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地名如何找

沈阳市有1010条街路,基本命名原则是“南北为街、东西为路”。一、用古迹和历史地名命名,主要在沈河区与大东区。如风雨坛街、地坛街、万寿寺街、大北街、天后宫路、先农坛路、药王庙路、南关路等等。二、用我国城市名称命名的街路分布在和平区。全区有112条街路皆用城市名称命名,如太原街、南京街、北京街、拉萨街、台北路、高雄路、基隆路等;用辽宁省的城市名称命名的街路均在相邻的几条街路上,例如阜新一街、抚顺路、丹东路、营口东路、营口西路等,这些街路都集中分布在北市地区。三、用我国名山大川命名的街路集中在皇姑区。与南北走向…     

中国主要城市间的创新联系研究

对国内外城市创新联系综述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一组测度指标,界定了城市外向创新联系规模,采用引力模型,测度了中国主要城市间的创新联系强度及格局。研究表明:中国主要城市创新联系格局基本为东强西弱,东部地区城市创新联系格局显现出以上海、南京、杭州为顶角,以北京、天津,以广州、深圳为2个底角的创新联系"金三角"。城市创新联系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等级性: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重庆等与中国的许多城市有广泛的创新联系,具有全国创新影响力;南京、杭州、武汉、郑州、济南、青岛、大连、西安等成为地区性的城市创新联系节点,具有区域性的创新影响力。在创新联系较强的东部沿海主要的经济圈,珠江三角洲经济圈城市间创新联系最强,但外向辐射力有限;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内部创新联系较强,并与环渤海经济圈有较强的创新联系,环渤海经济圈内部北京、天津、唐山具有较强的创新联系,外向辐射以长江三角洲的城市为主。对中国创新联系格局规律的揭示,更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创新城市体系中城市的作用,并为规划与建立中国创新都市圈提供依据。     

以企业名称命名地名之我见

以企业名称或商品(产品)名称命名街、路、桥、场名称的问题,是当前城市地名管理工作中出现的热点问题,也是一个新的敏感问题,现行的地名管理法规尚未涉及到,在地名学界、地名工作者中和社会上有褒有贬,众说不一。 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地名工作的基础地位进一步提高,地名标志兼作经济广告,以企业名称或商品(产品)名称命名街路桥等地名的事不断出现。如北京、南昌、长沙、海口、青岛等市分别以     

人以地名与地以人名

地以人名 我国现存的以人名作地名多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这些名称多属纪念性质,大体有三类:一以政治领袖、传奇人物命名,如中山县,原名香山县,1983年设中山市。二是以英雄人物或革命将领名字命名,如志丹县,为纪念陕甘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创始人之一刘志丹,1936年将其家乡保安县改为志丹县等。三是以文人学士命名,如济南有闵子骞路,闵子骞,为春秋时孔子的弟子,旧时《二十四孝》书中的典     

港城名路名街

海港区通常南北走向为路,如迎宾路、红旗路、文化路、建国路、民旗路、泰山路,友谊路等等,东西走向为街,如建设大街、燕山大街、港城大街、和平大街等等。当然也有一些街路不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走向,如开滦路、缸砖路、南山街等街路为东南、西北走向。     

突出自然地理环境特征是根由 反映地理方位是依据 传承历史是责任 借用野史传说是创意 湖南政区地名妙趣横生令人欣赏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地名的来历纷繁复杂,有以地理事物命名的,如黑龙江、黄山;有以地理方位命名的,如河北、济南;有以名人命名的,如炎陵;有以食物命名的,     

中国七大城市旅游枢纽功能评价研究

在借鉴国内外理论的基础上对城市旅游枢纽功能进行了研究,构建了一套包含6个二级指标和16个三级指标的旅游枢纽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德尔菲法确定指标权重,对北京、上海、广州、西安、郑州、兰州、乌鲁木齐进行了初步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上述7个城市的旅游枢纽功能差异明显,分为3个层次:北京、上海、广州旅游枢纽功能突出,西安、郑州处于中间位置,而兰州、乌鲁木齐功能评价水平较低。在分项评价方面,北京旅游资源等多项指标均处于领先位置;上海和广州在交通枢纽和旅游信息网络方面处于领先位置;西安在旅游景区资源指标上得分较高;兰州、乌鲁木齐在各项指标中均处于较后位置。     

北美游客对中国六大热点旅游城市认知行为研究

基于第一手调查资料,采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利用了数理统计和李克特量表法,以中国六大旅游城市——北京、上海、西安、广州、桂林、昆明为例,分析了北美游客对中国六大旅游城市的旅游认知状况和旅游评价,得出游客对西安旅游服务质量满意,对西安、广东城市旅游产品价格评价稍高,对昆明城市接待形象评价高等结论,针对此提出了加强对国际旅游市场的促销力度,进一步改善旅游业支撑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服务设施建设等建议。     

卧牛城里话地名

一个城市,除其正式的称谓之外．往往还有一个别名,如济南称泉城、广州称穗城和五羊城等等。邢台市也有一个别名,叫做卧牛城。     

基于企业母子联系的中国跨国城市网络结构——以中韩城市之间联系为例

从基于企业活动为城市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因、企业组织联系为城市网络基础的认识出发,以企业跨国母子组织联系为根据,建立网络基本要素和联系密度等概念与指标。以中韩城市联系为例,分析了中国城市跨国网络结构特点。结果表明:跨国城市网络不断扩大的同时,网络基本要素分布呈现区位倾向性,集聚于环渤海和长三角;城市对和结点城市联系密度位序—规模分布显著,形成青岛、上海、北京、天津与首尔主导轴和青岛、天津、上海、北京等主导结点;城市对和结点城市的联系密度规模位序不断调整,同时在高位序群中保持相对稳定性;结点城市呈现专门性、综合性的分化,如北京和上海显示综合性,青岛和天津显示专门性等;受企业母子相互关系影响网络联系键具有矢量性,进而结点城市中形成源结点和受结点之分。     

沿黄三大城市群城市网络结构演化特征与驱动因素

基于2000—2020年全行业企业总部-分支关系大数据,融合社会网络分析、多维邻近、空间分析等方法,从节点类型、层级关联、社区划分及影响因素4个方面揭示了沿黄三大城市群城市网络空间格局、时空演化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城市网络节点强度空间极化显著并具有层级性。山东半岛城市群网络结构发育最成熟,一、二层级城市占比高,中原城市群次之,关中平原城市群最低。(2)城市网络轴线及其层级特征显著,网络关联程度东强西弱,并随时间演化而逐步增强。形成以青岛、济南、郑州、西安为中心的星形放射状骨架,但城市群之间横向跨界联系较弱。(3)青岛、济南、郑州、西安的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形成“高-高”组合,是城市群网络的“中枢”和“桥梁”。(4)城市网络社区受边界阻隔效应、邻域效应和外溢效应影响,总体形成“三大一小”的社区结构和“先集聚、后融合”的演变趋势。(5)地理邻近、制度邻近、社会邻近对城市网络发育具有正向作用,产业邻近发挥负向抑制作用。     

城市住宅小区地名管理的思考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已成为城市科学化管理的一种新的方式,它的出现给城市管理带来了生机,同时也给城市地名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一、城市住宅小区地名命名中存在的问题由于多种原因,城市住宅小区地名在大连市尚未正式纳人地名管理轨道,现正使用的小区名称尚未经地名管理部门正式核批,存在问题较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１、随意性较大。有的以小区相对位置命名,如“东山小区”、“西沟小区”等,有的以企业名称命名,如“水产企区”、“小野田小区”等,有的以附近地物命名,如“球罐小区”、“三争小区”等,有…     

区域失衡测度和联动发展机制比较研究——以依附于济青和广深的城市网络为例

构建联动中的、相对的、人均意义上的区域失衡的动态测度指标,测算依附于济南、青岛和广州、深圳的两个城市网络的动态失衡程度,比较两个区域中城市联动机制的差异性,剖析区域失衡的演变路径和演变向度。结果发现：济南、青岛之间和广州、深圳之间,分别表现为强竞争关系和弱合作关系,不同层级、向度的作用力推拉区域发展的平衡和失衡;依附于济青和广深的两个城市网络中,个体城市受中心城市辐射力大小分别正相关于城市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吸附力,联动参与度低的城市可能面临失衡加剧的挑战;在局部区域内,腹地城市受中心城市辐射力的距离衰减趋势不明显,时空压缩提升了城市联动的广泛性和指向性;城市联动可能加剧局部区域内部的绝对失衡,却能够推动区域自发强化联动结构,走向动态平衡。因此,不同体量、层级和发展阶段的区域,空间联动结构和联动机制差异巨大,实现高质量发展亟须构建动态评价区域失衡的多维度体系,在联动发展中兼顾效率和公平,避免打起混战,内耗经济和政策资源。     

统称与通称,地名概念的新思考

随着北京城市建设的发展,市区道路建设越来越多,根据北京市总体规划的要求,今年广安大街工程又将动工,这条与平安大街平行贯穿南城的交通大动脉,无疑将为解决北京市区交通起到很大作用。广安大街工程东起广渠门西到广安门全长６９００米,它分别由广安门内大街、珠市口大街、骡马市西大街。骡马市东大街、广渠门内大街五条路组成。广安大街是地名,确切地说广安大街是一个地名的统称。地名是人们赋给地理实体的称谓,它由通名和专名两部分组成。比如：新街口大街,新街口是专名,大街就是通名。按地名学的分类,广安大街又是路名,道路…     

环渤海地区城市密集区的空间识别与集聚特征

在探讨城市密集区内涵和特征的基础上,以环渤海地区118个城市为研究区域,通过空间识别确定了6个城市密集区范围;利用城市GDP和人口数据,借助Theil系数、城市基尼系数和首位城市集聚度等方法,从空间差异、集聚程度和集聚效应三方面对城市密集区的集聚特征进行探究。结果显示:(1)以城市等级和社会经济数据为筛选标准确定了北京、天津等7个中心城市、38个标准市和77个其他城市;(2)以2 h通行时间确定了以京津、石家庄、沈阳、大连、济南和青岛为核心的城市密集区范围;(3)Theil系数表明环渤海地区整体差异较小,其中城市密集区区内差异大于区际,内部差异对整体差异的贡献率超过91%;(4)集聚类型划分中,京津地区属于强单中心,沈阳、大连和青岛地区属于弱单中心,济南和石家庄地区被归入弱多中心类型;(5)京津城市密集区强大的集聚效应破坏了"石家庄—黄骅"的双核结构链,重新构建了区域的经济结构格局。     

多源数据视角下黄河流域城市体系的规模等级与网络结构分析

基于宏观统计、微观企业和交通大数据,从规模和网络2个方面及“城市节点-发展轴线-空间格局”3个维度,分析黄河流域城市体系的规模等级和网络结构特征以及二者关系。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城市体系呈现多中心分布特征,规模等级趋于均衡,形成了以兰州-西安-郑州-济南-青岛为主导的发展轴线和“Ψ”型空间格局。规模等级和网络结构成拉平的“S型”曲线关系,可划分为低水平低速耦合、中水平高速耦合和高水平低速耦合3个阶段。     

文化生活推进古代文化的传承 经济生活催开近代文化的继承 社会生活开启现代文化的创承——广州市不到两年新增7000多地名

从2010年至今,广州新增地名超过7000个。走在广州的大街上,不时能看到让人惊喜的新地名,例如"广州塔"、"花城广场"、"广州城市原点"等。亚运会过后,这些地名成为市民耳熟能详的地标。"广州的地名真的是越来越国际化了。"2010年增600多个道路地名。据统计,广州全市一共有标准地名49565个。     

中国大城市土地利用集约性的综合评判

应用GIS数据管理与分析技术、TOPSIS综合评价方法,紧扣土地利用集约性的内涵,以城市市辖区为评价单元,从城市规模和土地利用程度,土地投入程度、土地利用效率、以及土地集约利用发展趋势等诸多层次,对北京、上海等18个大城市市辖区的土地利用集约性进行综合评判,得出以下结论:大城市的集约度都在逐年提高,土地利用将更加集约;我国大城市土地利用的集约性,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评价结果表明,青岛、宁波等国家单列城市,规模适中,土地集约性反而很高;上海和武汉的集约度一直处于前三位,其他直辖市和省会等特大城市波动性较大,土地集约性利用还有很大潜力可挖;与上海、宁波、青岛等东部城市相比,太原、石家庄、西安等中部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一直很低,潜力大、亟待提高。此评价方法与评价指标,以及所获得的评价结果,较好地揭示了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集约度的动态性影响。     

基于二维时空地图的中国高铁经济区格局模拟

选取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重庆5 个点作为高铁经济区的基准点,以国家铁路和高速公路规划为基础数据库,根据二维扭曲时空地图的制作原理,运用GIS 软件和Visual Studio2008 程序编辑平台,制定基于高铁的“中国多中心地图”,模拟各高铁经济区内城市通达基准点的时间.分析发现：① 高铁建成后,全国5 大高铁经济区节省的时间约占原通达时间的34%,不同节点节省时间的差异较大.其中2 h 经济圈范围内,高铁沿线城市的通达时间节约比例高达50%;2 h 经济圈以外该比例则集中在30%~40%之间;距离基准点越远,高铁对时间成本节约的价值相对越低.② 高铁建成后,全国总体上空间极化现象显著,板块化特征显现,而线性特征明显弱化.如,京津冀和济南都市圈形成一体化区域,以沈阳都市圈为中心形成东北城镇密集区,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容纳中原城市群和皖江城市群部分地区的长江中游城镇密集区,长三角城市群扩展到了海西经济区,泛珠三角城市群涵盖了北部湾经济区.北京-哈尔滨、西安-乌鲁木齐和重庆-贵阳-南宁成为中国3 大重要的线性城镇走廊.③各高铁经济区空间组织模式的分异特征显著.上海和广州高铁经济区可归纳为向心式模式,武汉和北京高铁经济区为圈层式结构,而重庆高铁经济区则属于典型的空心式模式.     

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区位选择

金融业渐进式准入制度直接影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伴随改革开放进程,外资银行最初聚集于经济特区和北京,进而扩散到上海、天津、大连和广州,以致于中西部城市,如重庆、成都和西安.外资银行的分行支行尤为聚集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等经济发达地区,代表处则偏好聚集于北京和上海.条件逻辑模犁统计结果表明,外资银行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中国城市的区位优势,尤其是制度优势和银行业规模经济优势共同影响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外资银行尤为偏好金融规模效应显著、对外资银行准入管制较少的贸易型城市,央行总部及其区域性分行所在城市也是外资银行偏好的区位.由于代表处与分行或支行的功能差异,两者的区位行为存在一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