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群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发展耦合协调性分析

以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分别构建资源环境和人口经济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该经济区主要城市2002年和2011年资源环境和人口经济的发展指数及其耦合协调度进行测评,并探究其时空差异性。结果表明:2002-2011年其城市资源环境发展水平上升的有渭南、商洛和天水,下降的有西安、铜川、宝鸡、咸阳和杨凌;人口经济发展上升的有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和商洛,下降的有天水和杨凌;各主要城市的资源环境与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性的空间差异明显,多数城市资源环境与人口经济的耦合协调性不尽合理,且出现衰退趋势。最后就该城市群实现资源环境与人口经济协调发展提出建议和对策。     

东北地区“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协调性研究

城市化是一个"人口-经济-空间"三维一体的过程,其内在协调与否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为此,首先通过构建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内在表征指标,运用均方差赋权法,以东北地区(指的是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来综合测度其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水平;其次运用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其协调程度进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研究结果表明:①东北地区经济城市化主导人口、空间城市化,但整体水平不高,平均水平基本处于加速发展阶段(0.25~0.35);②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水平的空间分异明显,其中人口城市化整体呈现出由北往南递减的趋势,而经济城市化则成由南往北递减的趋势,两者"内在互补(互异)"趋势非常明显;③三者城市化协调度低,且区域差异明显,由南往北递减趋势非常明显;④依据彼此间协调度主宰程度,将其划分为综合协调导向型,人口-经济、人口-空间、经济-空间协调导向型4种类型。     

长江流域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时空耦合协调性与驱动因子分析

运用熵值法对长江流域2008年、2013年及2018年3个时期105个地级市的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水平进行多维评测;依托ArcGIS平台分析城镇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耦合协调性的时空集聚模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挖掘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显著差异,呈现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格局。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中等协调及以上水平的地级市主要位于长江三角洲、合肥与皖江沿线、武汉城市圈、长沙城市圈、成渝城市群、南昌、贵阳、昆明等地。耦合协调度处于失调水平的地级市主要位于长江源头地区、藏东—川西—滇北横断山区、甘肃陇南、乌蒙山区、武陵山区、南岭地区等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集聚模式可划分为热点聚集型、中部发展型、冷点聚集型、边缘游离型4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构建出4种空间集聚类型的拟合模型,决定系数R²均大于0.800。立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对长江流域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发展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非洲地区人口与经济空间耦合研究

采用2003―2012 年非洲52 个国家（地区）的人口、GDP 和国土面积数据,运用地理集中度、耦合指数与区域重心等方法分析了近十年非洲地区人口与经济的耦合特征。结果表明：人口地理集中度呈现出东西高、中部低格局;经济地理集中度总体呈现出四周高、中部低的“盆地状”格局,整体上两者呈现出中度的正向相关性。根据耦合指数,非洲地区可划分为5 个类型：经济极化型、经济超前人口发展型、协调发展型、经济滞后人口发展型与经济严重滞后人口发展型。非洲地区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均位于几何重心的东南方,2003―2009 年,两者耦合关系明显;2010―2012 年,两者延伸轨迹出现一定程度的偏移,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是造成两者偏移的重要原因。     

中国西部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的时空耦合协调性及驱动力

本文在构建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耦合协调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空间引力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实证分析2005—2019年中国西部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的时空耦合协调性及驱动力。结果表明：(1)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综合指数均值呈上升态势,旅游城镇化发展水平增速快于人居环境,但人居环境指数整体高于旅游城镇化。(2)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度的中级协调区域居多,2017年以后演变为高级协调,耦合协调类型逐渐由旅游产业滞后型向同步发展型转变。(3)旅游城镇化与人居环境耦合协调度空间趋势极不均衡,空间联系强度呈现出以宁夏–陕西–重庆–贵州为主轴的链状式空间关联格局。(4)耦合协调度差异是不同驱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旅游收入是主导性驱动,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根本性驱动,A级景区数量是原生性驱动,其中国际旅游收入与A级景区的交互影响作用解释力最强。     

2001-2010 年安徽省县域经济空间演化

选择安徽省2001-2010 年县域人均GDP为研究指标,综合运用G指数、经济重心、标准差椭圆以及灰色G(1, 1)模型对县域经济的空间演化进行分析预测,最后结合位序规模原理,对空间差异的机理进行分析.总体上安徽县域经济表现出微弱的空间集聚分布态势,呈现出“南北低中间高”、“西低东高”的空间分布格局.县域经济重心在117.57°~117.6°E,31.67°~31.76°N之间变动,有向东南方向移动的趋势.标准差椭圆总体上变化幅度不大,基本上以省会经济圈为核心,范围覆盖了皖江城市带大部分地区,县域经济的空间分布呈现出西北—东南格局,并且这种格局有向正北—正南方向转变的趋势.安徽县域经济满足位序规模原理,其发展状况呈低水平分散均衡型.资源禀赋与交通区位、中心城市发展状况、区域政策是导致安徽省县域经济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江苏省人口—经济耦合与经济发展阶段关联分析

运用灰色关联法建立耦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人口与经济耦合关联模型,以江苏省县域为研究单元,基于第五次及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定量评判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耦合类型及特征,并将其与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研究耦合类型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2000年江苏省处于工业化初期,各县域大致划分为低水平(14个)、拮抗型(29个)、磨合型(20个)3种类型耦合区;2010年全省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各县域分为拮抗型(40个)、磨合型(11个)和协调型(12个)3种类型耦合区;耦合类型空间分布以长江为界,苏南与苏北两极分化明显,长江以北耦合类型水平较低,长江两岸耦合类型中等,长江以南耦合类型水平较高。从人口与经济发展耦合类型和经济发展阶段变化间的关联来看,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区域的耦合类型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升级而依次升级,经济发展阶段越高,人口与经济耦合程度越高,其耦合类型与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则越趋向于协调一致。     

福州市市辖区经济与县域经济时空分异和空间耦合分析

基于福州市2010～2016年的相关经济数据,通过计算CV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分析福州市市辖区经济与县域经济在时间尺度上的发展差异。利用灰色关联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对福州市市辖区经济和县域经济空间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2010～2016年间福州市市辖区经济与县域经济的发展水平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提升,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总体上不断缩小,呈现"先升后降"波动性发展趋势。市辖区经济和县域经济互相影响,在空间结构上,市辖区经济和县域经济可划分为4种发展类型,分别是低耦合度—高经济发展水平型、高耦合度—高经济发展水平型、低耦合度—低经济发展水平型以及高耦合度—低经济发展水平型。     

山东省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协调发展及空间格局

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综合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山东省1985—2012年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状况与演进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人口的增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山东省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根据耦合协调度可将山东省城镇化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即不协调阶段(1985—1989年)、基本协调阶段(1990—2005年)和高级协调阶段(2006—2012年),城镇化协调类型从严重不协调-空间城镇化滞后到高级协调-人口城镇化滞后;进而以山东省2011年县域为研究单元,对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和协调类型进行了分析,县域城镇化水平区域格局严重不均衡,空间城镇化水平普遍高于人口城镇化水平。山东省处于空间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相对滞后阶段,城镇土地利用集约度不高。     

中国西部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性的时空分析

采用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对中国西部地区1999—2014年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状况进行时空评价。从时序上看,西部地区人口-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状况呈现由低级向高级演进趋势,经历了由低水平耦合和低度协调到颉颃和低度协调再到颉颃和良好协调的发展过程。从空间格局上看,人口-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异现象渐趋明显。总体上,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质量不高,人口-土地城镇化尚不能实现良性耦合和良好协调发展,进一步提出促进西部地区人口-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对策建议。     

安徽省人居环境空间差异分析

当今世界,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高度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一系列环境问题也随之出现并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存.人居环境的建设逐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与重点领域之一.笔者选取安徽省13个城市,利用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方法对安徽省的人居环境进行评价,建立了人居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经过分析,将13个城市分为4个类型,最后根据问题提出对策.     

甘肃省县域农业经济空间差异分析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甘肃省地处西部,经济发展缓慢,对其农业经济空间的研究具有代表性。采用甘肃省县域农业经济统计资料,对全省87个县域进行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发现县域农业经济空间差异明显,并且表现出“空间四轴分级布局模式”,呈现“井”型格局。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自然区位与社会经济发展对县域农业经济的影响。     

中国区域信息空间和人口空间的耦合关联分析

从流动空间角度出发,建立基于关系测度的空间耦合模型,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深入探讨区域信息空间和人口空间的耦合格局。研究发现信息空间和人口空间的耦合网络呈现“核心-边缘”模式,北京、上海、广东、天津、新疆和甘肃等耦合核心省市在整个省市内占据主导地位,是其他省市耦合发展所依附的核心。全国省市信息空间和人口空间耦合分布的总体布局呈现“川”型特征,分为高耦合协调型、中耦合磨合型以及低耦合发展型。信息空间和人口空间的耦合主要分为高耦合协调型、中耦合磨合型以及低耦合发展型3种,其中空间的高耦合程度一方面响应了国家加快推进互联互通建设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也是京津冀一体化以及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必然结果。     

新疆县域人口与畜牧业经济时空演化分析

以ARCGIS和GEODA软件为技术平台,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对2001-2014年新疆人口与畜牧业经济空间演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1-2014年新疆人口与畜牧业地理集中度分布总体较为一致,基本呈现以哈密、伊犁、喀什为三个端点的"C"型,但两者的地理联系率在2007年出现拐点,联系率开始持续减小;人口单变量和人口与畜牧业经济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均不显著,但畜牧业经济呈现显著空间正自相关性,畜牧业经济呈现高度集聚特征;其LISA图表明H-H区域主要分布在北疆天山北坡经济带一线,L-L区域主要分布在南疆塔里木盆地区域,两者均出现集中连片特征,L-H区域分布较为分散,H-L区域零星出现;分布特征与自然禀赋条件差异、牧区畜牧业和农区畜牧业的布局特征紧密相连。     

基于栅格的安徽省人口-经济耦合关联及地形梯度差异

基于2018年的人口数据和经济数据,采用土地利用影响模型对社会经济指标空间化,探讨安徽省人口-经济空间关系对地形的响应.结果表明:1)空间化模型预测的人口和经济密度能够反映实际状况,并将人口-经济空间关系划分为超前型、滞后型和协调型3种类型.皖南山区以滞后型为主,经济集聚滞后于人口集聚;皖北地区以协调型为主,人口和经济...     

中亚五国资源环境承载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性分析

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有效协调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中亚五国是支撑“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关键节点,本文建立双系统评价模型,分析中亚五国独立后资源环境承载和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与系统耦合协调特性,结果表明：1）资源环境承载水平,哈、塔、吉三国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哈国和土国较高。1990—2017年,五国双系统变化总趋势呈现反向变化趋势。2）五国资源环境承载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介于0.3-0.8,处于轻度失调衰退型至中级协调型之间。空间差异呈现哈国水平最高,塔国最低状态;时间演变上,五国耦合协调度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且耦合度较高,协调度较低。3）五国的资源承载和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类型均未达到良好匹配。塔国和吉国属于经济明显滞后水平,哈国和乌国由经济滞后向资源受损型变化,土国变化较大,由经济滞后向资源受损型变化,且滞后程度不断加深。4）20世纪90年代,中亚五国经济衰退直接导致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减小,在资源环境状态任然缓慢恶化的情况下,资源环境承载总体水平有所提升。总体来说,五国之间双系统影响机制具有显著空间差异。     

洞庭湖区旅游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性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基于旅游产业、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作用机理,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洞庭湖区2000—2018年17个县域旅游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性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时序特征上,近20 a来耦合度和协调度呈现同步上升态势,两者均出现"一波三折"过程变化特点。耦合度增强的同时,协调度也随之增强,但滞后于耦合度的变化,协调水平有待提升。②空间格局上,协调度与耦合度均呈现出"中部低、四周高"的分布特点。17个县域2个典型年份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出现了不同类型的转变,高层次耦合类型和协调类型的县域集中分布在洞庭湖外围地区,低层次的县域则集中分布在洞庭湖中部地区。③耦合协调类型的空间组合差异明显,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变的县域达到9个,组合类型的空间分布格局与耦合度和协调度的分异特征基本相似。④相关分析表明,协调度与表征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因子的较强相关性是形成这种时空分异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     

淮河生态经济带城镇化与粮食生产耦合协调性时空特征

基于淮河生态经济带28个地级市2000—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城镇化和粮食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城镇化与粮食生产的耦合协调性时空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2000—2019年淮河经济带各市城镇化与粮食生产耦合协调度稳步上升,进入协调发展区间的城市已由2000年的8个增加到2019年的26个。虽然城镇化、粮食生产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空间差异,但也都呈现出日趋缩小的态势。除城镇化先行发展的少数港口和矿业城市外,早期城镇化受阻是制约两者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而目前只有8个农业大市城镇化相对滞后,说明城镇化与粮食生产可以实现协调发展。     

武威市城镇化与水土资源效益协调性分析

以武威市各县区为研究区域,利用2000、2005、2010年土地利用图和统计数据,构建了城镇化水平与水土资源效益协调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在分别运用熵值法和基于熵权的TOPSIS法计算了城市化水平与水土资源效益指数的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城镇化与水土资源效益的耦合度和协调发展度。结果表明：2000、2005、2010年武威市各县区城镇化水平逐步提高,但是基本都处于城镇化滞后的水土资源利用模式,水土资源效益呈现出不同的变化特征,其中凉州区、民勤县水土资源效益值逐步提高,古浪县、天祝县水土资源效益值逐步降低;武威市各县区城镇化水平和水土效益耦合处于颉颃阶段,协调发展度水平整体不高,但呈逐步上升趋势,协调发展类型逐步从失调向协调发展。     

县域经济和社会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县域经济和社会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是我国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研究的最基层地域单元。它对当前各地区经济和社会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以及发挥各地区的综合优势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探讨了县域协调发展的目标、研究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