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分析技术,选择北京市为实证研究对象.在近万份实际调查问卷数据基础上,从城市空间结构变迁的角度审视北京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和职住分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北京城市居民单程通勤时间为38分钟,其中通勤时间超过40分钟的人群比例为43.7%,可见北京市居民职住分离程度比较严重:同时,从居住地和工作地的角度都可以发现北京居民职住分离现象在区县尺度和街道尺度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总体而言城市中心区域职住分离情况好于郊区,在郊区中重点开发的卫星城镇工作机会较多,在这些区域就业者的职住分离问题并不严重:而一些重点建设的大型居住社区由于功能过于单一,这些区域的居民职住分离问题十分突出.集聚分析表明.北京市存在明显的就业和居住集聚区,并且两者在空间上的错位比较明显;对城市居民的通勤流向的分析表明.向心流还是主体通勤方向,但也存在一定比例的逆向通勤,表明北京城市化过程中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正在逐渐演变.     

信息技术对南京市职住分离的影响

职住空间伴随着城市的发展演变产生分离现象, 引起国内外学者广泛的研究兴趣, 通过实证研究和因素分析已经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从信息技术发展视角入手, 分析其对城市职住分离的影响。本文以南京市为例, 通过入户调查获取477 份有效问卷调查数据, 使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 回归模型研究分析。本文提出3个理论假设, 通过实证分析得到部分验证:①职业类型对职住分离的影响仅体现在服务业, 当仅考虑居民社会经济属性时, 从事服务业居民承担的职住分离程度更小;②从居民信息化程度来看, 居民的手机上网流量越大、家庭网络时长越长, 则承担更大程度的职住分离, 但这种正相关较弱, 而手机个人拥有数和便携式电脑家庭拥有数与城市职住分离没有相关性;③从个人属性来看, 个人月收入对城市职住分离的正相关影响最大, 性别、年龄则没有相关性。     

市场转型背景下北京市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机会与职住分离研究

基于北京市9个不同类型中低收入社区的600位就业者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验证了住房机会（住房搬迁机会）以及就业机会（工作单位类型）等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性因素对中低收入者就业可达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北京市中低收入居民中,国有企业单位及非国有企业单位就业者相对于行政事业单位就业者,显著地承受更大程度的职住分离,体现出单位制度残留的持续影响。由于政府保障性住房项目而搬迁的中低收入居民职住分离程度最大,而因个人原因发生居住搬迁的中低收入者职住距离则相对较近。拥有北京市户口的本地内生型中低收入者、非户主低收入者、男性低收入者的职住分离程度显著更大。最后,北京市中低收入者的月收入与其职住距离成显著正相关,表明市场因素开始发挥作用,但当考虑了住房搬迁机会变量后,部分市场化因素的影响不仅减弱并且变得不显著,而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变得更强且统计上显著。由此说明,对于转型期的城市中低收入者而言,计划经济下再分配制度的残留与路径依赖以及城市空间的结构性调整对其职住关系的影响更为显著。     

职住分离的度量方法与空间组织特征——以北京市轨道交通对职住分离的影响为例

基于问卷调查获取的万份调查数据,构建了以通勤时间/距离为基础数据的职住分离度量模型,即基于频数分布法的通勤时间/距离和基于不同时段/区段范围内居民分布结构的"职住分离强度指数".根据上述判别模型与计算结果,发现:①各样本区居民通勤时间普遍增加,城市外围区轨道交通沿线居民通勤时间多数集中在40分钟以上,自购居民的通勤时间...     

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组织特征及影响因素

本文借助职住分离指数分析法从宏观层面分析了乌鲁木齐市辖区的职住空间匹配状况,利用问卷调查数据,从微观角度分析了不同类型居住区居民的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研究发现：职住空间分离是乌鲁木齐城市空间结构的突出特征;全市职住空间不匹配程度较大,居住主导区的街道有35个,占街道总数的44.3%;就业主导区的街道有25个,占街道总数的31.65%;基本匹配区的街道仅有7个。居住区类型、居民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收入水平、住房形式等社会经济属性对其职住分离程度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采用GWR模型定量分析了职住空间关系的影响因素,认为学历构成、住房产权性质、职业类型、流动人口以及住房面积是影响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关系的主要因素。     

职住空间关系研究的比较述评与展望

职住空间关系因其丰富的内涵和复杂的要素关系而成为多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虽然跨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是职住关系研究的发展方向,但由于学科背景的差异各学科关注了职住关系问题的不同方面,其研究立场和结论也存在一定差异。通过梳理职住关系相关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观点以及存在的争议,从学科背景这个全新的视角探寻了研究结论差异性的根源,进而展望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分析发现：社会学侧重于社会政策和个体属性差异影响下的弱势群体职住空间错配研究,对“职住空间错配”假说的存在有较大争议;城市经济学强调市场对职住空间关系的决定性作用,认为职住分离是城市发展的必然阶段;城市规划学者试图通过测度城市通勤验证职住平衡的有效性,虽然备受争议,但其仍是城市规划的理想模型和指导思想;城市地理学则从宏观的空间测度和微观的个体行为变化洞悉城市空间重构及职住分离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总结认为,地理学者应在借鉴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宏观方面要加强基于大数据和全要素信息的职住空间关系集成模型构建和精细化模拟研究,微观上,基于后现代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职住关系对个体或特殊群体的影响及其响应的系统研究具有较大发展空间。     

北京市外来人口集聚型城中村流动人口职住分离研究

居住和就业是居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职住分离现象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采用人口集聚指数、GIS空间分析及Logit回归分析等方法,利用北京市“六普”及实地调研数据,来获取外来人口集聚型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及职住特征,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北京流动人口集中于城市拓展区,呈“环状圈层”分布特征。②近郊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普遍较长,职住分离较明显,相应通勤时间也较长;远郊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较短,以就地工作为主,由于远离城市核心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较差。③家庭就业人数、未成年及老人数、住京时长、收入、受教育程度、行业、交通工具选择等对其通勤距离具有显著影响。上述结论可为研究城市弱势群体工作居住空间结构、制定城市规划等提供参考。     

转型期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与通勤行为研究

以广州市2001年、2005年和2010年大型家庭社会调查为基础,研究了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和通勤行为的演化,从微观层面分析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分离和城市通勤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分离趋势较为明显,但通勤成本仍然是城市居民居住区位或工作地选择过程的重要考虑因素;通过使用职住空间平衡测量指标来测度城市职住空间平衡的空间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内圈层存在最为严重的职住空间失衡,而随着近年来广州市产业和居住郊区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城市郊区的职住空间失衡状况有明显改善,职住空间平衡率大幅度提升。从通勤行为来看,广州市城市居民使用传统的通勤方式比重最高,家庭收入、文化程度、住房产权和性质状况、工作单位性质等城市居民通勤行为显著影响通勤方式。     

职住空间关系影响传染病传播的模拟研究

以上海为例,基于手机网格数据反映的现状职住关系,用多智能体模拟方法模拟传染病病毒从市域9个预设的病源点开始,藉由日常基本活动(居住、工作、通勤)传播的过程;基于过剩通勤测度职住优化程度,分析职住优化与传播的时空关联特征.发现感染人口的比例随时间呈S形发展,通勤时段的传播速度最快,病源点离市中心越近,传播速度越快;0.7...     

北京、重庆和深圳城市空间增长绩效比较研究

基于城市空间结构紧凑度和均衡度的概念构建城市空间增长绩效模型,遴选北京、重庆和深圳3个城市等级和地形迥异的大城市,分析其在2012—2016年的空间增长绩效。结果表明:北京的城乡区域逐渐融成一体,深圳的城市空间形态演变为多中心组团式的格局,而重庆的城市空间形态则相对紧凑。在此期间,北京的城市蔓延状况最严重,深圳的城市蔓延速度最快,而重庆则在社区级服务中心的配置上改善明显。空间增长绩效上,市区级紧凑度重庆最高,北京最低;社区级紧凑度深圳最高,北京最低;市区级均衡度北京最低,社区级均衡度重庆最低。     

杭州城市蔓延评估体系及其治理对策

在快速城市化中,中国的城市蔓延现象日益突出.在分析城市蔓延的概念和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探究了中国城市蔓延与西方城市蔓延的区别,并发现城市蔓延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先从传统的空间形态角度,在借鉴和综合多种西方城市蔓延评估方法的基础上,利用层次分析法来初步构建城市蔓延的评估体系,再从经济社会的角度,运用主成分分析和模糊数学法求出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协调度,利用有关协调度的函数来对评估体系的进行修正.然后,具体以杭州市为例进行了实际测算,结果表明杭州的城市蔓延处于较严重的等级,这与从空间形态图上的判断基本一致.最后,在分析杭州城市蔓延产生原因和结合我国实际的基础上,对城市蔓延问题的治理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从经济增长模式、投资模式、征地补偿、城市交通和规划制定与实施等多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Journey‐to‐Work Patterns in the Age of Sprawl: Evidence from Two Midsize Southern Metropolitan Areas*

Among others, one commonly identified negative consequence of urban sprawl is an increase in the length of the journey to work. However, there has been more discussion of this than serious scrutiny, he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sprawl and commuting patterns, especially at the intraurban level, remains unclear. Using the 2000 Census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Package (CTPP) data for two Southeastern metropolitan areas,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extent to which workers living in sprawl areas commute farther to work than those living in higher density areas. The analysis of variance confirms that workers commuting from sprawl areas to urban areas experience a longer commute in terms of time as well as mileage, though this varies when workplace and home location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However,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re are limits to the utility of sprawl as a predictor of travel behavior compared to workers'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as other factors appear to be equally or more important.     

住房成本与通勤成本的空间互动关系——来自北京市场的微观证据及其宏观含义

住房成本和通勤成本是城市空间结构中两个相互关联的内生变量。居民在进行居住区位 选择时, 会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权衡, 从而形成住房价格、建筑密度和通勤行为在空间上的变化规 律。本文回顾了通勤成本和住房成本间的理论均衡关系, 探讨了各种现实情况是如何影响这个理 论关系的; 并利用大规模调研所采集的北京市微观个体数据, 提供了这一互动关系的一些定量证 据; 最后从两个角度探讨了这种互动关系在城市管理的公共政策方面的宏观含义: 考虑通勤成本 后的住房支付能力评价, 以及就业与居住过度分离的社会效果分析。     

北京城市居民住房消费行为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居民住房消费行为的经济模型,运用GIS和计量统计等方法,梳理了家庭在城市内部进行住房消费决策过程中的空间权衡模式,并依据2009年调研问卷数据对北京市居民住宅消费决策的行为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着重分析了收入和住房产权对家庭住房消费行为的差异性及其暗含的制度性与结构性因素。结论显示：在制度转型和职住空间重构背景下,高收入家庭在择居时为减少通勤时间愿意支付的住房成本高于中等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看重住房成本,择居受到通勤成本的影响较小。拥有经济适用房产权和单位房的家庭为减少通勤时间愿意支付更高的住房成本,而商品房家庭在择居时倾向于选择住房成本较低的住宅。在通勤时间和住房面积的权衡中,经济适用房居民对通勤时间的变化相比公房和商品房居民更为敏感。     

北京市住宅价格的影响因素和轨道交通效应

以北京住宅楼盘样本为例,定性总结了轨道交通对住宅价格的明显增值效应以及距离衰减规律,并且明确了空间影响的距离参数。住宅价格随距离轨道交通站点的远近而变化,最高值出现在离最近轨道交通站点300~600 m之间。从建筑结构、地理区位和邻里环境三方面选取23个变量,采用特征价格模型定量分析了不同因素对住宅价格的空间影响效应和规律。其中,11个变量对住宅价格都有一定影响,建筑面积、混合住宅、精装和容积率以及至高速公路、工业区和公园的距离与价格正相关;至天安门和商业设施距离与价格负相关。住宅价格的轨道交通效应凸显,影响程度高于距天安门和高速公路的距离,已建地铁比在建地铁影响程度高。至已建和在建地铁站距离每减少1 km,价格分别平均上升1 313元/m2和502元/m2。     

深圳市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空间特征与演化研究

基于住房普查和建筑普查资料,对深圳市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空间特征与演化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 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并形成若干集聚区,且表现出明显的圈层分化,非正规住房规模比重从城市中心到边缘呈先增长后降低的发展态势。② 影响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空间结构的主因子包括规模因子、住房构成因子、增长因子、建筑特征因子和使用状态因子,城中村“非正规住房”可以划分为边缘增长型、空间集聚型、相对稳定型和中心转化型等4种类型。③ 深圳市城中村“非正规住房”的发展演化过程包括形成阶段、快速发展阶段、高潮阶段和缓慢增长阶段,不同阶段的非正规住房具有差异化的演化背景与空间结构特征。     

中国城市住房支付能力空间差异与分类调控策略

住房支付能力事关广大百姓生活质量与福祉,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共同关心的民生话题。2020年度住建部城市体检工作对中国城市住房支付能力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将其纳入到城市体检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全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房价/房租和家庭可支配收入数据,从购房群体和租赁群体视角客观评估了中国城市住房支付能力及其变化,并划分了中国城市住房支付能力空间类型区,最后分析总结了中国城市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机制与分类调控对策。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房价收入比略微偏高且有所提升,2015年和2019年的平均房价收入比分别为7.01和7.76;中国城市房租收入比更加合理且有所下降,2015年和2019年的平均房租收入比分别为25.04%和22.01%。② 中国城市住房支付能力空间分异明显,房价收入比呈现出明显的东部高、中西部低的特征,房租收入比却呈现明显的南高北低的特点。③ 根据房价收入比和房租收入比联合空间分布特点,可将中国城市住房支付能力划分为租购支付能力双弱型、租购支付能力偏弱型、购房支付能力偏弱型、租购支付能力双强型和租房支付能力偏弱型等5种空间类型区,不同空间类型区的住房支付能力调控策略有所区别。④ 中国城市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机制包括城市住房供给和需求、城市生活质量、社会预期和住房偏好、金融与房地产政策以及家庭收入水平等方面。     

苏南沿江城镇扩展的空间模式及其测度

定义了城镇边界的划分规则, 通过卫星遥感影像获取了苏南沿江地区1984 年、1991 年、2000 年和2005 年的城镇边界, 利用分形维数(半径维数、网格维数、相关维数、边界维数)、紧凑度指数以及空间自相关指数(Global Moran I、Local Moran I), 定量揭示了区域城镇扩展的空间模式。结果表明: 分形度量可以定量揭示区域城镇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空间组织 结构, 空间自相关可以定量揭示城镇的空间扩展过程、聚簇模式, 二者相互结合, 可以测度区域内城镇扩展的空间模式, 揭示城市群/ 城市连绵区的形成过程; 苏南沿江地区城镇扩展从改革开放初期自发的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点状扩展模式, 经历了由政策驱动下以融合填充为主导的点- 轴延伸模式, 发展到以经济辐射联系为策动力基于区域产业空间组织的城镇连绵集聚模式, 一个大的城市群正在形成。特别自2000 年以来, 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特征日益显现。区域内城市的多中心现象始终存在, 但空间极化作用逐渐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