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民自我发展能力评价与培育——以甘南牧区为例

牧民自我发展能力是指牧民以可持续的方式理解和应对发展需求的能力.本文以甘南牧区为例,对牧民自我发展能力及其与牧民收入的关系进行了定量评价.得出以下结论:(1)甘南牧区牧民缺乏自我发展能力;(2)牧民自我发展能力更多依赖于牧民生产投资因子及非农就业因子,而知识发展因子、生产效率因子、人力资本投资因子对其贡献率较低;(3)牧民自我发展能力与牧民收入的相关度较高.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了提高牧民自我发展能力的相关政策建议.     

甘南高寒牧区牧民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意愿及影响因素

在广大牧区发展牧民合作经济组织,对于提升畜牧业竞争力、增加牧民收入、培养新型牧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用入户调查资料分析了甘南牧区牧民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意愿,通过实地调研总结了影响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为的主要因素,建立了牧民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行为模型,并运用Logistic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牧民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意愿受户主的受教育程度、畜牧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基于这些实证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高寒牧区产业竞争力——以甘南牧区为例

甘南牧区是青藏高原"中华水塔"的重要涵养地,但由于人口生态压力严重超载、生产经营方式落后、公共产品覆盖率低,传统产业难以抵御自然和市场双重风险,牧业、牧民、牧区问题日益严峻,亟需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建设人地和谐的新牧区.针对这些问题,运用偏离-份额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对甘南产业竞争力进行深入讨论,研究结果表明:产业发展水平低、效益差、技术水平落后、产业结构"虚高度化"是导致甘南产业竞争力落后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高寒生态脆弱区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策略——以甘南高原为例

气候变化对生态脆弱区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户产生了严重影响,急需寻求有效的适应策略。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基于1963-2013年气象数据分析甘南高原气候变化趋势,采用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及农户采取的适应策略,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户适应策略选择的因素。结果显示：① 近50年甘南高原气温呈增加趋势,倾向率为0.23 ℃/10 a,降水呈减少趋势,倾向率为-5.21 mm/10a,63.45%的农户认为气候变化对其生计带来了严重影响;② 甘南高原农户的适应策略多样化指数为2.65,农户的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及其对气候变化的严重性感知、适应效能感知及自我效能感知与适应策略多样化程度呈显著正相关;③ 甘南高原65.30%的农户采取各种组合型策略应对气候变化,尤以采取扩张+调整型组合策略的农户为多,农户的人力资本是影响其适应策略选择的最显著因素,社会资本与气候变化风险感知的影响次之,金融资本及气候变化适应效能感知的影响最弱。最后,提出提高农户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对策建议。     

牧户对退牧还草工程的行为响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高寒牧区玛曲县为例

 以高寒牧区玛曲县为例,应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对当地牧民在退牧还草工程影响下的行为响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以研究牧民在进行行为选择时的规律性因素。研究表明,牧户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水平、牧户从政府保护草原的政策中的获益程度和草地退化认知程度对牧户参与退牧还草工程的响应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户主的年龄、家庭规模和草场面积有显著负向影响。为了使退牧还草工程变成牧户的自觉行动并长期坚持下去,应把牧户的经济发展与退牧还草工程紧密相连,只有着眼于牧民畜牧生产观念的转变,牧户的经济有很大发展,退牧还草的持续性才能保证。     

青藏高原高寒牧区聚落时空演化及驱动机制——以藏北那曲县为例

以青藏高原北部牧区那曲县为研究对象,基于多时相高清遥感影像精确提取的2005、2010和2017年3期聚落斑块数据,综合运用GIS分析技术定量测度了那曲县聚落演化的总体特征和空间指向特性,并进一步探讨了聚落格局及演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2005~2017年,那曲县聚落规模和密度均呈增大态势,由数量增长型扩张转变为规模增大型扩张;聚落形态演变表现出阶段性差异,由空间无序向规整有序转变;聚落以小型为主,面积小于1 hm ²的斑块数占比高达69%,在时间演化上小聚落向大、中型聚落晋级趋势明显;聚落规模空间相关性显著,大斑块集聚区以县城所在地为中心沿青藏公路向西南方向延伸,小斑块集聚区长期围绕那曲镇外围呈“环形”分布。②特殊的自然本底塑造了那曲县聚落低山缓坡趋向和亲水近路特征,受生存环境和生计方式影响,聚落布局呈现避灾特性,聚落演化的优质草场指向性明显,随着高原乡镇经济职能的日益强化,聚落演化逐渐呈现出与内陆城镇化地区类似的乡镇中心地指向。③高海拔、破碎地貌、自然灾害多发易发、草场禀赋差异及水系纵横等自然环境因素塑造了那曲县聚落大范围小规模沿河谷阶地零散分布的基本格局,而政策、市场化与人口增长、区位条件、管理制度及文化观念等社会人文因素是推动聚落演化的主要动力。     

生计资本对农牧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甘南高原为例

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是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提高农牧民的生计资本成为该区消除贫困、保护环境、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与关键.本文建立了生计资本评估指标,结合实地调查资料评估了甘南高原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和农区农户的生计资本状况,分析了不同区域农户面临的生活压力及需要的帮助,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生...     

定居牧民对草地退化的适应策略——以那曲县为例

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在青藏高原腹地那曲县3个典型乡镇的实地调查基础上,分析了定居牧民对草地退化的适应策略.结果表明:研究区草地均有不同程度的退化,夏秋草场较冬春草场退化更明显.草地退化对牧民生计最明显的影响是牲畜大量死亡,牧民依靠省吃俭用及借贷勉强维持生计.在应对草地退化方面,政府采取集约化的思路,主导“四配套建设”.但定居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牧民生计的脆弱性.牧民采取了多种适应策略,然而,集约化的适应策略极大地增加了牧民的负担,定居牧民难以通过迁移来实现草料补给及应对极端灾害天气的胁迫.因此,政府的应对策略应该有所调整,不能仅仅局限于集约化,应当采取措施,扶持牧民的生计多样化,大力扶持牧业合作社的发展,同时,尊重牧民联户放牧的意愿.     

高寒牧区草地沙化问题研究——以玛曲草原为例

 针对玛曲草原草地退化问题,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和Chow分割点检验定量分析原料型畜牧业和制度对草地沙化的影响,并得出制度是导致草地沙化的根本原因;针对存在的问题,运用环境机会论探索可持续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模式。通过优化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发展与草原生态的良性循环,为其他高原牧区畜牧业经济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黄河上游主要产流区气候变化及其对水资源的影响——以甘南高原为例

 利用黄河上游主要产流区甘南高原地面气象观测资料和水资源定位观测资料,分析气候、水资源变化特征，及其二者的关系，建立水资源气候模式。分析表明：黄河上游主要产流区甘南高原大部分区域降水量年际变化呈下降趋势，降水量变化线性拟合倾向率在-22.6～-9.6 mm/10a之间，降水量递减以秋季降水量递减为主，降水量减少突变点在1980—1990年之间，年际变化主要存在6～7 a短周期振荡和15 a的长周期振荡特征。气温年际变化趋势呈显著上升趋势，增温速度均大于全国增温速度，增温率以冬季最大，气温增高突变点在20世纪70年代。草地年干燥指数变化呈显著上升趋势，近50 a来甘南高原气候趋于暖干化。水资源呈显著下降趋势，水资源存在2～3 a、7～8 a、20～23 a的年际周期变化。水资源与降水量呈显著正相关，与干燥指数呈显著负相关，降水量减少，草地干燥指数上升，导致水资源减少。     

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关系到项目可持续性及社会公平性,近年来已成为生态补偿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通过调查退牧还草工程前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生计资本及生计方式的变化,分析了生态补偿项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提出应建立多样化、差别化的补偿方式,提高项目区农户的生计能力,确保生计安全。研究发现:①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总资本显著增加,除自然资本下降外,其余各类生计资本均增加,但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农区农户的生计资本变幅不同;②生态补偿后农户生计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户比例增加,生计多样化指数增加,其中农区农户的非农化程度及生计多样化指数的增幅均高于纯牧区与半农半牧区。     

最小数据方法在生态补偿中的应用——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蓄水、补水功能对整个黄河流域水资源调节起了关键作用,亟需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保护生态环境。采用最小数据方法模拟出了草地水源涵养服务供给曲线,根据不同的生态恢复目标,确定补偿标准,估算新增水源涵养量。研究结果显示:(1) 通过生态补偿提高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水源涵养能力是可行的; (2)当合作、夏河、玛曲、碌曲、卓尼、临潭的补偿额分别达1 024.3、999.79、861.74、1 008.54、585.54、983.22元/hm²时,该区退化草地将全部禁牧,将新增水源涵养量2.253×10⁹m³;(3) 草地提供的水源涵养服务和农户经济行为存在空间异质性,因此应建立差别化、动态化补偿标准。     

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环境影响——以甘南高原为例

生计方式是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人文因素。利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从生活用能与生态足迹出发,研究了甘南高原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环境影响。结果发现:①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生活用能总量下降,其中生物质能比重降低,而商品性能源比重增加;②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的人均生态足迹下降,农户对草地资源的依赖程度降低,但对林地、建筑用地、水域、化石能源用地的依赖程度增强;③提高非农化水平及农户受教育程度将减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而扩大家庭规模、提高富裕水平具有加剧环境影响的作用,但是现有样本数据支持环境Kuznets曲线假说。     

中小城市居民购物行为研究——以湖南省益阳市为例

利用行为地理学的方法,选取湖南省益阳市为调查地点,对城区居民不同商品类型的购物行为进行调查,分析了居民购物出行的一般特征、空间特征,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居民购物出行的圈层结构。通过问卷的科学分析并将结果与已有国内大城市研究结果对比,得到了如下结论：（1）中小城市居民购物出行一般特征与大城市具有很大相似性,符合购物出行一般特征的普遍规律。（2）居民购物出行呈明显的圈层结构,但与大城市不同,中小城市呈现不连续的区间分布。（3）中小城市居民出行呈现被动购物型特征。（4）城市商业空间结构、距离、价格、商品质量为居民购物出行的重要影响因素。     

草原牧区旅游发展对牧户生计的影响 ——以内蒙古希拉穆仁草原为例

草原牧区旅游发展是牧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以内蒙古希拉穆仁草原旅游地牧户为研究案例,分析草原牧区旅游发展对牧户生计的影响。研究结果：① 草原旅游使牧户生计模式分化为纯牧户、务工主导型、旅游主导型、旅游专营型,且呈现纯牧户向务工主导型牧户过度,务工主导型牧户向旅游主导型牧户过度,旅游主导型牧户向旅游专营型牧户过度的一般演替规律;② 草原旅游发展总体上提高了牧户的生计资本存量,但不同类型牧户生计资本存量具有显著差异,生计资本存量由高到低排序为：旅游专营型牧户、旅游主导型牧户、务工主导型牧户、纯牧户;③ 牧户参与草原旅游,准则层因子障碍度由大到小排序为：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障碍度指数前6位的指标层因子分别是：成人受教育程度、成人劳动力人数、借债情况、社团网络、生产生活设备、社会参与;④ 不 同类型牧户参与草原旅游发展的首要障碍因素不同,纯牧户是受教育程度,务工主导型牧户是家庭人均收入,旅游主导型与旅游专营型牧户是借债情况。     

能源生产的分形研究——以新疆为例

根据能源生产的实际领域年产量观测值带有一定的延续性而非随机性的特点,利用分形理论的基本原理,将不确定的非线性系统数量化,构造新疆能源生产领域时间序列,通过计算能源生产的分形结构特征和分维值,在无规则中找到秩序。并分析其代表的实际意义,以便更好地为能源生产方面的决策提供依据。     

农户对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响应的影响因素 ——以青岛市为例

利用青岛市黄岛区和即墨区10个村庄共213个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通过Logistic模型从秸秆还田、农家肥还田以及可降解农膜和绿色农药使用等方面考察农户对不同农业绿色生产技术的响应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户对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响应的影响因素确有差异。其中,施用绿色农药由农户资金情况主导,秸秆还田受种植结构和政策宣传影响较大,农家肥还田对土地规模要求较高,可降解农膜使用受种植结构影响较大。(2)户主和家庭特征对农户响应行为影响显著。(3)宣传与政策有利于促进农户采纳农业绿色生产技术,尤其是农户参与秸秆还田方面。针对结论提出了加强政策宣传与支持、开展专项教育培训、建立专项金融体系等政策建议。     

西藏高原农户的投资行为——以达孜县为例

根据农户调查资料和有关的统计数据对西藏达孜县农户的投资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该县农户的投资主要以直接投资为主，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较低；在直接投资中，又以家庭经营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为主；农户对科技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的投资较少，而对宗教信仰方面的投资相对较多；其投资资金来源主要是自有资金。其次是银行贷款和其他资金，国家财政拨款所占的比重不大；受投资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该县农户的投资效益基本上呈农年降低趋势。     

旅游消费者感知行为分析——以湛江-北海为例

旅游消费者行为的研究是跨学科的,涉及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等方面的内容.利用行为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在微观层面对旅游消费者行为和感知进行研究,以湛江-北海游的团队旅游消费者为对象,进行实证分析.调查发现,旅游消费者的感知和行为存在着密切关系.旅游消费者的偏好、休闲时间及经济条件是影响旅游消费者行为的三个重要因素.由游前的感知和游后的映象对比表明,家庭型的旅游消费者偏好于选择休闲型目的地,且需要安全和熟悉的外部环境.同时基于行为地理学方法在调查中的不足,提出了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