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资产社会保障功能的空间分异研究——不同农业类型区的比较

在中国人多地少和土地产权二元结构背景下,耕地资源一直是农民的“命根子”,其社会保障功能被认为是社会的稳定器,但近年来这一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目前中国农户耕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还有多大,迫切需要利用详实的数据进行系统性、定量化的测算。基于此,把拥有承包权的耕地看作农户的一项资产,论文选取都市农业区、集约农业区、平原主粮作物区和山地主粮作物区4类典型农业区,实地调查1025户农户家庭,旨在揭示耕地社会保障功能的空间分异规律。结果表明:作为家庭农业的生产资料,耕地投入农业生产所获收益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在各区最高为50%,其中山区不足7%;作为一项养老保障,家庭耕地资产收益对养老需求的贡献率均不足30%,山区甚至不及3%;作为金融抵押品,若以20万元资金需求为例,户均耕地资产可贷款额度均不超过资金需求的20%,而山区仅为1%。现阶段农户耕地资产的社会保障价值已十分微弱,这有助于给出对新时期农村土地保障功能的科学判断。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不同农业类型区农户的耕地收益及资产价值均不断下降,尤其是在农地利用边际化胁迫下的山区,如何减缓山区耕地弃耕撂荒和耕地资产贬值,无疑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耕地细碎化对可持续集约利用的影响机理与治理框架

科学调适耕地细碎现象使其益于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且与环境背景相适应是细碎化治理研究及实践长期努力的目标。从耕地细碎化与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理论内涵出发,剖析细碎化影响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理论机理,构建面向可持续集约利用的耕地细碎化“特征—影响—环境”综合治理分析框架,探讨细碎化治理中的关键问题、情景决策机理及空间尺度效应,希冀为优化细碎化治理提供理论借鉴。结果表明：① 耕地细碎化是涵盖资源、空间、利用及权属等多维属性特征的复合体系,对资源利用、农业生产、景观生态等影响广泛且复杂,并通过多尺度全方位、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交互式级联传导等作用路径成为影响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的核心和关键。② 耕地细碎化本身并不具备明显的问题/价值倾向,其成为问题或有益的情形和程度取决于其影响及当地自然地理、农业生态、社会经济等环境背景及农业发展定位。③ 以细碎化特征表现为基础,以其对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多维影响为依据,以其与地方环境背景相适应为准则的耕地细碎化“特征—影响—环境”综合治理框架通过解构复杂细碎化情景治理决策中的5个关键问题、两个关系、两个倾向及3级空间尺度互联互通机理,为从多维度、复合视角科学诊断细碎化治理导向、优化治理模式提供新思路,有益于完善细碎化治理体系、促进耕地可持续集约利用。     

区际农业生态补偿:区域划分与补偿标准核算——基于虚拟耕地流动视角的考察

从虚拟耕地流动的视角构建区际农业生态补偿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开展区际农业生态补偿支付/受偿区域划分和补偿标准测算的研究。结果表明：① 区际农业生态补偿的基本原理是：利用虚拟耕地净流量（输入量与输出量的差额）指标划分区际农业生态补偿的支付/受偿区域。对于净流量为负的分室,通过虚拟耕地流动占用了其他区域的耕地资源,应该支付相应的生态补偿。对于净流量为正的分室,通过虚拟耕地流动被其他区域占用了耕地资源,应得到生态补偿。区际农业生态补偿额度应包含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的投资成本以及占用农业资源使其牺牲的发展机会成本等方面,并由管理平台统一收缴和分发。② 2004年以后虚拟耕地流动格局基本上保持稳定,只有个别省市（甘肃和云南）由净流入转变为净流出,在空间上表现为“北耕南流”的格局。③ 受偿区域（15个省市）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支付区域（16个省市）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和西南地区。④ 研究期内年均总受偿额度为1472.58亿元,处于高受偿省份（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年均受偿额度都在150亿元以上。研究期内年均总支付额度为543.10亿元,其中,处于高支付区域的省份（浙江、广东、北京、福建）年均支付额度都在40亿元以上。     

广东省耕地资源变化的地域类型研究

耕地资源少,一直是广东省面临的问题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的扩张,耕地资源将进一步减少。为了因地制宜地管理和保护好耕地,本文利用1949～1996年广东省有关的统计资料对耕地的动态变化作了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分析,并以此为依据将全省21个地区分为不同的类型,提出不同类型区存在的问题和应采取的对策。     

1949年以来中国耕地功能变化

耕地功能变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日本、韩国、美国及欧洲发达国家耕地功能已普遍转型。中国农业发展及土地利用需求变化与以上国家颇为相似。那么,目前中国耕地功能变化是否也在发生转型？对此,在构建耕地功能变化分析框架与度量方法的基础上,分析1949年以来中国耕地功能变化过程。结果表明,中国耕地功能总体上于2006 年开始转型,转型前后耕地功能供需协调与供需错位、供给滞后、形态扭曲并存。在综合考虑以上发达国家经验与中国耕地功能变化过程的基础上,尝试提出耕地多功能管理建议。此外,从耕地功能变化研究框架出发探讨了土地利用转型的研究路径。     

Dynamic trends and driving forces of land use intensific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n China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stablish several important factors representing land use intensification in cultivated land (denoted by CII), using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achieve realistic and practical cultivated land use policies in China. For this reas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was first built to explain the changes of land use intensification in the cultivated land, and then the variables and index were further developed for the purpose of characterizing the dynamic trends and driving forces of the land use intensification in the cultivated land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The study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extent of CII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during the period of 1996 to 2008, due to the extensive use of fertilizers, machinery and pesticide, increased labor and capital input, and intensified land use. Moreover,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ductivity of cultivated land, economic benefits of cultivated land, labor productivity, and land use conversion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village development. The first three factors play a positive role, while the last one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land use intensification in the cultivated land. According to these results, the main policies for sustainable intensification in cultivated land are proposed. First, the sustainable pathways for intensification should be adopted to reduce the unsustainable uses of chemical fertilizer, agricultural chemicals, etc. Second, the condition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h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to increase the cultivated land productivity. Third, it is very necessary and helpful for improving labor productivity and land use efficiency from the viewpoint of accelerated the cultivated land circulation. The last step is to positively affect the production activities of peasants by means of reforming the subsidy standards.     

基于农户视角的耕地细碎化程度评价——以湖北省“江夏区—咸安区—通山县”为例

农户是耕地最主要的经营主体,基于农户视角构建耕地细碎化程度评价指标体系更为合理。本文选取湖北省“江夏区—咸安区—通山县”作为研究区域,采用改进的TOPSIS法,利用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对耕地细碎化程度评价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耕地细碎化程度衡量指标的选取应基于耕地细碎化的属性特征,从农户微观视角,选取地块平均面积、地块数量、地块间的平均距离3个指标,衡量某一区域的耕地细碎化程度;②耕地细碎化在岗地平原地区与低山丘陵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岗地平原地区的耕地细碎化程度低于低山丘陵地区;③研究区域地形地貌呈现出“北部岗地平原—南部低山丘陵”的分布特征,耕地细碎化的综合程度基本上呈现出“北部低—南部高”的分布规律;④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耕地细碎化存在显著差异,在岗地平原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耕地细碎化程度越高;而在低山丘陵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耕地细碎化程度越低。     

我国粮食供给安全与耕地资源变化

实现粮食基本自给,主要依靠自己养活自己是我国政府奉行的粮食安全思路,因而国内耕地的维护工作始终倍受关注,但是结果仍然难尽人意。本文分析了耕地面积,耕地质量,耕地分布重心,耕地改良投入,耕地农用驱动力等多种威胁国家粮食供给安全的要素变化。     

中国粮食生产时空演变规律与耕地可持续利用研究

随着全球粮食贸易格局的日益紧张,如何利用有限的耕地资源保证中国粮食安全成为新阶段的难题。本文从耕地可持续利用视角提出粮食稳产、增产策略,以期为粮食安全、耕地保护等国家战略提供理论支撑。基于1985—2015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数据,以农业生态区为基本单元,采用比较分析法和GIS空间分析法,对中国粮食生产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规律性探究。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粮食产量呈“波动-上升”的趋势,但长江中下游区、江南和华南区粮食增长率较低,甚至出现减产现象。（2）中国粮食产量主产区逐渐由长江中下游区、江南和华南区向东北区、黄淮海区转移。（3）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因素呈现阶段性和区域性规律。例如,东北区、西北区粮食生产主要受粮食单产、耕地面积等影响;黄淮海区、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区、云贵高原和横断山区主要受粮食单产影响。（4）中国各区耕地存在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的耕地非持续问题,在西北区、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等生态脆弱区域较严重。     

近年来的黄土高原耕地时空变化与口粮安全耕地数量分析

基于遥感调查数据集定量分析了1990—2015年中国黄土高原地区耕地的时空变化特征和口粮绝对安全最小耕地保障面积的数量变化。结果表明:黄土高原耕地面积从1990年的192 529.65 km²至2015年的182 688.50 km²,净减少了9 841.14 km²,幅度达5.11%,其中2000—2010年的减幅最大,净减少8 483.00 km²;较大的耕地动态变化图斑主要分布于中部和西部区域,细碎的变化图斑广泛分布;耕地地类转出面积(31 875.82 km²)大于转入面积(21 815.25 km²),耕地面积的增加主要由草地和林地转化而来,主要分布在灌溉农业区和东南部平原区,减少的耕地主要转化为草地和林地,主要分布在中部沟壑区的雨养农业区。此外,该时期耕地转化为建筑用地和交通用地等人工表面的面积逐渐增加,主要分布在东南部低海拔平原地区;黄土高原口粮绝对安全所需最小耕地保障面积呈明显减少特征(从1990年的70 913.37 km²     

中国城乡建设占用耕地的时空格局及形成机制

描绘了1996-2006年间中国城乡建设用地增长及其占用耕地的时空特征,探讨了城乡建设占用耕地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人口流动为主的城镇化模式导致农业转移人口在城乡“两头占地”,这是中国城乡建设用地持续扩张的主要根源;各类开发区的设立和扩张都以占用耕地为主,对城乡建设占用耕地的贡献超过一半;而城市和镇的扩张速度更慢、土地来源更为多元。实证结果表明,投资和产出增长的差异性对城乡建设及其耕地占用的时空格局起到了关键作用;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占用了大量耕地,但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的带动作用有限;以开发区为载体的产业集聚发展模式有利于中西部地区的土地集约利用和耕地保护,而东部沿海地区的省级开发区则容易成为地方政府的圈地运动。土地集约利用和耕地保护政策应重点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城乡同时占地的问题,发挥城镇化的节地效应,并强化政策的区域差异性和针对性。     

基于不同分辨率影像的山区耕地细碎化评价及其尺度效应

研究耕地细碎化的尺度效应对山区耕地细碎化遥感监测、耕地整治与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选取贵州省坝区孙家村、丘陵区亚鱼村和山地区小坝村3个不同地貌背景的典型村为案例区,在构建细碎化测度模型基础上,量化分析0.1 m、1 m、2 m、5 m、10 m分辨率下耕地细碎化程度的尺度效应。研究结论：① 随着影像分辨率下降,不同地貌背景下的耕作地块特征有明显的尺度效应。② 不同地貌背景下的耕地细碎化程度存在差异,丘陵区的细碎化程度最高,坝区次之,山地区最低。不同影像分辨率下的耕地细碎化程度具有明显的尺度效应,3个典型村的耕地细碎化指数均呈现幂函数式下降;且不同地貌背景的耕地细碎化程度对尺度变化响应程度不同,坝区的耕地细碎化粒度响应最为强烈,丘陵区次之,山地区最弱。③ 以前1个尺度为参照计算耕地细碎化程度的损失精度时,坝区和丘陵区的耕地细碎化程度在影像分辨率由2 m变为5 m时最敏感,山地区小坝村对尺度变化的敏感度从2 m处呈现升高趋势;以基础尺度为参照时,丘陵区的耕地细碎化程度对尺度变化的敏感度最高,山地区次之,坝区最低。研究旨在为山区的耕地细碎化调查、评价以及治理提供借鉴。     

基于波谱与分形特征的北京市耕地空间结构

在城乡协调发展的背景下,本文以自然属性为基础分析了北京具有不同经济属性的5类耕地的空间结构。波谱分析显示,不同类型耕地的空间分布具有不同的周期,它们共同形成了距天安门约23～44km(近郊平原)、44～66km(远郊平原)、66～126km(山区)的耕地宏观空间结构。通过计算各类耕地的空间维数和Hurst指数,认为景观农田区、美化农田区、近郊山区22～47km圈层的耕地不具备分形特征;规模农田区、景观廊道带、中远郊山区48～126km圈层的耕地由于受城市发展、自然条件、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分形特征。总体上,北京不同类型的耕地处于一种离散、连续和具有共度性、没有公度性的融合状态。     

平原农区典型县域土地非农化对乡村系统的影响

科学揭示土地非农化与乡村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健康发展的必然需求.本文选取了平原农区典型县域山东省禹城市和桓台县作为研究区,通过分析不同发展阶段县域土地非农化与乡村系统演化特征,剖析了县域土地非农化对乡村系统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县域经济由低级向高级阶段演进,土地非农化的规模与比重呈现增长态势,乡村系统整体处于正向演化态势,禹城市和桓台县E指数分别由0.295和0.197增至0.798与0.700.土地非农化对乡村系统的影响是一个由弱变强的过程,土地非农化比重的增加会带来乡村一些要素的剧烈变化,其中,乡村经济子系统与社会子系统对土地非农化过程的敏感性较强.构建乡村人口转移与农地规模经营的保障机制,规范土地利用规划与管理,增强县域辐射能力,是平原农区土地非农化与乡村转型发展的调控重点.     

耕地转型的研究路径探讨

当前,土地利用转型研究总体上处于“描述-解释”阶段,高度集中在森林转型研究领域及空间形态研究路径。学术界亟须推动土地利用转型研究向科学调控阶段发展。对此,本文尝试提出耕地转型的研究路径,以期带动土地利用转型研究领域向半人工半自然复合土地系统乃至人工土地系统拓展、研究路径向非空间形态延伸。耕地转型诊断可以从空间形态转型与功能形态转型两条路径开展。其中,前一路径关注耕地的空间分布及其收缩与扩张,可以从耕地数量变化或格局变化视角开展研究;后一路径关注耕地功能的变化过程,可以从外部性或政策演进视角开展研究。由社会-生态负反馈驱动的耕地功能形态转型,主导着由社会-经济动态驱动的耕地空间形态转型进程。据此,作者构建了耕地转型调控框架及其层次分析体系。     

环渤海地区耕地利用态势及保护开发途径

根据环渤海地区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农村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土地概查、土地详查分析和实地调查研究 ,分析了环渤海地区人口增长、城市化、工矿交通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等对耕地占用和耕地质量有待提高的态势 ;提出了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基本农田保护、重点区域耕地保护和中低产田改造等耕地保护措施 ;探讨了土地整理、土地复垦、土地开发的增地潜力与途径。     

耕地利用系统的理论解析与研究框架

耕地利用系统对全球变化和人类福祉具有巨大影响。论文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探究耕地利用系统的概念、构成、运行、功能和特点,并构建耕地利用系统研究框架,对于深化土地系统科学、解决耕地利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主要结论有：(1)耕地利用系统是农业生产经营者在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耕地上投入适量生产要素种植农作物,进而获得农产品及相应效益的自然—人工复合系统,由耕地子系统、经济子系统及社会子系统构成,具有显性和隐性双重结构。(2)耕地利用系统运行及演化是自然生态过程、经济发展过程、社会演化过程耦合行进的结果,并涌现出经济、社会、生态功能,具有复合性、开放性、韧性和多等级性等特征。(3)耕地利用系统研究应遵循要素—结构—功能—机制—调控的理论框架,从各要素组成、作用关系及变化特征揭示不同要素的演化特征;从显性与隐性结构2个方面探索耕地利用系统结构及其转型规律;从经济、社会和生态功能3个方面探索功能演化及其对于结构转型的响应特征;从系统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与调整机制、系统要素的相互影响与竞争替代机制、系统运行的信息传导机制、不同等级耕地利用主体协同与组织运行机制、耕地利用功能的涌...     

中国省域耕地集约利用态势与驱动力分析

基于“理性小农”、超边际经济学等理论,建立了农户耕地集约利用解释的理论框架。构建了集约利用度指数 (CII) 和驱动力模型,分析了1996-2008年中国省域的耕地集约利用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耕地利用集约度总体大幅度提高,但地域差异明显,初步形成了第一阶梯较高集约度、第二三阶梯较低集约度的空间格局;耕地集约利用的首要贡献来自于化肥、机械、农药等省工性劳动的大量使用,其次是资本投入和劳动力;耕地自然本底条件、耕地经济收益和劳动力生产率,与耕地集约度呈正相关,而耕地非农化效益与耕地利用集约度呈负相关。基于研究结论的政策引申：加强政策引导,科学合理使用非可再生能源等省工性劳动;切实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劳动生产率和耕地综合生产力;提高耕地经营性经济补贴标准,激励农户稳定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耕地利用转型中的生物灾害脆弱性研究

学术界迫切需要探索新的领域以提升耕地利用转型综合研究水平。本文从农业生物灾害切入,耦合耕地利用“趋利避害”动机与农业诱致性生产替代行为,基于“经济社会环境—耕地利用活动—生物灾害反馈—灾害防治应对”社会生态交互逻辑,建立了耕地利用生物灾害脆弱性转型理论框架。在国家、农业区、省级尺度开展了1988—2017年脆弱性转型研究。结果表明：① 脆弱性在国家、省级尺度发生了转型。在国家尺度,1988—2009年,脆弱性值从15.33%增长到22.45%,而2010—2017年从22.40%下降到19.49%。在省级尺度,脆弱性存在2条典型转型路径;② 在农业区尺度,脆弱性转型主要源自因城乡收入比缩小和劳均耕地提升而带来的暴露度下降,其次源自因生物灾害损失挽回率提升和生物灾害防治失控率下降而带来的应对能力提升。脆弱性转型后,主要源自作物多样性下降和化肥使用强度上升带来的敏感性继续增强。本文发展了耕地利用转型研究的综合性,论证了耕地利用生物灾害脆弱性有望成为耕地利用转型综合研究的新领域,并探讨了脆弱性管控政策。     

Understanding cultivated land dynamics and its driving forces in northern China during 1983-2001

Based on the long-term serial NOAA/NDVI dataset during 1983-1999 and SPOT/VGT dataset in 2001, the land use/cover change information in the 13 provinces of northern China was extract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ltivated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at first, then the effects of human activities on cultivated land process were explored by GIS and the driving forces of cultivated land change were investigated. The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as follows: (1) The constant increase of weak ecological function land as desert and cultivated land and the decrease of the ecological function land of forest and shrub wer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nd use/cover change in the 13 provinces from 1983 to 1999, which showed the effects on the ecological adjustment function. However, such situations were changed to some extent in the 2000s because of the eco-construction policy of the government. (2) From 1983 to 2001, the Barycenter of cultivated land tended to move from northeast to southwest with the topography and transportation situations being the main influences on the cultivated land distribu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cultivated land use intensity decreased noticably with the increase of distance from the main communication arteries. (3)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cultivated land change. The structural adjustment in the agricultural land caused b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eople's living standard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cultivated land change in northern China from 1983 to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