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湖区旅游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性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基于旅游产业、城镇化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作用机理,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洞庭湖区2000—2018年17个县域旅游城镇化系统耦合协调性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时序特征上,近20 a来耦合度和协调度呈现同步上升态势,两者均出现“一波三折”过程变化特点。耦合度增强的同时,协调度也随之增强,但滞后于耦合度的变化,协调水平有待提升。② 空间格局上,协调度与耦合度均呈现出“中部低、四周高”的分布特点。17个县域2个典型年份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出现了不同类型的转变,高层次耦合类型和协调类型的县域集中分布在洞庭湖外围地区,低层次的县域则集中分布在洞庭湖中部地区。③ 耦合协调类型的空间组合差异明显,由低层次向高层次转变的县域达到9个,组合类型的空间分布格局与耦合度和协调度的分异特征基本相似。④ 相关分析表明,协调度与表征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因子的较强相关性是形成这种时空分异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     

山东省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协调发展及空间格局

构建了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综合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山东省1985—2012年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状况与演进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人口的增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是山东省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根据耦合协调度可将山东省城镇化发展划分为3个阶段,即不协调阶段(1985—1989年)、基本协调阶段(1990—2005年)和高级协调阶段(2006—2012年),城镇化协调类型从严重不协调-空间城镇化滞后到高级协调-人口城镇化滞后;进而以山东省2011年县域为研究单元,对县域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格局和协调类型进行了分析,县域城镇化水平区域格局严重不均衡,空间城镇化水平普遍高于人口城镇化水平。山东省处于空间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相对滞后阶段,城镇土地利用集约度不高。     

中国环渤海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协同演化特征

着眼于城乡发展转型中"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协同演化规律研究,以快速城乡转型发展的环渤海地区为典型案例区,通过构建县域层面的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相关数据资料,对环渤海地区县域尺度的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协调演化时空格局进行系统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环渤海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和协调度空间差异显著。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和协调度水平高于其他地区,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产业非农化之间转型联动一致性较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偏低,协调度呈现出低非农化转型水平的一致均衡性,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之间联动和传导作用较弱。2"人口—土地"非农化转型耦合协调度普遍滞后低于"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协调度,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同一致性失调。3伴随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及协调度呈现为波状传递上升的演进时序变化特征,人口、土地、产业子系统之间联系程度和组织调控过程符合系统从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规律。4创新土地利用优化配置机制,创建土地基本制度、核心制度与保障制度相融合的多层次土地节约集约制度体系,完善基本供地机制、规划决策机制、市场配置机制、收益分配机制,是构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关联挂钩的核心途径。强化以人口、土地、产业联动三挂钩的土地利用优化配置的核心理论研究将是城乡发展转型地理学和土地资源管理学科领域关注的热点科学问题。     

东北振兴以来吉林省四化发展的协调性研究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障碍度模型,判别东北振兴以来吉林省四化发展的协调性。结果表明：吉林省四化发展水平具有时间波动性和空间非均衡性,仅有农业现代化水平呈现递减态势,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空间分异不断缩小,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空间分异逐渐增大;四化发展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非同步性特征明显,中部城市群和东部沿边地区耦合度较高,西部内陆地区耦合度低,包括严重失调、中度失调和轻度失调三种类型;四化协调水平相似地区由离散分布向弱集聚状态转变,中部长吉、东部延边和通化地区是四化协调的热点或次热点,热点区县域不断减少,冷点区县域逐渐增加;2003年四化协调的前5项障碍指标是三产产值比重>人均GDP>非农人口比重>万人医院和卫生机构床位数>邮电业务指数,2012年前5项障碍指标是二产产值比重>二产从业人员比重>人均工业总产值>农业地均经济产出>农业劳均农产品产量,子系统障碍度大小排序为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最后,从区域战略政策、经济产业基础和自然地理环境探讨四化协调演化的驱动机制,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

不同时空尺度下,生态承载力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不同差异和变化。在阐述耦合协调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容量耦合模型对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时空分析。结果表明：① 时序变化上,2001~2012年洞庭湖区生态承载力系统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基本趋同,大致呈现同步稳定上升态势,耦合度均值达0.499,处于拮抗阶段;耦合协调度均值达0.463,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年均增长率上,耦合度达3.35%,大于耦合协调度的3.05%。表明生态承载力内部系统耦合作用和协同效应明显,并且耦合作用的强度大于内部协调性。② 空间分异上,17个县域的耦合度出现了低水平耦合、拮抗阶段和磨合阶段3种状态,3种耦合状态的县域个数和区间变化呈现不同的差异。耦合协调度出现了低度耦合协调、中度耦合协调和高度耦合协调3种状态,其变化状况基本上与耦合度类似,但从协调状态的县域个数和区间变化来看,耦合协调度的变化稍滞后于耦合度的变化,空间分布与耦合度分布特征基本相似,高、低值区的空间分布由西南向东北大致呈现较低-高-低-高-较低的“M”型基本格局。③ 空间组合上,17个县域出现了低耦合低协调区、中耦合低协调区、中耦合中协调区、高耦合中协调区和高耦合高协调区5种空间组合类型,其基本空间格局是,低耦合低协调区集中分布在洞庭湖区中部和西南部,高耦合高协调区则沿京广线、石长线和常岳高速三线呈“三足鼎立”布局,其它不同组合类型则集中于高耦合高协调区外围呈“零星状”分布。     

吐鲁番地区人口-经济-生态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根据2001—2011年吐鲁番地区人口、经济和生态方面的相关数据,构建吐鲁番地区人口-经济-生态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指标进行定量分析,计算出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及其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指数,从而得到吐鲁番地区人口-经济-生态系统11年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发展变化趋势以及耦合协调类别和类型。分析得出:2001—2011年吐鲁番地区人口-经济-生态系统的耦合类别变化情况依次为濒临失调衰退型—勉强耦合协调类—初级耦合协调类—中级耦合协调类—高级耦合协调类;耦合协调类型依次为经济滞后型—人口滞后型—生态滞后型。最后根据这一发展趋势,并根据吐鲁番地区特殊的自然条件,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建议。     

中国经济与环境污染耦合度格局及工业结构解析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由于从自然界提取资源并进行加工, 最后并排放废弃物质到自然界, 区域经济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通过各自元素的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形成经济环境耦合关系。本文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 通过建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耦合度评价指标体系, 对中国350 个地级单元的经济环境耦合度和协调度计算后进行空间格局分析。研究发现, 中国经济环境系统整体上处于低耦合低协调状态, 东部沿海地区的都市经济区和中部重要人口产业集聚区耦合度和协调度相对较高, 远西部和东中部偏远地区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相对较低。根据各地级单元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耦合度和协调度可以将现有国土划分为经济环境和谐区、经济环境磨合区、经济环境拮抗区及经济环境低耦合区4个类型区。通过对4 种类型区的工业结构分析后发现, 不同类型区工业结构存在很大差异。经济环境和谐区工业以电子机械、设备制造等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为主;经济环境磨合区工业主要以机械装备制造和部分污染性的冶金、化工、电力产业为主;经济环境拮抗区工业则以钢铁、石化、煤炭、建材、发电等污染性行业为主, 是中国污染性行业最集中的地区, 也是未来环境质量面临最大风险的地区;经济环境低耦合区工业则以初级产品加工和生产为主。     

长江流域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时空 耦合协调性与驱动因子分析

运用熵值法对长江流域2008年、2013年及2018年3个时期105个地级市的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水平进行多维评测;依托ArcGIS平台分析城镇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耦合协调性的时空集聚模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挖掘城镇化耦合协调性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长江上中下游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显著差异,呈现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格局。城镇化耦合协调度中等协调及以上水平的地级市主要位于长江三角洲、合肥与皖江沿线、武汉城市圈、长沙城市圈、成渝城市群、南昌、贵阳、昆明等地。耦合协调度处于失调水平的地级市主要位于长江源头地区、藏东—川西—滇北横断山区、甘肃陇南、乌蒙山区、武陵山区、南岭地区等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集聚模式可划分为热点聚集型、中部发展型、冷点聚集型、边缘游离型4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构建出4种空间集聚类型的拟合模型,决定系数R²均大于0.800。立足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对长江流域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发展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秦巴山片区中心城市人口、产业、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演变研究

以秦巴山片区中心城市2004—2015年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数据为基础,研究人口、产业与土地城镇化耦合协调演变特征。结果表明:秦巴山片区中心城市城镇化质量整体偏低,人口、产业和土地城镇化的耦合协调水平偏低,长期处于失调状态;多数中心城市的产业带动能力不强,土地利用效率较低,人口集聚能力有限。结合片区扶贫攻坚与区域发展规划,提出了提高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的路径。     

基于系统耦合的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分析——以云南省为例

以云南省为例,分析了新型城镇化系统与旅游业系统之间的耦合机理,采用熵值赋权法测度了其旅游业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继而在此基础上,利用系统耦合模型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度量了两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1明显地出现了以昆明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的3级空间等级扩散,第2圈层呈现"V"字形空间分布;2滇西北、滇中、滇南的旅游业发展水平要高于其他地区;3从各市(州)的耦合协调发展度来看,昆明为优质协调,丽江为中级协调,迪庆、西双版纳为初级协调,昭通为轻度失调,其他市(州)为勉强协调和濒临失调。     

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时空协同性演化分析

运用ArcGIS空间分析、交通优势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等方法,对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时空协同性演化特征进行系统分析。研究表明：① 城镇化与交通基础设施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存在正负双向反馈;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乡二元结构格局、城市空间无序蔓延是导致两者耦合协调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② 2000~2014年云南省整体县域城镇化水平普遍较低,约90%的县域处于城镇化起步阶段。③ 云南省县域交通优势度整体水平逐年提升,但空间分异特征显著。④ 2000~2014年期间云南省县域城镇化与交通优势度的耦合协调水平虽大幅提升,但整体协调度仍然偏低、空间分异特征依然突出。     

黄河中下游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机制研究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关乎地区可持续发展。论文通过构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等定量分析2010—2020年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异特征及耦合协调时空变化格局,并对其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黄河中下游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明显。乡村振兴高水平地区逐渐以黄河干流为轴线条带状分布;新型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格局基本保持稳定,省会城市仍是高值区的主要集聚地。(2)耦合度类型空间异质性大,目前以磨合阶段为主,而耦合协调度以濒临失调为主,集中分布在陇东、陕北等地区,相对发展类型整体以新型城镇化滞后型为主。(3)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格局变化是多种要素相互制约、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收入、消费、投资是主要驱动力。因此,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黄河中下游要针对地区发展实际,采取差异化的策略来推动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     

贵州乌蒙山区人口-经济-农业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山区人地矛盾突出,其人口、经济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存在矛盾,解决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是山区生态文明建设和资源环境建设中的重点。文章选取贵州乌蒙山区人口、经济、农业生态环境相关数据,采用熵值法、耦合度、协调度等方法测度人口、经济与农业生态环境发展趋势,并进一步探究其耦合度与协调度发展特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2005—2015年贵州乌蒙山区人口、经济发展总体向好,农业生态环境发展较为滞后,期间I_pop、I_eco分别提升0.259、0.487,I_agr下降0.398。②2005—2015年贵州乌蒙山区人口、经济、农业生态环境关系日益密切,协调性总体不断增强,但系统协调度明显低于耦合度,系统是一种不均衡的发展趋势。③2005—2015年贵州乌蒙山区人口、经济、农业生态环境协调性具有空间差异,大致呈东高西低,七星关、赤水和习水等县区协调度较高。④2005—2015年贵州乌蒙山区县域耦合度提升到高级耦合阶段,但多数县区仍处于初级协调阶段。     

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研究

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合理的有序的经济发展既是生态环境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强环境保护的重要支撑。推动黄河流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该流域实现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文中以黄河流域91个地市（州、盟）为研究单元,构建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及相对发展度模型对2005—2018年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时空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从时序分析层面看,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整体呈小幅波动下降态势,耦合水平较低,长期处于中度耦合的颉颃阶段;协调度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主要从濒临失调阶段向轻度失调阶段过渡,协调度水平有待提升;相对发展度整体呈大幅波动上升态势,具体表现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呈现生态环境逐渐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状态;（2）从空间分析层面看,耦合度呈现由上游向中下游逐渐增强的空间格局,协调度呈现以省会城市以及沿海城市为高值中心连片分布的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相对发展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体呈现由分散向集中、由个别到整体的空间形态。     

基于改进TOPSIS模型的安徽省城市创新能力演化及耦合协调研究

“双循环”发展背景下,城市创新能力成为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选取2010年、2014年和2018年作为时间节点,运用改进TOPSIS和耦合协调模型对安徽省城市创新能力及其子系统间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规律进行实证评价与分析。研究表明（：1）安徽省内城市综合创新能力差异逐渐扩大,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2）安徽省城市创新投入能力整体逐渐上升,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创新产出能力差距逐渐缩小,空间分布差异不显著;城市环境支持能力差距逐渐拉大,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3）安徽省城市“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环境支持”能力的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较低,在空间上表现出显著的“中心-外围”分布特征,以中度失调和轻度失调两种类型为主。（4）安徽省城市创新能力耦合协调性无法进一步提升的原因主要受2个或3个复合限制因素的影响,其中城市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环境支持能力同时滞后的城市数量最多。     

吉林省城镇化时空差异及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吉林省各县市2005—2014年人口和经济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从整体及局部研究各县市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的时空差异,同时采用协调发展度模型探究城镇化协调发展及空间演化情况。结果表明:吉林省县市间城镇化水平总体空间差异逐步缩小,城镇化发展联系日益紧密;城镇化水平总体空间格局稳定,东西部与中部相比,空间格局稳定且空间差异较小;多数县市在研究前期和中期城镇化发展不协调,末期协调型县市较多,人口城镇化滞后是城镇化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原因;协调型县市主要分布在东部,不协调型县市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县市的协调类型倾向于向更加协调的类型方向变化。     

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测度及空间分异

人口、土地、产业是区域发展的核心要素,三要素的变化趋势及其耦合匹配程度,直接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应用要素评价模型与耦合协调度模型,以京津冀147个县域为样本,分析了2000年、2008年和2015年人口、土地、产业要素发展格局及其耦合协调格局,揭示了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的空间分异规律。研究表明: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要素发展格局空间差异显著,京津及其周边县域具有较强的人口集聚能力与较高的产业发展水平,土地资源禀赋较为丰富,土地投入产出能力较强,是人口、土地、产业指数的高值区;低值区主要分布在冀北坝上高原与太行山山脉地区,人口集聚能力较弱,土地投入产出能力较低;中值区与次低值区覆盖县域数量最多,主要分布在河北平原地区。随着人口要素的流动、产业的空间集聚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京津冀县域人口-土地-产业耦合协调格局表现出一定的交替演化特征,其中,京津及环京津地区部分县域为人口-土地-产业要素耦合协调度的高值区,次高值区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为中心,呈现出多个团块状集聚分布格局,中值区主要分布在冀中南次高值区周围,冀北地区耦合协调程度最低。最后,应用聚类分析方法,将京津冀县域划分为五种耦合类型,并提出不同类型区未来的发展路径。     

湖南郴州市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协调发展内涵,构建了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法测度了郴州市11个县域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综合评价指数及其协调度。研究结果表明:郴州市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度总体上处于"双低型"协调发展状态或不同程度的失调状态;空间分布上,处于低水平协调度状态或不同程度失调状态的县域主要分布在郴州市主要交通干线途经地区,而协调度高的县域则分布于郴州市边缘地区,究其原因是新型工业化水平影响了两者协调度水平及其空间分布。据此提出了郴州市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度提升及其空间布局优化的策略。     

人口-经济-住房租赁市场耦合协调研究——以中国35个大中城市为例

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人口流入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而高房价使住房租赁需求日益增加。人口、经济与住房租赁市场相互影响,三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构建人口-经济-住房租赁市场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及空间误差模型,探讨2018—2019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人口-经济-住房租赁市场三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人口、经济和住房租赁市场作为3个社会系统,彼此相互影响。在城市可持续发展视角下,三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应是人口合理流动、经济运行良好与住房租赁市场平稳运行,三系统共赢共荣。2）35个大中城市人口与经济综合水平整体有所上升,但住房租赁市场综合水平稍有下降。3）35个大中城市人口-经济-住房租赁市场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有所上升,但各城市间耦合协调水平差异变大,其中划入住房租赁试点城市的耦合协调度相对较高。同时,东部城市耦合协调度普遍较高,其中上海市和北京市已达到良好协调水平,其他城市基本为初级协调水平;中部和东北部城市大多为勉强协调水平;西部城市大多处于濒临失调水平。4）经济结构、人口规模、房地产市场发展水平与教育资源是提高人口-经济-住房租赁市场系统协调水平的重要因素。     

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口−土地城镇化质量测度与协调发展研究

统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关系,推动二者之间的稳步协调发展,是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在构建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均方差权值法对2000年和2018年8个设区城市人口?土地城镇化质量及其时空演化特征进行测度和分析,利用弹性系数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的协调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① 2000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质量不高,各子系统之间差别明显。2000年以后提升迅速,2018年人口城镇化质量总体高于土地城镇化。② 2000—2018年,济南和潍坊的人地弹性系数接近于1,表明18 a间2个城市的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质量提升速度相当,人地关系比较协调;烟台和淄博的弹性系数小于0.6,说明人口城镇化质量的提升速度滞后于土地城镇化;东营、威海、青岛、日照的人地质量弹性系数大于1,反映出18 a间土地城镇化质量提升速度滞后于人口城镇化。③ 无论是2000年还是2018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口?土地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度都很高,但协调度较低,且时空差异非常明显。2000年多数城市人口–土地城镇化质量的耦合协调类型属于失调型。2018年所有城市均已发展为协调型。