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直接投资地域结构综合动因研究

本文以系统动力学思想为指导，在简要评述西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东道国ESP系统、投资主体OIL特征对国际生产资本地域运动的影响；指出国际直接投资地域结构形成的动力是来源于东道国、投资主体、母国的合力，提出了国际直接投资地域结构形成的综合动因理论，并建立了相关的理论模型。     

日本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研究

本文运用大量数据和资料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和部门结构的变化、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以及跨国公司海外生产基地的产品、市场结构特征进行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日本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类型以及在不同区位类型下形成的企业内国际分工性质。     

西藏高原农户的投资行为——以达孜县为例

根据农户调查资料和有关的统计数据对西藏达孜县农户的投资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该县农户的投资主要以直接投资为主，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较低；在直接投资中，又以家庭经营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为主；农户对科技教育、文化娱乐方面的投资较少，而对宗教信仰方面的投资相对较多；其投资资金来源主要是自有资金。其次是银行贷款和其他资金，国家财政拨款所占的比重不大；受投资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该县农户的投资效益基本上呈农年降低趋势。     

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经济空间重组的影响分析

本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国际资本流动,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成为全球经济空间重组的重要力量。本文总结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由来、发展特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在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中的重要作用与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刻影响,强调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经济的三足鼎立格局以及西太平洋地域经济空间结构形成与演进的重要作用。     

重庆市外商直接投资结构研究

在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践历程后,人们关注的重点已经由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转向了质量。分析和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将是判断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文章对重庆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基本特征和地位进行了总结,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从5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庆市今后进一步积极、合理和有效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中国对美国州层面直接投资时空演变与驱动因素探究——以得克萨斯州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经历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发展历程。2016与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COFDI）流量与存量先后跃升至全球第二位,由外商直接投资吸收国转变为世界主要对外直接投资国之一。在中美双方经贸合作伙伴关系持续深入背景下,美国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位东道国。投资是落于具体地域的,不同尺度地域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导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时空分异的重要原因。立足于中国（投资母国）视角,以美国州内各选区为研究地域尺度,利用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美国典型州——得克萨斯州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时空格局与演变特征进行了探讨,同时引入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对COFDI在得州内各选区间投资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得州内COFDI存量持续增长,但阶段性特征明显;(2)得州内COFDI以国有企业并购为主,且主要集中在能源产业;(3)COFDI州内集聚程度较弱,局部选区间多呈现出相异属性集聚特征;(4)市场规模、劳工人数、交通通达性、华人移民数对COFDI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劳动成本、教育水平、税率、经济密度对COFDI具有不同程度的负向作用。研究结果可为中国政府、跨国企业在...     

美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异特征研究

八十年代以来,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美国,逐步使美国成为国际直接投资的净流入国,文章分别以美国大区和洲为研究地域单元,多角度地分析了美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异特征,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在大区层面上,各大区的投资比例具有不平衡性,高投资比例的大区与低投资比例的大区之间的不平衡性具有稳定性,且低投资比例的大区比高投资比例的大区的稳定性强,在洲际层面上,外商直接投资分布有沿海性倾向,呈“U”型分布状态;投资密度以密西西兹河为界,东西对比格局强烈;制造业带所在地区整体位次上升快,显示了制造业带的较强的聚集效应,一般而言,人口少,面积大的洲,人均投资额高。     

香港对大陆的直接投资及其效益探析

近年来，香港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极为迅速，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中遥居首位，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香港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明显的地域集中性，主要投资地为中国大陆。本文在分析大量数据和资料的基础上，阐述了香港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变化、区域格局的特点，并分析其对大陆直接投资给香港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所带来的巨大效益。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城市尺度的面板数据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体呈快速波动增长趋势．2007年已成为我国最大的FDI流入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投向中西部地区甚少。本文主要从城市尺度考察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特征．并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分析了其主要影响因素,发现潜在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和集聚效应等因素基本决定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趋势．特别是其中的基础设施水平和集聚效应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作用。     

美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异动态变化与成因

美国地域广阔，各地区的投资环境产生分异变化必然导致美国外商直接投资产生区域分异的动态变化。本文借助定量分析方法对美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异动态变化特征和成因进行了研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美国外商直接投资有向沿海沿边集中的趋势，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分布差距在持续扩大；外商直接投资分布与美国人口和产值分布之间的匹配呈加强趋势，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导向性进一步明显；外商直接投资与基础设施建设之间有很强的互动关系；美国制造业分布区位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较强的刚性，其聚集作用一般不会随外界环境的改变而发生较大的改变；外商技术导向性投资要付出较高成本；美国矿业分布对外商直接投资吸引力降低，外商资源导向性投资进一步弱化。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异及其变化

本文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分布于沿海地带省区和沿长江流域省区的“Ｔ”型轴线上,９０年代以来呈现由南向北以及沿长江向中西部地带转移的趋势。从传统因素、集聚因素、风险因素三方面分析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差异形成及其演变的原因,并得到一系列结论与启示。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south China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 south China has experienced drama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since the late 1970s. Foreign investment, especially the capital from Hong Kong, has been one of the major driving forces underlying the process.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diffu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a region also has important bearing on the balanced/unbalanced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issue remains unexamined and critical analysis is needed to unveil the spatial impa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ctivities in China.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to examine the spatial diffusion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investment. The diffu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the provincial capital, Guangzhou and two special economic zones near Hong Kong to surrounding areas is clearly identified. The diffus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widespread implementation of open-door policy in the region an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infrastructure. Four models of foreign investment are developed to explain the spatial incidence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reg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can shed light o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process in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capital.     

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和模式

本文首先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出口依存度角度, 分析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机制,继而在阐明产业演化规律的基础上,总结出上海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特征和模式。文中还对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特征和区位选择的模式作了规律性的概括。     

德国在华知识密集制造业投资进入方式的时空特征及区位影响因素

外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制造业升级转型起着一定的作用。本文围绕区域制度环境和区域吸收能力,探讨影响知识密集型企业进入方式的区域环境,旨在揭示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外商进入方式的地理驱动机制,有利于加深理解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区域与城市获得外生技术发展动力的机制。采用从1982-2014年德国在华投资企业数据库,结果发现,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呈现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扩张、沿海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扩散的时空趋势,并且在1995年后,其进入方式从合资为主向独资为主转变。逻辑计量模型显示,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的进入方式受到多项区位因子的影响,其中地方人力资源水平和产业专业化水平是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选择以合资方式的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区位因素,表明区域知识吸收能力是形成全球—地方战略协同的关键变量;另一方面,实际使用外资存量和地方专利授权量这两个区位影响因素则会显著促成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采用独资的进入决策,反映了区域制度环境对吸引以知识产权保护为战略核心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作用。     

Spatial inequalit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Institutional change,agglomeration economies,and market access

The spatial inequalit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can intensify unev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proceeds, foreign investors are changing their behaviors in FDI location, based 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gglomeration effect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inequality, this research employs spatial statistics and analyses to examine the change in the spatial inequality of FDI among regions and among prefectural cities, and uses regression models and spatial regime analyses to investigat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inequality from 1990 to 2010. The spatial diffusion of FDI clusters from the eastern/coastal region to the interior shows the trend of FDI convergence among regions. However, increasing numbers of FDI clusters and hot spots show the increasing divergence among cities within three regions. Agglomeration effects have replaced institutional factors to become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FDI inequality among cities. Additionally, special economic zones, coastal open cities,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and development zones lost their advantages in FDI as more reforms set in. The spatial regime analyses further indicate the significance of market size in FDI in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FDI in capitals and municipalities.     

西安FDI市场计量分级与对策建议

近十年来,西安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力度大大增强,投资来源地增多且数额逐年上升,FDI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应用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DSSA）对西安FDI来源地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来源地的FDI在西安的竞争力呈现出差异状态。文章根据分析结果将来源地划分为成熟、崛起、兴旺、停滞四个市场,并基于此为今后西安从不同地区吸引FDI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基于地级市尺度的中国外资空间动态与本土产业演化

伴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下全球生产网络逐步形成,推动跨国公司以外资直接投资为途径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有利区位。低廉的要素成本、友好的政策制度以及广阔的潜在市场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外资活跃的重要地区。外资空间动态不仅涉及发展中国家对接全球生产网络的效果,更关系到其生产格局的演变。而演化理论下的技术邻近度也会对外资空间动态和本土产业演化产生作用,使之呈现出更多样的空间差异。本文基于1998-2008年中国337个地级市的制造业数据,研究内、外资技术邻近度作用下外资空间动态对本土产业演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外资进入、退出等空间动态显著促进了中国本土产业演化,其中中西部最强,东部最弱,东北地区外资进入作用相对明显。②技术邻近度削弱了外资空间动态对本土产业演化的积极影响,但具体到不同区域也会出现差异。东部地区的技术关联反而有利于外资进入带来的知识溢出和外资退出带来的资源释放,表现为典型的“战略耦合”。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技术关联则成为阻碍外资进入、退出促进内资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企业所有权差异的视角

以中国企业2005~2015年对东南亚直接投资的项目作为研究样本,分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东南亚直接投资的国家选择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不回避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倾向于开拓新的国家市场;相反,民营企业倾向投资政治风险低的国家,投资与中国贸易联系紧密、相对市场规模较大以及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基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差异,为中国对东南亚直接投资提出政策建议。     

国际直接投资变化趋势及对我国引资的思考

国际资本投资特别是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无论是对资本输出国还是对资本吸纳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无论是在资本输出还是资本流入中一直都占据重要地位，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投资存在逐渐加强的趋势。从国际资本投资的行业分布特征来看，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金融、保险、房地产业，特别是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所占比重持续上升。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已经成为引发我国经济发展深刻变化的重要因素，外商投资企业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进一步抓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机会，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的空间动态差异与驱动要素解析

旅游饭店作为中国旅游业对外开放的最前沿,一直以来是外商资本配置、汇集和流动较为活跃的领域。外商资本的进入将中国旅游业联接到世界金融体系的同时,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其吸引外资的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必然导致外商资本在华投资空间格局的演变。研究对1991-2014年中国31省域外商旅游饭店业投资及社会经济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期间外商投资的空间差异呈整体缩小趋势,并随经济、人口和消费格局演化,其标准椭圆重心向北偏移,且在不同尺度上受对外政策、经济差异、资源条件等要素作用范围影响,空间差异的形成机制与过程差异明显。继而,引入管理学“钻石模型”构建了解释引起这一差异的评价体系,定量化分析了省域旅游饭店业产业环境与市场条件对外商资本空间流动方向、规模和效益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最后,结合当前“一带一路”与“走出去”的战略需求,总结了外商在华旅游饭店业投资空间差异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引导外资进入和开展海外旅游投资的启示,并就复杂科学发展背景下旅游地理学发展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