特征;文化空间重构表现出空间内涵多样化和乡风文明规范化等特征。(2)政府力、市场力、社会力相互作用构成了驱动后圩村空间重构的核心动力,促进乡村“物质-关系-文化”空间的协同演进,共同推动乡村空间重构。乡村旅游发展不同阶段多元力量作用程度和方式存在显著差异。乡村旅游起步发展阶段社会力量主导空间重构,乡村旅游快速发展阶段多元力量合作博弈推动空间价值提升,乡村旅游转型升级阶段多元力量协同共治落实空间有序重构。旅游导向的乡村空间重构内在机制可为优化乡村振兴政策提供参考。     

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CD

在新时代脱贫攻坚任务实现的背景下,提升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水平,有利于西北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并加快融入西部大开发新格局。鉴于此,运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3—2018年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量化,并结合面板Tobit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大体上呈现河西地区>陇中地区>陇东南地区>南部民族地区的空间发展格局。(2)全省、河西地区、陇中地区及南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效应逐步增强,耦合协调发展呈现西北强东南弱的空间分异特征,河西和陇中地区耦合协调水平明显高于陇东南及南部民族地区。(3)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步发展类型的市州较少,乡村振兴滞后型的市州明显增加,并且集中分布于陇中地区及陇东南地区。(4)政府能力、工业化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二者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收入差距则不利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因素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农村空间商品化——以北京市麻峪房村乡村旅游为例

乡村旅游作为农村空间商品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增加农民收入、阻止农村衰退、振兴农村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本文以北京市昌平区麻峪房村的乡村旅游为例,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与演变,并讨论农户在此过程中的参与。麻峪房村在从农民生活空间转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空间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区旅游局、乡旅游公司为关键行动者,并吸纳了多个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所构成的行动者网络。在网络形成的过程中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程度逐渐提高,由此推动了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麻峪房村演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空间后,由于行动者网络发生变化使农村空间商品化发生变化,导致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程度降低。同时新的行动者网络中的各行动者的不对等性明显,各行动者之间存在很多异议,使该网络趋于僵化、丧失活力,不足以支撑麻峪房村乡村旅游继续发展。在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过程中,农户的院落区位、年龄与原有工作等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当农村地区行动者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与行动者利益共通且紧密联系时,其空间商品化就得到强化,反之亦然。     

黄河中下游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机制研究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关乎地区可持续发展。论文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等定量分析2010—202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异特征及耦合协调时空变化格局,并对其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明显。乡村振兴高水平地区逐渐以黄河干流为轴线条带状分布;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保持稳定,省会城市仍是高值区的主要集聚地。(2)耦合度类型空间异质性大,目前以磨合阶段为主,而耦合协调度以濒临失调为主,集中分布在陇东、陕北等地区,相对发展类型整体以新型城镇化滞后型为主。(3)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格局变化是多种要素相互制约、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收入、消费、投资是主要驱动力。因此,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黄河中下游要针对地区发展实际,采取差异化的策略来推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     

从美丽乡村到都市居民消费空间——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大世凹村的社会空间重构

大都市近郊美丽乡村的建设为城市居民假日消费提供了新的场所,成为一种新型都市居民消费空间。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南京市江宁区"世凹桃源"大世凹美丽乡村的重构过程与机制进行分析。指出美丽乡村建设的背后是一个以地方政府为关键行动者的异质行动者网络,主要实现了乡村物质生活空间的改变。随着政府目标意图的转变,鼓励政策退出及市场机制进入,行动者网络重新调整,消费者和外来经营者成为关键行动者,相应地呈现从美丽乡村到都市居民消费空间的转变,即进一步实现社会空间的重构。由于行动者网络是一个充满利益争夺和协商的动态连接,社会空间的重构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研究表明,美丽乡村不仅是提供村民生活和游客抒情怀旧的场所,而且是一个存在权力关系且动态变化的行动者网络空间。政府、组织、村民、消费者、资本、景观、文化等异质性行动者自身的定义与再定义,以及相互之间的作用构成美丽乡村形成与转变机制。揭示了在乡村建设与转型发展过程中,政府及政策的作用机制及其有效时域,市场机制的灵活性及其所带来的利益争端与社会不公问题。     

情感地理视角下脱贫村农户情感重构——以湖南省十八洞村为例

以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为案例地,以“留守”农户和“返乡”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情感地理视角,通过深度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探究了精准扶贫政策影响下农户情感重构及其重构机制。结果表明：1）脱贫村农户情感重构主要包括归属感、幸福感、风险厌恶感、相对剥夺感和失落感5个维度的重构,这些维度相互影响、相互制约。2）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使得脱贫村农户地方归属感上升,幸福感增强,风险厌恶感下降。然而,扶贫力度的不均衡导致农户间的相对剥夺感增强,传统文化的消解和社会关系的重构等使得农户产生失落感。3）在脱贫村农户情感重构过程中,农户认知是核心力量,政府行动起主导作用,企业行动发挥辅助作用。政府和企业行动通过重构乡村地域系统的物质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刺激乡村地域主体即农户认知转变,继而引发情感的重构。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电商关系网络与地方营造研究——五华县案例

当前分享经济迅速扩展,成为发展热点,而农村电商是分享经济渗透到农村的体现。在分享经济和精准扶贫的背景下,本文以广东省五华县为案例地,立足于电子商务进驻农村的机遇,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方法诠释农村电商权力关系网络构建的过程,并探究在农村电商进驻乡村过程中乡村的地方意义是如何被重构,为乡村经济发展提供策略。     

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内在逻辑与实现机制

面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需要,当前中国贫困地区乡村发展正逐渐由低层次的脱贫向更高层次的振兴转变,两者的紧密关联使得减贫对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基本内涵,探讨两者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而从多个维度剖析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实践如何助推其乡村振兴。结果表明：① 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旨在科学诊断致贫因子的基础上采取针对性措施实施帮扶,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贫困的各种障碍性因素;乡村振兴则重点在于通过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②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一致性使得两者存在紧密的逻辑顺承性,精准扶贫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基本前提,而乡村振兴是精准扶贫的深化和保障,可以说农村减贫的过程也是乡村逐步振兴的过程。③ 通过要素资源合理流动和配置补齐乡村人、地、业等发展短板,贫困地区重塑了要素耦合、结构合理、功能复合的乡村地域系统,从而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振兴,最终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和农村美的发展目标。     

发达地区乡村空间商品化的过程与机制解析——以苏州市西巷村为例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乡村经历着剧烈的转型与重构,乡村地区的建筑民居、生态景观、文化遗产等物质与非物质空间要素的潜在价值逐步显化,乡村空间商品化的态势逐渐显现。论文以苏州市吴中区西巷自然村为案例,采用田野调查、非结构化访谈等方式,开展发达地区乡村空间商品化的过程与机制研究。研究发现：乡村空间商品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空间本身逐渐成为商品被“销售”,进而获取一定利润的过程,该过程的空间内涵体现在空间表征与空间实践2个层面。从空间表征来看,西巷村空间商品化由乡村空间中农产品的商品化扩展到乡村空间本身的商品化,并且伴随着由单一的农业生产空间向生产与消费相结合的多功能空间转变,更加注重营销空间品质与体验等非实体产品。从空间实践来看,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西巷村空间商品化是由村庄内外部多元异质主体的一系列实践推动,各行动者能获取共同利益是其得以联结形成网络的基础条件,网络中非人类行动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需要得到充分重视。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农村产业融合过程与机制研究——以海口市施茶村为例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以海口市施茶村为例,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分析其产业融合过程与机制,为案例村及类似村庄产业融合发展提供新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1)农村产业融合是一个多阶段、多元主体参与并相互博弈推进的过程。施茶村产业融合历经了转型探索、利益联结和多产融合3个阶段,逐渐探索出一条以石斛产业为特色主导产业的多产融合发展道路。(2)施茶村产业融合过程中,随着石斛公司、村委会、乡村能人等关键行动者在不同阶段利益意图的改变,强制通行点（OPP）由“以特色产业促进乡村发展”转变为“产业融合打造乡村振兴样板村”,村民与行动者网络关联程度加深,政府、村委会、政策等行动者作用减弱,乡村能人和外来资本逐渐成为关键行动者,推动异质行动者网络重构。(3)非人类行动者自身属性、村民参与度提升、关键行动者及其意图改变、异质行动者间的利益博弈等联合驱动施茶村产业融合。(4)强化政府政策引导、巩固村民主体地位、吸引和培育新主体、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是激发乡村活力和推进农村产业深度融合的重要途径。     

脱贫山区乡村振兴基础水平评价及其影响因素——以陇南山区为例

作为乡村振兴的难点和关键,明晰脱贫山区乡村振兴基础及影响因素,不仅可为新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科学依据,还可为制定高质量发展政策提供重要参考。论文基于乡村振兴基础内涵,构建了脱贫山区乡村振兴基础评价指标体系,并以西秦岭腹地的陇南山区为案例区,评估其乡村振兴基础状况,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影响乡村振兴基础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结果表明：① 2020年陇南山区乡村振兴基础水平整体不高,均值为0.299,且各维度振兴基础水平差异明显,其中,生态宜居基础最好,生活富裕基础最差,同时不同地貌类型区乡村振兴基础水平差异较大;② 乡村振兴基础水平在空间上呈“中低周高”的分布特征,其中,乡村振兴基础中等水平区占比最高,为44.62%,大致呈“川”字型分布,高水平区仅占12.30%,主要在徽成盆地东部集聚,不同维度振兴基础水平空间分异明显;③ 海拔、人均耕地面积、农业从业人数和农业机械总动力主导着陇南山区乡村振兴基础水平的空间分异,其中,农业机械总动力解释力最高,且与其他因子交互后显著增强了对乡村振兴基础空间分异的解释力;不同地貌类型区乡村振兴基础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存在较大差异。     

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的过程与机制——以十八洞村为例

精准扶贫方略作为“一揽子工程”,为贫困乡村带来了强烈的外部冲击,驱动贫困乡村的经济、社会和空间加速重构。在对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的内涵、特征及过程与机制进行理论解析的同时,以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的实践加以实证,发现：① 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是一个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机结合的多维、全面、快速重构过程;② 在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过程中,行政势能、精英下沉、市场链接驱动,要素整合、动力激发、规划引导、能力培育、制度保障机制协同,推动贫困乡村由“低水平贫困均衡”走向“良性发展均衡”;③ 精准扶贫以来,十八洞村经历了经济系统从“二元经济”向“多元经济”转变;社会形态由纯粹的熟人社会向熟人逻辑与契约精神混合的半熟人社会转变;空间形态从生产、生活空间高度重合,但与生态空间隔离的两大传统农业区组团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有机融合的多元有序组团转变。十八洞村的实践为理解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的过程与机制提供了鲜活的样本,也是其“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最本质的体现。     

乡村文化治理视角下当代祠堂空间的再生产——广东案例

随着中国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乡村文明变革成为备受关注的时代议题。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文明变革和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载体，而祠堂是其中传统而典型的类型。论文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质性方法，探究当代祠堂空间的再生产及其映射的乡村文化治理方式。研究发现：(1)当代祠堂的再生产是嵌入在乡村文化治理的情境之中，乡村文化治理的视角为理解当代乡村祠堂的再生产提供了一种共时性的解释力；(2)当代祠堂主要通过空间、主体、实践与价值四位一体的方式实现空间再生产，四者之间相互支持，缺一不可；(3)当代中国乡村文化治理践行“以实化虚”，包括紧紧依托具体的乡村文化公共空间治理载体、合理划分多元治理主体职责、使用经验性治理技术、强调乡村治理目标，以激发乡村文化治理内在活力与效力，实现传统村落的文化振兴，进而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研究结果对中国乡村文明变革具有理论与现实价值。     

基于行动者网络和共享经济视角的乡村民宿发展及空间重构——以深圳官湖村为例

立足于乡村空间多元分化研究的学术背景,采用深度访谈法,结合行动者网络分析框架,对深圳市官湖村民宿集群旅游空间发展的过程和空间重构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民宿业主和熟人网络是官湖村民宿旅游发展的核心行动者,在其主导推动下实现了乡村物质景观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转型和重构。②官湖村的空间重构过程中,民宿旅游的行动者网络空间随着熟人网络的不断建构和转译而促成越来越多分散的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集中并转化为官湖村发展的社会资源。民宿业主和熟人网络共同构成了官湖村发展的非结构性动力主体。③外来行动者构建的新型社会熟人网络,与官湖村传统社会熟人网络因无法完成转译过程和连通,造成官湖村民宿业主等群体和当地村民等群体的社会分化隔离与关系网络的权力斗争,进而引起动力机制从非结构性向二元动力机制转变,带来新的物质空间重构。④在共享经济演进过程中,官湖村形成一种基于社会熟人关系网络,线下为主并与线上相结合的商品共享和服务交易的新型共享经济模式,是一种比互联网中介更加低成本的共享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