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广州市居住迁移的分阶段比较

将住房制度改革划分为起步、房改售房和住房市场化3个阶段,利用大规模的入户调查资料,分析不同阶段城市居民的居住迁移影响因素差异.研究发现,住房制度改革以来广州市年均居住迁移率呈波动上升趋势,1998年货币分房政策的实施引发大规模的居住迁移,导致城市空间大规模重构;利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分析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工作单位变动、住房产权和住房性质选择等都显著影响居住迁移,但不同阶段其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起步阶段的居住迁移仍是制度安排下的被动迁移;市场化阶段的居住迁移自发性增强;房改售房阶段两种体制并存,居住迁移行为相对更复杂.随着住房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增强,家庭生命周期因素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对居住迁移的影响将会增强.     

生命历程视角下的广州市居民居住迁移的时空路径

转型与重构是现阶段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旋律,在这一背景下,从个体生命历程的视角研究居住迁移的时空规律和影响因素有助于从深层次理解城市空间结构重构的内置机制,同时,对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等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以2007年进行的一次入户调查资料作为基础,研究了广州市居民居住迁移时空路径的生命历程特征。结果显示,广州市居民居住迁移的时空路径呈现出年龄偏好和空间偏好两个基本规律,这两个规律可以用“N”形曲线和“微笑曲线”来表达。“N”形曲线揭示了居住迁移率随年龄变化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最后再上升的规律。微笑曲线则揭示了老人与孩子的居住迁移的方向较为集中而中年人的居住迁移方向较为离散的特点。文章据此从不同生命历程居民居住偏好的角度分析了产生上述居住迁移宏观规律的原因。从而证实了广州市居民居住迁移的时空路径具有若干生命历程的特征,对转型期广州市住房的供给与公共设施和服务的空间配置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国人口户籍迁移与非户籍迁移的比较

现阶段中国的人口迁移分为户籍迁移和非户籍迁移两类,对二者的比较和整合分析有助于深化对国内人口迁移的理论认识,也便于与国际同类研究相衔接。本文估算了2011—2017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户籍与非户籍净迁移人口数量,分析和比较了二者的基本空间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户籍和非户籍迁移具有总体相似的空间正相关和内陆分异的局部聚类特征,东部沿海三大城市群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两类迁移人口在城市间的分布特征不同且非户籍迁移数量的极差比户籍迁移更大,两类迁移的新增数量均与已有流动人口存量正相关;新增户籍迁移受经济机会差异影响明显,一些经济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凭借人才政策吸引人口户籍迁入,非户籍迁移主要响应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差异;户籍迁移的市场化特征随落户限制的放松而不断强化,但存在城市和人口的双向选择性,非户籍迁移出现从经济性迁移转向舒适性迁移的趋势。最后从理论和政策角度探讨了中国人口迁移转型与户籍制度改革方向。     

居住迁移背景下邻里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同生命历程阶段的差异

邻里作为城市居民基本的日常生活空间,对人们的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居住迁移的普遍发生,邻里环境与居民幸福感关系更加复杂.人们对邻里环境的偏好和选择受到所处生命历程阶段的影响,但目前鲜有研究探讨不同生命历程阶段的邻里环境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论文基于广州市的调查问卷数据,选取在不同生命历程阶段有居住迁移行为的...     

居住迁移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进展述评

进入城市时代以来,居住环境与居民健康的联系愈发密切,尤其在“流动性"增强的大背景下,居住迁移对居民健康的影响问题受到广泛关注。论文结合知识图谱分析和文献研究法,系统评述居住迁移影响居民健康问题的最新进展。研究发现：① 近15 a来,该领域的文献数量逐年增多,关注度持续上升;文献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但不同地区的研究内容存在显著差异。② 主要研究对象由“同质性群体”向“异质性群体”转变,从“一般性群体”向“特殊群体”转变;研究方法由数理统计向混合研究、综合应用转变。③ 研究视角经历“人口迁移—个体健康”“居住迁移—环境—个体健康”与“迁居轨迹—环境演变—个体健康发展”等3个演变阶段。④ 近期研究重点有：迁居行为与儿童健康,迁居时空特征与身心健康,住房生涯与身心健康,邻里环境、累积剥夺与健康发展等。结合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建议：注重“整合性”分析;关注城市内部迁居行为和多次迁居轨迹对居民健康的影响;扩大迁居引发的“环境”因素(如居住隔离、社会分异、职住空间错位等)研究;更多关注迁居对二代流动人口儿童健康的影响,侧重对非正规居住空间如“城中村”等的研究。     

西部民族地区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及影响因素——以新疆为例

西部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不仅关系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和城镇化质量,还关系到民族团结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基于2012年新疆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异同。研究发现,新疆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整体水平较高,愿意将户籍迁入现流入地的比例达到半数以上,且北疆地区略高于南疆,少数民族高于汉族。模型显示,总体而言新疆对人力资本和经济禀赋较高的流动人口落户吸引力不强,而民族类型、在流入地的居住时间和社会融合程度是影响新疆流动人口户籍迁移的关键因素。同时,新疆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流动人口在户籍迁移时考虑的因素存在异同,但社会融合特征因素不存在区域和民族差异,均表现为社会融合程度的提高显著增强其户籍迁移意愿。     

老年人居住迁移的地理学研究进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内外有关老年人居住迁移的地理学研究在理论化、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文章按照时间顺序和研究内容的逻辑关系提出了老年人居住迁移的研究框架,回顾了欧美、日本和中国地理学界对老年人居住迁移研究的成果和进程,以期为未来中国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上海市居民居住迁移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中国住房改革的推进,城市居民通过居住迁移进行住房调整的行为日趋频繁。居住迁移作为城市空间分异和重构的微观机制在城市地理学、住房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关注,然而现有研究主要考察居住迁移的发生概率和驱动因素,较少论及居住迁移中的区位选择。论文基于2018年“上海市居民住房和生活空间调查”问卷,采用生命历程和时间地理学视角,刻画居民居住迁移的时空轨迹,并使用多项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探究居住迁移前后居住区位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上海市居民居住迁移的主要区位选择为跨环线向外迁移,但不同世代、不同户口、不同住房产权的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有较大差异。生命历程中的年龄、可达性中的工作单位区位以及住房属性中的产权性质都是影响居住迁移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海南岛户籍人口城镇化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00—2018年海南岛18个市县经济社会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自相关和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分析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2004年和2015年是海南岛户籍人口城镇化发展的两个转折点,可以分为2000—2003年、2004—2014年、2015—2018年三个阶段,整体上,海南岛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呈“几”字形缓慢提升;空间上,集聚特征以显著性离散分布为主,空间布局和集聚类型变化较大;户籍人口城镇化进程中,人口趋向工资待遇高、民营经济发展快、教育资源集中、环境质量优、非农就业机会多的地区。自贸港建设过程中应完善人口户籍管理、关注乡村就地城镇化、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保障居民生产生活水平,综合提高城镇化质量。     

国内外生命历程与居住选择研究回顾和展望

1970年代后生命历程分析成为贯穿居住选择微观研究的核心方法。住房权属选择和居住流动是西方居住选择微观研究的主要内容。西方研究大多为应用生命历程观念将住房权属转换和居住流动决策与家庭生命历程和住房市场中的重要诱因联系起来,发现家庭特征、家庭生命周期变化和住房市场环境等都是居住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对比西方的研究,中国城市居住选择微观研究非常缺乏,一些研究发现除了家庭特征和住房市场特征外,政府和工作单位的影响非常大。     

中国城市居民的家庭代际分/合居行为及其影响要素——以成都市为例

1978年以来,中国家庭小型化趋向非常显著,尤以代际分居为核心诱因,代际分居对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稳定、家庭和睦乃至住房市场都构成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中国的代际分居现象及其机制和西方社会存在根本的不同,此文讨论了转型期基于代际分居率和家庭生命周期的中国城市居民分/合居行为的概念模型,随后选择成都市主城区进行了实证,因为该地区不但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快,户籍居民的老龄化趋向明显,而且兼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耦合影响。与西方发达社会基于家庭生命周期先合居、后分居的规律不同,中国城市居民家庭居住行为呈现出合居—（小）分居—合居—分居—（小）合居—（小）分居—（小）合居的变化过程。采用2012-2013年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法提取主要影响因素,后采用二元logistic 回归方法研究了主要因素对居民分/合居行为的显著性和正负影响,并对不同年龄段的城市居民家庭代际分/合居行为的代际分/合居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如下：① 文化程度、配偶健在、家庭人均收入、父母应帮子女成家、父母应帮子女买房、与子女/父母代际分居意愿、作息习惯、饮食习惯、安静/热闹偏好、卫生习惯、居家习惯和私密空间习惯与家庭代际分居率正向显著;② 年龄、家庭居住面积、父母应帮忙抚养孙辈、（子女）应该养老、父母/子女应临近居住、养儿防老、养育习惯等变量与家庭代际分居率负向显著;③ 不同年龄段居民的代际分/合居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显著度有所差异。     

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与行为意向研究

提高居民居住满意度是促进宜居城市建设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传统研究多关注客观物质设施建设,而忽略居民居住需求的实际感知,对转型期中国大城市居民居住满意度影响机制与行为意向研究还相对薄弱。选取北京市不同类型社区居民作为研究对象,采用2012年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调查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构建了“居住满意度-居住流动性意向”概念模型,重点探讨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因素及其与居住流动性意向相互关系。结果显示：北京市居民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主要由居住环境、住房条件、配套设施和交通出行四个维度构成,且各维度的影响效应呈现出住房条件>居住环境>配套设施>交通出行的递减趋势。居住满意度对居住流动性意向具有显著地负面感知效应。另外,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特征也对居住满意度感知评价和居住流动性意向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为深入了解转型期北京市居民居住环境需求与偏好提供较好的实证案例,同时对指导居住区开发和宜居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广州社区绿化环境对居民自评健康的邻里影响

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有益于居民的健康福祉.至今鲜有研究阐明绿化环境对中国城市居民健康的心理—社会—行为机制.本文运用广州调查问卷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和百度街景数据,提取多种社区绿化指标,并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技术,阐明社区绿化环境影响居民自评健康的路径和机制,定量测度社区绿化环境的健康效应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差...     

河谷型城市居住环境剥夺的识别及其影响因素——以兰州市主城区为例

居住环境质量提升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而其设施的不均衡性、可获取性与可选择性差异对居民的生活质量、情感需求具有显著的剥夺影响。本研究以兰州市主城区居住区为研究对象,以各类城市设施的POI为数据源,通过构建居住环境剥夺评价体系定量识别其剥夺程度并对影响因素作出分析,结果表明：① 居住环境的综合剥夺在东西狭长的河谷城区上呈现出重心偏东的“核心-边缘”分布格局,高剥夺区集中在河谷边缘区以及西部城区,低剥夺区呈现于河谷中心区与东部城区。② 居住环境的正向维度基本呈现出河谷中心区剥夺程度低,河谷边缘区剥夺程度高的态势;负向维度在空间上则呈现出与正向维度反向的分布趋势。③ 河谷型城市居住环境剥夺格局是城市形态、居住区区位、城市的动态扩张次序、居住区密度以及政策规划等多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其中,城市形态下的空间可达性制约着城市空间的开发时序,进而影响设施的空间配置水平;居住区区位制约着居住区自身对设施的选择性与环境干扰性;城市的动态扩张导致了河谷城市开发周期的不同,进而导致新旧城区设施配置的不同;居住区密度对城市设施的配置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政策规划对居住环境剥夺格局具有重构作用。     

居住空间视角下多民族聚居城市民族融合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呼和浩特为例

居住融合是社会群体混合分布程度的表现,对认识城市内部民族融合结构和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典型多民族聚居城市呼和浩特市为例,基于2000-2015年人口统计数据,采用融合指数法和反距离加权插值法,分析居住融合在城市、市辖区和街区三个尺度的演变过程,并运用双变量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城市居民的个体属性方面考察对居住融合的影响作用。分析结果表明,呼和浩特城市内部少数民族同汉族之间的混居程度持续加深,居住空间视角下的民族融合程度逐渐强化;居住融合程度最高的区域集中在汉族长期居住的玉泉区,随着时间推移,融合程度最高区域快速向整个市区扩散,居住融合空间向均匀化方向发展;城市中心区域存在三个点状分布的教育型和生活型民族聚居街区,但两类街区融合指数在考察期内上升趋势显著;个体属性中的年龄、性别、婚姻、教育、家庭、户籍、职业等要素对呼和浩特城市内部民族间居住融合具有显著影响。     

城市内部居住迁移对个体健康的影响——以广州市为例

居住迁移作为城市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对个体生理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受到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关注,但鲜有从迁移所涉及的居住环境、迁移方向、距离等地理角度展开系统研究。本文以广州市为例,利用2016年入户调研问卷数据,运用二项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并结合深度访谈法,分析居住迁移的时间特征、空间特征等因素对个体自评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住迁移对个体健康的影响包括长期累积效应与短期效应。前者体现为个体18岁前频繁的居住迁移对生理和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后者为短时间内居住迁移对心理健康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此外,在最近一次居住迁移中,主动迁居对生理健康有显著正向影响,离心性迁移方向对心理健康亦有显著正向影响;长距离迁移对心理健康则为负向影响。研究结果对于个体择居、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城市流动人口居住自选择中的空间权衡分析——以成都市为例

基于成都市主城区各街道的流动人口数据,分析2010-2015年流动人口规模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居住空间分异程度,并从流动人口行为决策的视角选取影响变量,分析其对居住自选择的影响程度及其空间差异,据此揭示居住自选择中的空间权衡过程,探讨流动人口的空间权衡对其居住自选择和居住空间格局形成的作用。结果表明：2010-2015年,成都流动人口在主城区南部和城市中心快速增加,其集聚态势为西高东低;流动人口相较于本地户籍人口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居住空间分异性;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居住区面积、房租、公交、企业及生活服务设施对流动人口居住自选择有明显影响,且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居住区面积和房租影响显著,但影响关系受流动人口空间自相关影响显著;地理加权回归结果显示不同变量对居住自选择的解释能力存在空间差异性,流动人口通过不同变量空间分布的差异性权衡不同区域,以此完成居住自选择并最终形成居住空间格局。     

Incorporation of intra-city human mobility into urban growth simulation: A case study in Beijing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 The effective modeling of urban growth is crucial for urban planning and analyzing the causes of land-use dynamics. As urbanization has slowed down in m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